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隋末山东地域政治、军事局势异常混乱，与此地域豆子?、高鸡泊山东豪杰有密切联系。此系统之领袖刘黑闼在武装起兵中利用“刘氏当王”谶言，且获得颇大的政治效果，确实给李唐政权统治山东地域带来不少的麻烦。
关键词：“刘氏当王”；豆子?、高鸡泊；山东豪杰
豆子?、高鸡泊系统的山东豪杰相较于瓦岗寨系统，其胡化程度更深。此系统的代表人物是窦建德、刘黑闼等。李锦绣《论“刘氏主吉”——隋末唐初山东豪杰研究之二》是较早提出“刘氏主吉”与其之关系：豆子?、高鸡泊系统之山东豪杰中刘姓善战者较多，故在统帅的候选人上提出“刘氏主吉”，希望以此召令建德旧部，继续与唐作战。孙英刚《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曾说：“‘刘氏当王’谶语发端于与今文经学结合紧密的谶纬之学，在汉朝灭亡前后与早期道教结合，北魏以后却转向与弥勒信仰结合。”因此，此时豆子?、高鸡泊系统之山东豪杰提出刘氏谶言应与其种族、宗教信仰皆有莫大关系。
此处需要弄清楚两个问题。其一，窦建德是此系统之最高领导当无疑虑，为何在其建立五凤政权时不利用刘氏之谶？笔者以为，窦建德余党在吸取失败经验教训之时，鉴于“李氏将兴”之谶已为李唐所用，又需寻求自身反叛的合法性，建立与李氏之谶相对应的刘氏之谶是最为明智之选。其二，刘黑闼等人决定反叛时，提出的谶言是“刘氏主吉”？据《旧唐书·刘黑闼传》载“卜以刘氏主吉”，《新唐书·刘黑闼传》载“卜所主，刘氏吉。共往见故将刘雅，告之，雅不从，众怒，杀雅去。范愿曰：‘汉东公黑闼果敢多奇略，宽仁容众，恩结士卒。吾尝闻刘氏当王，今欲收夏王亡众，集大事，非其人莫可。’”相较而言，后者撰写更为生动详细，“刘氏主吉”应是专为刘雅而提出，“刘氏当王”则是专为刘黑闼。窦建德余党是先提出“刘氏主吉”，后又进一步提出“刘氏当王”，两者并无太大的差异，但仍有少许区别，即后者与“李氏将兴”的对立性更明显。
豆子?、高鸡泊系统山东豪杰所建立的政权主要是五凤政权、天造政权。两者之间实则是同一政权的延续。窦建德建立政权时，其利用术数是祥瑞。此时，此系统山东豪杰对刘氏之谶并不够重视。笔者以为，主要当时窦建德集团所面临的敌人不仅是利用李氏之谶的李密集团和李渊集团，其所割据之山东地域另有王世充集团。武德四年，竇建德残余势力起兵之前，王世充、李密皆已灭亡，其所面临的大敌主要是李唐。李唐此时宣扬天命所归依据是“李氏将兴”谶言，为寻求自身所建立政权的合法地位，利用流传已久的“刘氏当王”与“李氏将兴”进行对抗，藉此在舆论上与李唐一较高下。此系统的山东豪杰主要集中在河北地区，自魏晋以来，该地区一直是胡人的聚居区、迁徙区，胡人、汉人胡化者较多，其所推崇“刘氏当王”之谶应与宗教信仰有关。前文中，笔者已提及隋末唐初之际刘氏之谶与弥勒信仰相结合，据此推断，此系统山东豪杰应信仰弥勒教。与信仰“李氏将兴”的山东豪杰则有较大不同，李氏之谶来源于道教李弘谶言，即瓦岗系统山东豪杰信仰道教。无论是从政权的对立而言，或是山东豪杰内部斗争而言，前者是政治、军事斗争，后者是宗教信仰分歧。由此两种缘由交织在一起，使得隋末唐初之际山东地域的政治局势更加不稳定。
刘黑闼集团如此执着于刘氏之谶；不仅仅因为其自身姓刘，更加主要的是宗教、民族信仰。刘黑闼、刘武周的势力范围主要是在河北地区。自魏晋以来，河北地区就是弥勒教众反叛的集中地，如“五城郡山胡冯宜都”等。甚至弥勒教众的谋反已经危及最高统治者，如大业六年发生弥勒教众企图闯入宫城的事件。由此可见，河北地区乃至整个北方，弥勒教信仰影响颇大，且经常为反叛者所利用。相较而言，河南地区发生弥勒教众叛乱的事则相对较少，笔者以为此地区民众信仰道教李弘末世论的较多。故此，笔者大胆推测山东豪杰分化为瓦岗寨和高鸡泊两大阵营，很大原因是宗教信仰的对立。
另一事亦可证明刘黑闼等人之所以与李唐对峙旷日持久，不仅是政治对立，其背后当有宗教文化信仰对立的因素。即刘黑闼最后是太子李建成所平定，之所以此次不是李世民领兵，当是两者之间有竞争关系，王珪亦曾建议前者尽力拉拢此系统之山东豪杰，可惜并未成功。若此系统山东豪杰仅是与李唐政治上对立，在其军事反抗失败后，应转而与李唐合作才是唯一的生路，但其并未如此，且不愿意與李建成合作。故此，笔者推断，正是因为此系统山东豪杰信奉弥勒佛，与李唐所宣扬“李氏将兴”代表的道教理念不同，这是由于深厚的文化背景造成的。因此，刘黑闼等人与李唐的对峙，有政治因素，更主要的是宗教、文化因素。
参考文献：
[1] 孙英刚.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2] 李锦绣.论“刘氏主吉”——隋末唐初山东豪杰研究之二[J].史林，2004，5.
关键词：“刘氏当王”；豆子?、高鸡泊；山东豪杰
豆子?、高鸡泊系统的山东豪杰相较于瓦岗寨系统，其胡化程度更深。此系统的代表人物是窦建德、刘黑闼等。李锦绣《论“刘氏主吉”——隋末唐初山东豪杰研究之二》是较早提出“刘氏主吉”与其之关系：豆子?、高鸡泊系统之山东豪杰中刘姓善战者较多，故在统帅的候选人上提出“刘氏主吉”，希望以此召令建德旧部，继续与唐作战。孙英刚《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曾说：“‘刘氏当王’谶语发端于与今文经学结合紧密的谶纬之学，在汉朝灭亡前后与早期道教结合，北魏以后却转向与弥勒信仰结合。”因此，此时豆子?、高鸡泊系统之山东豪杰提出刘氏谶言应与其种族、宗教信仰皆有莫大关系。
此处需要弄清楚两个问题。其一，窦建德是此系统之最高领导当无疑虑，为何在其建立五凤政权时不利用刘氏之谶？笔者以为，窦建德余党在吸取失败经验教训之时，鉴于“李氏将兴”之谶已为李唐所用，又需寻求自身反叛的合法性，建立与李氏之谶相对应的刘氏之谶是最为明智之选。其二，刘黑闼等人决定反叛时，提出的谶言是“刘氏主吉”？据《旧唐书·刘黑闼传》载“卜以刘氏主吉”，《新唐书·刘黑闼传》载“卜所主，刘氏吉。共往见故将刘雅，告之，雅不从，众怒，杀雅去。范愿曰：‘汉东公黑闼果敢多奇略，宽仁容众，恩结士卒。吾尝闻刘氏当王，今欲收夏王亡众，集大事，非其人莫可。’”相较而言，后者撰写更为生动详细，“刘氏主吉”应是专为刘雅而提出，“刘氏当王”则是专为刘黑闼。窦建德余党是先提出“刘氏主吉”，后又进一步提出“刘氏当王”，两者并无太大的差异，但仍有少许区别，即后者与“李氏将兴”的对立性更明显。
豆子?、高鸡泊系统山东豪杰所建立的政权主要是五凤政权、天造政权。两者之间实则是同一政权的延续。窦建德建立政权时，其利用术数是祥瑞。此时，此系统山东豪杰对刘氏之谶并不够重视。笔者以为，主要当时窦建德集团所面临的敌人不仅是利用李氏之谶的李密集团和李渊集团，其所割据之山东地域另有王世充集团。武德四年，竇建德残余势力起兵之前，王世充、李密皆已灭亡，其所面临的大敌主要是李唐。李唐此时宣扬天命所归依据是“李氏将兴”谶言，为寻求自身所建立政权的合法地位，利用流传已久的“刘氏当王”与“李氏将兴”进行对抗，藉此在舆论上与李唐一较高下。此系统的山东豪杰主要集中在河北地区，自魏晋以来，该地区一直是胡人的聚居区、迁徙区，胡人、汉人胡化者较多，其所推崇“刘氏当王”之谶应与宗教信仰有关。前文中，笔者已提及隋末唐初之际刘氏之谶与弥勒信仰相结合，据此推断，此系统山东豪杰应信仰弥勒教。与信仰“李氏将兴”的山东豪杰则有较大不同，李氏之谶来源于道教李弘谶言，即瓦岗系统山东豪杰信仰道教。无论是从政权的对立而言，或是山东豪杰内部斗争而言，前者是政治、军事斗争，后者是宗教信仰分歧。由此两种缘由交织在一起，使得隋末唐初之际山东地域的政治局势更加不稳定。
刘黑闼集团如此执着于刘氏之谶；不仅仅因为其自身姓刘，更加主要的是宗教、民族信仰。刘黑闼、刘武周的势力范围主要是在河北地区。自魏晋以来，河北地区就是弥勒教众反叛的集中地，如“五城郡山胡冯宜都”等。甚至弥勒教众的谋反已经危及最高统治者，如大业六年发生弥勒教众企图闯入宫城的事件。由此可见，河北地区乃至整个北方，弥勒教信仰影响颇大，且经常为反叛者所利用。相较而言，河南地区发生弥勒教众叛乱的事则相对较少，笔者以为此地区民众信仰道教李弘末世论的较多。故此，笔者大胆推测山东豪杰分化为瓦岗寨和高鸡泊两大阵营，很大原因是宗教信仰的对立。
另一事亦可证明刘黑闼等人之所以与李唐对峙旷日持久，不仅是政治对立，其背后当有宗教文化信仰对立的因素。即刘黑闼最后是太子李建成所平定，之所以此次不是李世民领兵，当是两者之间有竞争关系，王珪亦曾建议前者尽力拉拢此系统之山东豪杰，可惜并未成功。若此系统山东豪杰仅是与李唐政治上对立，在其军事反抗失败后，应转而与李唐合作才是唯一的生路，但其并未如此，且不愿意與李建成合作。故此，笔者推断，正是因为此系统山东豪杰信奉弥勒佛，与李唐所宣扬“李氏将兴”代表的道教理念不同，这是由于深厚的文化背景造成的。因此，刘黑闼等人与李唐的对峙，有政治因素，更主要的是宗教、文化因素。
参考文献：
[1] 孙英刚.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2] 李锦绣.论“刘氏主吉”——隋末唐初山东豪杰研究之二[J].史林，20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