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百乐门定位非常高端，并非靡靡之音飘荡、舞女成群的“舞厅”或“歌厅”
　　“当中那片光滑的地板上，飘动的裙子、飘动的袍角、精致的鞋跟，鞋跟，鞋跟，鞋跟，鞋跟。蓬松的头发和男子的脸。男子的衬衫、女子的笑脸。伸着的胳膊，翡翠坠子拖到肩上。整齐的圆桌的队伍，椅子却是零乱的。暗角上站着白衣侍者。酒味、香水味、英腿蛋的气味、烟味……独身者坐在角隅里拿着黑咖啡刺激着自家儿的神经。”穆时英在《上海的狐步舞》里所写的这一片段，正是昔日有着远东第一乐府之称的上海百乐门大舞厅的场景。

　　十里洋场里的百乐门，还有多少往事？
　　不仅仅是乐府舞厅
　　1933年12月14日，上海人翘首以盼的“百乐门大舞厅”（Paramount）终于正式开门迎客。自一年前破土动工以来，它便一直是沪上名流关注所在，亦是寻常市民的新鲜谈资。
　　开业当天，《申报》毫不吝啬地用一连串句子对百乐门进行赞美：“玻璃灯塔，光明十里。花岗岩面，庄严富丽。大理石阶，名贵珍异。钢筋栏杆，灵巧新奇。玻璃地板，神炫目迷。弹簧地板，灵活适意”。
　　作为上世纪30年代欧美Art Deco（装饰派艺术）风格建筑在上海的最大规模实践，百乐门的堂皇外观几乎让当时其他沪西建筑黯然失色。百乐门建筑高三层，结构别致，装饰考究。整个建筑主体占地面积达到930平方米，建筑面积2550平方米，为钢混结构，内外由花岗岩、大理石砌装，奢华程度冠绝申城。
　　在路口转角处的屋顶，另竖有一座玻璃银光塔，据说每天晚上，数公里外依旧光彩夺目，乃是沪西最璀璨的夜景。
　　百乐门被冠以“远东第一乐府”的名号，但又不仅仅是乐府舞厅，它也是高级饭店。整栋大楼沿愚园路而建，底楼是店面，二楼以上则是旅馆，备有20余间欧式豪华客房，均配有电话、冷热水浴室以及空调。沿万航渡路那一面楼房，一楼为管理处和饭店，二至三楼便是鼎鼎有名的舞厅。
　　内部奢华令人称奇
　　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百乐门大舞厅，其奢华依旧让人称奇。
　　整个大厅约容400余座，楼上约有250余座，另两间宴会厅还能安排至少150个座位，彼此还能用隔板分割，可以满足各类大小型宴舞的需要。
　　为营造气氛，舞厅内部安装了多达1.8万盏电灯，照度强弱可自由调节。舞厅舞池长40米、宽20.7米，中央是弹簧地板，四周则用厚达2寸的晶光毛玻璃铺成地板，下装彩色电灯，透过玻璃地板与室内灯光交相辉映。这也就是《申报》报道中“玻璃地板，神炫目迷。弹簧地板，灵活适意”的来历。
　　此外，出于避免舞厅内空气浑浊的考虑，还安装了新风调节装置，以便用来换气。百乐门舞厅屋顶凿有上千个小孔，经蒸汽热管的逼压使新鲜空气进入舞厅之内。地板四周则设有吸气孔将浊气排出室外，大约每10分钟厅内空气便可更新1次。
　　为避免出现安全事故，除依例配有消防龙头和太平梯外，还从英国进口了数十盏安全灯。一旦发生停电情况，这些安全灯立即自动亮起，方便客人安全、从容地退出。
　　“宴舞厅”里的上流社会
　　起初，百乐门定位非常高端，并非日后老上海想象中靡靡之音飘荡、舞女成群的“舞厅”或“歌厅”，而是走欧美上流社交路线的备有跳舞设施的公共舞场，也是集个性化、灵活性和娱乐性于一体的场所。
　　总设计师杨锡镠就将百乐门的舞厅称为“宴舞厅”，他说，“独公共宴舞厅（Ballroom）自大华饭厅因地权易主而发展停业后，数年来无相继者。虽后起一二，亦非隘即陋，与大华饭店已不可同日语矣。近来上海繁荣日甚，社会需要日亟，沪上人士，亦莫不渴望大规模之新颖宴舞厅实现，遂有百乐门大饭店之计划，拟为宴舞事业开一新纪元。”
　　既然设施奢华、定位高端，那么百乐门舞厅在日常运营上自然也以欧陆上流社会社交场所为蓝本。为此，百乐门舞厅专门聘请有音乐教育和欧美社交礼仪背景的奥地利人Joe Farren为舞厅经理。那时，前往百乐门消遣社交的客人皆需携舞伴盛装出席。
　　西方人在上海跳交谊舞的历史颇为悠久。上海开埠之初，每周六、周日晚上，外侨会在租界核心区的理查饭店、卡尔登剧场定期举行社交舞会。百乐门开业后，上等外侨社区的舞会也慢慢移至此处进行。而他们所跳曲目大多是时任经理的奥地利同胞约翰·施特劳斯的华尔兹圆舞曲，《蓝色多瑙河》《维也纳森林的故事》等几乎成了每晚的固定曲目。
　　富丽堂皇、奢华高端的百乐门很快成为申城上流社会尤其是外国社区的社交首选。所有顾客中，欧美人士占80%，余者大多也是沪上精英华人。

　　最初的两年间，一些欧美一流演艺团队会被邀请来表演，百乐门因此也成为当时上海最高端的演艺场所，也是名副其實的“远东第一乐府”。
　　“摇摆年代”降临
　　提及百乐门，人们多将南浔丝绸商人顾联承视为其老板和缔造者。上世纪20年代，顾联承确实投巨资向静安寺购得一块寺属土地，也成了日后百乐门之所在。不过，真正投资建设百乐门的，不仅仅是顾联承一人，盛宣怀的小女儿盛瑾如也曾巨资入股，董事会内还另有近十位沪上闻人。为保证百乐门的日常运营有序，这些投资人决定合资组建专门机构——大成公司——来全权负责。 　　百乐门排场豪华，开支甚大。尽管每晚营收可以达到四五千元之巨，却仍难免出现亏损的情况。
　　1935年初夏，运营百乐门的大成公司为贷款融资找上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后者的调查书中，对百乐门当时的运营状况有详细的披露：“该公司一切设备费用，已超过资本，加之去年夏季停业关系，故目前负甚巨，大约营业前途尚有希望，不难逐渐弥补债务，或再由各股东增加资本”。
　　一年后，走“高端”和“烧钱”路线的百乐门最终难逃入不敷出，只得关门歇业。1936年11月，法院裁定大成公司百乐门大饭店破产。
　　倒闭4个月后，由部分沪上舞厅从业者持股的国都公司接盘百乐门。国都接盘后，第一项举措便是分拆旅館业务，专注于舞厅经营。而第二项重大改变则是放弃上流社交路线，将“宴舞厅”改为更大众化的舞厅夜总会，并招募了伴舞女郎。
　　由于定位改变，百乐门里飘出的音乐也从圆舞曲变成了摇摆爵士乐、布鲁斯或是时下流行的好莱坞金曲，宣告了“圆舞曲岁月”的远去与“摇摆年代”（Swing Era）的降临。
　　一流乐队也是招牌
　　除专业舞女外，百乐门这样级别的舞厅同样也会聘请“爵士大乐队”（Big Band）驻唱伴奏，这也是吸引顾客的亮点。
　　20世纪40年代，上海滩上各大爵士乐队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而百乐门的舞池是兵家必争之地，也代表了当时中国乃至整个远东爵士乐演奏的巅峰水平。
　　起初在百乐门驻场的多为菲律宾乐队。来自哈尔滨的奥列格·隆德斯特列姆与他的俄罗斯伙伴们组成的俄国乐队也是百乐门的常客。1936年时，他们最早是在大华饭店（Majestic Hotel）的舞厅开始表演生涯，很快就受到沪上舞客、观众的热捧，进而跻身百乐门。之后几年间，这群苏俄爵士乐手不仅在上海音乐圈站稳了脚跟，也成为百乐门之类的舞厅招揽生意的最大招牌之一。即便是在抗战期间，隆德斯特列姆乐队依旧受到追捧，成员最终扩到了19名之多，发展为名副其实的“爵士大乐队”。值得一提的是，这支爵士乐队今天依旧活跃在俄罗斯爵士音乐界。
　　抗战结束后，华人乐队吉米·金（Jimmy King）异军突起成为沪上乐队的翘楚。
　　华尔兹、集体舞与禁舞令
　　尽管伴舞乐曲日益大众化，但华尔兹并未在百乐门绝迹，只是性质已从上流社交舞变成了职业舞女的“广告舞”。
　　1939年后，每晚演奏的华尔兹屈指可数，且多是一曲慢华尔兹后，会接着另一首快华尔兹。由于要求舞艺娴熟，且男女舞伴必须配合默契，众目睽睽之下，若无自信和把握，一般人不敢露拙，所以此时舞池内人很少。于是乎，这成了职业舞女展示自己舞艺的最佳时刻。而各色舞客同样乐于在此刻欣赏那些身材好、相貌佳的舞女如何展示风韵。
　　有了百乐门这样的大舞台，一流舞女很快成为上海滩新一代的社交明星。日军占领上海后，租界成为“孤岛”，在那个时期，在百乐门甚至发生过舞客或因争风吃醋枪杀当红舞女陈曼丽的血案。
　　当时，大部分舞客喜欢跳的是“慢四步”和“快四步”。
　　1940年后，百乐门还有一种特别的集体舞。跳集体舞的时候，也是最拥挤热闹的场面，舞客们挤满舞池。乐队会奏起《满场飞》。音乐响起，舞池中的男女，无论是否相识，都会与旁人自动地手牵手排成一排，每排约6人或8人，跟着节拍，同时左右脚前后交替，向前迈进，热闹如集市。
　　此间，舞客的主力军渐渐变成了大学生。圣约翰、沪江、震旦的学生们踩着吉米·金的节奏，更陶醉于舞娘们的温柔乡。
　　此现象甚至一度引发社会议论，认为大学生充斥舞厅绝非体面之事。当年被视为代表“欧风西雨”的文明社交舞，成了所谓的“庸俗娱乐”。
　　实际上，上海各大学联合会确实曾出台过“学生禁舞办法”，响应“新生活运动”号召，要求在校学生不涉足舞场，以免耽误学业。不过，联合会的声明也承认，“跳舞本为正当娱乐，在欧美各国且视为交际界中之必要技能，但吾国舞场之跳舞，目的殊异，反贻误青年”。此后，沪上各大媒体围绕“大学生禁舞”之事还爆发过一连串笔战，继而升级为一桩不大不小的社会事件。最终，因难以切实推行而不了了之。
　　上世纪40年代后期，南京政府曾颁发过禁舞令。然而，一纸禁舞令并没有熄灭百乐门楼顶的霓虹招牌，反而引发舞女群体上街抗争，酿成了著名的舞潮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