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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1927年12月13日,广州起义在中外反动派的镇压下失败。恽代英被迫转移至香港,从事艰苦的白区斗争工作。他组织有关人员寻找,接待广州起义后疏散在港的同志,将他们安全转移到上海或其他地方,保存下这批革命骨干。同时,他继续负责编辑广东省委的《红旗》杂志。
恽代英抵港不久,便通过邮局用暗语写信给沈葆英,叫她到香港来。信中写道:“刚刚又做了一笔生意,赚了一笔钱,又倒出去了,但我们不失望。做生意,赚钱和折本是常有的事……”信中还说恽代英的“老板”同意沈葆英去帮他们,“接信后可立即动身南来,从上海换海轮,直达香港……”
1928年初春,沈葆英经上海搭船到香港。他们选择了一个僻静的地方,租了一间老百姓的房子,夜以继日地为党工作。
两个人久别重逢,自然是有很多贴心话要讲。恽代英跟她说了离开武汉以后的事: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暴动,然后到了香港,现在做党的地下工作。他突然话锋一转,严肃地说:“葆英啊,这次接你过来,不是来享福,是按照上面的要求,请你协助我工作,负责搜集整理国际国内的政治资料。”沈葆英很认真地听,连连点头,后来也向他讲了这半年的情况。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着。总的感觉就是:苦,并快乐着。每当恽代英在楼上开会时,沈葆英就在楼下看守望风。恽代英常对她说:“香港这个地方,情况特殊,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到处横行,政治斗争非常尖锐。最近,国民党又派了不少特务来港,斗争更加激烈。党的地下工作者,时时刻刻都要提高警惕,每根神经末梢都要参加战斗。”
一天傍晚,恽代英不在家,党组织在他家开会。楼上开会的同志散了会,正要离开时,忽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沈葆英一听不是规定的暗号,立即上楼去报信。但是楼下不明情况的房东已经打开了门,巡警蜂拥而至,逮捕了参加会议的同志。
这时,巡警用枪指着沈葆英,要她指出谁是会议的主角。
沈葆英摇摇头说:“我来香港探亲,这几个人我都不认识。”
巡警见她一身蓝旗袍,没有烫头发,也没有着木屐,的确不像香港人,就把她放了。待巡警离去,沈葆英迅速收回窗外那串作为暗号的红辣椒,表示出了事,不要进来。
为了提防再有巡警来搜捕,沈葆英立即离开了这所房子,急忙去找恽代英。夜深了,她在偏僻街道的一户人家门口停下来,求好心的主人借宿了一晚。第二天又继续在街上流浪。直到第三天早晨,她又来到靠近原来住处的一条街上,远远看见恽代英迎面走来。因为这里离原来住的地方太近,怕引起注意,都没有敢打招呼,相互递了个眼色,擦身而过。恽代英在前,沈葆英尾随其后,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左右望望,可以放心了,才先后走了进去。
沈葆英向丈夫诉说了几天来的焦急心情和流浪生活的遭遇,说着说着,流下了眼泪。恽代英扶着她的肩膀,安慰道:“四妹,别难过。这两天找不到你,我还以为你也被捕了。现在证明,你很机警,又很冷静,适合做秘密工作。吃了点苦头,经受了锻炼,也是收获。丢点东西不要紧,只要人安全就是胜利。”
七
广州起义失败后,广东省委损失极大,党内思想十分混乱,在许多同志中产生了一种埋怨省委的情绪。在究竟应不应该举行暴动,暴动应采取的方针以及暴动失败的原因等问题上,省委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中共中央派李立三到香港,主持省委工作。李立三根据中央1927年11月扩大会议对领导起义失败的同志进行处罚的决定,撤销了恽代英等省委委员的职务。这样做非但没有统一思想,相反造成了更大的混乱。1928年2月,党中央及时派邓中夏抵港,担任省委书记,纠正李立三的错误做法。但不久省委机关遭到破坏,邓中夏被捕。
在此情形下,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于3月中旬来到香港,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为了躲避巡捕和特务的耳目,会议利用办喜事的公开形式,在一栋张灯结彩的公馆里举行。
这一天,沈葆英以女傧相的名义,站在门口招待来宾,起着会场第一道警卫的作用。
来的人必须按照规定的暗号,说:“恭喜恭喜,向王小姐、何先生贺喜。”
沈葆英回答说:“怠慢怠慢,多多原谅。”
来人把手挥三下,就可以放进去。
沈葆英第一次参加这样重大的活动,意识到自己责任重大,心里既兴奋又紧张,特别小心地站在大门口接待来宾,眼睛紧张地注视着大街上,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人。来宾中有不少人是老早就认识的。突然,她看到走进来一位颇有气派的“贵客”,他中等身材,穿着浅色西装,英俊而消瘦的脸上,浓眉下有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他跨进大门时,朝沈葆英亲切地点点头,马上就有人把他引过天井,接进客厅去了。
“他是谁?”沈葆英觉得这个人挺可亲的,正在思忖,恽代英悄悄走过来,贴在她的耳边说:“他就是伍豪!”
“呵,他就是伍豪!”沈葆英惊喜得瞪大了眼睛。伍豪即周恩来。她以前虽然没有见过,但早已从恽代英和其他许多同志的口中,听到过有关他的不少传奇故事。这时,沈葆英的眼前,浮现出恽代英每次谈到周恩来时,那无限钦佩和信赖的神情。
客厅里有几个人在打牌。接着又有人过来审查来客的身份,送进新房,那里才是开会场所。客厅里有侍应仆役,都是打掩护的保卫人员。内室里围着“新郎”、“新娘”谈话的人,才是会议的主要人物。
会上,周恩来首先肯定了广州起义。他指出,在这次起义中,绝大多数同志包括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都是英勇斗争的,提拔一些工人出身的优秀分子参加新的省委领导工作是很好的,但是不能因此清除一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他还分析了起义失败的主、客观原因。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下,恽代英和其他被撤职的同志恢复了职务。
此后不久,沈葆英怀孕了,恽代英就更忙了,每天除了写稿、编刊物、开会以外,尽量腾出时间照顾沈葆英。那时,党的经费常常中断,恽代英夫妇的生活很拮据,有时甚至断炊。恽代英就想方设法买点好吃的给沈葆英,即使炒个菜,也是自己避开,给沈葆英一个人吃。他偶尔也买点水果,让沈葆英开开胃,而自己却常常饿肚子,不让沈葆英知道。
繁重的工作和艰苦的生活,使患有肺病的恽代英身体更加消瘦了。沈葆英看到丈夫一天天消瘦的脸庞,心中十分难过。恽代英却不以为然,非常乐观。有一次,他对沈葆英说:“我们是贫贱夫妻,我们看王侯如粪土,视富贵如浮云,我们不怕穷、不怕苦。我们要安贫乐道,这个‘道’就是革命的理想。为了实现它而斗争,就是最大的快乐。我们在物质上虽然贫穷,但精神上却十分富有。这种思想、情操、乐趣,是那些把占有当幸福,把肉麻当有趣的人所无法理解的。”
就这样,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互相鼓励,互相支持,坚持对敌斗争。
八
1928年冬,恽代英奉命从香港调到上海党中央组织部,协助部长周恩来的工作。恽代英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各省省委负责人来上海汇报工作,周恩来腾不出时间听取汇报时,均由恽代英接洽,并直接作出决定。他回来向周恩来汇报时,周恩来总是表示同意或照办,从未提出异议。
1929年初,恽代英被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担任秘书。在这前后,他还担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上海地区党的机关报《上海报》的编辑。沈葆英协助恽代英,负责搜集资料。在沈葆英的协助下,恽代英写了大量文章,猛烈地抨击蒋介石新军阀祸国殃民的罪行。他大声疾呼:“只有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与买办地主阶级,建立我们工农兵贫苦民众自己掌握政权的国家,才可以永远灭绝国民党的毒害,灭绝军阀战争!才能求得中国经济的独立与国际平等,这是中国工农群众唯一求生存的道路。”
沈葆英当时担任党中央机关的机要员,职责是用药水抄写信件,登记来往电报,管理或递送重要文件,并负责保卫工作。由于工作需要,她有时化装成服装艳丽的阔太太,有时又扮成穿着朴素的家庭妇女,把周恩来交给她的文件送到指定的地方去。
那时,邓颖超是中央机关的党支部书记,常常到机关来检查保卫工作。临近春节,她怕同志们麻痹大意,又特意到机关来。她领着沈葆英楼上楼下仔细查看,看窗口的暗号放得是否合适,会不会被暗探察觉,机关人员的生活和服装有没有会引起敌人注意的地方。她边看边叮嘱沈葆英说:“葆英啊,恩来和代英从黄埔军校到南昌暴动,两次共事,了解很深。现在是第三次共事,合作得很好。他们辛辛苦苦地为党工作,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健康,保障他们的安全,这是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每次代英出去检查工作到些什么地方、经过哪里、在哪吃饭、回来时后面会不会跟上‘尾巴’,都要注意。”邓颖超还特别关照沈葆英要关心恽代英的身体。她语重心长地说:“葆英啊,一个女同志,作为他们的亲属,把他们保护好,也就是对党的贡献。”
沈葆英看着只比自己大一两岁,然而却有丰富斗争经验,对同志又如此热诚的大姐,感到非常敬佩。这时,沈葆英已临近生产,对照顾孩子和革命工作之间的矛盾产生了重重顾虑,就向邓颖超讲了自己的想法。
邓颖超恳切地对沈葆英说:“女同志总是要做妈妈的。关键是做了母亲不要忘了党的事业,不要忘了工作。只要安排好,矛盾还是可以解决的。”
沈葆英回家同恽代英讲了邓颖超对她说的话,恽代英说:“大姐的话是对的,生产是女人的一关。还记得葆秀难产而死,给我带来了多么巨大的创痛!现在在上海,医院虽然很多,不见得都能为我们服务。我们党又正在困难时期,经费困难,没法照顾你,你自己要多当心啊。”
隔了两天,周恩来到机关来找恽代英谈工作,上了楼,见恽代英正练着八段锦。他望着恽代英的脸,高兴地说:“老代啊,这半年来,你的身体好多了。最近我瞧你有点发胖了,脸上的气色也好多了。葆英的工作做得不错嘛!”
周恩来转过身来,又笑着问沈葆英:“葆英同志,你有什么法子,什么秘诀,给老代增加了什么营养?说说你的经验。”
沈葆英羞涩地说:“我也没有什么秘方。这段时间,他拿了点稿费,我给他做饭时,除了青菜、豆腐,每个礼拜还给他做一次红烧肉。”
周恩来笑着说:“红烧肉就有这么大的功效?你这个经验也应该推广嘛!下次做了红烧肉,别忘了也让我尝尝啊!”
周恩来临出门时,看见沈葆英坐在堂屋里一边织毛衣,一边守望着大门,就把恽代英拉到身旁,又指了指沈葆英,轻轻地交代了一句,要他一定注意沈葆英的身体。
恽代英和沈葆英,与瞿秋白和杨之华、周恩来和邓颖超等许多革命伴侣一样,在腥风血雨的年代里,毫不畏惧,携手并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日日夜夜地忘我战斗。
1929年春节期间的一个午夜,沈葆英的呻吟声惊醒了恽代英。他急忙跑到亭子间,喊醒了两个青年人,帮他找到海格路红十字会医院,叫了辆救护车,把沈葆英送到医院。
护士把沈葆英扶进产房,恽代英被拦在门外听消息。焦急的恽代英在走廊里走来走去,他对那个年轻干事说:“现在,生命只隔着一张纸,真是不绝如缕啊!”又说,“葆英的二姐,就因为生孩子,死在我怀里。我当时怎么这样麻痹大意啊!”说着,不停地到产房门口去张望。
突然,“哇”的一声,小婴儿的啼哭声从产房里传出来。恽代英站在门边,不停地问:“葆英呢?妈妈呢?”
过了一会儿,一个医生招呼恽代英可以进去了。恽代英看见沈葆英平安无事,这才放下心来。
满月后的一天,周恩来和邓颖超一前一后,到机关里来探望。
邓颖超看到婴儿圆圆的面孔,十分逗人喜爱,就抱了起来,高兴地说:“我的小乐天啊,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周恩来接过孩子,用手指轻轻弹着孩子的小脸蛋,不住地说:“哟,小代啊!真像爸爸!你爸爸从来不知疲倦,不知发愁。你长大了,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也不要愁眉苦脸啊!”
他问恽代英:“给孩子起名字了吗?”
恽代英回答:“我们随便叫他小毛弟。”
“大名呢?”周恩来问道。
“他爷爷从武昌来了信,说给孙儿取名希仲。”恽代英说。
“希望他做个管仲,做个社会主义的管仲也很好啊!快快长大吧,长大了接我们的班啊!”周恩来笑着说。
1930年春节来临之前,恽代英和沈葆英、孩子一起度过了少有的轻松愉快的日子。
1930年初,周恩来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当时担任政治局常委的李立三,在中共中央起着主要决策作用。他片面强调在城市进行武装暴动,宣传革命高潮已经来临。而恽代英则坚决抵制这种错误路线,认为当前组织全国暴动,是盲动主义。李立三感觉到恽代英留在中央机关对贯彻他的意图和措施极为不利,就给恽代英戴上了“取消派”、“调和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等大帽子,免去了恽代英在中央担任的职务,把他贬到沪东去担任区委书记,命令他立即搬到闸北去成立沪东区行动委员会,动员工人罢工,准备建立工人武装,占领上海。
恽代英坚持己见、毫不屈服,他声明服从组织决定,保留自己的意见。就这样,恽代英离开了中央领导机关。之后,恽代英和沈葆英抱着儿子希仲,来到英租界戈登路的圣彼得堂,把儿子交给一位姓董的牧师,请他办的大同幼儿园代养,每月由党组织交付生活津贴10元。董牧师是中共秘密党员,公开身份是基督堂的主持牧师。
对儿子有了妥善安排后,夫妻俩搬进闸北棚户区一间9平米的房间里。从这天起,恽代英就每天穿着破旧的短衫褂、破皮鞋,出没在杨树浦一带的纱厂、铁厂、毛纺厂、发电厂里。每天晚上,沈葆英坐在灯前,等恽代英回来,直到听见熟悉的脚步声,看到他苍白的面孔,她才放下心来。
这时,沈葆英也被党派到闸北一个缫丝厂做革命工作,担任一个党支部的书记。她初次接触女工时,办法不多,工作进展不大。恽代英鼓励她说:“首先应该同工人打成一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她们进行阶级教育,唤起她们的阶级觉悟。”沈葆英按照恽代英所说的办法,果然工作颇有起色。她在女工中教唱经恽代英修改过的《女工苦》的歌:“小小年轻小姑娘,手持饭菜筐,冷饭半碗留下充饥肠。进工厂,北风吹进破衣裳,十几个钟头真是长,望不到出厂。”歌声唤起了阶级姐妹的革命感情,她们从歌声中汲取了斗争的力量。
就这样,这对革命夫妻互相帮助、互相鼓励,继续在白区恐怖统治下并肩战斗。
九
1930年5月6日早晨,恽代英出门时,沈葆英像往常送丈夫出门时一样,从头顶到脚跟把他检查了一遍,摸摸他的口袋,看有没有带了不该带的文件或纸片,给他塞上一点坐车或买报纸的零钱,拍掉他身上的尘土,又细心地擦了擦他的近视眼镜,帮他戴上,接着问他:“你今天要到什么地方?”
恽代英说:“上午有个会,下午到老怡和纱厂去了解情况。”
“现在工厂都查得紧,你不能不去吗?”沈葆英问道。
“我是行委书记,不能离开群众,必须到工人中去,帮他们解决问题。”恽代英答道。
沈葆英不快地说:“你老是不顾自己的安危。”
恽代英笑笑说:“蒋介石虽然悬赏捉拿我,可是我生活在群众中,像鱼在大海中一样自由,只要小心,不会出事的。”
夫妻俩依依不舍地分手了。没有想到,当天下午就出了事。恽代英在杨树浦怡和纱厂活动时,被敌人逮捕了。
恽代英由英国巡捕房引渡到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关在漕河泾监狱。从被捕时起,他一直用王作林的化名,坚持说是从武昌来上海做生意的。敌人找不到其他证据,就判了恽代英五年徒刑。1931年2月,恽代英从苏州监狱转至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服刑。这时,我党对他的营救工作有了很大进展,争取减刑的工作已有成效,很有可能提前出狱。中央同意沈葆英去南京探监,由帅孟奇通知她。
帅孟奇亲自来到闸北沈葆英的住处,叮嘱说:“中央同意你去和代英见面,你一定要控制情绪。带的东西要注意不能引起麻烦。接见时间短,说什么话也要早想好。过几天互济会派人来陪你前去。”
没几天,沈葆英在互济会一位同志的陪同下,来到南京中央军人监狱。
她走进警戒森严的黑漆大门,穿过好几条阴森的暗道,到了会见的地方。一会儿,传来哗啦哗啦的脚镣声,两个看守押着恽代英出来了。沈葆英盯着他那长长的头发、蜡黄的面孔、满脸的胡髭,一件黄色的军大衣裹着孱弱的身体,不由鼻子一酸,泪珠在眼眶里滚动,她差点喊出“代英”两个字。看见一旁凶神恶煞似的看守,她猛然想起自己在什么地方,强忍着心中的痛,千言万语,只凝成了一句话:“你……你怎么啦?”
见到久别的妻子,恽代英也很激动。但为了帮妻子控制感情,他停了片刻,十分平静地说:“四妹,别难过。我没有犯法,我没有干坏事,我是被冤枉的。你放心,等刑期满了,我们一家还能够团聚的。你来的时候,家里人都好吗?”
沈葆英明白他问的“家里人”是指党和同志们,忙回答说:“好,都很好。”乘看守不注意,又补了一句,“伍豪问候你。”恽代英眼睛一亮,兴奋地说:“他回来了?谢谢他,回去向他问好。”接着又问道,“我写回去的信都收到了吗?”
沈葆英说:“收到了。大家也安心了,要你养好身体。”
沈葆英把带来的包袱递过去,看守翻了一下,觉得没有什么可疑的,交给了恽代英。沈葆英指着包袱说:“‘家里人’都很想你,知道你身体弱,又受了折磨,他们一再嘱咐,还让我带了点东西来,给你补补身子。里面还有一张小毛弟的照片,他已经会跑了,会喊爸爸妈妈了!”
“小毛弟!”提起儿子,恽代英高兴地说,“你能把小毛弟带好就行了。他长大了,能够帮助你,帮家里做事。他肯定比我有出息。不管今后日子多么艰难,千万要带好孩子,孩子是我们的希望。”
“四妹,你也要保重身体。我不在家,靠你支撑家庭,抚养孩子。你告诉‘家里人’,我很好,以后不要再给我送东西来了。”
这时,看守突然走出来,站在两个方洞之间,大声吼道:“时间到了,走吧,不许讲话了!”
恽代英凝神注视着妻子,抿着嘴,蹙着眉,没有说话,也没有走。一对恩爱夫妻,隔着两道墙壁,遥遥相望,依依难舍,千言万语无法倾诉。
一个看守走过来,推了恽代英一下,恶狠狠地说:“你还等什么?快走!”
恽代英抖动了一下身体,瞪了那个看守一眼,大声说:“不许动我,我会走!”接着又转过身来,深情地对沈葆英说:“回家去费心照顾好小毛弟吧,我不会忘记你的。”说完,扭转身,拖着沉重的铁镣,头也不回地走了。
沈葆英惊叫了一声,忙把双手伸出方洞,想抓住他,不让他走,可怎么可能啊!恽代英一步步走远了,不见了,最后连铁镣声都听不见了。
沈葆英喃喃地说:“我会再来看你的,我会再来看你的。”可是,她怎么也无法料到,正在恽代英已经有希望提前出狱的时刻,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变化,使她刚刚萌生的希望落空了。这一次的见面竟成了他们的永诀。
二人从结婚到永别,在一起的时间不过三年。
一个多月后,顾顺章在武汉叛变,向国民党暴露了恽代英的身份。惊喜若狂的特务,找出恽代英在黄埔军校时的照片,到监狱查证。国民党军法处处长王震南把照片向恽代英晃了一下,问:“你究竟是什么人?”恽代英立即明白,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他镇静而又轻蔑地回答:“我,就是恽代英!”之后,王震南亲自劝降,遭到恽代英的严词拒绝。蒋介石亲下手令,立即就地枪决。
1931年4月29日中午,恽代英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时年36岁。
中国青年运动的领袖——恽代英,留给我们的最后一笔财富,就是一首豪情万丈的“狱中诗”:
浪迹江湖忆旧游,
故人生死各千秋。
已摈忧患寻常事,
留得豪情作楚囚。
沈葆英在为恽代英的书信集《来鸿去燕录》作的代序——《致代英》一文中这样写道:“我们共同生活的三年,又是多么惊心动魄的三年啊!大革命失败后的黑暗年月,港、粤、沪、宁,监狱刑场,刀光剑影,慷慨悲歌,直至那个血腥的日子,在南京城西的江东门外,你以你的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第一个战斗的十年中悲壮、忠贞、璀璨的一页。你短暂而壮丽的生命,在匪徒的狂叫和人民的悲愤中获得了永生。”恽代英是不朽的。周恩来于1950年5月6日为纪念恽代英殉难19周年所作题词中写道:“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恽代英同志牺牲已经十九年了,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热情、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群众化的品质、感人的说服力,应永远成为中国青年的楷模。”
恽代英牺牲后,沈葆英忍着巨大的悲痛,继续投入到丈夫未竟的革命斗争中去。上海“一·二八”事变后,她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带着希仲回到了武昌老家,把孩子留在代英父亲身边,后来又留在上海子强家,自己四处寻找党组织。每当她孤独无依、生活无着的时候,总是在心中呼唤着代英的名字,以增添斗争勇气。1938年,这只离群的孤雁终于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找到了党,找到了周恩来同志。当她和邓大姐久别重逢时,拉着大姐的手,禁不住哭了。这些年寻不着党,失群的孤雁日子过得是多么艰难啊!邓大姐说:“这些年你辛苦了。”恩来同志亲切地说:“我们也在到处找你,找不着,以为你也牺牲了。现在回来了,就可以放心了。”
1943年,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安排下,沈葆英和儿子在延安相会了。母子见面的那天下午,周恩来派来了警卫员,牵来一匹马,把她们接到他的住处杨家岭。周恩来抚摸着希仲的头发,爱抚地说:“真像代英!小代,上学了吗?”邓大姐高兴地说:“这就是我们的小乐天?长得这样高了。”周恩来问希仲:“想爸爸吗?你知道你爸爸是什么人吗?你不知道的……”他留希仲在他窑洞里过了一夜。第二天,希仲回到葆英身边,对妈妈说:“听周伯伯讲过以后,我更想念爸爸了。我要像爸爸那样,也要像周伯伯那样,做个献身革命的好后代!”
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恽代英英勇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革命理想,始终激励着沈葆英和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踏着先烈的足迹奋勇前进。
1927年12月13日,广州起义在中外反动派的镇压下失败。恽代英被迫转移至香港,从事艰苦的白区斗争工作。他组织有关人员寻找,接待广州起义后疏散在港的同志,将他们安全转移到上海或其他地方,保存下这批革命骨干。同时,他继续负责编辑广东省委的《红旗》杂志。
恽代英抵港不久,便通过邮局用暗语写信给沈葆英,叫她到香港来。信中写道:“刚刚又做了一笔生意,赚了一笔钱,又倒出去了,但我们不失望。做生意,赚钱和折本是常有的事……”信中还说恽代英的“老板”同意沈葆英去帮他们,“接信后可立即动身南来,从上海换海轮,直达香港……”
1928年初春,沈葆英经上海搭船到香港。他们选择了一个僻静的地方,租了一间老百姓的房子,夜以继日地为党工作。
两个人久别重逢,自然是有很多贴心话要讲。恽代英跟她说了离开武汉以后的事: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暴动,然后到了香港,现在做党的地下工作。他突然话锋一转,严肃地说:“葆英啊,这次接你过来,不是来享福,是按照上面的要求,请你协助我工作,负责搜集整理国际国内的政治资料。”沈葆英很认真地听,连连点头,后来也向他讲了这半年的情况。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着。总的感觉就是:苦,并快乐着。每当恽代英在楼上开会时,沈葆英就在楼下看守望风。恽代英常对她说:“香港这个地方,情况特殊,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到处横行,政治斗争非常尖锐。最近,国民党又派了不少特务来港,斗争更加激烈。党的地下工作者,时时刻刻都要提高警惕,每根神经末梢都要参加战斗。”
一天傍晚,恽代英不在家,党组织在他家开会。楼上开会的同志散了会,正要离开时,忽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沈葆英一听不是规定的暗号,立即上楼去报信。但是楼下不明情况的房东已经打开了门,巡警蜂拥而至,逮捕了参加会议的同志。
这时,巡警用枪指着沈葆英,要她指出谁是会议的主角。
沈葆英摇摇头说:“我来香港探亲,这几个人我都不认识。”
巡警见她一身蓝旗袍,没有烫头发,也没有着木屐,的确不像香港人,就把她放了。待巡警离去,沈葆英迅速收回窗外那串作为暗号的红辣椒,表示出了事,不要进来。
为了提防再有巡警来搜捕,沈葆英立即离开了这所房子,急忙去找恽代英。夜深了,她在偏僻街道的一户人家门口停下来,求好心的主人借宿了一晚。第二天又继续在街上流浪。直到第三天早晨,她又来到靠近原来住处的一条街上,远远看见恽代英迎面走来。因为这里离原来住的地方太近,怕引起注意,都没有敢打招呼,相互递了个眼色,擦身而过。恽代英在前,沈葆英尾随其后,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左右望望,可以放心了,才先后走了进去。
沈葆英向丈夫诉说了几天来的焦急心情和流浪生活的遭遇,说着说着,流下了眼泪。恽代英扶着她的肩膀,安慰道:“四妹,别难过。这两天找不到你,我还以为你也被捕了。现在证明,你很机警,又很冷静,适合做秘密工作。吃了点苦头,经受了锻炼,也是收获。丢点东西不要紧,只要人安全就是胜利。”
七
广州起义失败后,广东省委损失极大,党内思想十分混乱,在许多同志中产生了一种埋怨省委的情绪。在究竟应不应该举行暴动,暴动应采取的方针以及暴动失败的原因等问题上,省委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中共中央派李立三到香港,主持省委工作。李立三根据中央1927年11月扩大会议对领导起义失败的同志进行处罚的决定,撤销了恽代英等省委委员的职务。这样做非但没有统一思想,相反造成了更大的混乱。1928年2月,党中央及时派邓中夏抵港,担任省委书记,纠正李立三的错误做法。但不久省委机关遭到破坏,邓中夏被捕。
在此情形下,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于3月中旬来到香港,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为了躲避巡捕和特务的耳目,会议利用办喜事的公开形式,在一栋张灯结彩的公馆里举行。
这一天,沈葆英以女傧相的名义,站在门口招待来宾,起着会场第一道警卫的作用。
来的人必须按照规定的暗号,说:“恭喜恭喜,向王小姐、何先生贺喜。”
沈葆英回答说:“怠慢怠慢,多多原谅。”
来人把手挥三下,就可以放进去。
沈葆英第一次参加这样重大的活动,意识到自己责任重大,心里既兴奋又紧张,特别小心地站在大门口接待来宾,眼睛紧张地注视着大街上,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人。来宾中有不少人是老早就认识的。突然,她看到走进来一位颇有气派的“贵客”,他中等身材,穿着浅色西装,英俊而消瘦的脸上,浓眉下有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他跨进大门时,朝沈葆英亲切地点点头,马上就有人把他引过天井,接进客厅去了。
“他是谁?”沈葆英觉得这个人挺可亲的,正在思忖,恽代英悄悄走过来,贴在她的耳边说:“他就是伍豪!”
“呵,他就是伍豪!”沈葆英惊喜得瞪大了眼睛。伍豪即周恩来。她以前虽然没有见过,但早已从恽代英和其他许多同志的口中,听到过有关他的不少传奇故事。这时,沈葆英的眼前,浮现出恽代英每次谈到周恩来时,那无限钦佩和信赖的神情。
客厅里有几个人在打牌。接着又有人过来审查来客的身份,送进新房,那里才是开会场所。客厅里有侍应仆役,都是打掩护的保卫人员。内室里围着“新郎”、“新娘”谈话的人,才是会议的主要人物。
会上,周恩来首先肯定了广州起义。他指出,在这次起义中,绝大多数同志包括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都是英勇斗争的,提拔一些工人出身的优秀分子参加新的省委领导工作是很好的,但是不能因此清除一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他还分析了起义失败的主、客观原因。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下,恽代英和其他被撤职的同志恢复了职务。
此后不久,沈葆英怀孕了,恽代英就更忙了,每天除了写稿、编刊物、开会以外,尽量腾出时间照顾沈葆英。那时,党的经费常常中断,恽代英夫妇的生活很拮据,有时甚至断炊。恽代英就想方设法买点好吃的给沈葆英,即使炒个菜,也是自己避开,给沈葆英一个人吃。他偶尔也买点水果,让沈葆英开开胃,而自己却常常饿肚子,不让沈葆英知道。
繁重的工作和艰苦的生活,使患有肺病的恽代英身体更加消瘦了。沈葆英看到丈夫一天天消瘦的脸庞,心中十分难过。恽代英却不以为然,非常乐观。有一次,他对沈葆英说:“我们是贫贱夫妻,我们看王侯如粪土,视富贵如浮云,我们不怕穷、不怕苦。我们要安贫乐道,这个‘道’就是革命的理想。为了实现它而斗争,就是最大的快乐。我们在物质上虽然贫穷,但精神上却十分富有。这种思想、情操、乐趣,是那些把占有当幸福,把肉麻当有趣的人所无法理解的。”
就这样,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互相鼓励,互相支持,坚持对敌斗争。
八
1928年冬,恽代英奉命从香港调到上海党中央组织部,协助部长周恩来的工作。恽代英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各省省委负责人来上海汇报工作,周恩来腾不出时间听取汇报时,均由恽代英接洽,并直接作出决定。他回来向周恩来汇报时,周恩来总是表示同意或照办,从未提出异议。
1929年初,恽代英被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担任秘书。在这前后,他还担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上海地区党的机关报《上海报》的编辑。沈葆英协助恽代英,负责搜集资料。在沈葆英的协助下,恽代英写了大量文章,猛烈地抨击蒋介石新军阀祸国殃民的罪行。他大声疾呼:“只有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与买办地主阶级,建立我们工农兵贫苦民众自己掌握政权的国家,才可以永远灭绝国民党的毒害,灭绝军阀战争!才能求得中国经济的独立与国际平等,这是中国工农群众唯一求生存的道路。”
沈葆英当时担任党中央机关的机要员,职责是用药水抄写信件,登记来往电报,管理或递送重要文件,并负责保卫工作。由于工作需要,她有时化装成服装艳丽的阔太太,有时又扮成穿着朴素的家庭妇女,把周恩来交给她的文件送到指定的地方去。
那时,邓颖超是中央机关的党支部书记,常常到机关来检查保卫工作。临近春节,她怕同志们麻痹大意,又特意到机关来。她领着沈葆英楼上楼下仔细查看,看窗口的暗号放得是否合适,会不会被暗探察觉,机关人员的生活和服装有没有会引起敌人注意的地方。她边看边叮嘱沈葆英说:“葆英啊,恩来和代英从黄埔军校到南昌暴动,两次共事,了解很深。现在是第三次共事,合作得很好。他们辛辛苦苦地为党工作,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健康,保障他们的安全,这是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每次代英出去检查工作到些什么地方、经过哪里、在哪吃饭、回来时后面会不会跟上‘尾巴’,都要注意。”邓颖超还特别关照沈葆英要关心恽代英的身体。她语重心长地说:“葆英啊,一个女同志,作为他们的亲属,把他们保护好,也就是对党的贡献。”
沈葆英看着只比自己大一两岁,然而却有丰富斗争经验,对同志又如此热诚的大姐,感到非常敬佩。这时,沈葆英已临近生产,对照顾孩子和革命工作之间的矛盾产生了重重顾虑,就向邓颖超讲了自己的想法。
邓颖超恳切地对沈葆英说:“女同志总是要做妈妈的。关键是做了母亲不要忘了党的事业,不要忘了工作。只要安排好,矛盾还是可以解决的。”
沈葆英回家同恽代英讲了邓颖超对她说的话,恽代英说:“大姐的话是对的,生产是女人的一关。还记得葆秀难产而死,给我带来了多么巨大的创痛!现在在上海,医院虽然很多,不见得都能为我们服务。我们党又正在困难时期,经费困难,没法照顾你,你自己要多当心啊。”
隔了两天,周恩来到机关来找恽代英谈工作,上了楼,见恽代英正练着八段锦。他望着恽代英的脸,高兴地说:“老代啊,这半年来,你的身体好多了。最近我瞧你有点发胖了,脸上的气色也好多了。葆英的工作做得不错嘛!”
周恩来转过身来,又笑着问沈葆英:“葆英同志,你有什么法子,什么秘诀,给老代增加了什么营养?说说你的经验。”
沈葆英羞涩地说:“我也没有什么秘方。这段时间,他拿了点稿费,我给他做饭时,除了青菜、豆腐,每个礼拜还给他做一次红烧肉。”
周恩来笑着说:“红烧肉就有这么大的功效?你这个经验也应该推广嘛!下次做了红烧肉,别忘了也让我尝尝啊!”
周恩来临出门时,看见沈葆英坐在堂屋里一边织毛衣,一边守望着大门,就把恽代英拉到身旁,又指了指沈葆英,轻轻地交代了一句,要他一定注意沈葆英的身体。
恽代英和沈葆英,与瞿秋白和杨之华、周恩来和邓颖超等许多革命伴侣一样,在腥风血雨的年代里,毫不畏惧,携手并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日日夜夜地忘我战斗。
1929年春节期间的一个午夜,沈葆英的呻吟声惊醒了恽代英。他急忙跑到亭子间,喊醒了两个青年人,帮他找到海格路红十字会医院,叫了辆救护车,把沈葆英送到医院。
护士把沈葆英扶进产房,恽代英被拦在门外听消息。焦急的恽代英在走廊里走来走去,他对那个年轻干事说:“现在,生命只隔着一张纸,真是不绝如缕啊!”又说,“葆英的二姐,就因为生孩子,死在我怀里。我当时怎么这样麻痹大意啊!”说着,不停地到产房门口去张望。
突然,“哇”的一声,小婴儿的啼哭声从产房里传出来。恽代英站在门边,不停地问:“葆英呢?妈妈呢?”
过了一会儿,一个医生招呼恽代英可以进去了。恽代英看见沈葆英平安无事,这才放下心来。
满月后的一天,周恩来和邓颖超一前一后,到机关里来探望。
邓颖超看到婴儿圆圆的面孔,十分逗人喜爱,就抱了起来,高兴地说:“我的小乐天啊,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周恩来接过孩子,用手指轻轻弹着孩子的小脸蛋,不住地说:“哟,小代啊!真像爸爸!你爸爸从来不知疲倦,不知发愁。你长大了,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也不要愁眉苦脸啊!”
他问恽代英:“给孩子起名字了吗?”
恽代英回答:“我们随便叫他小毛弟。”
“大名呢?”周恩来问道。
“他爷爷从武昌来了信,说给孙儿取名希仲。”恽代英说。
“希望他做个管仲,做个社会主义的管仲也很好啊!快快长大吧,长大了接我们的班啊!”周恩来笑着说。
1930年春节来临之前,恽代英和沈葆英、孩子一起度过了少有的轻松愉快的日子。
1930年初,周恩来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当时担任政治局常委的李立三,在中共中央起着主要决策作用。他片面强调在城市进行武装暴动,宣传革命高潮已经来临。而恽代英则坚决抵制这种错误路线,认为当前组织全国暴动,是盲动主义。李立三感觉到恽代英留在中央机关对贯彻他的意图和措施极为不利,就给恽代英戴上了“取消派”、“调和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等大帽子,免去了恽代英在中央担任的职务,把他贬到沪东去担任区委书记,命令他立即搬到闸北去成立沪东区行动委员会,动员工人罢工,准备建立工人武装,占领上海。
恽代英坚持己见、毫不屈服,他声明服从组织决定,保留自己的意见。就这样,恽代英离开了中央领导机关。之后,恽代英和沈葆英抱着儿子希仲,来到英租界戈登路的圣彼得堂,把儿子交给一位姓董的牧师,请他办的大同幼儿园代养,每月由党组织交付生活津贴10元。董牧师是中共秘密党员,公开身份是基督堂的主持牧师。
对儿子有了妥善安排后,夫妻俩搬进闸北棚户区一间9平米的房间里。从这天起,恽代英就每天穿着破旧的短衫褂、破皮鞋,出没在杨树浦一带的纱厂、铁厂、毛纺厂、发电厂里。每天晚上,沈葆英坐在灯前,等恽代英回来,直到听见熟悉的脚步声,看到他苍白的面孔,她才放下心来。
这时,沈葆英也被党派到闸北一个缫丝厂做革命工作,担任一个党支部的书记。她初次接触女工时,办法不多,工作进展不大。恽代英鼓励她说:“首先应该同工人打成一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她们进行阶级教育,唤起她们的阶级觉悟。”沈葆英按照恽代英所说的办法,果然工作颇有起色。她在女工中教唱经恽代英修改过的《女工苦》的歌:“小小年轻小姑娘,手持饭菜筐,冷饭半碗留下充饥肠。进工厂,北风吹进破衣裳,十几个钟头真是长,望不到出厂。”歌声唤起了阶级姐妹的革命感情,她们从歌声中汲取了斗争的力量。
就这样,这对革命夫妻互相帮助、互相鼓励,继续在白区恐怖统治下并肩战斗。
九
1930年5月6日早晨,恽代英出门时,沈葆英像往常送丈夫出门时一样,从头顶到脚跟把他检查了一遍,摸摸他的口袋,看有没有带了不该带的文件或纸片,给他塞上一点坐车或买报纸的零钱,拍掉他身上的尘土,又细心地擦了擦他的近视眼镜,帮他戴上,接着问他:“你今天要到什么地方?”
恽代英说:“上午有个会,下午到老怡和纱厂去了解情况。”
“现在工厂都查得紧,你不能不去吗?”沈葆英问道。
“我是行委书记,不能离开群众,必须到工人中去,帮他们解决问题。”恽代英答道。
沈葆英不快地说:“你老是不顾自己的安危。”
恽代英笑笑说:“蒋介石虽然悬赏捉拿我,可是我生活在群众中,像鱼在大海中一样自由,只要小心,不会出事的。”
夫妻俩依依不舍地分手了。没有想到,当天下午就出了事。恽代英在杨树浦怡和纱厂活动时,被敌人逮捕了。
恽代英由英国巡捕房引渡到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关在漕河泾监狱。从被捕时起,他一直用王作林的化名,坚持说是从武昌来上海做生意的。敌人找不到其他证据,就判了恽代英五年徒刑。1931年2月,恽代英从苏州监狱转至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服刑。这时,我党对他的营救工作有了很大进展,争取减刑的工作已有成效,很有可能提前出狱。中央同意沈葆英去南京探监,由帅孟奇通知她。
帅孟奇亲自来到闸北沈葆英的住处,叮嘱说:“中央同意你去和代英见面,你一定要控制情绪。带的东西要注意不能引起麻烦。接见时间短,说什么话也要早想好。过几天互济会派人来陪你前去。”
没几天,沈葆英在互济会一位同志的陪同下,来到南京中央军人监狱。
她走进警戒森严的黑漆大门,穿过好几条阴森的暗道,到了会见的地方。一会儿,传来哗啦哗啦的脚镣声,两个看守押着恽代英出来了。沈葆英盯着他那长长的头发、蜡黄的面孔、满脸的胡髭,一件黄色的军大衣裹着孱弱的身体,不由鼻子一酸,泪珠在眼眶里滚动,她差点喊出“代英”两个字。看见一旁凶神恶煞似的看守,她猛然想起自己在什么地方,强忍着心中的痛,千言万语,只凝成了一句话:“你……你怎么啦?”
见到久别的妻子,恽代英也很激动。但为了帮妻子控制感情,他停了片刻,十分平静地说:“四妹,别难过。我没有犯法,我没有干坏事,我是被冤枉的。你放心,等刑期满了,我们一家还能够团聚的。你来的时候,家里人都好吗?”
沈葆英明白他问的“家里人”是指党和同志们,忙回答说:“好,都很好。”乘看守不注意,又补了一句,“伍豪问候你。”恽代英眼睛一亮,兴奋地说:“他回来了?谢谢他,回去向他问好。”接着又问道,“我写回去的信都收到了吗?”
沈葆英说:“收到了。大家也安心了,要你养好身体。”
沈葆英把带来的包袱递过去,看守翻了一下,觉得没有什么可疑的,交给了恽代英。沈葆英指着包袱说:“‘家里人’都很想你,知道你身体弱,又受了折磨,他们一再嘱咐,还让我带了点东西来,给你补补身子。里面还有一张小毛弟的照片,他已经会跑了,会喊爸爸妈妈了!”
“小毛弟!”提起儿子,恽代英高兴地说,“你能把小毛弟带好就行了。他长大了,能够帮助你,帮家里做事。他肯定比我有出息。不管今后日子多么艰难,千万要带好孩子,孩子是我们的希望。”
“四妹,你也要保重身体。我不在家,靠你支撑家庭,抚养孩子。你告诉‘家里人’,我很好,以后不要再给我送东西来了。”
这时,看守突然走出来,站在两个方洞之间,大声吼道:“时间到了,走吧,不许讲话了!”
恽代英凝神注视着妻子,抿着嘴,蹙着眉,没有说话,也没有走。一对恩爱夫妻,隔着两道墙壁,遥遥相望,依依难舍,千言万语无法倾诉。
一个看守走过来,推了恽代英一下,恶狠狠地说:“你还等什么?快走!”
恽代英抖动了一下身体,瞪了那个看守一眼,大声说:“不许动我,我会走!”接着又转过身来,深情地对沈葆英说:“回家去费心照顾好小毛弟吧,我不会忘记你的。”说完,扭转身,拖着沉重的铁镣,头也不回地走了。
沈葆英惊叫了一声,忙把双手伸出方洞,想抓住他,不让他走,可怎么可能啊!恽代英一步步走远了,不见了,最后连铁镣声都听不见了。
沈葆英喃喃地说:“我会再来看你的,我会再来看你的。”可是,她怎么也无法料到,正在恽代英已经有希望提前出狱的时刻,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变化,使她刚刚萌生的希望落空了。这一次的见面竟成了他们的永诀。
二人从结婚到永别,在一起的时间不过三年。
一个多月后,顾顺章在武汉叛变,向国民党暴露了恽代英的身份。惊喜若狂的特务,找出恽代英在黄埔军校时的照片,到监狱查证。国民党军法处处长王震南把照片向恽代英晃了一下,问:“你究竟是什么人?”恽代英立即明白,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他镇静而又轻蔑地回答:“我,就是恽代英!”之后,王震南亲自劝降,遭到恽代英的严词拒绝。蒋介石亲下手令,立即就地枪决。
1931年4月29日中午,恽代英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时年36岁。
中国青年运动的领袖——恽代英,留给我们的最后一笔财富,就是一首豪情万丈的“狱中诗”:
浪迹江湖忆旧游,
故人生死各千秋。
已摈忧患寻常事,
留得豪情作楚囚。
沈葆英在为恽代英的书信集《来鸿去燕录》作的代序——《致代英》一文中这样写道:“我们共同生活的三年,又是多么惊心动魄的三年啊!大革命失败后的黑暗年月,港、粤、沪、宁,监狱刑场,刀光剑影,慷慨悲歌,直至那个血腥的日子,在南京城西的江东门外,你以你的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第一个战斗的十年中悲壮、忠贞、璀璨的一页。你短暂而壮丽的生命,在匪徒的狂叫和人民的悲愤中获得了永生。”恽代英是不朽的。周恩来于1950年5月6日为纪念恽代英殉难19周年所作题词中写道:“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恽代英同志牺牲已经十九年了,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热情、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群众化的品质、感人的说服力,应永远成为中国青年的楷模。”
恽代英牺牲后,沈葆英忍着巨大的悲痛,继续投入到丈夫未竟的革命斗争中去。上海“一·二八”事变后,她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带着希仲回到了武昌老家,把孩子留在代英父亲身边,后来又留在上海子强家,自己四处寻找党组织。每当她孤独无依、生活无着的时候,总是在心中呼唤着代英的名字,以增添斗争勇气。1938年,这只离群的孤雁终于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找到了党,找到了周恩来同志。当她和邓大姐久别重逢时,拉着大姐的手,禁不住哭了。这些年寻不着党,失群的孤雁日子过得是多么艰难啊!邓大姐说:“这些年你辛苦了。”恩来同志亲切地说:“我们也在到处找你,找不着,以为你也牺牲了。现在回来了,就可以放心了。”
1943年,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安排下,沈葆英和儿子在延安相会了。母子见面的那天下午,周恩来派来了警卫员,牵来一匹马,把她们接到他的住处杨家岭。周恩来抚摸着希仲的头发,爱抚地说:“真像代英!小代,上学了吗?”邓大姐高兴地说:“这就是我们的小乐天?长得这样高了。”周恩来问希仲:“想爸爸吗?你知道你爸爸是什么人吗?你不知道的……”他留希仲在他窑洞里过了一夜。第二天,希仲回到葆英身边,对妈妈说:“听周伯伯讲过以后,我更想念爸爸了。我要像爸爸那样,也要像周伯伯那样,做个献身革命的好后代!”
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恽代英英勇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革命理想,始终激励着沈葆英和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踏着先烈的足迹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