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分子”:寻找小时候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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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超恩格尔系数及格线的城市新兴阶层,现在又流行把食品支出的比重拉高。
  被劳动力成本上升、地价上升带动的餐饮业价格上升,为全民有机生活提供了倒逼效应——订一年有机农庄的菜篮,相当于一桌婚宴的钱。越来越多的人觉得有机合算,压缩两三次酒席社交就省出来了,或许还省了潜在的医疗费。
  现实版“开心农场”
  2009年,白领中流行上好闹钟半夜起来“偷菜”。这年,有30多家现实版“开心农场”在上海悄然开花。与其他跟风的农场不同,响水湾只是碰巧与开心农场“撞衫”,现实版开心农场的历史至少提前9年。
  2000年4月,响水湾创立。中央歌剧院国家二级演员姜庆林从北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七村租来350亩地,分成每份66平方米的小块(也就是1分田),每块年租金1500元,招有田园梦的都市人来种,也可以由农庄帮助打理,种子、肥料概由农庄提供,每年8个月种植期,完全可以满足一个家庭全年的蔬菜需求。蓝天野、葛优、陈道明等圈内人都成了他的会员。
  2007年,响水湾在上海开了兄弟店。仍是1分田1份,每份每年3580元。一亩地的年收入3.58万元,这相当于农民一亩地年收入的十几倍至几十倍。
  看起来似乎很暴利,经理王敏算了笔账:一亩地需要配一名“阿姨”照看,每年的人工费就是1.8万元,种子每粒6~7毛钱,还有每年40次物流配送,实际只能勉强打平。目前300多名会员,每年一两百万元收入,维系着这片518亩的庄园运营。
  打开纸箱,菜叶上昂扬的虫子是活生生的有机认证。响水湾出产的蔬菜,玉米像没戴牙箍的龋齿,七扭八歪;茄子细长且像高迪的作品一样扭曲。因相貌太丑,还引起了会员投诉。“工业化生产让消费者都不知道蔬菜实际上长什么样了。”王敏说。
  农场在周末通常会出现大生产的热火朝天场面,会员拖家带口从市区驱车而来,搭扁豆架子、垒鸡窝,拔出植株,向小朋友讲解花生是长在地里的。每当出现一则新的食品安全问题报道,打电话来咨询的就多,扩大种植面积势在必然。
  动手动脚找食材
  “有机”不仅是个适用于食品的概念,也应用至中药。
  杨其根种植了20亩铁皮石斛,以有机的方式培养。巴掌可托起的一小花盆石斛售价100多元,烘干成铁皮枫斗后卖68万元1公斤。杨其根从云南引进良种,每亩投入30万元,3年才有产出。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杨其根的财力。
  虽然才40出头,“寻找小时候的味道”已成了杨其根的人生追求。“小时候的味道是指肉有肉味,蛋有蛋味,菜有菜味——不被化学干扰的天然味,营养液栽培出来的蔬菜干脆连地气都不接了。”
  为了品尝野猪,杨其根蹲守在安徽宁国的山林里打猎;听说西双版纳一带有鸣声似“茶花朵朵”的茶花鸡,他花了8000元路费去缅甸找鸡,3000多元一只,买了33只,禽流感后只剩一只,吃这只鸡的成本就成了十几万。
  找吃找喝,很难找得到满意的,干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既有事做,又有食吃。2007年,杨其根接手了这座312亩的农庄,种石斛、种食材。
  重点是造一条合理的生态链,保留大面积的生态湿地,水草浓密到看不见水面。
  一大块方正的草地分成14小块,牛在其中一小块上吃草,每天换一块地,牛正好把面上的草吃完,又不至于伤到草根,吃完一圈,再从第一块开始吃。
  厨房直接悬空在水面上。瓦上一套喷淋系统,降温、增负离子。食材全部取自园中,可以吃一个星期不重样。松花蛋、鱼干自己腌制,杨梅酒、石斛酒自家酿造;用二两虫草去炖一只三年的老鸭。
  越来越多人慕名而来。百果园里,全是野生核桃、野生毛栗、白杨梅等稀有品种。白鹭停在牛背上啄食小虫,头鹅带领群鹅在水塘里折返跑。来自各地的游客兴奋地说:“灰天鹅在‘灰’来‘灰’去。”
  菜田里的守望者
  杨宗强在上海浦东高档社区碧云开了一爿小蔬果店,只有十来平方米,每周有固定一天是满的——火车发运来的几百公斤各色瓜果叶菜和腊肉、蜂蜜堆得无处下脚,但很快就被闻讯而来的居民领购一空。湘西山野间的有机食物,当晚摆上了都市中的许多张餐桌。
  从产地到销售终端,杨宗强“两点一线”一肩挑。之前,他是在另一条两点一线间循规蹈矩的白领。
  2008年,进城走了18年的杨宗强蓦然回首,看到了生命历程中的两道等分线:在乡下成长的18年和进城的18年。给了他这个审视视角的是当年年头的雪灾,杨宗强被困于作为重灾区的湖南中方县丁家乡。在万籁俱寂中,心沉静下来,胃的记忆也被唤醒,对于家乡,它比脑的记忆更好。杨宗强决定将大山里的有机食品运到上海自享与分享。
  “每天面对的食物不一样,思考的方式不一样。”杨宗强说。他在上海有两年时间不吃肉,菜市场里只吃两样东西:南瓜、冬瓜,其余都是去菜园里亲自采摘。
  杨宗强没有像其他有机作物生产者一样选择在上海本地种植,反而舍近求远,每斤多付3元运费。因为在他看来,有机不仅是化肥、农药无添加的概念,生态环境也是“有机”的要素,水和空气也会参与植物生长并固着在植物中。
  人像作物一样,也需要在一个澄清的环境中定期荡涤心灵。每年,他有1/3的时间待在大山里,思考人生,指挥生产。
  通常搞有机农场都有雄厚的资本后盾,走工业反哺农业的模式,杨宗强是“裸泳”的少数派。300万元的投入已使白领出身的杨宗强生活窘迫。他觉得这番艰难创业最值得欣慰的是,出生30个月的孩子一直在吃自己种的菜,甚至喝的水也是有机的——每次运菜都用冰块,他把这些来自家乡的冰化掉,制作成有机水。
  社区支持有机农业
  每个周六,上海仁恒河滨城的居民都到楼下赶集。这里举办的有机农夫市集已近5年,成了邻居聚会的地方。2007年,正是曹乃真将市集引入这个小区。那一年,曹乃真随老公从台湾迁居上海,第一件事是把食物搞定。“在大陆外生活的人,初来大陆,对待食品的态度是明显的两极化,有些所有食品都要进口,有些就什么都不管了,我是前者。”
  这个超级食客,先是在农场里帮忙,后来成了农场员工,并力推CSA(社区支持农业)模式。CSA的概念于20世纪70年代起源于瑞士,消费者为了寻找安全的食物,与那些希望建立稳定客源的农民携手合作,拒绝中间商操纵当地的食品经济,变成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对话的一个方式。
  “消费者想吃什么菜,一次给我们3个月菜篮子的钱,我们再拿这笔钱去安排生产,类似订单生产。每个季节100多种蔬菜,全年300多种。”曹乃真说。他们还会定点、定时到市集卖菜,不用冰箱、空调和收银台,也不占用都市土地,时间一到就把垃圾、剩菜全都带走,是一种绿色的购物方式。
  生产基地位于浦东新区川沙镇,一派和谐,小洋房,狗,田野,池塘,睡莲,牛羊和兔子,空气中还有羊粪的味道。每个月只有一天将农场对外开放,人流进进出出、汽车尾气排放不利生产环境。
  这个趋于半封闭特性的圈子,2011年仍吸纳了400多名新会员。2007年,70%的会员是老外,现在老外与中国人三七开。
  有机分子中的小散户
  上海中医药大学未迁离零陵路的时候,校工辟出一小块地种菜,南瓜、毛豆、丝瓜、鸡毛菜等,全是日常小菜,引来一干教授和老中医尝鲜,也意外地将一部分人带上了有机菜之路。徐俊就是其中一位。
  徐俊将有机消费者分为三类:要买最好的有钱人;靠“有机”产业生活的人;随机性的有机分子,碰到有机就吃一口,平时过着无机生活。
  徐俊是有机消费者中的小散户,小散户的心态是不相信机构,所以,他尽可能多地向生产链上游攀附。比如翻土,“中医讲求经络疏通,果树蔬菜长得不好也要经常松土,灌水,气血通了就有果实,一定要花血本去耕地、翻地,地耕得有多细,菜就有多好吃。”
  他在有机农场包了二分地,为了检查农民是不是偷偷使用了除草剂,经常早晨4点驱车去农场做“飞行检查”。
  自己种菜之外,徐俊还在上海崇明岛上包了一块稻田,年产粮500斤;又在安徽农户家里寄养了一头猪,一年长到170斤左右,年底付给农户3000元,运回上海分给亲朋过年。这种自然生长的猪,肥肉占了大约七成,收到的人都说太肥,或许这才是猪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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