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本文通过罗列作家严歌苓的若干“存在编码”，把它们作为进入她的小说世界的钥匙，对严歌苓的精神特质作出整体把握与论说。作者重新梳理了严歌苓论题中常见的诸多概念之间的关系，如弱者、雌性，弱者的强大、雌性的包容等，将这一讨论整合为“弱者·底层·民间”的编码序列，将之归结为严歌苓的精神源流中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一脉。作者还开创性地提出了“荒谬感·魔幻感”的观点，认为它们是严歌苓体味、理解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也是其文本的重要美学特征。论文还采用“寄居者·局外人”的视角，对作家爱情观的历程进行了梳理。
关键词：严歌苓；精神；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5）02-0079-08
一、个体·生命·人性
严歌苓初涉文坛的1980年代中后期，正是人性论与人道主义重新得到肯定与强调的文学新时期。严歌苓的内心趋向恰好与当时社会思潮的走向同步，她在1980年代创作的“女兵三部曲”系列长篇小说。都是以揭示高压的政治意识对人性的压制与扭曲为主题。
作家在创作文学作品的初期，往往会以她个人的视点为中心，我们常常可以在处女作中一眼认出与作者重合较大的人物。《绿血》中的乔怡，为作者所偏爱而在小说的人群中总显得落落寡合，她淡雅、独特、“太精致”、灵魂过于丰富，这个人物与严歌苓的某个侧面是很相像的。而《绿血》的创作思想是塑造英雄群像，与众不同的乔怡依然在众声合奏的交响曲中充当着其中的一个声部。乔怡外表安静，内心喧闹，她和别人一起扫地、冲厕所、挑猪食，期望能同化在集体中。这一个局部被截取下来在《一个女兵的悄悄话》中成为情节的主干。这篇作品充分表达了严歌苓对个体生命的关注，融入在当时文坛对个体价值、个性主义的思考中：“以当时的价值观来看，个体是微不足道，没有任何价值的，只有附着于国家这个大机器上，做一枚‘螺丝钉’，个体的价值才能得到实现：国家和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如果有需要，个人应毫不犹豫地放弃自己的生命，并将因此得到社会的肯定与褒奖，获得英雄的美名。”严歌苓“女兵三部曲”的创作暗合了新时期人性文学解冻的历史语境，对个人价值与社会理想、集体利益之间的冲突提出了敏锐的质疑。
同样关注个体生命，但思考更深刻复杂的《雌性的草地》，不仅把荒诞的理想主义对一群牧马班姑娘的生命的扼杀写到了极致，同时还精细入微地描写了草原上丰富的人性、马性、狼性、狗性，呈现出了丰富的万物生命面貌，表达了作者对自然与生命的深刻理解。对于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生命意识来说，重要的思想资源来自西方思想家，如萨特、弗洛伊德和柏格森。萨特的“自我实现”的思想征服了一代刚刚从“文革”灾难中走出来的中国青年，推进了他们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和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在1980年代的中国影响十分广泛，他的无意识理论，尤其是关于“里比多”的部分得到了中国文学界的特别注意，在最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当代作家。小说贯穿始终的饱满充沛的激情，对大自然中生生不息的生命现象的关注，隐约可见柏格森的影响。柏格森的哲学崇尚生理本能，关注生命现象，将心理体验及本能冲动视为一种不可遏止的创造力量和最真实的存在，这可以作为小说中的草地上人、马、狗、狼、鸟等角色的故事塑造的理论依据。
不过，与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相比，严歌苓早期在国内的创作更多是来自现实的生命体验。她在部队所受到的制度规训，她赴川藏边界时采访到的“铁姑娘牧马班”，都是构成她“女兵三部曲”创作的直接素材和源泉。探索个人意识、追问个体价值的意义，这是严歌苓最初的关注点，也是那个年代文学的主旋律。也许正因为如此，严歌苓的早期文学主题显得并不特别引人瞩目。
严歌苓出国前的写作题材反映了她本真的个性与思考，出国后，她的“生命的移植”，使她得以延续并拓展了她一贯擅于表现的题材领域——从中国的特定政治氛围中的人性扭曲，到不同种族的人性在各种时空磨砺下的扭曲、伸展与变异。她自云，她在美国经历了一次观念上的“大洗牌”，感觉自己先前所有的思想、观念都被统统推倒、颠覆了。美国的知识分子最关注的是个人，这与中国国内向来把国家、民族置于第一位恰好相反，他们在乎的是对个人的关怀，这个“个人”是抽象的，代表边缘的、弱势群体的立场。他们坚持独立思考，坚持用平等的眼光、较少成见和偏见的思考来看待世界和他人，杜绝歧视性的语言。严歌苓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与思想重塑，“诚恳地吸收西方世界‘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对‘人’的价值观透视，同时也包括西方社会看待‘东方人类’的历史文化视点”，“正是这些精神上的源流主导了严歌苓海外创作的小说总是充满了对‘人性’本色的深层关注”，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写作领域和不同寻常的价值判断”。从而，她出国后的作品不再仅仅是呼唤个体价值的春风吹拂，而是在更加开阔的国际文化视野中，向着人性的隐秘之处走得更远，“把握人性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所具有的全部张力和丰富深邃的内涵”，并予以富有个性色彩的表达。
二、寄居者·局外人
严歌苓1989年赴美留学，从此移居海外。移民不仅是生命经验，它给严歌苓的精神维度带来的影响也至关重大，严歌苓所关注的移民问题，与她自身的生命经验大幅重叠，在这里她的经验与思考、肉体和精神形成强烈的连结，体现在她的作品中，这两个方面也是同构在一起的。
移民生活会给作家带来“视角和思考的决定性的拓展与深化”，有多位世界级的作家都是在移居他国之后才最终成就了自己：康拉德、纳博科夫、米兰·昆德拉……他们写移民后的生活和曾经在祖国的生活，因为移民的“高倍数的敏感”，他们的作品“添了深度和广度，添了一层与世界其他民族和语言共通的襟怀。他们的故事和人物走出了俄罗斯、布拉格，他们把俄罗斯、布拉格蔓延成了美国人的、中国人的、全人类的俄罗斯、布拉格”。同理，移民生活也使严歌苓的写作面貌一新。出国是严歌苓创作的转折点，她出国之后的作品，无论是移民题材，还是本土题材，无论是写“文革”、写战争、写大历史中的小人物，都可见其思想意识和审美情趣的巨变，表现出前期未有的胸襟气度。 留学海外，使严歌苓获得了广阔的视野。不仅在学院，还因为个人生活的机缘，她学习和接触了西方心理学、行为学等理论。她认识到弗洛伊德、荣格的心理学说的出现对20世纪的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心理学与哲学、文学都是互相关联、相互作用的。在出国前，她写《雌性的草地》是“从雌性出发”，表现人性、雌性、性爱不容被否定，出国后，她对性的理解更为广义、更加形而上了。她甚至认为，“性包含的一对对立统一体，能够解释宇宙间的所有的对称或对立、和谐或矛盾的关系”，从而才有她在《扶桑》中的处理方式，不但以克里斯和扶桑的性爱作为两个民族媾合过程的象征，甚至以性来比喻“文革”：
童年时我看见了那种叫做“文革”的性冲动，以及那种叫做“造反”的性高潮。仇恨使人的面孔变得一模一样，一模一样的满足和销魂。
把“文革”比作“性冲动”，把“造反”比作“性高潮”，比喻得出人意表，从中可以看出严歌苓所受的人类心理学、行为学乃至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也可见她对“文革”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更深层次。
1990-1995年，严歌苓在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攻读小说写作硕士学位。在那里，她不仅是在接受严谨正规的写作训练，同时也是在吸收西方世界的思想源流，在一种全新的文化氛围中开始新的文化选择、情感取向和价值判断。她的好恶、美丑、是非观念都发生了变化，她希望自己不再是“习惯性”地生活在社会中的一员。对以前“习惯性”的东西开始质疑，在质疑中形成自己的个性立场。观念的嬗变带来了严歌苓思想上的独立性，也使她摆脱了早期在国内时的某些心灵桎梏，反映在她后来的小说中，精神气质为之一新、一变，对她自己来说仿佛脱胎换骨，与大陆作家也区别明显。
旅居海外，身处东方、西方“纵横交错的目光”之中，地理位置形成一种文化上的空间张力。严歌苓的海外华人的写作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把人的生存问题，从国内的现实、历史以及文化之中向外扩展，视域开阔。同时，她不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对西方文化，回顾与思考起来都保持着必要的距离。这种距离有助于多视角的审视，从而超越单向度的体验。萨义德认为离开自己家乡的知识分子具有一种“局外人”的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局外人”甚至比“局内人”更接近于“局内”，因为多了一层参照系，成为双重视角，在不同经验和观念的并置中，他们可以得到更开阔、更普遍的看法。这“局外人”的理念深得严歌苓的认同。她说，“当事者迷”，中国的很多事情，道德的、政治的，身在局内就难以保持一个冷静的态度，写出来的作品不是控诉就是揭露，要不就是讴歌，这都不是文学的功能，“局外一点，边缘一点，就会不同。我觉得这些年来自己无论在美国还是国内都不是主流而是边缘人物。像加缪那样站在局外，这样比较容易看出社会中荒诞的东西”，“移民特定的存在改变了他和祖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少了些对政治的功罪追究，多了些对人性这现象的了解。若没有移民生活给我的叙事角度和那种近乎局外人的情绪基调。以及英文给我的语言方式，我不可能写出《天浴》、《人寰》这类故事”。局外人的身份使严歌苓能够超越特定文化规定和社会命名，实现情爱、文化等多方面别样伦理叙事的可能。
移民美国多年，生活趋于安定之后，近年严歌苓又形成了在中、美两国间频繁往返的状态。她不愿从属于任何一个单一的文化观念，她要的就是对中国、对美国都持一种局外人的视角和状态。上海、安徽、四川、西藏、北京、美国、非洲……很难讲她是哪里的人，她自己说她是“五湖四海的人”，“走到哪里都是一个外地人”。对此她还有理论上的总结：“我是永远的寄居者，即使做了别国公民，拥有别国的土地所有权，我们也不可能被别族文化彻底认同。荒诞的是，我们也无法彻底归属祖国的文化，首先因为我们错过了它的一大段发展和演变，其次因为我们已深深被别国文化所感染和离间。即使回到祖国，回到母体文化中，也是迁移之后的又一次迁移，也是形归神莫属了。于是，我私自给‘Displacement’添一个汉语意译‘无所归属’，进一步引申，也可以称为‘错位归属’，但愿它也能像眷顾纳博科夫那样，给我丰富的文学语言，荒诞而美丽的境界”。在国内“五湖四海的人”的生命体验显然为她后来出国以后超越单一国别文化的写作立场打下了基础。身为“寄居者”和“局外人”，她观察世界常常拥有新角度、新参照，得以全方位、立体地透视和把握人性的本质。
三、荒谬感·魔幻感
卡夫卡、加缪都是严歌苓喜爱的作家。卡夫卡笔下的甲虫、加缪笔下的西西弗，都是最为有力的存在主义者，他们揭示出人类存在中惊人的一面：悖谬、存在的异化、无意义对人的粉碎……在他们笔下，人类的存在赤裸裸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无处藏身。“荒诞”是萨特的思想关键词：“荒诞这个词出现在我的笔下，我知道我找到了生存的钥匙。”严歌苓最先读《变形记》是在1979年，当时一点也读不进去，1989年赴美后重读英文版，才感到震撼，现在她说她最爱《变形记》，称赞“个个细节都写得真切，尽管故事荒诞”。
严歌苓的荒诞、荒谬感产生得很早，“荒谬”可视为她的精神世界的关键词之一，这个词她使用的频率很高。早在《一个女兵的悄悄话》中她就表达了强烈的荒诞感，并将它作为小说的主题。小说写女兵们在“文革”十年中度过的赤诚而蒙昧的青春，当“文革”过后，国人普遍的感受就是荒唐、荒诞——那是怎样混乱颠倒的十年。《雌性的草地》再将极左年代的具体生活完整呈现，在那样的条件下，荒诞成为常态、荒谬成为正确。严歌苓对女子牧马班的认知深刻了许多，不只表达单一的荒诞感：“这个集体从人性的层面看是荒诞的，从神性的层面却是庄严的。”理想主义的光芒在牧马班的领袖人物沈红霞身上达到顶峰，她为此付出的代价在小说结尾得到集中展示：牧马班成为历史的十年之后，只身一人进入茫茫草原追赶马群的沈红霞，以鬼魂的形式从草地深处归来，长发飞散，衣不蔽体近乎赤裸，但仍腰束皮带，斜挎红书包，内装红宝书。身后跟着浩浩荡荡上千匹马，蹄声如滚雷。沈红霞的令人心悸的理想主义，在她的肉身死去之后依然顽强地存在，此处作者以鬼魂的形式来表现这一点，运用的也是荒诞的象征手法。 严歌苓出国后，写作题材发生了重大变化，而荒谬感一直延续在她的写作中。“穗子系列”中那群尚未成年，而满口粗话、偷鸡摸狗、和大人一样会背叛出卖朋友的女孩子们，她们好比时代的镜子，她们的形象正是成人世界在孩童身上留下的扭曲变形的投影。小说《白蛇》中的“官方版本”是公文文件，但其陈述的内容却与文件的权威性构成强烈的反讽。不仅舞蹈家孙丽坤在“文革”期间的各种“定性”均匪夷所思，而且官方对她采取的种种暴力摧残行为本身就应受到制裁——孙丽坤不但被剥夺人身自由，遭受关押、批斗，被反复询问、强迫书写长达四百多页的反省书“交代”与外国舞蹈家的“腐化”过程，甚至在暴力挟持下进行妇科检查！这份义正词严的公文反倒成为孙丽坤遭受权力迫害的证明，极具荒谬与讽刺意味。
在文艺创作的领域中，艺术家们都认为自己是在表达现实。现实在不同的艺术家眼里呈现出不同的图景：在古典派看来，现实是古典的；在浪漫主义者看来，现实是浪漫的。在梵高看来，现实是模糊的；在毕加索看来，现实是割裂的；在加缪看来，现实是荒诞的；在卡夫卡看来，现实是变形的……那么在严歌苓看来，这个世界是不无荒谬的。这是她个人所体验和面对的世界，她把它呈现了出来。荒谬感是严歌苓体味、理解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这与她作品中一个突出的特色具有逻辑关系：非常理情节。加缪谈论卡夫卡作品中有一个“古怪而又显而易见的对立矛盾”：故事人物的经历越是异乎寻常，这个故事的“自然性”就越容易为读者所发现。“它与我们所感到的离异成正比，这种离异是一个人对生活的陌生和他接受这种生活的率直程度之间的矛盾。似乎，这种自然性是卡夫卡式的”。严歌苓也有这种能力，她特别善于写异乎寻常的故事。在生活百态中，被她捕捉到的故事往往天然具有荒谬性，但她总能把它们写得入情入理，她把荒谬与自然结合得十分完美：《扮演者》、《白蛇》、《梨花疫》、《乖乖贝比》、《第九个寡妇》等，都是典型例子。她的第一部英文作品《赴宴者》被评论为“既是荒谬的身份错乱闹剧，也是尖锐的社会评论”，“时而让人大笑，时而让人陷入卡夫卡的噩梦里”。
与荒诞感结合在一起的，是魔幻感。说起魔幻我们会想到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想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它也是严歌苓十分喜爱的作品。拉美的这一文学流派采用欧美现代派的许多方法把现实与幻景结合在一起，有时变现实为神话，有时变现实为梦幻，有时变现实为荒诞——荒诞正是它的主要表现手法之一。从而使现实披上了魔幻的外衣，作品中的画面呈现出光怪陆离、真假莫辨、奇异怪诞的风格。严歌苓的魔幻感多少来自它们的影响。她在《从魔幻说起》一文中谈到，她有各种Fantasy：White Fantasy，Tibet Fantasy，Black Fan-tasy……她对妓女、死刑犯、同性恋、强奸都有不同程度的Fantasy。“一切对于我形成谜、离我足够远、与我有这悬殊的差异的人物事物，都是我的Fantasy”。她以这样的审美观点观照她的小说和人物，从而，19世纪中后期的旧金山，那是一片“近乎魔幻现实主义式”的土地，挤满了世界各地赶来淘金，把宗教、道德、过往都远远留在故乡的人。踏进这片土地的梳长辫的男人和裹小脚的女人，使得这个满是Fantasy的城市又添一层Fantasy，而当时数千白种男童有规律性地造访中国妓女的史实，被她看作是“盛大而荒诞的东西方的初级会晤”，白种男童与中国妓女，彼此都把对方看成谜，渴望了解对方又缺乏语言沟通，他们的交流就带有天真和真诚的意味，方式也极其原本、原始。然而，Fantasy的力量又是双向的，一端导致爱，一端导致恨，所以它同时也是19世纪的美国人排斥和迫害中国人的原因。这种魔幻感是严歌苓构思《扶桑》的思想内核，东西方的恨与爱、仇与情因Fan-tasy而变幻莫测，正如弗洛伊德所说：“人往往渴望得到他惧怕的东西”，都浓缩包含在东方名妓扶桑的故事中。她在创作《第九个寡妇》时，对她要表现的那一大段中国历史的定位也是“超现实”或“魔幻现实”。所谓“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那些年里中国人的生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超现实的、不无荒谬的苦难，人的命运的危机是家常便饭，所以她选择“在魔幻的层面上来表现它的平常和无奇”，就如同当年的拉美作家们把无奇不有的政治时局魔幻化。
克尔凯郭尔认为，世界是一种异己的力量，人的处境是荒诞的。严歌苓在美国生活的早些年，身陷学业、生活、写作的重压而步履维艰，异域的生存空间是狭小的，她纤细敏感的心灵时时面临“无出路”的困境，她文中经常出现的“荒谬感”可以理解为生存压力和文化冲突的折射，而“魔幻感”可视为生活中的新事物带给她的新活力，一种激活她艺术创造的力量。荒谬感、魔幻感正是严歌苓中期作品的主要美学特征。尽管艰难，她一直循着精神光芒的援引，寻找出路和光明。到了《第九个寡妇》，她的荒谬感、魔幻感呈现出一种新的境界，这应是作家在生存、写作上达到一个新境地的相应结果。小说的主人公王葡萄是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寡妇，她的人生充满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种种苦难，而她以不可思议的力量超越了它们。不仅做出了秘密救护、供养地主公爹20年的惊世之举，同时她自己也活得精彩纷呈。她在生活中一边体验着痛苦，同时又快乐着，她被评论为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快乐寡妇。事实上，人生的苦难与困境是普遍存在的，贯穿于人类的整个生命，从不离开我们半步。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借用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推石的故事，表现与命运抗争的主题。他通过西西弗的形象阐释了这样的观点：假如生活确实是荒诞无意义的，那么更应该好好地去经历它。因为荒诞是维系人与世界关系的唯一纽带。加缪称西西弗为荒诞英雄。王葡萄的经历与人生观都像西西弗，她也是一个荒诞英雄。她在人生几十年中经历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改、反右、“四清”、大炼钢铁、“文革”等事，在她眼中全是荒诞的活闹剧。被她概括为“打打再换换”的过程。而她自己则被乡民称为“生坯子”，她在生活中做的一切事情在常人眼中也荒谬、悖反：人们认为王葡萄的觉悟怎么也提不高，他们不知道她甚至还将被“处决”的地主公爹救回来秘密供养了20年；她与多个男人偷欢，是乡村伦理概念中的“破鞋”典型。可是她全然不顾什么“寡妇门前是非多”，她顺从自己的心意爱男人，也为他们所爱。她的行为既抵达了大善。又满足了自身。描述西西弗的语言可以拿来形容王葡萄：“他嘲笑神，仇恨死亡，对生活充满热情，这些使他战胜了不可言说的惩罚……向高峰的奋斗足以充实一个人的心，应该想象西西弗是幸福的。”事实上，《第九个寡妇》虽然用的是本土的语言，但视角不完全是纯粹中国的，作家着重写的也不是土改本身或中国农村几十年的变化，而是要写这样一个女人的人生哲学和历史观，而王葡萄是严歌苓走出困惑、走向豁然开朗境界后的化身。 四、弱者·底层·民间
我们在梳理严歌苓的精神源流，把握严歌苓的思想发展轨迹的时候，不应忘记她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在中国出生成长生活了30年，她的思想既与西方思想沟通，更与中国本土文化一脉相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流脉，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在塑造严歌苓精神特质的某些方面，中国人的哲学或许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最主要的根系。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中的重要人物，王葡萄的公爹孙怀清（二大），就是一个具有儒家风范的智者形象。他是地主，然而行事公正、仁义，又聪明多能，深受乡民的爱戴。他被镇压“枪决”之后，葡萄冒死把他背回藏在地窖里20年，他在这20年中依然心平气和、顺天知命、澄怀观道、知行合一，每天如常做着活计纹丝不乱，这显然是一种高超的人格境界。在他们父女相依为命的20年间，葡萄曾为了掩护他而放弃结婚的机会，他也曾为了葡萄的幸福而悄然出走，这中间都包含着人性的严峻考验，都表现出了舍己为人的大义之举。
道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另一大根系，几千年来，道家的人生哲学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上的避难所。樊星教授指出，严歌苓的多篇小说都“凸显了作家对底层女性顽强生命力与自在活法的特别关注，也体现了作家对民间本色、道家智慧的认同”。严歌苓爱写弱者、输者。《少女小渔》就是一则“弱者的宣言”。小渔是严歌苓笔下弱者形象的雏形，也是典型：简单、善良、顺从、忍耐，在大陆当护士护理那些“没人想管”的人，把自己少女的贞操都奉献给了一个垂死的病人。跟江伟谈恋爱也是“身体被揉成什么形状就什么形状”，出国后听从江伟的话去跟一个意大利老头搞假结婚。她在这个事情中是最委屈的人，可偏偏她是最宽容的人，她把哭的机会留给江伟，对没机会真结婚的老头还满怀同情。她瞒着所有人吃苦，关爱所有的人，，以弱者的姿态容纳了人世间的不幸和悲哀。小渔的存在，逆转了人们思维定势中的“强”、“弱”概念。像江伟那样去恨、去闹、去争，同时还没忘了去利用的做法，收效甚微，事实上这种实利主义的处世方式就是西方强势文化的丑陋影响。而小渔这样一个从不意识到“吃亏”的人，不会认为自己是“弱”，对方是“强”，她经常会同情洋老头就是证明。东方、西方的“弱势”、“强势”，也不会出现在小渔的意识中。她宛如庄子笔下的“邈姑射山人”。无忮无求，真纯自然，没有机心。小渔这一“弱者”身上蕴含的哲学与道家精神是合拍的：“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扶桑》的主题与《少女小渔》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扶桑》可以看作是《少女小渔》的延伸和扩展。扶桑是一个生长于19世纪的中国女子，被移植到美国的泥土中，从事娼门贱业。种族压迫中的华人、华人中的妓女，扶桑的处境实在是当时美国社会底层中的最底层。扶桑是弱到了极处的最弱者，然而她身上却有一种惊人的博大和柔韧，这种品性使她顽强生存，她一方面填补了那些贫苦劳工们精神和肉体的饥渴，一方面满足着白人男子对神秘东方的想象。成为大洋彼岸最著名的妓女。给扶桑提供了一个可以保全并安顿个体生命形式的可能性场所的理论家，可以说是庄子。庄子主张不择地而安之，安时而处顺，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这些语句都可以拿来安放在扶桑身上。扶桑经年累月、日复一日地遭受着华工和白人的蹂躏，即使在“雌性的周期血”中一样要连续接待十多个嫖客。然而她“安之若命”，视受难为平常生活。庄子认为，现实处境只是存放人的形体的处所，它无法左右人的心灵。在形体和心灵二者之间，心灵远比形体重要。面对乱世，形体的逃避总是相对的，受限制的，心灵的逃避才是真正的逃避，只要能安顿好心灵，身体在哪里就无所谓了。所以，扶桑在被蹂躏的同时，竟能感受到欢乐，“那最低下、最不受精神干涉的欢乐”，当“被撕碎、被揉得如同垃圾的”她从床上浑身汗水、下体浴血地站起时，她竟是“释放了自己”，她“倏然从被毁灭的自己、被践踏成土的自己跃然腾空”，达到“刹那间脱缰奔放的、奔放的自由”的境界，“这是个最自由的身体，因为灵魂没有统治它”。在笔者对严歌苓的采访中，她回答她最看重的精神特质就是自由。严歌苓重新发现了底层女性心中的母性，这母性是与道家精神合而为一的：“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柔弱胜刚强”。
到了《第九个寡妇》，我们已经可以整理出一个严歌苓笔下人物形象的精神谱系：从小渔。到扶桑，再到王葡萄，她们都是典型的“严氏人物”，她们的人格颇有相通之处。她们都是各个时代环境中处于弱势的女性，然而，弱者不弱，这些弱者所具备的善良、包容的品质，是她们强大的根由。陈思和说王葡萄是“一个农村妇女形象与民间地母神的合二为一”，“地母是弱者，承受着任何外力的侵犯，犹如卑贱的土地，但她因为慈悲与宽厚，才成为天地间的真正强者”。王葡萄身上有女儿性和妻性，她舍弃了自己的生活为二大尽孝，又已超越了孝道而转化为伟大的母性，她是女儿性、妻性、母性的三合一。王葡萄形象是小渔、扶桑形象的发展、累积和修正，她比她们更饱满，更博大。联系严歌苓写作这些作品时的处境来看，她写《少女小渔》、《扶桑》是在出国初期，对于东西方文化的隔阂，强与弱的对峙，她提出“东方式宽容”这条出路，我们可以将此看作是弱势文化在强权文化中谋求生存的一种尝试，未免有些天真和一厢情愿，是小说里的乌托邦。一个理想化的小渔，身在中外文化撞击的特殊情境中，提供了“在这种境遇中获得跨越文化障碍的内心沟通的艰难性与可能性”。严歌苓在小说中大力歌颂温顺、谦卑等东方美德，表现弱到极处的强大，她试图以中国人的哲学，如老子的辩证意蕴，来扭转强弱关系，消解强权世界和强势力量的神话，而客观上，这又被论家分析为迎合了西方的“他者”目光与“窥异”心理，与西方达成口味相同的“共谋”，落入了“自我东方主义”的窠臼。如果说扶桑身上多少感染了一些东方主义的痕迹，到了王葡萄，这痕迹已经退去。王葡萄的浑然不分的仁爱与包容一切的宽厚，是中国儒家的；她的混沌、反智，是中国道家的。小渔、扶桑、王葡萄三人身上都有一个性格内核，都是浑朴、率真、大善若痴。严歌苓感慨现代人心思太多，遇事总是权衡再三，陷入机心算计的牢笼，王葡萄是她塑造的一个与此截然相反的人物，葡萄不用心、不自知，而得大自在、大快乐。葡萄从来不拿什么主意，而“动作，脚步里全是主意”。王葡萄的混沌、缺乏惧怕令人想起《老子》的名句：“见素抱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王葡萄身上完整地体现了一种来自中国民间大地的内在生命能量。孙二大在临终前讲述的本家祖奶奶的传说，是作家以神话的形式赋予了葡萄“民间女神”的形象。 尽管严歌苓从未表述过她对中国传统儒家、道家文化的态度，我们从她所塑造的一系列严氏人物身上却可见出儒家、道家文化的影响和渗透。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严氏人物如王葡萄包含着儒家、道家的生存哲学，但她同时又融合了西方人文精神的价值观。不错。我们认为她是一个来自中国民间的“地母”，而民间的传统观念判断在她身上又可能完全失效，比如她很享受与多个男性的情欲关系，中国旧时代的农村罕有在性观念上如此坦然不受羁绊的妇女。王葡萄没受过孔子的种种行为礼义教化，当然也不信服波伏娃的“第二性”之说，大概她体现了严歌苓自谓的“藏得比较深、比较狡猾的女权主义”。王葡萄过得分外地鲜活、饱满、恣肆、丰盈，恰如她的名字“葡萄”一样饱满多汁，也像她擅长的打秋千，高难度，能悠成圆满圈圈。王葡萄强悍地活在中国大地上，她的生存哲学既是中国的，也是西方的。
假如我们以王葡萄作为参照，回视严歌苓出国前写的“女兵三部曲”中的人物形象，就会发现二者对比鲜明：那些为政治所扭曲、为理想去献祭的女性们，她们活得如此不舒展、如此压抑悲苦，无一不是悲剧结局；而王葡萄却无视时势、时局的重压，她完全挣脱了外界的束缚与规训，虽历尽种种苦难，却活得浑然自在、精彩纷呈。拥有秘密的广阔的快乐和自由。从这鲜明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严歌苓的精神境界比之从前跨越了多大的里程。
五、爱与性
身为女作家，爱情、婚姻、家庭常常是她们首要的关注点，女作家们通过作品来表达她们的爱情观。关于爱，寒凉的张爱玲也曾轻叹“从尘埃里开出花来”；翟永明歌咏“我是最好的女人”：严歌苓则说：“你爱不爱我没有关系，只要我爱就可以了。”严歌苓这种带着自有的一股能量尽情去爱的观念态度，可以溯源到她的母亲那里。用严歌苓的话形容，她母亲是个有点“轴”的人，她爱上一个人就会一个心眼扑上去，“哼哧哼哧的爱”：“我想她图什么？她什么也图不上，她就这样辛苦得像个村姑似的去爱。”严歌苓坦承母亲对爱的态度已经影响、渗透到她的灵魂中。在爱情中，重要的是“给予”，找一个自己爱的人才是女人的幸福，而不是做一个爱的接受体。“也许这就是妈妈在我身上活着的部分”。被辜负、亏与不亏——这都属于俗世的计量，严歌苓的爱情观是脱俗的。
而达到这样一种豁达的爱情观，严歌苓也走过了一段历程。
严歌苓的小说中多次出现“十四岁”这个年龄。在《扶桑》中，十四岁的少年克里斯爱上了扶桑。严歌苓写道：“一个人十四岁时所具备的爱的能量该是多他成年的很多倍。很多人在十四岁的爱情被父母、被家庭、被自己扼杀后又被狠狠嘲笑了。假如人类容忍十四岁的人去爱和实现爱，人类永远不会世故起来。”《灰舞鞋》中十四岁的小穗子的爱是一度实现过的——她爱上了二十二岁的排长邵冬骏，而这场恋爱的结果是她写给他的一百六十封情书都被上交出去，让那些成年的、猥亵的眼睛去读这十四岁少女饱含纯情和诗意写下的句子，按他们的想法去理解什么叫“永远”、“一生”及“把一切都给你”。小穗子当众作检查，悔过，身败名裂，在集体中完全孤立。《灰舞鞋》的故事脱胎于作家年少时在部队的一段真实经历，而直到2003年她才将它写出，淋漓尽致地追叙十四岁的纯洁的爱曾经被世俗世界伤害得有多深。
严歌苓曾谈到自己在多部作品中都在做一种探究，“爱情是不是人本性中的东西”，那种“古典的，为爱而爱的，理想主义的爱情”究竟是不是存在。因为这种情感在现实生活中难以获得，严歌苓还写出了风格魔幻的《白蛇》，表达了对超功利的情感的追寻和珍视。小说中徐群姗对孙丽坤的情感不仅超越了一切世俗观念、社会准则，甚至超越了性别，直抵精神和心灵，她俩这种不含功利成分，又不能简单定义为同性爱的爱，庶几接近严歌苓所渴望的情感境界。孙、徐二人在非常环境下经历的非常情感，在“文革”的乱世中愈加焕发出异样的光彩，“作家在小说中展现了这份乱世中的珍贵情感，又在结局中因其超越世俗规则而不可实现做出了结……两人走向了社会认可的正常轨道，却舍弃了最为珍贵的内心感受和生命体验。这种情感结局体现出作家对于超越一切功利目的真实情感心怀向往，却又认识到这种情感不可能在现实规则中长存的复杂心态”。风格现实的《红罗裙》则在结尾以琴声向女主人公发出召唤，让人感叹：虽然我们知道这世上存在着爱情，而爱情却是遥不可及的。
到了《第九个寡妇》，严歌苓的爱情观和人生哲学一样在王葡萄身上得到成熟。王葡萄爱过很多男人，也被很多男人爱过。然而，要么是时局所迫，要么是命运播弄，这些男人没有一个娶了她。葡萄不怨，也从未流露过她的伤痛。她只是在比如老朴坐车离开时，在秋千上把手抓得紧紧。葡萄只是给予。她的巨大的爱的能量。不仅体现为爱男人，还感化、拯救了众多的男人：二大终于躲过了劫难，最后在儿孙绕膝中安然离世；那个为了“进步”将自己的父亲送上刑场的孙少勇也在她的感召下回归，他和村民们也加入到保护二大的行列中来：被权利欲望泯灭了人性的史春喜找回了内心的善良：下放的作家老朴也在困境中感受到了女人的温暖和滋润。葡萄的爱情是她强大生命力的一部分。
谈论爱，就要谈论性。严歌苓在《性化学杂想》中说，英国小说家约翰·福尔曾表述过这样的观点：“感觉的一代”已经消失了，让位给“行为的一代”。在“感觉的一代”那里，性的疆域很大，每一寸皮肤、手、足、头发都能成为敏感区和兴奋点，而到了“行为的一代”。大片的感觉沃土荒芜了，人需要越来越暴烈的直接动作。这一观点被她吸纳，所以我们在她的长篇《人寰》中读到这样一段话：“我们四十五年的共和国，禁欲使我们的肉体演变，同时不违伊甸园的天命。这演变使肉体的每一寸领土都可耕，都是沃土。”国情造就了“感觉的一代”。在1950年之前，也不乏性的感觉丰富微妙的个体，如《无出路咖啡馆》中的女主人公揣想她母亲在解放前与李师长的恋爱情境：
也完全可能是这样，除了他的身体，他其余的一切都触碰了她，紧紧拥抱了她。那个时代这样来历不明的男女间，一步到下一步之间，可以隔千山万水。他们自己把自己和对方相隔开，荷尔蒙只会更汹涌，感官只会有更充足的快感或痛感。谁也不碰谁，感官却一潮接一潮地升涨。却永远够不着岸，那感觉当今的男女是没有福分去享受的。
《无出路咖啡馆》里的另外两个人物，海青与王阿花，也是深谙感觉的妙处的一对儿。他俩的实质性关系开始之前有长长的序曲。一个吻在六七个月以后才全面完成，爱抚也是从冬天延续到春天。严歌苓的这部长篇小说里有大量的男女间微妙的性的交流的描写，福尔的理论在这篇小说中以不同人物的心理、感觉、行为得到充分诠释和展开。小说里实质的性很少，而性的张力很大，几乎无处不在。严歌苓曾提到电影《法国中尉的女人》，斯特里普扮演的萨拉全身都严严实实地包裹在维多利亚式装束里，而露出的一截脖子、一侧腮帮却是惊人的敏感，充满性的神秘。她说这股性的张力使电影始终有一种美丽、神秘的氛围，《无出路咖啡馆》显然有向这个境界努力的痕迹。然而，或许是性的感觉与张力毕竟是微妙而不可言传的，要集中描摹，且牵涉的人物众多，就有过火之虞。在这一点上，《人寰》的分寸控制恰好，十分节制，正符合“禁欲”的人们的拘谨而敏感的情态，对性的感觉的描绘精细、微妙而美丽。
严歌苓的小说世界既充满了不乏个人经验构成的具体、实在的物象和故事，又被属于她个人的精神、情感所充盈，在“沉重的肉身”之上，更有“高蹈的精神”。文学的力量不仅在于反映了现实，更在于唤起了多少心灵上的东西。“小说的空间是被琐碎的、具象的、实在的物象占据，还是被精神、灵魂、诗意、情感占据，将决定一部小说的艺术质地，决定小说的‘浓度与密度’，决定小说艺术的纯粹性”。严歌苓身处的现实世界为她提供了充足的材料，这些材料加入了她人格、心灵的因素，发生质变，成为一个源自现实又高于现实的小说世界。她的小说的精神内涵与物质外壳，严丝合缝，精妙绝伦。严歌苓立足于物质世界，开拓出她独有的精神空间，建筑了华美的艺术宫殿。
（责任编辑 刘保昌）
关键词：严歌苓；精神；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5）02-0079-08
一、个体·生命·人性
严歌苓初涉文坛的1980年代中后期，正是人性论与人道主义重新得到肯定与强调的文学新时期。严歌苓的内心趋向恰好与当时社会思潮的走向同步，她在1980年代创作的“女兵三部曲”系列长篇小说。都是以揭示高压的政治意识对人性的压制与扭曲为主题。
作家在创作文学作品的初期，往往会以她个人的视点为中心，我们常常可以在处女作中一眼认出与作者重合较大的人物。《绿血》中的乔怡，为作者所偏爱而在小说的人群中总显得落落寡合，她淡雅、独特、“太精致”、灵魂过于丰富，这个人物与严歌苓的某个侧面是很相像的。而《绿血》的创作思想是塑造英雄群像，与众不同的乔怡依然在众声合奏的交响曲中充当着其中的一个声部。乔怡外表安静，内心喧闹，她和别人一起扫地、冲厕所、挑猪食，期望能同化在集体中。这一个局部被截取下来在《一个女兵的悄悄话》中成为情节的主干。这篇作品充分表达了严歌苓对个体生命的关注，融入在当时文坛对个体价值、个性主义的思考中：“以当时的价值观来看，个体是微不足道，没有任何价值的，只有附着于国家这个大机器上，做一枚‘螺丝钉’，个体的价值才能得到实现：国家和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如果有需要，个人应毫不犹豫地放弃自己的生命，并将因此得到社会的肯定与褒奖，获得英雄的美名。”严歌苓“女兵三部曲”的创作暗合了新时期人性文学解冻的历史语境，对个人价值与社会理想、集体利益之间的冲突提出了敏锐的质疑。
同样关注个体生命，但思考更深刻复杂的《雌性的草地》，不仅把荒诞的理想主义对一群牧马班姑娘的生命的扼杀写到了极致，同时还精细入微地描写了草原上丰富的人性、马性、狼性、狗性，呈现出了丰富的万物生命面貌，表达了作者对自然与生命的深刻理解。对于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生命意识来说，重要的思想资源来自西方思想家，如萨特、弗洛伊德和柏格森。萨特的“自我实现”的思想征服了一代刚刚从“文革”灾难中走出来的中国青年，推进了他们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和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在1980年代的中国影响十分广泛，他的无意识理论，尤其是关于“里比多”的部分得到了中国文学界的特别注意，在最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当代作家。小说贯穿始终的饱满充沛的激情，对大自然中生生不息的生命现象的关注，隐约可见柏格森的影响。柏格森的哲学崇尚生理本能，关注生命现象，将心理体验及本能冲动视为一种不可遏止的创造力量和最真实的存在，这可以作为小说中的草地上人、马、狗、狼、鸟等角色的故事塑造的理论依据。
不过，与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相比，严歌苓早期在国内的创作更多是来自现实的生命体验。她在部队所受到的制度规训，她赴川藏边界时采访到的“铁姑娘牧马班”，都是构成她“女兵三部曲”创作的直接素材和源泉。探索个人意识、追问个体价值的意义，这是严歌苓最初的关注点，也是那个年代文学的主旋律。也许正因为如此，严歌苓的早期文学主题显得并不特别引人瞩目。
严歌苓出国前的写作题材反映了她本真的个性与思考，出国后，她的“生命的移植”，使她得以延续并拓展了她一贯擅于表现的题材领域——从中国的特定政治氛围中的人性扭曲，到不同种族的人性在各种时空磨砺下的扭曲、伸展与变异。她自云，她在美国经历了一次观念上的“大洗牌”，感觉自己先前所有的思想、观念都被统统推倒、颠覆了。美国的知识分子最关注的是个人，这与中国国内向来把国家、民族置于第一位恰好相反，他们在乎的是对个人的关怀，这个“个人”是抽象的，代表边缘的、弱势群体的立场。他们坚持独立思考，坚持用平等的眼光、较少成见和偏见的思考来看待世界和他人，杜绝歧视性的语言。严歌苓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与思想重塑，“诚恳地吸收西方世界‘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对‘人’的价值观透视，同时也包括西方社会看待‘东方人类’的历史文化视点”，“正是这些精神上的源流主导了严歌苓海外创作的小说总是充满了对‘人性’本色的深层关注”，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写作领域和不同寻常的价值判断”。从而，她出国后的作品不再仅仅是呼唤个体价值的春风吹拂，而是在更加开阔的国际文化视野中，向着人性的隐秘之处走得更远，“把握人性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所具有的全部张力和丰富深邃的内涵”，并予以富有个性色彩的表达。
二、寄居者·局外人
严歌苓1989年赴美留学，从此移居海外。移民不仅是生命经验，它给严歌苓的精神维度带来的影响也至关重大，严歌苓所关注的移民问题，与她自身的生命经验大幅重叠，在这里她的经验与思考、肉体和精神形成强烈的连结，体现在她的作品中，这两个方面也是同构在一起的。
移民生活会给作家带来“视角和思考的决定性的拓展与深化”，有多位世界级的作家都是在移居他国之后才最终成就了自己：康拉德、纳博科夫、米兰·昆德拉……他们写移民后的生活和曾经在祖国的生活，因为移民的“高倍数的敏感”，他们的作品“添了深度和广度，添了一层与世界其他民族和语言共通的襟怀。他们的故事和人物走出了俄罗斯、布拉格，他们把俄罗斯、布拉格蔓延成了美国人的、中国人的、全人类的俄罗斯、布拉格”。同理，移民生活也使严歌苓的写作面貌一新。出国是严歌苓创作的转折点，她出国之后的作品，无论是移民题材，还是本土题材，无论是写“文革”、写战争、写大历史中的小人物，都可见其思想意识和审美情趣的巨变，表现出前期未有的胸襟气度。 留学海外，使严歌苓获得了广阔的视野。不仅在学院，还因为个人生活的机缘，她学习和接触了西方心理学、行为学等理论。她认识到弗洛伊德、荣格的心理学说的出现对20世纪的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心理学与哲学、文学都是互相关联、相互作用的。在出国前，她写《雌性的草地》是“从雌性出发”，表现人性、雌性、性爱不容被否定，出国后，她对性的理解更为广义、更加形而上了。她甚至认为，“性包含的一对对立统一体，能够解释宇宙间的所有的对称或对立、和谐或矛盾的关系”，从而才有她在《扶桑》中的处理方式，不但以克里斯和扶桑的性爱作为两个民族媾合过程的象征，甚至以性来比喻“文革”：
童年时我看见了那种叫做“文革”的性冲动，以及那种叫做“造反”的性高潮。仇恨使人的面孔变得一模一样，一模一样的满足和销魂。
把“文革”比作“性冲动”，把“造反”比作“性高潮”，比喻得出人意表，从中可以看出严歌苓所受的人类心理学、行为学乃至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也可见她对“文革”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更深层次。
1990-1995年，严歌苓在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攻读小说写作硕士学位。在那里，她不仅是在接受严谨正规的写作训练，同时也是在吸收西方世界的思想源流，在一种全新的文化氛围中开始新的文化选择、情感取向和价值判断。她的好恶、美丑、是非观念都发生了变化，她希望自己不再是“习惯性”地生活在社会中的一员。对以前“习惯性”的东西开始质疑，在质疑中形成自己的个性立场。观念的嬗变带来了严歌苓思想上的独立性，也使她摆脱了早期在国内时的某些心灵桎梏，反映在她后来的小说中，精神气质为之一新、一变，对她自己来说仿佛脱胎换骨，与大陆作家也区别明显。
旅居海外，身处东方、西方“纵横交错的目光”之中，地理位置形成一种文化上的空间张力。严歌苓的海外华人的写作身份，在很大程度上把人的生存问题，从国内的现实、历史以及文化之中向外扩展，视域开阔。同时，她不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对西方文化，回顾与思考起来都保持着必要的距离。这种距离有助于多视角的审视，从而超越单向度的体验。萨义德认为离开自己家乡的知识分子具有一种“局外人”的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局外人”甚至比“局内人”更接近于“局内”，因为多了一层参照系，成为双重视角，在不同经验和观念的并置中，他们可以得到更开阔、更普遍的看法。这“局外人”的理念深得严歌苓的认同。她说，“当事者迷”，中国的很多事情，道德的、政治的，身在局内就难以保持一个冷静的态度，写出来的作品不是控诉就是揭露，要不就是讴歌，这都不是文学的功能，“局外一点，边缘一点，就会不同。我觉得这些年来自己无论在美国还是国内都不是主流而是边缘人物。像加缪那样站在局外，这样比较容易看出社会中荒诞的东西”，“移民特定的存在改变了他和祖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少了些对政治的功罪追究，多了些对人性这现象的了解。若没有移民生活给我的叙事角度和那种近乎局外人的情绪基调。以及英文给我的语言方式，我不可能写出《天浴》、《人寰》这类故事”。局外人的身份使严歌苓能够超越特定文化规定和社会命名，实现情爱、文化等多方面别样伦理叙事的可能。
移民美国多年，生活趋于安定之后，近年严歌苓又形成了在中、美两国间频繁往返的状态。她不愿从属于任何一个单一的文化观念，她要的就是对中国、对美国都持一种局外人的视角和状态。上海、安徽、四川、西藏、北京、美国、非洲……很难讲她是哪里的人，她自己说她是“五湖四海的人”，“走到哪里都是一个外地人”。对此她还有理论上的总结：“我是永远的寄居者，即使做了别国公民，拥有别国的土地所有权，我们也不可能被别族文化彻底认同。荒诞的是，我们也无法彻底归属祖国的文化，首先因为我们错过了它的一大段发展和演变，其次因为我们已深深被别国文化所感染和离间。即使回到祖国，回到母体文化中，也是迁移之后的又一次迁移，也是形归神莫属了。于是，我私自给‘Displacement’添一个汉语意译‘无所归属’，进一步引申，也可以称为‘错位归属’，但愿它也能像眷顾纳博科夫那样，给我丰富的文学语言，荒诞而美丽的境界”。在国内“五湖四海的人”的生命体验显然为她后来出国以后超越单一国别文化的写作立场打下了基础。身为“寄居者”和“局外人”，她观察世界常常拥有新角度、新参照，得以全方位、立体地透视和把握人性的本质。
三、荒谬感·魔幻感
卡夫卡、加缪都是严歌苓喜爱的作家。卡夫卡笔下的甲虫、加缪笔下的西西弗，都是最为有力的存在主义者，他们揭示出人类存在中惊人的一面：悖谬、存在的异化、无意义对人的粉碎……在他们笔下，人类的存在赤裸裸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无处藏身。“荒诞”是萨特的思想关键词：“荒诞这个词出现在我的笔下，我知道我找到了生存的钥匙。”严歌苓最先读《变形记》是在1979年，当时一点也读不进去，1989年赴美后重读英文版，才感到震撼，现在她说她最爱《变形记》，称赞“个个细节都写得真切，尽管故事荒诞”。
严歌苓的荒诞、荒谬感产生得很早，“荒谬”可视为她的精神世界的关键词之一，这个词她使用的频率很高。早在《一个女兵的悄悄话》中她就表达了强烈的荒诞感，并将它作为小说的主题。小说写女兵们在“文革”十年中度过的赤诚而蒙昧的青春，当“文革”过后，国人普遍的感受就是荒唐、荒诞——那是怎样混乱颠倒的十年。《雌性的草地》再将极左年代的具体生活完整呈现，在那样的条件下，荒诞成为常态、荒谬成为正确。严歌苓对女子牧马班的认知深刻了许多，不只表达单一的荒诞感：“这个集体从人性的层面看是荒诞的，从神性的层面却是庄严的。”理想主义的光芒在牧马班的领袖人物沈红霞身上达到顶峰，她为此付出的代价在小说结尾得到集中展示：牧马班成为历史的十年之后，只身一人进入茫茫草原追赶马群的沈红霞，以鬼魂的形式从草地深处归来，长发飞散，衣不蔽体近乎赤裸，但仍腰束皮带，斜挎红书包，内装红宝书。身后跟着浩浩荡荡上千匹马，蹄声如滚雷。沈红霞的令人心悸的理想主义，在她的肉身死去之后依然顽强地存在，此处作者以鬼魂的形式来表现这一点，运用的也是荒诞的象征手法。 严歌苓出国后，写作题材发生了重大变化，而荒谬感一直延续在她的写作中。“穗子系列”中那群尚未成年，而满口粗话、偷鸡摸狗、和大人一样会背叛出卖朋友的女孩子们，她们好比时代的镜子，她们的形象正是成人世界在孩童身上留下的扭曲变形的投影。小说《白蛇》中的“官方版本”是公文文件，但其陈述的内容却与文件的权威性构成强烈的反讽。不仅舞蹈家孙丽坤在“文革”期间的各种“定性”均匪夷所思，而且官方对她采取的种种暴力摧残行为本身就应受到制裁——孙丽坤不但被剥夺人身自由，遭受关押、批斗，被反复询问、强迫书写长达四百多页的反省书“交代”与外国舞蹈家的“腐化”过程，甚至在暴力挟持下进行妇科检查！这份义正词严的公文反倒成为孙丽坤遭受权力迫害的证明，极具荒谬与讽刺意味。
在文艺创作的领域中，艺术家们都认为自己是在表达现实。现实在不同的艺术家眼里呈现出不同的图景：在古典派看来，现实是古典的；在浪漫主义者看来，现实是浪漫的。在梵高看来，现实是模糊的；在毕加索看来，现实是割裂的；在加缪看来，现实是荒诞的；在卡夫卡看来，现实是变形的……那么在严歌苓看来，这个世界是不无荒谬的。这是她个人所体验和面对的世界，她把它呈现了出来。荒谬感是严歌苓体味、理解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这与她作品中一个突出的特色具有逻辑关系：非常理情节。加缪谈论卡夫卡作品中有一个“古怪而又显而易见的对立矛盾”：故事人物的经历越是异乎寻常，这个故事的“自然性”就越容易为读者所发现。“它与我们所感到的离异成正比，这种离异是一个人对生活的陌生和他接受这种生活的率直程度之间的矛盾。似乎，这种自然性是卡夫卡式的”。严歌苓也有这种能力，她特别善于写异乎寻常的故事。在生活百态中，被她捕捉到的故事往往天然具有荒谬性，但她总能把它们写得入情入理，她把荒谬与自然结合得十分完美：《扮演者》、《白蛇》、《梨花疫》、《乖乖贝比》、《第九个寡妇》等，都是典型例子。她的第一部英文作品《赴宴者》被评论为“既是荒谬的身份错乱闹剧，也是尖锐的社会评论”，“时而让人大笑，时而让人陷入卡夫卡的噩梦里”。
与荒诞感结合在一起的，是魔幻感。说起魔幻我们会想到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想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它也是严歌苓十分喜爱的作品。拉美的这一文学流派采用欧美现代派的许多方法把现实与幻景结合在一起，有时变现实为神话，有时变现实为梦幻，有时变现实为荒诞——荒诞正是它的主要表现手法之一。从而使现实披上了魔幻的外衣，作品中的画面呈现出光怪陆离、真假莫辨、奇异怪诞的风格。严歌苓的魔幻感多少来自它们的影响。她在《从魔幻说起》一文中谈到，她有各种Fantasy：White Fantasy，Tibet Fantasy，Black Fan-tasy……她对妓女、死刑犯、同性恋、强奸都有不同程度的Fantasy。“一切对于我形成谜、离我足够远、与我有这悬殊的差异的人物事物，都是我的Fantasy”。她以这样的审美观点观照她的小说和人物，从而，19世纪中后期的旧金山，那是一片“近乎魔幻现实主义式”的土地，挤满了世界各地赶来淘金，把宗教、道德、过往都远远留在故乡的人。踏进这片土地的梳长辫的男人和裹小脚的女人，使得这个满是Fantasy的城市又添一层Fantasy，而当时数千白种男童有规律性地造访中国妓女的史实，被她看作是“盛大而荒诞的东西方的初级会晤”，白种男童与中国妓女，彼此都把对方看成谜，渴望了解对方又缺乏语言沟通，他们的交流就带有天真和真诚的意味，方式也极其原本、原始。然而，Fantasy的力量又是双向的，一端导致爱，一端导致恨，所以它同时也是19世纪的美国人排斥和迫害中国人的原因。这种魔幻感是严歌苓构思《扶桑》的思想内核，东西方的恨与爱、仇与情因Fan-tasy而变幻莫测，正如弗洛伊德所说：“人往往渴望得到他惧怕的东西”，都浓缩包含在东方名妓扶桑的故事中。她在创作《第九个寡妇》时，对她要表现的那一大段中国历史的定位也是“超现实”或“魔幻现实”。所谓“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那些年里中国人的生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超现实的、不无荒谬的苦难，人的命运的危机是家常便饭，所以她选择“在魔幻的层面上来表现它的平常和无奇”，就如同当年的拉美作家们把无奇不有的政治时局魔幻化。
克尔凯郭尔认为，世界是一种异己的力量，人的处境是荒诞的。严歌苓在美国生活的早些年，身陷学业、生活、写作的重压而步履维艰，异域的生存空间是狭小的，她纤细敏感的心灵时时面临“无出路”的困境，她文中经常出现的“荒谬感”可以理解为生存压力和文化冲突的折射，而“魔幻感”可视为生活中的新事物带给她的新活力，一种激活她艺术创造的力量。荒谬感、魔幻感正是严歌苓中期作品的主要美学特征。尽管艰难，她一直循着精神光芒的援引，寻找出路和光明。到了《第九个寡妇》，她的荒谬感、魔幻感呈现出一种新的境界，这应是作家在生存、写作上达到一个新境地的相应结果。小说的主人公王葡萄是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寡妇，她的人生充满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种种苦难，而她以不可思议的力量超越了它们。不仅做出了秘密救护、供养地主公爹20年的惊世之举，同时她自己也活得精彩纷呈。她在生活中一边体验着痛苦，同时又快乐着，她被评论为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快乐寡妇。事实上，人生的苦难与困境是普遍存在的，贯穿于人类的整个生命，从不离开我们半步。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借用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推石的故事，表现与命运抗争的主题。他通过西西弗的形象阐释了这样的观点：假如生活确实是荒诞无意义的，那么更应该好好地去经历它。因为荒诞是维系人与世界关系的唯一纽带。加缪称西西弗为荒诞英雄。王葡萄的经历与人生观都像西西弗，她也是一个荒诞英雄。她在人生几十年中经历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改、反右、“四清”、大炼钢铁、“文革”等事，在她眼中全是荒诞的活闹剧。被她概括为“打打再换换”的过程。而她自己则被乡民称为“生坯子”，她在生活中做的一切事情在常人眼中也荒谬、悖反：人们认为王葡萄的觉悟怎么也提不高，他们不知道她甚至还将被“处决”的地主公爹救回来秘密供养了20年；她与多个男人偷欢，是乡村伦理概念中的“破鞋”典型。可是她全然不顾什么“寡妇门前是非多”，她顺从自己的心意爱男人，也为他们所爱。她的行为既抵达了大善。又满足了自身。描述西西弗的语言可以拿来形容王葡萄：“他嘲笑神，仇恨死亡，对生活充满热情，这些使他战胜了不可言说的惩罚……向高峰的奋斗足以充实一个人的心，应该想象西西弗是幸福的。”事实上，《第九个寡妇》虽然用的是本土的语言，但视角不完全是纯粹中国的，作家着重写的也不是土改本身或中国农村几十年的变化，而是要写这样一个女人的人生哲学和历史观，而王葡萄是严歌苓走出困惑、走向豁然开朗境界后的化身。 四、弱者·底层·民间
我们在梳理严歌苓的精神源流，把握严歌苓的思想发展轨迹的时候，不应忘记她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在中国出生成长生活了30年，她的思想既与西方思想沟通，更与中国本土文化一脉相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流脉，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在塑造严歌苓精神特质的某些方面，中国人的哲学或许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最主要的根系。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中的重要人物，王葡萄的公爹孙怀清（二大），就是一个具有儒家风范的智者形象。他是地主，然而行事公正、仁义，又聪明多能，深受乡民的爱戴。他被镇压“枪决”之后，葡萄冒死把他背回藏在地窖里20年，他在这20年中依然心平气和、顺天知命、澄怀观道、知行合一，每天如常做着活计纹丝不乱，这显然是一种高超的人格境界。在他们父女相依为命的20年间，葡萄曾为了掩护他而放弃结婚的机会，他也曾为了葡萄的幸福而悄然出走，这中间都包含着人性的严峻考验，都表现出了舍己为人的大义之举。
道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另一大根系，几千年来，道家的人生哲学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上的避难所。樊星教授指出，严歌苓的多篇小说都“凸显了作家对底层女性顽强生命力与自在活法的特别关注，也体现了作家对民间本色、道家智慧的认同”。严歌苓爱写弱者、输者。《少女小渔》就是一则“弱者的宣言”。小渔是严歌苓笔下弱者形象的雏形，也是典型：简单、善良、顺从、忍耐，在大陆当护士护理那些“没人想管”的人，把自己少女的贞操都奉献给了一个垂死的病人。跟江伟谈恋爱也是“身体被揉成什么形状就什么形状”，出国后听从江伟的话去跟一个意大利老头搞假结婚。她在这个事情中是最委屈的人，可偏偏她是最宽容的人，她把哭的机会留给江伟，对没机会真结婚的老头还满怀同情。她瞒着所有人吃苦，关爱所有的人，，以弱者的姿态容纳了人世间的不幸和悲哀。小渔的存在，逆转了人们思维定势中的“强”、“弱”概念。像江伟那样去恨、去闹、去争，同时还没忘了去利用的做法，收效甚微，事实上这种实利主义的处世方式就是西方强势文化的丑陋影响。而小渔这样一个从不意识到“吃亏”的人，不会认为自己是“弱”，对方是“强”，她经常会同情洋老头就是证明。东方、西方的“弱势”、“强势”，也不会出现在小渔的意识中。她宛如庄子笔下的“邈姑射山人”。无忮无求，真纯自然，没有机心。小渔这一“弱者”身上蕴含的哲学与道家精神是合拍的：“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扶桑》的主题与《少女小渔》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扶桑》可以看作是《少女小渔》的延伸和扩展。扶桑是一个生长于19世纪的中国女子，被移植到美国的泥土中，从事娼门贱业。种族压迫中的华人、华人中的妓女，扶桑的处境实在是当时美国社会底层中的最底层。扶桑是弱到了极处的最弱者，然而她身上却有一种惊人的博大和柔韧，这种品性使她顽强生存，她一方面填补了那些贫苦劳工们精神和肉体的饥渴，一方面满足着白人男子对神秘东方的想象。成为大洋彼岸最著名的妓女。给扶桑提供了一个可以保全并安顿个体生命形式的可能性场所的理论家，可以说是庄子。庄子主张不择地而安之，安时而处顺，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这些语句都可以拿来安放在扶桑身上。扶桑经年累月、日复一日地遭受着华工和白人的蹂躏，即使在“雌性的周期血”中一样要连续接待十多个嫖客。然而她“安之若命”，视受难为平常生活。庄子认为，现实处境只是存放人的形体的处所，它无法左右人的心灵。在形体和心灵二者之间，心灵远比形体重要。面对乱世，形体的逃避总是相对的，受限制的，心灵的逃避才是真正的逃避，只要能安顿好心灵，身体在哪里就无所谓了。所以，扶桑在被蹂躏的同时，竟能感受到欢乐，“那最低下、最不受精神干涉的欢乐”，当“被撕碎、被揉得如同垃圾的”她从床上浑身汗水、下体浴血地站起时，她竟是“释放了自己”，她“倏然从被毁灭的自己、被践踏成土的自己跃然腾空”，达到“刹那间脱缰奔放的、奔放的自由”的境界，“这是个最自由的身体，因为灵魂没有统治它”。在笔者对严歌苓的采访中，她回答她最看重的精神特质就是自由。严歌苓重新发现了底层女性心中的母性，这母性是与道家精神合而为一的：“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柔弱胜刚强”。
到了《第九个寡妇》，我们已经可以整理出一个严歌苓笔下人物形象的精神谱系：从小渔。到扶桑，再到王葡萄，她们都是典型的“严氏人物”，她们的人格颇有相通之处。她们都是各个时代环境中处于弱势的女性，然而，弱者不弱，这些弱者所具备的善良、包容的品质，是她们强大的根由。陈思和说王葡萄是“一个农村妇女形象与民间地母神的合二为一”，“地母是弱者，承受着任何外力的侵犯，犹如卑贱的土地，但她因为慈悲与宽厚，才成为天地间的真正强者”。王葡萄身上有女儿性和妻性，她舍弃了自己的生活为二大尽孝，又已超越了孝道而转化为伟大的母性，她是女儿性、妻性、母性的三合一。王葡萄形象是小渔、扶桑形象的发展、累积和修正，她比她们更饱满，更博大。联系严歌苓写作这些作品时的处境来看，她写《少女小渔》、《扶桑》是在出国初期，对于东西方文化的隔阂，强与弱的对峙，她提出“东方式宽容”这条出路，我们可以将此看作是弱势文化在强权文化中谋求生存的一种尝试，未免有些天真和一厢情愿，是小说里的乌托邦。一个理想化的小渔，身在中外文化撞击的特殊情境中，提供了“在这种境遇中获得跨越文化障碍的内心沟通的艰难性与可能性”。严歌苓在小说中大力歌颂温顺、谦卑等东方美德，表现弱到极处的强大，她试图以中国人的哲学，如老子的辩证意蕴，来扭转强弱关系，消解强权世界和强势力量的神话，而客观上，这又被论家分析为迎合了西方的“他者”目光与“窥异”心理，与西方达成口味相同的“共谋”，落入了“自我东方主义”的窠臼。如果说扶桑身上多少感染了一些东方主义的痕迹，到了王葡萄，这痕迹已经退去。王葡萄的浑然不分的仁爱与包容一切的宽厚，是中国儒家的；她的混沌、反智，是中国道家的。小渔、扶桑、王葡萄三人身上都有一个性格内核，都是浑朴、率真、大善若痴。严歌苓感慨现代人心思太多，遇事总是权衡再三，陷入机心算计的牢笼，王葡萄是她塑造的一个与此截然相反的人物，葡萄不用心、不自知，而得大自在、大快乐。葡萄从来不拿什么主意，而“动作，脚步里全是主意”。王葡萄的混沌、缺乏惧怕令人想起《老子》的名句：“见素抱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王葡萄身上完整地体现了一种来自中国民间大地的内在生命能量。孙二大在临终前讲述的本家祖奶奶的传说，是作家以神话的形式赋予了葡萄“民间女神”的形象。 尽管严歌苓从未表述过她对中国传统儒家、道家文化的态度，我们从她所塑造的一系列严氏人物身上却可见出儒家、道家文化的影响和渗透。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严氏人物如王葡萄包含着儒家、道家的生存哲学，但她同时又融合了西方人文精神的价值观。不错。我们认为她是一个来自中国民间的“地母”，而民间的传统观念判断在她身上又可能完全失效，比如她很享受与多个男性的情欲关系，中国旧时代的农村罕有在性观念上如此坦然不受羁绊的妇女。王葡萄没受过孔子的种种行为礼义教化，当然也不信服波伏娃的“第二性”之说，大概她体现了严歌苓自谓的“藏得比较深、比较狡猾的女权主义”。王葡萄过得分外地鲜活、饱满、恣肆、丰盈，恰如她的名字“葡萄”一样饱满多汁，也像她擅长的打秋千，高难度，能悠成圆满圈圈。王葡萄强悍地活在中国大地上，她的生存哲学既是中国的，也是西方的。
假如我们以王葡萄作为参照，回视严歌苓出国前写的“女兵三部曲”中的人物形象，就会发现二者对比鲜明：那些为政治所扭曲、为理想去献祭的女性们，她们活得如此不舒展、如此压抑悲苦，无一不是悲剧结局；而王葡萄却无视时势、时局的重压，她完全挣脱了外界的束缚与规训，虽历尽种种苦难，却活得浑然自在、精彩纷呈。拥有秘密的广阔的快乐和自由。从这鲜明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严歌苓的精神境界比之从前跨越了多大的里程。
五、爱与性
身为女作家，爱情、婚姻、家庭常常是她们首要的关注点，女作家们通过作品来表达她们的爱情观。关于爱，寒凉的张爱玲也曾轻叹“从尘埃里开出花来”；翟永明歌咏“我是最好的女人”：严歌苓则说：“你爱不爱我没有关系，只要我爱就可以了。”严歌苓这种带着自有的一股能量尽情去爱的观念态度，可以溯源到她的母亲那里。用严歌苓的话形容，她母亲是个有点“轴”的人，她爱上一个人就会一个心眼扑上去，“哼哧哼哧的爱”：“我想她图什么？她什么也图不上，她就这样辛苦得像个村姑似的去爱。”严歌苓坦承母亲对爱的态度已经影响、渗透到她的灵魂中。在爱情中，重要的是“给予”，找一个自己爱的人才是女人的幸福，而不是做一个爱的接受体。“也许这就是妈妈在我身上活着的部分”。被辜负、亏与不亏——这都属于俗世的计量，严歌苓的爱情观是脱俗的。
而达到这样一种豁达的爱情观，严歌苓也走过了一段历程。
严歌苓的小说中多次出现“十四岁”这个年龄。在《扶桑》中，十四岁的少年克里斯爱上了扶桑。严歌苓写道：“一个人十四岁时所具备的爱的能量该是多他成年的很多倍。很多人在十四岁的爱情被父母、被家庭、被自己扼杀后又被狠狠嘲笑了。假如人类容忍十四岁的人去爱和实现爱，人类永远不会世故起来。”《灰舞鞋》中十四岁的小穗子的爱是一度实现过的——她爱上了二十二岁的排长邵冬骏，而这场恋爱的结果是她写给他的一百六十封情书都被上交出去，让那些成年的、猥亵的眼睛去读这十四岁少女饱含纯情和诗意写下的句子，按他们的想法去理解什么叫“永远”、“一生”及“把一切都给你”。小穗子当众作检查，悔过，身败名裂，在集体中完全孤立。《灰舞鞋》的故事脱胎于作家年少时在部队的一段真实经历，而直到2003年她才将它写出，淋漓尽致地追叙十四岁的纯洁的爱曾经被世俗世界伤害得有多深。
严歌苓曾谈到自己在多部作品中都在做一种探究，“爱情是不是人本性中的东西”，那种“古典的，为爱而爱的，理想主义的爱情”究竟是不是存在。因为这种情感在现实生活中难以获得，严歌苓还写出了风格魔幻的《白蛇》，表达了对超功利的情感的追寻和珍视。小说中徐群姗对孙丽坤的情感不仅超越了一切世俗观念、社会准则，甚至超越了性别，直抵精神和心灵，她俩这种不含功利成分，又不能简单定义为同性爱的爱，庶几接近严歌苓所渴望的情感境界。孙、徐二人在非常环境下经历的非常情感，在“文革”的乱世中愈加焕发出异样的光彩，“作家在小说中展现了这份乱世中的珍贵情感，又在结局中因其超越世俗规则而不可实现做出了结……两人走向了社会认可的正常轨道，却舍弃了最为珍贵的内心感受和生命体验。这种情感结局体现出作家对于超越一切功利目的真实情感心怀向往，却又认识到这种情感不可能在现实规则中长存的复杂心态”。风格现实的《红罗裙》则在结尾以琴声向女主人公发出召唤，让人感叹：虽然我们知道这世上存在着爱情，而爱情却是遥不可及的。
到了《第九个寡妇》，严歌苓的爱情观和人生哲学一样在王葡萄身上得到成熟。王葡萄爱过很多男人，也被很多男人爱过。然而，要么是时局所迫，要么是命运播弄，这些男人没有一个娶了她。葡萄不怨，也从未流露过她的伤痛。她只是在比如老朴坐车离开时，在秋千上把手抓得紧紧。葡萄只是给予。她的巨大的爱的能量。不仅体现为爱男人，还感化、拯救了众多的男人：二大终于躲过了劫难，最后在儿孙绕膝中安然离世；那个为了“进步”将自己的父亲送上刑场的孙少勇也在她的感召下回归，他和村民们也加入到保护二大的行列中来：被权利欲望泯灭了人性的史春喜找回了内心的善良：下放的作家老朴也在困境中感受到了女人的温暖和滋润。葡萄的爱情是她强大生命力的一部分。
谈论爱，就要谈论性。严歌苓在《性化学杂想》中说，英国小说家约翰·福尔曾表述过这样的观点：“感觉的一代”已经消失了，让位给“行为的一代”。在“感觉的一代”那里，性的疆域很大，每一寸皮肤、手、足、头发都能成为敏感区和兴奋点，而到了“行为的一代”。大片的感觉沃土荒芜了，人需要越来越暴烈的直接动作。这一观点被她吸纳，所以我们在她的长篇《人寰》中读到这样一段话：“我们四十五年的共和国，禁欲使我们的肉体演变，同时不违伊甸园的天命。这演变使肉体的每一寸领土都可耕，都是沃土。”国情造就了“感觉的一代”。在1950年之前，也不乏性的感觉丰富微妙的个体，如《无出路咖啡馆》中的女主人公揣想她母亲在解放前与李师长的恋爱情境：
也完全可能是这样，除了他的身体，他其余的一切都触碰了她，紧紧拥抱了她。那个时代这样来历不明的男女间，一步到下一步之间，可以隔千山万水。他们自己把自己和对方相隔开，荷尔蒙只会更汹涌，感官只会有更充足的快感或痛感。谁也不碰谁，感官却一潮接一潮地升涨。却永远够不着岸，那感觉当今的男女是没有福分去享受的。
《无出路咖啡馆》里的另外两个人物，海青与王阿花，也是深谙感觉的妙处的一对儿。他俩的实质性关系开始之前有长长的序曲。一个吻在六七个月以后才全面完成，爱抚也是从冬天延续到春天。严歌苓的这部长篇小说里有大量的男女间微妙的性的交流的描写，福尔的理论在这篇小说中以不同人物的心理、感觉、行为得到充分诠释和展开。小说里实质的性很少，而性的张力很大，几乎无处不在。严歌苓曾提到电影《法国中尉的女人》，斯特里普扮演的萨拉全身都严严实实地包裹在维多利亚式装束里，而露出的一截脖子、一侧腮帮却是惊人的敏感，充满性的神秘。她说这股性的张力使电影始终有一种美丽、神秘的氛围，《无出路咖啡馆》显然有向这个境界努力的痕迹。然而，或许是性的感觉与张力毕竟是微妙而不可言传的，要集中描摹，且牵涉的人物众多，就有过火之虞。在这一点上，《人寰》的分寸控制恰好，十分节制，正符合“禁欲”的人们的拘谨而敏感的情态，对性的感觉的描绘精细、微妙而美丽。
严歌苓的小说世界既充满了不乏个人经验构成的具体、实在的物象和故事，又被属于她个人的精神、情感所充盈，在“沉重的肉身”之上，更有“高蹈的精神”。文学的力量不仅在于反映了现实，更在于唤起了多少心灵上的东西。“小说的空间是被琐碎的、具象的、实在的物象占据，还是被精神、灵魂、诗意、情感占据，将决定一部小说的艺术质地，决定小说的‘浓度与密度’，决定小说艺术的纯粹性”。严歌苓身处的现实世界为她提供了充足的材料，这些材料加入了她人格、心灵的因素，发生质变，成为一个源自现实又高于现实的小说世界。她的小说的精神内涵与物质外壳，严丝合缝，精妙绝伦。严歌苓立足于物质世界，开拓出她独有的精神空间，建筑了华美的艺术宫殿。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