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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映绿公益事业发展中心发起人、董事长、首席顾问庄爱玲曾在高校执教三年，她在1990年转行加盟公益，是国内较早投身公益的女性自身公益人。
9月初，庄爱玲结束一年访学，从波士顿经纽约回到上海，并在浦东一家宾馆隔离两周后回到家中。三周后，她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谈到在美国的经历时，依然有一种穿越感。过去的一年似乎正变得模糊、短促和遥远。
疫情期间不忘公益
去年，她再度回到哈佛大学，计划研究美国的公益生态，尤其是公益基金会和公益支持机构。第一学期收集研究资料、信息、数据等，第二学期进行机构访谈和论文写作。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她的机构访谈被迫延迟直至取消，只好调整研究计划。
在哈佛大学校长夫妇感染新冠肺炎、大量本科生离开后，哈佛校园关闭，线下的教学、学术活动均被按下暂停键，被迫转至线上。与此同时，美国的医护人员、基础服务行业的人员以及许多来自世界各地无法回国的学者及家庭都没有防护用品。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庄爱玲主动请缨，将募集来的数千只口罩，独自发给住在学者公寓35个单元楼中的近千个家庭。
在波士顿疫情暴发期间，许多商户歇业，失业率攀升，低收入家庭生活困难。但公共交通、基础物流等维系社会运行的系统依旧在运转。美国的公益组织和志愿团队在危机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为受疫情影响的弱势群体提供资金支持，还组织大量的志愿者在社区中心、食物银行为低收入家庭发放食物，帮助隔离在家的老年人、残疾人运送物资，甚至有专业的社区健康促进机构承担波士顿所有确诊病例的溯源工作。
疫情中，公益就像一只柔软而温暖的手，承托住了疫情下艰难维生的弱势群体，而女性是这股暖流中的中流砥柱。“美国有160多万家非营利组织，从业人员约1400万，而且70%为女性，她们在慈善公益领域发挥着巨大作用。”庄爱玲还发现，美国超过半数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是女性。
在她的研究和观察中，基金会在美国的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家“神奇”的家族基金会引起了她的关注。这家基金会成立于1937年，从成立伊始就明确聚焦社区发展、教育和宗教，1937年捐出的第一笔捐赠为1.35万美元，截至2017年共捐赠99亿美元，资助的公益组织超过8000家，其中有94家社区基金会，对其所在州的公益、教育、文化、艺术、经济和社区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放弃高校“铁饭碗”、全情投身公益的30年里，庄爱玲也时常会遇到人们对公益的质疑、误解。但在她的眼中，“公益是一个令人着迷的事业”。她经常会以自己的公益经历，勉励那些有公益心的年轻人，“公益是生命影响生命的事业”。
“当老师可以给学生很多知识，做公益却可以直接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改变生命的历程。”她说，“如果我回到学校，现在肯定是一名教授，但在那时我已经能够清晰地看到自己30年后的样子。做公益则不同，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公益不仅为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新的可能性，同时也让从事公益的人在助人的过程中不断丰富自己的生命。”
专注做公益支持
57岁的庄爱玲和30多年前当老师时没什么两样，依旧瘦瘦小小，衣着朴素，还保留着强烈的分享欲。
她与公益的结缘也是在校园。在南京大学攻读英美文学硕士期间，庄爱玲选修了郭秀梅先生的一门课，因为郭先生行动不便，这门课便搬到了她家二楼的小客厅，郭教授的先生丁光训先生常在课间休息时与她聊天。那时，丁先生领衔发起的爱德基金会刚刚创建两年，庄爱玲从他那里第一次接触到了慈善、公益和基金会，便自告奋勇申请成为爱德的一名义工。两年后，她做了一个影响一生的重要决定：暂时不回高校，正式加盟爱德，并由此开启了长达30年的公益之路。
她在爱德的12年中，主要从事農村发展、特殊教育、防盲治盲、社区康复、就业等工作。通过公益筹资，来支持她负责开发和实施的分布在全国28各省市自治区的公益项目，使数百万的贫困家庭脱贫、盲人重见光明、盲童回归校园、残疾人就业，使贫者和残疾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在从事公益的过程中，一方面她对社会有了比较全面和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也发现社会对公益的了解和认识十分有限。
她接触的是来自各界、各阶层、不同职业、不同地域的人，看到了因贫困、残疾给不同群体和家庭带来的苦难，公益给这些群体送去的温暖和喜悦，同时也看到了公益执行中的低效和不足。
在从事公益10年后，她遇到了国内第一批民间公益的创业者。他们的事业发展遇到了瓶颈。“没有公益培训，也没有书或资料可以参考，仅仅靠一腔热血摸索，有时候摸对了，有时候摸歪了。结果家里人抱怨，资助人抱怨，员工也抱怨，甚至有些人身体也累垮了。我们现在最需要的还不是钱，而是专业的能力建设。”
其实，庄爱玲也在思考公益行业的未来和自己能做些什么。1997年她考取了南京大学首届社会学博士，想要通过学习社会学，了解社会问题形成的原因，以及公益组织能在其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给别人一杯水前，你至少有一桶水，如果要给人一桶水，你得先有一缸水。”2002年她专门赴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攻读公共管理硕士学位，聚焦非营利类组织，并选择全球最早研究支持性机构的戴维·布朗教授做她的导师。
实际上，去美国求学前，庄爱玲已经有了创办一家公益支持机构的思路和框架。但那时，国内非营利组织注册难，不少早期成立的公益机构只好先以工商注册。“没有名分，筹资就更困难了。”这是她心里的芥蒂。
2003年秋，她从哈佛毕业，获得公共管理硕士。2004年夏，她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得南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她还决定名正言顺地“磕下”非营利组织注册。经过不断的奔波、努力和沟通，2004年春，她成功地在浦东新区完成了映绿公益的注册登记，成为国内第一家民政注册的公益支持性机构。 疫情后的公益发展
今年的“99公益日”，庄爱玲本打算给10个项目捐款，最终只捐成功了5个项目，其余因为满额而被退回。
这是她没有想到的，突如其来的疫情见证了公众对公益事业的支持与热情，以及社交网络参与公益时的重要角色和巨大力量。
与此同时，受疫情影响，一方面，许多公益机构的服务/项目延后而无法如期开展；另一方面社会捐赠减少、政府用于购买服务的资金规模减少，而机构已经承诺的公益服务仍然需要有专业的人员提供，为此公益机构需要支付疫情期间的人员工资、社保、房租、水电的固定支出。许多小型公益组织因此面临入不敷出、资金链断裂的生存困境。5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等机构针对社会组织发起了网络问卷调查，发现42.6%的机构收入有所减少，无法开展筹资的机构多达38.9%。6月，《中国发展简报》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公众应建立一个联动防御机制。“在此次疫情中，真正在社区发挥作用的往往是志愿者和当地社会组织，因为他们最了解社区需求，所以支持性、枢纽型机构赋权赋能当地社会组织这一点也很重要。”
“早期，刚处于萌芽期的公益主要做倡导，在空中但未落地。若要落地——从志愿服务到专业服务再到社区服务，在社区生根，则需要支持性服务。现在，中国公益已经把这个闭环走完了。”映绿成立16年来，就是通过开展培训、咨询、评估、交流等方式，从培育志愿服务组织、草根机构、初创期社工机构、基金会、公益支持机构，帮助4000多家各类公益组织不断成长并成为公益行业的重要力量。
目前，映绿重点关注两大板块，一个是社区公益组织的培育，包括社区基金会、社区生态的培育；另一个是公益项目评估，通过评估公益组织实施的公益项目，以评促建，提升公益组织服务社区的能力及影响力。
映绿的社区基金会培育服务始于2008年深圳，为国内首家社区基金会桃源居基金会提供为期8个月的战略规划及能力建设服务。映绿更系统的社区基金会培育则始于2013年的上海，先后为洋泾街道和陆家嘴街道分别提供为期一年半的从零开始到运营的全流程培育服务；2016年又为浦东、嘉定、闵行、徐汇、长宁等五个区发起的总计22家社区基金会分别提供了1～2年的培育服务，促进了上海社区公益生态的建设。2018年，映绿又为苏州高新区发起的慈善基金会和7家社区基金会提供了“1+7”（1家公募基金会+7家社区非公募基金会）的系列培育服务。
映绿的公益评估则始于2005年。大规模的公益项目评估服务则受益于政府购买服务政策的实施，反过来促进了公益组织的快速发展。目前，映绿已评估的公益项目超过1000个，促进了公益组织特别是专业社工机构的快速发展。2016年苏州开始实施社区服务社会项目时，全市社工专业机构不足20家，到2018年底，全市的社工专业服务机构就已超过90家。
对于映绿和庄爱玲而言，映绿这样的公益支持机构的真正作用和价值，在于帮助一百家、一千家、一万家机构提升能力和效力，并持续地服务社会，促进社会的改善和进步。
令人欣慰的是，经过16年的发展，映绿也从一个创始人发展成为拥有近20名专职专业队伍的5A级公益支持机构。
女性内心的力量
进入公益的30年，庄爱玲不仅见证了公益行业从无到有的发展，也见证了中国女性公益意识的觉醒和参与公益给世界带来的变化。“女性有很多种角色，职场的、家庭的。随着女性受到的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女性对自己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除了生活和职业的需求、精神和社会需求，她们还希望有内心的成长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从这个角度来讲，公益完全可以给女性提供参与社会、丰富精神世界、实现自我成长的平台。”她提到，中国公益组织中，超过70%的从业者是女性，大部分公益创业者也是女性，她們分布在养老、助残、教育、健康、环保、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
映绿办公室地处陆家嘴地区，庄爱玲观察了不少从事金融的女性白领。她们常常身穿职业套装，背着又大又重的通勤包，神色紧绷，像是用铠甲武装自己。参与公益可以让这些女性柔软下来，打开内心温柔的部分。“一些女性做管理工作久了，性格会变得很‘刚’。但她在做公益的时候，比如遇到一个先天失明的盲孩子，在带盲孩子外出时，发现自己就是他的眼睛，那个时候会触发内心特别柔软的部分，会发现不是你感动受助的盲孩子，而是助人者自己。”
庄爱玲还看到，很多母亲会带着孩子一起参与公益，让孩子了解过去不熟悉的、需要社会关注的群体，特别是同龄的儿童，这些孩子在参与公益的过程中懂得了感恩，责任感也得到提升。儿子5岁时，她开始让孩子了解公益和自己的工作。孩子跟着她去盲校，认识了一些看不见却能健步如飞的盲校的哥哥姐姐，从此知道了妈妈工作的意义。上学后他就成了小小志愿者，一直到大学毕业，哪怕工作后也没有丢了自己的公益心，这让庄爱玲很欣慰。“如果妈妈是公益人，会对孩子的行为和价值观起到潜移默化的、深远的影响。”
她经常讲，公益是助人自助的事业，帮助他人成就自我。上善若水，水越积越满，方能汇成江河，福泽众人。
9月初，庄爱玲结束一年访学，从波士顿经纽约回到上海，并在浦东一家宾馆隔离两周后回到家中。三周后，她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谈到在美国的经历时，依然有一种穿越感。过去的一年似乎正变得模糊、短促和遥远。
疫情期间不忘公益
去年，她再度回到哈佛大学，计划研究美国的公益生态，尤其是公益基金会和公益支持机构。第一学期收集研究资料、信息、数据等，第二学期进行机构访谈和论文写作。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她的机构访谈被迫延迟直至取消，只好调整研究计划。
在哈佛大学校长夫妇感染新冠肺炎、大量本科生离开后，哈佛校园关闭，线下的教学、学术活动均被按下暂停键，被迫转至线上。与此同时，美国的医护人员、基础服务行业的人员以及许多来自世界各地无法回国的学者及家庭都没有防护用品。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庄爱玲主动请缨，将募集来的数千只口罩，独自发给住在学者公寓35个单元楼中的近千个家庭。
在波士顿疫情暴发期间，许多商户歇业，失业率攀升，低收入家庭生活困难。但公共交通、基础物流等维系社会运行的系统依旧在运转。美国的公益组织和志愿团队在危机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为受疫情影响的弱势群体提供资金支持，还组织大量的志愿者在社区中心、食物银行为低收入家庭发放食物，帮助隔离在家的老年人、残疾人运送物资，甚至有专业的社区健康促进机构承担波士顿所有确诊病例的溯源工作。
疫情中，公益就像一只柔软而温暖的手，承托住了疫情下艰难维生的弱势群体，而女性是这股暖流中的中流砥柱。“美国有160多万家非营利组织，从业人员约1400万，而且70%为女性，她们在慈善公益领域发挥着巨大作用。”庄爱玲还发现，美国超过半数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是女性。
在她的研究和观察中，基金会在美国的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家“神奇”的家族基金会引起了她的关注。这家基金会成立于1937年，从成立伊始就明确聚焦社区发展、教育和宗教，1937年捐出的第一笔捐赠为1.35万美元，截至2017年共捐赠99亿美元，资助的公益组织超过8000家，其中有94家社区基金会，对其所在州的公益、教育、文化、艺术、经济和社区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放弃高校“铁饭碗”、全情投身公益的30年里，庄爱玲也时常会遇到人们对公益的质疑、误解。但在她的眼中，“公益是一个令人着迷的事业”。她经常会以自己的公益经历，勉励那些有公益心的年轻人，“公益是生命影响生命的事业”。
“当老师可以给学生很多知识，做公益却可以直接帮助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改变生命的历程。”她说，“如果我回到学校，现在肯定是一名教授，但在那时我已经能够清晰地看到自己30年后的样子。做公益则不同，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公益不仅为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新的可能性，同时也让从事公益的人在助人的过程中不断丰富自己的生命。”
专注做公益支持
57岁的庄爱玲和30多年前当老师时没什么两样，依旧瘦瘦小小，衣着朴素，还保留着强烈的分享欲。
她与公益的结缘也是在校园。在南京大学攻读英美文学硕士期间，庄爱玲选修了郭秀梅先生的一门课，因为郭先生行动不便，这门课便搬到了她家二楼的小客厅，郭教授的先生丁光训先生常在课间休息时与她聊天。那时，丁先生领衔发起的爱德基金会刚刚创建两年，庄爱玲从他那里第一次接触到了慈善、公益和基金会，便自告奋勇申请成为爱德的一名义工。两年后，她做了一个影响一生的重要决定：暂时不回高校，正式加盟爱德，并由此开启了长达30年的公益之路。
她在爱德的12年中，主要从事農村发展、特殊教育、防盲治盲、社区康复、就业等工作。通过公益筹资，来支持她负责开发和实施的分布在全国28各省市自治区的公益项目，使数百万的贫困家庭脱贫、盲人重见光明、盲童回归校园、残疾人就业，使贫者和残疾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在从事公益的过程中，一方面她对社会有了比较全面和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也发现社会对公益的了解和认识十分有限。
她接触的是来自各界、各阶层、不同职业、不同地域的人，看到了因贫困、残疾给不同群体和家庭带来的苦难，公益给这些群体送去的温暖和喜悦，同时也看到了公益执行中的低效和不足。
在从事公益10年后，她遇到了国内第一批民间公益的创业者。他们的事业发展遇到了瓶颈。“没有公益培训，也没有书或资料可以参考，仅仅靠一腔热血摸索，有时候摸对了，有时候摸歪了。结果家里人抱怨，资助人抱怨，员工也抱怨，甚至有些人身体也累垮了。我们现在最需要的还不是钱，而是专业的能力建设。”
其实，庄爱玲也在思考公益行业的未来和自己能做些什么。1997年她考取了南京大学首届社会学博士，想要通过学习社会学，了解社会问题形成的原因，以及公益组织能在其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给别人一杯水前，你至少有一桶水，如果要给人一桶水，你得先有一缸水。”2002年她专门赴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攻读公共管理硕士学位，聚焦非营利类组织，并选择全球最早研究支持性机构的戴维·布朗教授做她的导师。
实际上，去美国求学前，庄爱玲已经有了创办一家公益支持机构的思路和框架。但那时，国内非营利组织注册难，不少早期成立的公益机构只好先以工商注册。“没有名分，筹资就更困难了。”这是她心里的芥蒂。
2003年秋，她从哈佛毕业，获得公共管理硕士。2004年夏，她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得南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她还决定名正言顺地“磕下”非营利组织注册。经过不断的奔波、努力和沟通，2004年春，她成功地在浦东新区完成了映绿公益的注册登记，成为国内第一家民政注册的公益支持性机构。 疫情后的公益发展
今年的“99公益日”，庄爱玲本打算给10个项目捐款，最终只捐成功了5个项目，其余因为满额而被退回。
这是她没有想到的，突如其来的疫情见证了公众对公益事业的支持与热情，以及社交网络参与公益时的重要角色和巨大力量。
与此同时，受疫情影响，一方面，许多公益机构的服务/项目延后而无法如期开展；另一方面社会捐赠减少、政府用于购买服务的资金规模减少，而机构已经承诺的公益服务仍然需要有专业的人员提供，为此公益机构需要支付疫情期间的人员工资、社保、房租、水电的固定支出。许多小型公益组织因此面临入不敷出、资金链断裂的生存困境。5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等机构针对社会组织发起了网络问卷调查，发现42.6%的机构收入有所减少，无法开展筹资的机构多达38.9%。6月，《中国发展简报》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公众应建立一个联动防御机制。“在此次疫情中，真正在社区发挥作用的往往是志愿者和当地社会组织，因为他们最了解社区需求，所以支持性、枢纽型机构赋权赋能当地社会组织这一点也很重要。”
“早期，刚处于萌芽期的公益主要做倡导，在空中但未落地。若要落地——从志愿服务到专业服务再到社区服务，在社区生根，则需要支持性服务。现在，中国公益已经把这个闭环走完了。”映绿成立16年来，就是通过开展培训、咨询、评估、交流等方式，从培育志愿服务组织、草根机构、初创期社工机构、基金会、公益支持机构，帮助4000多家各类公益组织不断成长并成为公益行业的重要力量。
目前，映绿重点关注两大板块，一个是社区公益组织的培育，包括社区基金会、社区生态的培育；另一个是公益项目评估，通过评估公益组织实施的公益项目，以评促建，提升公益组织服务社区的能力及影响力。
映绿的社区基金会培育服务始于2008年深圳，为国内首家社区基金会桃源居基金会提供为期8个月的战略规划及能力建设服务。映绿更系统的社区基金会培育则始于2013年的上海，先后为洋泾街道和陆家嘴街道分别提供为期一年半的从零开始到运营的全流程培育服务；2016年又为浦东、嘉定、闵行、徐汇、长宁等五个区发起的总计22家社区基金会分别提供了1～2年的培育服务，促进了上海社区公益生态的建设。2018年，映绿又为苏州高新区发起的慈善基金会和7家社区基金会提供了“1+7”（1家公募基金会+7家社区非公募基金会）的系列培育服务。
映绿的公益评估则始于2005年。大规模的公益项目评估服务则受益于政府购买服务政策的实施，反过来促进了公益组织的快速发展。目前，映绿已评估的公益项目超过1000个，促进了公益组织特别是专业社工机构的快速发展。2016年苏州开始实施社区服务社会项目时，全市社工专业机构不足20家，到2018年底，全市的社工专业服务机构就已超过90家。
对于映绿和庄爱玲而言，映绿这样的公益支持机构的真正作用和价值，在于帮助一百家、一千家、一万家机构提升能力和效力，并持续地服务社会，促进社会的改善和进步。
令人欣慰的是，经过16年的发展，映绿也从一个创始人发展成为拥有近20名专职专业队伍的5A级公益支持机构。
女性内心的力量
进入公益的30年，庄爱玲不仅见证了公益行业从无到有的发展，也见证了中国女性公益意识的觉醒和参与公益给世界带来的变化。“女性有很多种角色，职场的、家庭的。随着女性受到的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女性对自己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除了生活和职业的需求、精神和社会需求，她们还希望有内心的成长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从这个角度来讲，公益完全可以给女性提供参与社会、丰富精神世界、实现自我成长的平台。”她提到，中国公益组织中，超过70%的从业者是女性，大部分公益创业者也是女性，她們分布在养老、助残、教育、健康、环保、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
映绿办公室地处陆家嘴地区，庄爱玲观察了不少从事金融的女性白领。她们常常身穿职业套装，背着又大又重的通勤包，神色紧绷，像是用铠甲武装自己。参与公益可以让这些女性柔软下来，打开内心温柔的部分。“一些女性做管理工作久了，性格会变得很‘刚’。但她在做公益的时候，比如遇到一个先天失明的盲孩子，在带盲孩子外出时，发现自己就是他的眼睛，那个时候会触发内心特别柔软的部分，会发现不是你感动受助的盲孩子，而是助人者自己。”
庄爱玲还看到，很多母亲会带着孩子一起参与公益，让孩子了解过去不熟悉的、需要社会关注的群体，特别是同龄的儿童，这些孩子在参与公益的过程中懂得了感恩，责任感也得到提升。儿子5岁时，她开始让孩子了解公益和自己的工作。孩子跟着她去盲校，认识了一些看不见却能健步如飞的盲校的哥哥姐姐，从此知道了妈妈工作的意义。上学后他就成了小小志愿者，一直到大学毕业，哪怕工作后也没有丢了自己的公益心，这让庄爱玲很欣慰。“如果妈妈是公益人，会对孩子的行为和价值观起到潜移默化的、深远的影响。”
她经常讲，公益是助人自助的事业，帮助他人成就自我。上善若水，水越积越满，方能汇成江河，福泽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