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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美学界试图摆脱认识论的主客两分、二元对立思维,从存在论的整体观上去重新思考审美现象的活动肇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朱立元先生在此间发表的系列论文中,较早地反思这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并将这些成果集中地体现在了他于1998年出版的《天人合一——中国古代审美文化之魂》一书中。但由于既定的学术范式的惯性作用,我国主流美学中的形而上方法和实践—认识论哲学导向依然占统治地位。从2001年开始,随着朱立元教授受教育部委托主编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美学》一书的出版,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如朱立元先生所说,他的美学正试图从整个哲学基础和理论框架上,实现对传统的建立在认识——实践论基础上的美学体系的突破。他的这种美学被称为实践存在论的美学。概括起来讲,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实践——存在论的包容性特征。
朱先生的美学思想本于已故著名美学家蒋孔阳先生的实践论美学。蒋先生的实践论美学与实践派主流代表李泽厚先生等人的不同处在于,首次提出了“美在创造中”的核心命题。从而在承认实践的物质性和实践的历史生成性这种实践派的一般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审美纳入了个体的创造实践范畴。个体的创造实践实质上是个人的精神实践,尤其适合于审美经验的构成和美的生成实际。朱立元则在蒋先生的基础上,进一步把社会的历史实践和个人创造实践与人的存在的开显即存在的感性显现结合起来,探讨审美活动的生成机制和美的生成机制,把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与海德格尔存在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美学体系的哲学基础。
把实践论与存在论结合起来有其学理根据和史料依据。人之为人不仅仅在于天生,而且还在于社会实践。人类从来不是完成了的存在形态,可以一劳永逸,而是永远处在生成过程之中。人首先必须活动,才能生成(becoming),在生成中才能存在(being)。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实践概念与存在概念在本体论上具有同一性,二者的思维视野也有共域性。马克思说:“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在马克思看来,实践就是人的存在方式。“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人和世界的存在,“已经具有实践的、感性的、直观的性质。可以说,从实践着眼审视存在,从现实存在着眼来审视实践乃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精髓。马克思在他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又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实践论与生存论应该是天生的伴侣,二者有机的结合必然会克服单一理论的缺陷,而显出强大的生命力。正是将实践论与生存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成功地避免了传统实践论和认识论的主客二分的缺陷和现代存在论的纯粹个人化和非理性解构主义弊端,使这一崭新的美学体系在充分具有原创性的同时又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在享有现代意义的同时又联系着历史唯物主义传统的不尽之旅;在维护学科的真理性的同时,又具足了人性的关怀。
中国当代美学在超越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客观派、主观派、主客观统一派和实践派之后,就人文思潮的角度来看,又出现了新实践美学、生命美学和存在论美学,这些美学体系或派别对当代中国美学的建构都有自己的贡献,但正如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的那样,单一的实践论、单一的存在论、单一的生命美学论等虽各有立论的依据,都有一定的真理性但缺陷也是明显的。因此,在保持学说的独创性,同时有维护学科的通约性的前提下,在探询意义生成的大背景下,将几种单一的理论结合起来,可以扬长避短,形成理论的大视野,从而使理论有更大的普适性。朱立元先生的美学从实践认识论向实践-存在论转向,大概也是较早地认识到了单一本体论美学的不足,而做的有益尝试。
虽然,实践存在论美学也有存在论基础,但它不同于存在论的地方在于,并没有放弃马克思实践论的哲学指导。朱立元先生能够清醒地看到传统实践论的认识论性质和本质主义特征,同时也看到现代存在论在社会历史实践上的不足,并通过扬弃,将二者结合起来形成优势互补,以为己用。在《美学》初版之《导论》第二章中,作者把审美活动、艺术界定为“一种导致独特效果(如自由、和谐、健康)、富有魅力的生存与实践”,认为,“审美关系也就是一种生存,一种实践,它和人的总体性生存与实践一样,具有社会性,也有历史性。”在即将发行的第二版修订版中仍然坚持了这种观点。这种核心观点集中地体现了朱先生建立在实践存在论基础上的美学体系的兼容并包、扬长避短的特征。
2.关系在先的动态整体性特征。
传统美学也讲主客体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在假定有独立先在的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的前提下的一种逻辑关系,而不是一种在不断生成意义上的整体的有机的动态关系。也就是说,不是由人的活动决定了关系,再由关系决定了主客体的存在,而是认为,是主客体的存在决定了关系和活动。如果按照这种决定论来考察审美现象,那么,就得先承认美的客观实体性存在,然后再去确定审美是对这种实体存在的反应或反映。这种貌似唯物主义的线性思维方式对于审美关系的形而上学设定,必然会把审美这一充满人生关怀和生命韵味的人生实践活动限定在逻格斯思辨中而远离审美的现实,从而也使得“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这样的问题,一开始就像陷阱一样摆在了人们面前。而建立在实践—生存论基础上的美学,则把审美看作是“基本的人生实践”,正是这种实践活动决定了审美主客体关系,而美本身则是在这种审美活动中产生的“一种诗化了的人生境界”,从而将美学导向了实践的生存论,使审美获得了现实的人生内容。我们知道,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就是建立在对作为“此在”的人“对存在的领悟上”,建立在主体参与的意义生成上。表现在艺术上,就是存在(真理)的自动显现必须以存在者的观赏活动为前提。实践存在论美学的整体性突破首先就在于它的整体性活动论的关系说上。正如朱立元先生所说,“这就是关系(活动)在先的原则:从逻辑上讲,审美关系、审美活动在先,审美主客体在后,审美关系、审美活动是审美主客体的确定者;从事实上讲,审美关系的建构、审美活动的开展与审美主客体的生成是同步的。但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事实上讲,在审美关系、审美活动之前和之外,无所谓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无疑,这种建立在审美活动基础上的关系论是对狄德罗的客体间关系论和朱光潜主客观统一论美论关系说的突破。
正如存在主义从批判天人两分而进入更高意义上的天人合一从而形成了当代哲学的转向一样,从整体关系上而不是从主客二分上探讨美学,也应该是当代中国美学的转向。
3.现代生成论特征。
传统西方形而上学的主要特征之一在于逻格斯中心主义,即理性中心主义或意义中心主义,它假定任何现象都具有固定的意义和本质。柏拉图认为,最高的本质和意义就是理念。康德认为,最高的意义即目的,美是无目的的合目的。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首先要做的就是打破这种以意义确定为特征的逻格斯中心主义。海德格尔批评传统人类学忘记了人的存在,把存在等同于“其他受造物的现成存在”在海德格尔的著作中,“存在”作为一个核心概念,在一开始就不允许按传统哲学的理路去问“是什么”,而要求只能问“真理何以可能发生”和如何发生。从问etwas/what到问Wie/how,已经从假定的意义转向了涌现的意义和生成的意义上。因此,存在本身就不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所设想或假定的客观实体,而是一个意义生成和发展的动态过程。这在西方哲学史上无疑是一场石破天惊的革命,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毁灭性打击。在此哲学基础上,海德格尔进一步研究美学和艺术问题,研究审美意识的发生。海德格尔说,诗是真理的“生成”和“发生”。因此,作品本身的描述的好坏已无足轻重。关键在于对存在的发问和对意义的揭示。这种揭示恰好是“去蔽”的过程和显示澄明的方式,是真理自行显现的途径。总之,在海德格尔看来,意义,包括审美的意义,历来都不是现成的,而是生成的。沿着海德格尔的生成论,发展出了迦达默尔的阐释学、德理达的解构主义和姚斯等人的接受美学理论等。
传统认识论美学总是假定先有美的存在,然后才有审美。与此相连的是,美总是客观的,审美总是主观的,主客观是分离的、甚至是对立的。只有在审美时,这种主客分离或对立才会被统一起来。这种思维模式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把美当作现成的东西,视为独立存在的实体,而在根本上忽视了美与审美同步生成发展的历史事实。现代存在论的精要之一就是要破逻格斯中心主义,破意义现成主义,而把意义看成是主体间交互作用的不断生成的历史。从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到海德格尔的真理的自行置入,从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效果历史到德里达的意义中心的解构,他们共同努力的无疑是要还意义以生成的本来面目。实践存在论美学建立在存在论关于意义生成的基础上,吸收了国内和国外这方面的已有成果,将审美生成作为一条红线始终贯穿在全书中。如在对审美形态的考察时就指出:“审美形态是在审美实践活动中不断生成和发展的人生境界的映现。”从而将生成论思想引向了实处。
生成,作为变化发展的范畴,可以有多种形式,如宇宙的生成,理念的生成,语言的生成、心理的生成,意义的生成、意蕴的生成等等,但就美学而言,应着重考虑的是意义的生成和意蕴的生成。存在主义的解释学和解构主义的解释学所关注的是主体间以文本(text)为媒介、以意义为核心而展开的“会话”、“融合”和“内在互动”。实践存在论美学既吸收了现代生成论的意义生成的思想菁华,又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之间生成的历史唯物主义传统,并以后者指导前者,提出了美在审美实践中生成,审美是人生境界的生成的崭新观点,从而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审美生成论。
4.人生境界论的大美学特征。
《美学》初版“后记”指出:“本教材的一个基本意图是继承和发展我的导师蒋孔阳先生以实践论为哲学基础、以创造论为核心的审美关系理论,在此基础上构建美学理论框架,努力在全书中贯穿‘美是一种基本的人生实践’、‘广义的美是一种特殊的人生境界’的主旨。”实际上是对蒋孔阳先生的实践美学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实践-存在基础上的对于人生哲学、人生价值和人生境界的审美学探讨。这在国内诸多的美学教材中无疑具有创新的意义。这种崭新的美学观不仅因应了世界范围内的美学的人文关怀趋势,将审美与人生境界相联系,从而克服了本质主义远离人生实践的弊端,使得当代美学更具有现代化和人性化特点。同时,将美学与人生相联系的尝试,将进一步拓展美学的空间,建立一种人生大美学,贴近人生,切入精神文明建设。中华传统的人生境界在某些方面直接与审美境界相通。将美学研究引入人生境界,必然会使中国美学的研究别开新境。据我所知,《美学》已在原版基础上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尤其是在结合本民族审美境界研究成果方面做了重要补充,相信本教材会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
实践存在论的以上四大特征正好形成了美学理论的四个转向。这种转向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美学的新发展,必然会带来研究领域的扩大、方法的革新和成果的突破。
当然,将人生境界与审美联系起来进行全新的探讨,惟其新,因而方兴未艾,充满活力,但同时也就需要历练。若按实践存在论的生成论思想反观自身,那么,实践存在论美学本身也应该是生成的,而非现成的或一成不变的;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也许这正是实践存在论美学真正的价值所在。
1.实践——存在论的包容性特征。
朱先生的美学思想本于已故著名美学家蒋孔阳先生的实践论美学。蒋先生的实践论美学与实践派主流代表李泽厚先生等人的不同处在于,首次提出了“美在创造中”的核心命题。从而在承认实践的物质性和实践的历史生成性这种实践派的一般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审美纳入了个体的创造实践范畴。个体的创造实践实质上是个人的精神实践,尤其适合于审美经验的构成和美的生成实际。朱立元则在蒋先生的基础上,进一步把社会的历史实践和个人创造实践与人的存在的开显即存在的感性显现结合起来,探讨审美活动的生成机制和美的生成机制,把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与海德格尔存在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美学体系的哲学基础。
把实践论与存在论结合起来有其学理根据和史料依据。人之为人不仅仅在于天生,而且还在于社会实践。人类从来不是完成了的存在形态,可以一劳永逸,而是永远处在生成过程之中。人首先必须活动,才能生成(becoming),在生成中才能存在(being)。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实践概念与存在概念在本体论上具有同一性,二者的思维视野也有共域性。马克思说:“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在马克思看来,实践就是人的存在方式。“全部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的诞生,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人和世界的存在,“已经具有实践的、感性的、直观的性质。可以说,从实践着眼审视存在,从现实存在着眼来审视实践乃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精髓。马克思在他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又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实践论与生存论应该是天生的伴侣,二者有机的结合必然会克服单一理论的缺陷,而显出强大的生命力。正是将实践论与生存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成功地避免了传统实践论和认识论的主客二分的缺陷和现代存在论的纯粹个人化和非理性解构主义弊端,使这一崭新的美学体系在充分具有原创性的同时又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在享有现代意义的同时又联系着历史唯物主义传统的不尽之旅;在维护学科的真理性的同时,又具足了人性的关怀。
中国当代美学在超越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客观派、主观派、主客观统一派和实践派之后,就人文思潮的角度来看,又出现了新实践美学、生命美学和存在论美学,这些美学体系或派别对当代中国美学的建构都有自己的贡献,但正如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的那样,单一的实践论、单一的存在论、单一的生命美学论等虽各有立论的依据,都有一定的真理性但缺陷也是明显的。因此,在保持学说的独创性,同时有维护学科的通约性的前提下,在探询意义生成的大背景下,将几种单一的理论结合起来,可以扬长避短,形成理论的大视野,从而使理论有更大的普适性。朱立元先生的美学从实践认识论向实践-存在论转向,大概也是较早地认识到了单一本体论美学的不足,而做的有益尝试。
虽然,实践存在论美学也有存在论基础,但它不同于存在论的地方在于,并没有放弃马克思实践论的哲学指导。朱立元先生能够清醒地看到传统实践论的认识论性质和本质主义特征,同时也看到现代存在论在社会历史实践上的不足,并通过扬弃,将二者结合起来形成优势互补,以为己用。在《美学》初版之《导论》第二章中,作者把审美活动、艺术界定为“一种导致独特效果(如自由、和谐、健康)、富有魅力的生存与实践”,认为,“审美关系也就是一种生存,一种实践,它和人的总体性生存与实践一样,具有社会性,也有历史性。”在即将发行的第二版修订版中仍然坚持了这种观点。这种核心观点集中地体现了朱先生建立在实践存在论基础上的美学体系的兼容并包、扬长避短的特征。
2.关系在先的动态整体性特征。
传统美学也讲主客体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在假定有独立先在的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的前提下的一种逻辑关系,而不是一种在不断生成意义上的整体的有机的动态关系。也就是说,不是由人的活动决定了关系,再由关系决定了主客体的存在,而是认为,是主客体的存在决定了关系和活动。如果按照这种决定论来考察审美现象,那么,就得先承认美的客观实体性存在,然后再去确定审美是对这种实体存在的反应或反映。这种貌似唯物主义的线性思维方式对于审美关系的形而上学设定,必然会把审美这一充满人生关怀和生命韵味的人生实践活动限定在逻格斯思辨中而远离审美的现实,从而也使得“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这样的问题,一开始就像陷阱一样摆在了人们面前。而建立在实践—生存论基础上的美学,则把审美看作是“基本的人生实践”,正是这种实践活动决定了审美主客体关系,而美本身则是在这种审美活动中产生的“一种诗化了的人生境界”,从而将美学导向了实践的生存论,使审美获得了现实的人生内容。我们知道,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就是建立在对作为“此在”的人“对存在的领悟上”,建立在主体参与的意义生成上。表现在艺术上,就是存在(真理)的自动显现必须以存在者的观赏活动为前提。实践存在论美学的整体性突破首先就在于它的整体性活动论的关系说上。正如朱立元先生所说,“这就是关系(活动)在先的原则:从逻辑上讲,审美关系、审美活动在先,审美主客体在后,审美关系、审美活动是审美主客体的确定者;从事实上讲,审美关系的建构、审美活动的开展与审美主客体的生成是同步的。但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事实上讲,在审美关系、审美活动之前和之外,无所谓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无疑,这种建立在审美活动基础上的关系论是对狄德罗的客体间关系论和朱光潜主客观统一论美论关系说的突破。
正如存在主义从批判天人两分而进入更高意义上的天人合一从而形成了当代哲学的转向一样,从整体关系上而不是从主客二分上探讨美学,也应该是当代中国美学的转向。
3.现代生成论特征。
传统西方形而上学的主要特征之一在于逻格斯中心主义,即理性中心主义或意义中心主义,它假定任何现象都具有固定的意义和本质。柏拉图认为,最高的本质和意义就是理念。康德认为,最高的意义即目的,美是无目的的合目的。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首先要做的就是打破这种以意义确定为特征的逻格斯中心主义。海德格尔批评传统人类学忘记了人的存在,把存在等同于“其他受造物的现成存在”在海德格尔的著作中,“存在”作为一个核心概念,在一开始就不允许按传统哲学的理路去问“是什么”,而要求只能问“真理何以可能发生”和如何发生。从问etwas/what到问Wie/how,已经从假定的意义转向了涌现的意义和生成的意义上。因此,存在本身就不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所设想或假定的客观实体,而是一个意义生成和发展的动态过程。这在西方哲学史上无疑是一场石破天惊的革命,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毁灭性打击。在此哲学基础上,海德格尔进一步研究美学和艺术问题,研究审美意识的发生。海德格尔说,诗是真理的“生成”和“发生”。因此,作品本身的描述的好坏已无足轻重。关键在于对存在的发问和对意义的揭示。这种揭示恰好是“去蔽”的过程和显示澄明的方式,是真理自行显现的途径。总之,在海德格尔看来,意义,包括审美的意义,历来都不是现成的,而是生成的。沿着海德格尔的生成论,发展出了迦达默尔的阐释学、德理达的解构主义和姚斯等人的接受美学理论等。
传统认识论美学总是假定先有美的存在,然后才有审美。与此相连的是,美总是客观的,审美总是主观的,主客观是分离的、甚至是对立的。只有在审美时,这种主客分离或对立才会被统一起来。这种思维模式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把美当作现成的东西,视为独立存在的实体,而在根本上忽视了美与审美同步生成发展的历史事实。现代存在论的精要之一就是要破逻格斯中心主义,破意义现成主义,而把意义看成是主体间交互作用的不断生成的历史。从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到海德格尔的真理的自行置入,从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效果历史到德里达的意义中心的解构,他们共同努力的无疑是要还意义以生成的本来面目。实践存在论美学建立在存在论关于意义生成的基础上,吸收了国内和国外这方面的已有成果,将审美生成作为一条红线始终贯穿在全书中。如在对审美形态的考察时就指出:“审美形态是在审美实践活动中不断生成和发展的人生境界的映现。”从而将生成论思想引向了实处。
生成,作为变化发展的范畴,可以有多种形式,如宇宙的生成,理念的生成,语言的生成、心理的生成,意义的生成、意蕴的生成等等,但就美学而言,应着重考虑的是意义的生成和意蕴的生成。存在主义的解释学和解构主义的解释学所关注的是主体间以文本(text)为媒介、以意义为核心而展开的“会话”、“融合”和“内在互动”。实践存在论美学既吸收了现代生成论的意义生成的思想菁华,又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之间生成的历史唯物主义传统,并以后者指导前者,提出了美在审美实践中生成,审美是人生境界的生成的崭新观点,从而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审美生成论。
4.人生境界论的大美学特征。
《美学》初版“后记”指出:“本教材的一个基本意图是继承和发展我的导师蒋孔阳先生以实践论为哲学基础、以创造论为核心的审美关系理论,在此基础上构建美学理论框架,努力在全书中贯穿‘美是一种基本的人生实践’、‘广义的美是一种特殊的人生境界’的主旨。”实际上是对蒋孔阳先生的实践美学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实践-存在基础上的对于人生哲学、人生价值和人生境界的审美学探讨。这在国内诸多的美学教材中无疑具有创新的意义。这种崭新的美学观不仅因应了世界范围内的美学的人文关怀趋势,将审美与人生境界相联系,从而克服了本质主义远离人生实践的弊端,使得当代美学更具有现代化和人性化特点。同时,将美学与人生相联系的尝试,将进一步拓展美学的空间,建立一种人生大美学,贴近人生,切入精神文明建设。中华传统的人生境界在某些方面直接与审美境界相通。将美学研究引入人生境界,必然会使中国美学的研究别开新境。据我所知,《美学》已在原版基础上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尤其是在结合本民族审美境界研究成果方面做了重要补充,相信本教材会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
实践存在论的以上四大特征正好形成了美学理论的四个转向。这种转向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美学的新发展,必然会带来研究领域的扩大、方法的革新和成果的突破。
当然,将人生境界与审美联系起来进行全新的探讨,惟其新,因而方兴未艾,充满活力,但同时也就需要历练。若按实践存在论的生成论思想反观自身,那么,实践存在论美学本身也应该是生成的,而非现成的或一成不变的;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也许这正是实践存在论美学真正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