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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在南京参加东南大学建校110周年名家演讲时，博鳌亚洲论坛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原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副部长龙永图就“国际化人才与中国的软实力”话题畅谈个人观点，认为中国当前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的“软实力”还跟不上我们的“硬实力”。
对于此点，一些从事国际交流的人士感受深刻。今年4月，在德国一家药厂参观的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会长桂强芳被该厂负责人问道：“药品是用来治病救人的，怎么可以造假？生产假药行为不可思议！”
起因缘于当月中国爆发的“问题胶囊”丑闻。桂强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是严重损害中国形象竞争力的事件。”
桂强芳将“国家形象竞争力”归于一个国家“软实力”的要素之一，这在G20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口中被赋予更广泛而深刻的表述：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这位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如今不遗余力地倡导中国要增强“软实力”，在中南大学110周年校庆之后的“上海论坛2012”上，他发表了相同主题演讲，颇受关注。
中国经济发展的软肋
去年底，当周围不少人热衷于预测中国GDP何时超过美国时，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的香港办公室里，一群香港年轻人对广东发生的小悦悦事件中见死不救的路人深感震惊。
桂强芳感到“不可思议”，“当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时，道德建设却呈现出与其完全不相适应的景象”，长期身在香港的他认为中国已经到了必须对软实力予以反思的时候。
同样是在对GDP总量的预测热潮中，一天，打开一份澳大利亚报纸的龙永图看到一篇文章，就像“被泼了一盆冷水”。这篇文章提及三个问题：一、什么时候全球大多数国家的精英都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中国去留学，而不是送到美国和欧洲去留学；二、什么时候全球大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人更多地看中国的电影、听中国音乐、阅读中国书籍；三、什么时候全球的消费者选购产品时，更多的是选择中国品牌，而不是欧美品牌。
在“上海论坛2012”上，龙永图指出这三个问题“确实击中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软肋”，并强调当前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当中国的软实力和自己的硬实力相匹配，才会在世界上具有真正的影响力。
“一个国家在世界的地位，并不总是由它的经济实力所决定。”龙永图此前在为《与龙永图论道——软实力决定竞争力》一书所撰前言中指出，目前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否定中国已具备一定的硬实力，但是，只具备这一点不足以说明一个国家强大，其世界地位“有时更多的是受它的国家形象所影响”。
其中，他将软实力从两个层面定义：对一个国家而言，软实力是其社会内部的凝聚力；对外而言，则是它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经济研究室主任胡荣花，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做出同样表述，认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应体现为内部社会安稳状态下民众自发的凝聚力，以及在对外关系中能够以传统文化、价值观等展示自身优势并对别国产生影响力和吸引力，“目前中国在这两方面都有缺失。”
不得不做的选择题
“领导人不得不做出决定性的选择，就是他们要使用哪种力量。”1990年最早提出“软实力”概念的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此前在该校商学院网站发表题为《软实力的益处》的文章，指出在大家早已熟知并适应了硬实力的评判标准后，必须在今后的发展中做出新选择。
他认为，一个希望争取民意支持的领导者会在适当的时候避免推行硬实力，但是一个不顾及软实力效果而到处施压的领导人会发现在他通往硬实力的道路上，被设置了重重障碍。他并提出警告，“那些忽视或低估软实力重要意义的领导人及其追随者终将承担灾难性后果。”
以约瑟夫·奈的观点，硬实力还是软实力，抑或二者兼顾相互作用，这是不得不做的选择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过于重视经济建设而忽视了道德提升、国民素质塑造等等，加之一些制度设计缺陷，导致目前社会问题频发，人们生活在极其浮躁的社会文化中。”桂强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国民的幸福感应与社会发展同步，需要软硬两种实力相辅相成予以打造。
胡荣花同样提出对持续至今比较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应有所沉思和反省，从诚信体系打造和法治秩序遵行等方面着力打造软实力。”
早前发生于龙永图与微软公司董事长比尔·盖茨之间的一场对话在此后一直引发桂强芳深思。“我曾问过比尔·盖茨，美国经济活力的根源在哪里？比尔·盖茨的回答是高端人才和低端内耗，这对我们有很大借鉴意义。”龙永图在东南大学上述演讲中表示，从人才的角度，中国缺乏的正是具有国际视野并立足本国国情、在专业知识领域游刃有余又善于跨文化沟通交流，并熟知国际规则和惯例的国际性人才。
而类似人才短缺以及内部食品安全问题、强拆事件频发等等问题，被胡荣花和桂强芳一致认为是一段时期以来中国软实力不足以至内耗过大的体现。
“中国就像一个突然暴富的老太太，不会买股票，不会买房产，尽管知道银行是负利率，但还是只能把钱存在银行里。又像一个老农民，背着一大袋钱，走到讲台上，却讲不出话。”龙永图的形象比喻在听众中引发哄堂大笑。他举例说，2009年中国有2.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用于海外投资的是2300亿美元，仅占10%。同一年，美国有500亿美元外汇储备，却有4.3万亿美元海外投资，把外汇变成了石油、铁矿等创造财富的源泉。
胡荣花描述不少中国人以及中国城市的比喻更刺耳：一个背着LV等名牌背包却会随地吐痰的暴发户。该比喻恰好与约瑟夫·奈文中“软实力是基于形成别人对自己偏爱的能力”观点背道而驰。
正是基于此点，被多个内陆城市聘为经济发展顾问的桂强芳，通过所在研究会平台于本世纪初引入文化竞争力、安全竞争力等城市软实力评测，以促进各地从“唯GDP”思路中转移出来，实现两条腿走路。
寻找“硬”起来的路径
就一个国家打造软实力的路径，约瑟夫·奈在上文中着重提出两个理念：信用与合法性。
胡荣花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同样对这两点表示高度关注。“诚信体系的建立非常迫切。”她认为，该体系应涵盖各级政府和普通公民在内，通过教育培养每个个体的诚信意识，而这恰恰是公民社会的应有之义。她同样提及法治社会的建造，当前中国缺少的并非法律文本，而是“有法不依，执法不力”问题颇为严重，以至于官场腐败，食品安全、医药卫生等各个领域乱象丛生。
桂强芳则直指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应尽快提上议事日程。”他说，在此之前，文化体制改革可以先行一步，开放传媒、娱乐等文化领域。伴随其间的分配制度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等可以同步进行。
“衡量中国经济转型是否成功主要有两个标准，一个是人的生活是不是更加幸福、充满活力，另一个是社会是否稳定和和谐。”龙永图在上海论坛上指出，如果能实现这两个衡量软实力标准的目标，就可以说中国的转型从以增长为目的转移到以人的发展为目的。
至于中国未来如何打造与硬实力相匹配的软实力，他同样把文化产业发展放在首位，并对法治与诚信予以强调：一是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教育产业；二是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法治规范外，树立诚信体制来支撑；三是建立适应经济转型的价值观，正确对待自己、对待他人，对待环境。
“如果中华民族能成为自尊、自信、自强，同时又谦恭、对其他国家充满了热爱、包容、理解和慷慨的民族，就会真正被人尊重。”龙永图说，这种并非建立在纯粹利益基础上的国际关系，是真正可持续的，如果每个国家的人民都能有这种尊重、包容和理解，那么最困难的国际关系也可以处理好。
对于此点，一些从事国际交流的人士感受深刻。今年4月，在德国一家药厂参观的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会长桂强芳被该厂负责人问道：“药品是用来治病救人的，怎么可以造假？生产假药行为不可思议！”
起因缘于当月中国爆发的“问题胶囊”丑闻。桂强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是严重损害中国形象竞争力的事件。”
桂强芳将“国家形象竞争力”归于一个国家“软实力”的要素之一，这在G20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口中被赋予更广泛而深刻的表述：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这位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如今不遗余力地倡导中国要增强“软实力”，在中南大学110周年校庆之后的“上海论坛2012”上，他发表了相同主题演讲，颇受关注。
中国经济发展的软肋
去年底，当周围不少人热衷于预测中国GDP何时超过美国时，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的香港办公室里，一群香港年轻人对广东发生的小悦悦事件中见死不救的路人深感震惊。
桂强芳感到“不可思议”，“当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时，道德建设却呈现出与其完全不相适应的景象”，长期身在香港的他认为中国已经到了必须对软实力予以反思的时候。
同样是在对GDP总量的预测热潮中，一天，打开一份澳大利亚报纸的龙永图看到一篇文章，就像“被泼了一盆冷水”。这篇文章提及三个问题：一、什么时候全球大多数国家的精英都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中国去留学，而不是送到美国和欧洲去留学；二、什么时候全球大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人更多地看中国的电影、听中国音乐、阅读中国书籍；三、什么时候全球的消费者选购产品时，更多的是选择中国品牌，而不是欧美品牌。
在“上海论坛2012”上，龙永图指出这三个问题“确实击中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软肋”，并强调当前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当中国的软实力和自己的硬实力相匹配，才会在世界上具有真正的影响力。
“一个国家在世界的地位，并不总是由它的经济实力所决定。”龙永图此前在为《与龙永图论道——软实力决定竞争力》一书所撰前言中指出，目前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否定中国已具备一定的硬实力，但是，只具备这一点不足以说明一个国家强大，其世界地位“有时更多的是受它的国家形象所影响”。
其中，他将软实力从两个层面定义：对一个国家而言，软实力是其社会内部的凝聚力；对外而言，则是它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经济研究室主任胡荣花，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做出同样表述，认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应体现为内部社会安稳状态下民众自发的凝聚力，以及在对外关系中能够以传统文化、价值观等展示自身优势并对别国产生影响力和吸引力，“目前中国在这两方面都有缺失。”
不得不做的选择题
“领导人不得不做出决定性的选择，就是他们要使用哪种力量。”1990年最早提出“软实力”概念的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此前在该校商学院网站发表题为《软实力的益处》的文章，指出在大家早已熟知并适应了硬实力的评判标准后，必须在今后的发展中做出新选择。
他认为，一个希望争取民意支持的领导者会在适当的时候避免推行硬实力，但是一个不顾及软实力效果而到处施压的领导人会发现在他通往硬实力的道路上，被设置了重重障碍。他并提出警告，“那些忽视或低估软实力重要意义的领导人及其追随者终将承担灾难性后果。”
以约瑟夫·奈的观点，硬实力还是软实力，抑或二者兼顾相互作用，这是不得不做的选择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过于重视经济建设而忽视了道德提升、国民素质塑造等等，加之一些制度设计缺陷，导致目前社会问题频发，人们生活在极其浮躁的社会文化中。”桂强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国民的幸福感应与社会发展同步，需要软硬两种实力相辅相成予以打造。
胡荣花同样提出对持续至今比较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应有所沉思和反省，从诚信体系打造和法治秩序遵行等方面着力打造软实力。”
早前发生于龙永图与微软公司董事长比尔·盖茨之间的一场对话在此后一直引发桂强芳深思。“我曾问过比尔·盖茨，美国经济活力的根源在哪里？比尔·盖茨的回答是高端人才和低端内耗，这对我们有很大借鉴意义。”龙永图在东南大学上述演讲中表示，从人才的角度，中国缺乏的正是具有国际视野并立足本国国情、在专业知识领域游刃有余又善于跨文化沟通交流，并熟知国际规则和惯例的国际性人才。
而类似人才短缺以及内部食品安全问题、强拆事件频发等等问题，被胡荣花和桂强芳一致认为是一段时期以来中国软实力不足以至内耗过大的体现。
“中国就像一个突然暴富的老太太，不会买股票，不会买房产，尽管知道银行是负利率，但还是只能把钱存在银行里。又像一个老农民，背着一大袋钱，走到讲台上，却讲不出话。”龙永图的形象比喻在听众中引发哄堂大笑。他举例说，2009年中国有2.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用于海外投资的是2300亿美元，仅占10%。同一年，美国有500亿美元外汇储备，却有4.3万亿美元海外投资，把外汇变成了石油、铁矿等创造财富的源泉。
胡荣花描述不少中国人以及中国城市的比喻更刺耳：一个背着LV等名牌背包却会随地吐痰的暴发户。该比喻恰好与约瑟夫·奈文中“软实力是基于形成别人对自己偏爱的能力”观点背道而驰。
正是基于此点，被多个内陆城市聘为经济发展顾问的桂强芳，通过所在研究会平台于本世纪初引入文化竞争力、安全竞争力等城市软实力评测，以促进各地从“唯GDP”思路中转移出来，实现两条腿走路。
寻找“硬”起来的路径
就一个国家打造软实力的路径，约瑟夫·奈在上文中着重提出两个理念：信用与合法性。
胡荣花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同样对这两点表示高度关注。“诚信体系的建立非常迫切。”她认为，该体系应涵盖各级政府和普通公民在内，通过教育培养每个个体的诚信意识，而这恰恰是公民社会的应有之义。她同样提及法治社会的建造，当前中国缺少的并非法律文本，而是“有法不依，执法不力”问题颇为严重，以至于官场腐败，食品安全、医药卫生等各个领域乱象丛生。
桂强芳则直指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应尽快提上议事日程。”他说，在此之前，文化体制改革可以先行一步，开放传媒、娱乐等文化领域。伴随其间的分配制度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等可以同步进行。
“衡量中国经济转型是否成功主要有两个标准，一个是人的生活是不是更加幸福、充满活力，另一个是社会是否稳定和和谐。”龙永图在上海论坛上指出，如果能实现这两个衡量软实力标准的目标，就可以说中国的转型从以增长为目的转移到以人的发展为目的。
至于中国未来如何打造与硬实力相匹配的软实力，他同样把文化产业发展放在首位，并对法治与诚信予以强调：一是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教育产业；二是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法治规范外，树立诚信体制来支撑；三是建立适应经济转型的价值观，正确对待自己、对待他人，对待环境。
“如果中华民族能成为自尊、自信、自强，同时又谦恭、对其他国家充满了热爱、包容、理解和慷慨的民族，就会真正被人尊重。”龙永图说，这种并非建立在纯粹利益基础上的国际关系，是真正可持续的，如果每个国家的人民都能有这种尊重、包容和理解，那么最困难的国际关系也可以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