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城之恋》与《画中情思》女性悲剧式婚姻浅析及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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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封建男权统治下的女性问题总是反映在新旧社会交替过程时期的文章中。张爱玲和西巫拉帕二位作者通过塑造两位在封建男权强压下失去自主的女性角色,来抨击封建男权社会下腐朽的婚姻制度造成的悲剧以及对女性的无止境的压迫。
  关键词:白流苏;吉拉娣;封建男权社会;婚姻悲剧
  一、作品背景介绍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亚洲,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代,不间断的战火,不断涌入的各方思想浪潮,无不冲击和洗礼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倾城之恋》和《画中情思》就同产于这个飘摇不定的年代。
  《画中情思》成书于1937年,是泰国现代小说的优秀代表之一,作者西巫拉帕是泰国最负盛名的现代作家之一,是泰国新文学的奠基人,写出了很多部优秀经典的文学作品,其中《生活的战争》和《画中情思》是西巫拉帕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这两部作品给他带来了声誉, 奠定了他在泰国文坛上的地位。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的成名作,成书于1943年。《倾城之恋》是张爱玲小说中为数不多的圆满结局,但实质上却是看似圆满,实则凄凉的结局。她的作品往往都在表达鲜明的女性主义,通过对每一位女主人公的细致描写,揭示在封建男权大量残存的社会中,传统习俗对女性尤其是对其精神世界的摧残,同时,除了对社会制度传统习俗的批判外,她也用大量笔墨对女性自身的人格弱点进行批评。
  二、女主角人物形象分析对比
  《倾城之恋》和《画中情思》两部小说都是以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婚姻作为主线,展现了不同的爱情悲剧。两部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有着相似的贵族出身、相似的封建伦理教育背景,这对二人长大后面对各自的爱情和婚姻有著极大的影响。
  白流苏作为望族的大小姐,具有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古典美,她遵循三从四德、温柔恭顺。张爱玲在书的开头写道:“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个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他们的十点是人家的十一点。”从时钟的描写上看出,白公馆与整个上海格格不入,他们是过于守旧的,不与时俱进的。成长的环境带给白流苏的除了气质上的典雅外,就只有性格上的柔弱,仿佛藤蔓只能缠绕于大树一般,那种“女人只能依附于男人”的思想根深蒂固。
  作为白公馆的六小姐,白流苏的第一段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无关于爱情,只是为了实现家族利益而结婚,她一面忍受这桩婚姻的百般折磨,一面却又贪恋它带来的优渥的物质生活不肯离去。从她的第一次婚姻来看,白流苏完全被封建男权所束缚,不懂得反抗,不懂得开口诉说自己想要的。几千年来在封建男权高压下所形成的女性作为男性附庸品的思想,深深地刻在了她的灵魂里。
  吉拉娣作为一位出生在王宫贵族家庭的女孩,从小就接受上层贵族模式的教育,长大后成为一位优雅、理智的贵族女性,有学识、面容姣好,一举一动都透露着泰国贵族的高贵,哪怕是生命快走到了尽头,她仍然是精心地打扮自己。但在看似完美的吉拉娣的背后,却深深地反映出泰国封建王权制度下社会对妇女的伦理道德压迫。
  吉拉娣在年轻或者说是年幼的时候也曾幻想自己今后的婚姻是因为爱情而结合的,但现实中的她深受泰国传统封建伦理观念的束缚,只能遵从父母及家族的安排,嫁给了足以做自己父亲的昭坤,没有丝毫反抗,完全屈从,统治思想的封建观念像一把锁一样,牢牢地将她锁住。
  从二人的出身来看,她们都是接受最为传统封建伦理道德教育长大的,两位女主人公都被旧式封建贵族教育所禁锢,一举一动都像是模式,仿佛是两个精致的提线木偶,“三从四德”都深深地刻在二人的骨子里。二人都被束缚在传统的封建男权观念中,没有自主权,婚前依附于家族,婚后依附于丈夫。同时都体现出一种以金钱作为基础的婚姻机制,二人的婚姻无关爱情,只是两个家族的结合,二人的婚姻都是建立在经济依附的基础上。这一点在白流苏的婚姻中尤为明显,她的两段婚姻本质都是没有经济掌控权的女性,为了获得物质上的满足而做出寻求男性作为依靠的举动。
  当然,二人是生活在各种思想潮流此起彼伏的时代,都受过良好教育,所以或多或少都受到新思想的影响,因此两位女主角的性格也是多面的。
  白流苏是一位性格复杂的女子,除了有中国传统女性的柔美外,白流苏也具有一定的反抗精神。身处在上海这样一个多种思潮交汇的地方,即使是出身于传统的旧式大家族,她也或多或少地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因此,当她多次遭到丈夫打骂,在他身上看不到一点希望后,毅然决定了离婚。即使是在受现代化思潮影响的上海,离婚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绝对不是什么好事,但是为了自己的尊严,白流苏还是决定离婚。这表明流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恪守“三从四德”、凡事逆来顺受的懦弱女子了,她已经懂得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人格和权利,可是她仍要面临“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离婚后的白流苏仍然是男权至上的思想,将自己全部的身价都交给了哥哥,仍然依附于男性。直到被家人欺骗漠视后,她仿佛第二次觉醒,赌上自己的人生毅然决然地离开上海,去香港寻找范柳原。这样的白流苏与原本那个藤曼般的女子有了区别,体现出她内心所具有的反抗精神。
  从这一点出发来看,白流苏比吉拉娣大胆一些。白流苏敢于走出传统伦理的束缚,不愿再依附于男性。但是吉拉娣却始终没有踏出这前进的一步,即使是回国后自己的丈夫去世,她仍然不敢迈出这一步。这一点不同可能与二人所处的环境有关,白流苏虽然出身于旧式的传统大家族,但是在当时中国已经没有了高压统治的皇族,1919年的五四运动更是让中国产生了一大批的进步青年,大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上海作为中国发达的港口城市,各种思潮不断碰撞,因此白流苏的思想更为开放一些。而吉拉娣所处的泰国仍然有皇室,加上自己的家人就是皇室成员,即使是对进步思想有一些了解,但是从大环境来说仍然是保守的、封建的,所以吉拉娣最终都没能站起来反抗一步。
  但是,在张爱玲的笔下,反抗是微弱的,女性最终还是被束缚于男权的统治下。旧社会所有女性都习惯性地依附于男性,未出嫁依附于父兄,出嫁后依附于丈夫,而婚姻更像是经济上的依附关系。白流苏的第一次婚姻就是完全依附于自己的丈夫,除了家族利益还能够给自己带来优越的生活条件,这是一种经济依附。离婚后,女性也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财政大权,结果她却把所有身家都交给自己的哥哥,又一次放弃了女性独立自主的机会。   关于白流苏第二次到香港去找范柳原这一举动,开头的白流苏身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女性觉醒意识,想要离开家族的掌控,即使她对范柳原的追逐不一定存在着多少的爱情,却也算得上是对封建伦理的反抗。但是,白流苏的成长环境到底还是对她的性格有极大的影响。在她与范柳原两人的追逐中,她最终还是屈服了,成为范柳原的情妇,这无疑是对自己人格的一种极大的侮辱。她成为男权的俘虏,彻底成为男权的依附者,若不是做作者在最后的成全,我想白流苏可能永远也得不到“圆满”的婚姻。在故事的最后,在无尽的战火中,白流苏成为范柳原的妻子,但是这样的结局却只是作者无可奈何的安排,结局中深刻地透露出女性不能为自己做主的被动情景,她们的卑微和虚荣,充斥着这“圆满”结局。白流苏找到范柳原就像是找到一座金山一样,只是因为不敢出去工作养活自己,为不能独立自主而找的一个依靠罢了。
  再看吉拉娣,成书的时代处于新旧思想交替的开始,要求女性独立、自主的思想不断地冲击着泰国封建君主制度中传统的思想体系。在吉拉娣身上尤为明显,作为贵族阶级,她深受贵族封建礼教的束缚,但同时她也接触到很多新思想。在日本,她与男主常常交谈,交流的内容是包罗万象的,是新潮的,从她的穿着打扮和学识谈吐来看,无疑吉拉娣也是有见识的女子,但在行动上吉拉娣却从不敢越出传统伦理道德的界限。
  吉拉娣被束缚在这样的道德世界中,她并没有“自由”。当昭坤带她到日本旅行,诺帕朋几次对她表达了自己的感情,吉拉娣因为伦理道德观念的束缚,因为已为人妇的身份避而不答。哪怕她清楚自己并不爱丈夫,但是她不敢跟随着自己的心,只能被动地接受自己悲剧的婚姻,每一天打扮好自己,做丈夫的点缀,这就是其封建思想的体现,也是那个时代封建伦理道德的一个缩影。即使是丈夫去世,她也不去追求爱情和自由,默默地守寡,守着昭坤留下的空荡荡的房子。她从不主动要求什么,甘愿屈服于“命运”,被动地接受一切,顺从家族与父母就是她天生注定的宿命。
  两个故事的结局是,吉拉娣作为封建男权的受害者,最终只能是守在华丽的房子中,以寡妇的身份悄然死去。白流苏虽然是在战火下成为范柳原的妻子,但是这一结局却充满着张爱玲式的凄凉、空白。白流苏虽然逃离了家庭, 却陷入了空城般的婚姻,成全这段婚姻的不是爱情, 而是香港的陷落,是城市的颠覆。白流苏过上了不缺乏物质的生活,也要永远守着空虚的精神世界[1]。
  三、小结
  白流苏和吉拉娣,一个柔弱、现实,一个隐忍、顺从。二人性格中充斥着传统男权社会伦理道德压迫下的一种木讷、无能。当然二人都在一定程度上有了女性自主的觉醒意识,二人相比,白流苏的反抗意识要更强并付诸行动,而吉拉娣放弃抵抗的速度十分迅速。但不能否认的是时新的思潮已经在这片土地悄然扎根,新的思想、新的理念已经吹入人们的心灵。
  通过《倾城之恋》和《画中情思》中二位女主角悲剧的命运,尤其是爱情和婚姻的悲剧的对比,对于今天仍处于男权社会的女性,仍然有警示作用。作为新时代的女性要不断地完善自我,不断地学习提高自身修养,拥有觉醒意识,要在人格和经济上都取得与男性平等的独立地位,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女性独立与解放。
  作者简介:魏雯卿(1998—),女,云南昆明人, 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语言学。
  参考文献:
  〔1〕柳亚飞.论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的爱情悲剧[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7,33(11):23-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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