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眼里，爸爸李敖是个“狠”角色，甚至有些人用“痞气”来形容他，但我始终觉得爸爸的“痞气”是建立在他深厚学问的基础上的。一个人如果只读书不骂人，那么他可能是个历史学家；如果只骂人不读书，那么他可能是个流氓；而如果两者兼备，那他就是李敖。
　　与其他父女不同，我和爸爸相处的时间并不多。在我最需要他陪伴的时候，他却深陷囹圄，无法为童年的我遮风挡雨。爸爸曾在《坐牢爸爸给女儿的八十封信》一书里写道：“我对李文最大的亏欠是我一身的麻烦使她不能跟我住，不能很好地教育她。”
　　其实爸爸只是亏欠了我很多父女相依的日子，他从不亏欠对我的教育。记得小时候，爸爸每隔一周就会从监狱寄信给我，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教会我很多做人的道理。那是爸爸在当时情况下唯一可选择的办法，他把自己对女儿的牵挂凝注在字里行间，笔锋过处仿佛铿锵有声，丝毫不见牢狱生涯的凄凉困苦。
　　父亲性烈如火，直言敢骂，即使身置险地也浑不在意。父亲用言行教导我：要做强者不要做弱者。他灌输给我不畏强权、勇敢追求真相的道理。但强者并不好做，尤其要改变一个社会长久形成的制度和观念，其反弹的力道会让触及者付出惨重的代价。“先驱”只是功成后的标榜和称颂，被视作异类，遭到排挤、压制，才是斗士无法规避的宿命。
　　爸爸用他一生的时间，以一己之力对抗传统文化中的不合理之处。有人形容他是“战神”，我想并不为过，但很少有人能够读出爸爸慷慨激昂背后的辛酸无奈、沉痛悲凉。爸爸在这一过程中渐渐养成了对簿公堂的嗜好，喜欢打官司。因为有很多愤懑，很多不平，很多不公正的遭遇。
　　最初，被人称为“天才”的爸爸自以为找到了一个治疗这个社会疮症的良方——口诛笔伐。这种方式在大众媒体普及的今天确实会产生一定的效果，可也仅限于“一定”，对根本问题还是无法起到太多实际效果。那么，“实际效果是什么，是要靠诉讼——我打官司，我告你，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所以我李敖就开始在台湾变成一个非常好讼的人。”这种言传身教，极大地影响了我。
　　爸爸说，不认识我们的人喜欢看我们的文章，认识我们的人喜欢听我们的讲话，了解我们的人喜欢我们这个人，我们做人比我们讲的话好，我们的讲话比我们的文章好。光看我们的文章，一定会以为我们是穷凶极恶的家伙，可是听了我们的讲话，一定会觉得我们比我们的文章更可爱，等对我们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就会发现我们又厉害又善良。别人是恶霸，我们是善霸。我们也是一霸，绝对不是窝囊没用、被人欺负的滥好人。
　　爸爸在过完七十四岁生日的时候对我说，他感觉自己老了，头脑不再像以前那样灵活，有时候甚至会做错事。他提到自己正在“逝去”，意思是他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离开人世，而他也已接受这个事实。
　　我将“逝去”原文语录找出来，正是：“Old soldiers never die，they just fade away” （老兵不死，只会慢慢凋零）。
　　（转载自美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