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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二年（1645年），精锐的八旗军在31岁的豫郡王多铎的率领下，打过长江去，攻击全中国。经过惨烈的战斗和更为惨烈的大屠杀之后，大明帝国的故都南京以及江南的财赋重地，在尸山血海中相继沦陷。
捷报传来，刚刚定鼎北京不足一年的大清帝国自然一片欢腾。但是，帝国的领导核心、年仅33岁的摄政王多尔衮并不轻松。多尔衮在掌管这个正在迅速扩展的帝国的过程中，尤其是本以为柔弱温顺的江南人，却意外地成为八旗军征战以来遇到的最为勇敢和坚定的抵抗者，令他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枪杆子里可以出政权，但是，光靠枪杆子绝对维持不了政权。朱元璋曾说的“自古胡人无百年之国运”，如同一把诅咒之剑，悬挂在他和清王朝的头上。为丰厚的战利品而欢呼的八旗将士，可以不去思考这些，而他，作为七岁小皇帝顺治的摄政者和这个新帝国的缔造者，却不能不想得更远。
于是，在“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血腥“薙发运动”的同时，一场宁静、柔和而浩大的政治改革，在新帝国中开始推行，而这将彻底改变这个帝国的国运。
被“绑架”的读书人
新任浙江总督张存仁，原是明朝的宁远副将，后来随祖大寿降后金（清），此次随多铎进攻江南，占领江南后，被任命为浙江总督。
张存仁亲身经历了江南的惨烈战斗，见证了江南人的“玉碎”式抵抗，深有感慨。他给中央上书分析道：抵抗者主要是两种，一是读书人，二是农民，而要应对这两种抵抗者，靠枪杆子绝非最好的办法。张存仁提出了两种“不劳兵之法”，这就是“开科取士”和“薄敛劝农”。他在奏折中说：“开科取士，则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心自息；行镯免薄税敛，则力农者少钱粮之苦，而随逆之心自消。”从这份奏折看，这位背叛大明王朝的将军，有着相当的政治敏锐性，清晰地看到了：中国的读书人只需要出路，农民只需要活路，出路和活路都有的话，他们并不在乎高高坐在金銮殿上的人是谁。
时年48岁的内三院大学士范文程也同时上书道：“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请再行乡、会试，广其登进。”这一建议深刻指出，只要抓住了士人这一“精英阶层”，就能赢得民心，而抓住精英阶层的办法，就是通过科举，扩展其进入政权、分享政权的途径。
两位汉臣的建议，被多尔衮欣然采纳。中央随即下达了《科场条例》，明确宣布：“考试仍照旧例。初场《四书》三题，《五经》各四题，士子各占一经……二场论一道……三场经史时务策五道。乡、会试同。”同时，下令各地方官举荐山林隐逸。
这是清入关以后，第一次公开招考公务员。一个依然被中原汉人普遍当作外来侵略者的政权，公开地宣示，其各级官员将不仅仅限于“自己人”出任，而是向全社会的精英分子开放。这无疑表明，执掌这个政权的政治团体，正在试图通过扩大执政基础而获取更高的执政合法性，从“一小撮”的“类兄弟会”团体，扩大为全民接受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参政议政的团体。这当然是一场涉及根本的蜕变。
其实，这场蜕变，早在关外就已经初现端倪。
皇太极在天聪三年（1629年），就已经推出了小型的科举。在其发布的诏书上说：“自古国家文武并用。以武功戡祸乱，以文教佐太平。朕今欲振兴文治，于生员中考取其文艺明通者优奖之，以昭作人之典。诸贝勒府以下及满汉蒙古家所有生员俱令考试。于九月初一日，命诸臣公同考校，各家主毋得阻扰。有考中者，仍以别丁偿之。”
这次革命性的科举，最后有200人中举。此后，皇太极还相继举行了四次科举。这五次科举成为清王朝在关外时期的扩大执政之基的尝试，表明了这个当时还处于造反夺权阶段的政治团体，已经在为接管政权及进行大规模国家建设做准备。
在八旗入关并占领北京的这一年（1644年），实行科举就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当时，刚刚乔迁紫禁城新居的清帝国，在努力习惯那座奢华的宫殿群的同时，也公开宣示：“定以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乡试以八月，会试以二月。均初九日首场，十二日二场，十五日三场。殿试以三月。”并通过中央文件的方式，为“开科取士”设定了一个相当系统的体制。
新政权的“开科取士”开局顺利，颁布《科场条例》的次年（1646年），“始行科举法，在京会试举人，以大学士范文成（范文程）、刚林、冯铨、宁完我为会试总裁官。四月举行殿试。取进士四百人。宴诸进士于礼部。定新进士冠服饰。简梁清宽等四十六人为庶吉士。”
中国的读书人终于发现，朝代的更替，并没有断绝他们的出路，“学得文武艺，售予帝王家”，一个买主被消灭了，另一个买主又出现了。
谁同化了谁？
新帝国在宣布公开招考公务员的同时，也在列祖列宗的旗帜之外，扛起了孔子这面更为伟大的旗帜。
建议又是出自为新政权效力的汉人。新任山东巡抚方大猷向中央提出：“开国之初，首宜尊崇先圣。”户科给事中郝杰也提出：“从古帝王，无不懋修君德，首重经筵。今皇上睿资凝命，正宜及时典学，请择端雅儒臣，日译进大学衍义及尚书典谟数条，更宜遵旧典，遣祀阙里，示天下所宗。”他们都相信，通过明确宣告对儒学及孔子的尊重，就能表明执政者接受“普世价值”的决心，从而更多、更早地获取政权的合法性资源。
摄政王多尔衮又是从善如流。小皇帝顺治在皇极门张设御幄，颁诏天下，封孔子第65代孙孔允植为袭封衍圣公。顺治二年（1645年），又尊奉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军务倥偬的多尔衮亲诣孔庙致祭。从顺治二年（1645年）到顺治八年（1651年），短短六年内，清廷共祭孔14次，其热情和虔诚，远超之前的历朝历代。
其实，这种对孔子及“圣教”的主动承认和积极接受，在大多数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中，都是历史的主流，深刻地验证着元世祖忽必烈的名言：“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
从北魏道武帝拓跋登国元年（386年），至元顺帝妥欢帖睦尔至正末年（1368年），总共983年中兴起了北魏、辽、金和元4个少数民族的强大政权，加上清帝国从天命元年（1616年）至宣统末年（1911年）的296年，这5个少数民族政权总共享有了1278年“国祚”。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高举着他们各自图腾的同时，也高举着孔子的大旗——这实际上成为其政治上的战斗力的重要来源。这些政权的治下，无一不是多民族的国家，而能够弥合复杂的民族矛盾、文化差异的力量，就是来自对儒教这一“普世价值”的公开接受和大力提倡。 清政权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努尔哈赤，虽然开始接受儒学的部分教义，但对于汉人中的知识分子，他基本上还是保持蔑视的态度，并认为这些臭老九是造成大明帝国诸多劣政的罪魁。努尔哈赤甚至下令：“察出明绅衿，尽行处死，谓种种可恶，皆在此辈，悉诛之。”
转机开始于第二代领导核心皇太极。令皇太极发生极大变化的，是著名的大凌河之役（1631年）。在这场战役中，粮尽援绝的明军已经到了“人相食”的地步，却依然“犹以死守”，这令皇太极大为震撼。他在战后发出的谕旨中，认为这是“读书明理”而带来的战斗力：
我兵之弃永平四城，皆贝勒等不学无术所致。顷大凌河之役，城中人相食，明人犹死守，及援尽城降，而锦州、松、杏犹不下，岂非其人读书明理尽忠其主乎？自今凡子弟年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皆令读书。
自此，皇太极开始系统地推行儒学的“普世价值”，要让臣民们“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忠君亲上”。同时，他还下令将《四书》《孝经》等翻译成满文，延聘老师，为自己开办了学习班，日日进讲，于“听政之暇，观览默会，日知月积，身体力行，作之不止，乃成君子”。
如此推崇，早已超越了将儒学作为“统战工具”的权宜之计，而是真正接受儒学的价值体系，这对于基本信奉萨满教的女真族来说，无疑是一次宗教、思想乃至政治的大解放运动。价值观层面上的“儒学化”，促进了政权层面上的“中国化”，为今后接管全国政权奠定了基础。
随后，皇太极建立了文馆，命儒臣分别值班，又效法明制，设立吏、礼、户、兵、刑、工六部；随后又将文馆扩大为内三院，职掌制定军国大政、出谋划策和出纳王命等；并推出五场科举，进行“开科取士”的实践尝试……大清终于“渐就中国之制”。
在关外时期皇太极就已经开始祭孔，但无论规模和规格都很小，亦可算作是祭孔的“实习”。入关之后，面临着新帝国“一统江山”的征战和建设压力，祭孔就具有了更为现实的意义，作为“道统”具体象征的孔庙，则成为大清领导核心最重要的获取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地方。
入关后的祭孔，中枢并非仅仅派人出席，而是由摄政王多尔衮和顺治皇帝亲临祭祀，这成为此后清代帝王的首要工作之一。到顺治十四年（1657年），顺治皇帝将皇太极时的“进讲”制度化，实行“经筵日讲”。听儒学学者讲解儒家经典，自此成为清代帝王的日常功课。到了康熙朝，更是为帝王祭孔树立了典范，“开万世之文明，树百王之仪范”，“朕今亲诣行礼，务极尊崇至圣，异于前代”。
这种对圣人旗帜的继承和高举，显然更合理也更高效。
最后的皇家“身份证”
在高举孔子大旗宣示普世价值、推行科举扩大执政基础的同时，入关前后的清朝一改当年颁布“七大恨”时对明朝的敌视，开始全面塑造自己作为明帝国，乃至中原历代“正朔”接班人的新形象。
尽管当时的高层智囊团已经从中原动荡中看到了更多的机会，并希望清政权能超越此前的狭隘目标，但在李自成占领北京之前，清朝还是以明朝的敌人的面孔出现的。在甲申年出兵讨伐明朝前，范文程向多尔衮劝谏道：
中原百姓蹇离丧乱，备极荼毒，思择令主，以图乐业。曩者弃遵化，屠永平，两次深入而复返。彼必以我为无大志，惟金帛子女是图，因怀疑贰。今当申严纪律，秋毫勿犯，宣谕进取中原之意：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贤能，恤无告。大河以北，可传檄定也。
这为多尔衮描绘了一幅美妙的蓝图：如果能胸怀大志、严明纪律，至少可以割据黄河以北的半壁江山。
但是，这种劝谏对已经习惯了游击劫掠的八旗军来说，并不起作用。
转机很快就出现了。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吊死煤山后，正在养病的范文程被多尔衮紧急召见，他为多尔衮分析说：
闯寇涂炭中原，戕厥君后，此必讨之贼也。虽拥众百万，横行无惮，其败道有三：逼殒其主，天怒矣；刑辱绅，拷劫财货，士忿矣；掠人赀，淫人妇，火人庐舍，民恨矣。备此三败，行之以骄，可一战破也。我国上下同心，兵甲选练，声罪以临之，恤其士夫，拯其黎庶。兵以义动，何功不成？
又说：
好生者天之德也，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国家止欲帝关东则已，若将统一区夏，非安百姓不可。
这是一篇大清特色的“隆中对”，要求对大清的根本战略做出改变：抓住李自成“涂炭中原，戕厥君后”的良机，将自己从明朝的敌人，转变为明朝的继承者，通过讨伐“闯寇”，争取入主中原。
这次，他的建议得到了采纳。多尔衮向八旗军发出军令：
此次出师所以除暴救民，灭流寇以安天下也，今入关西征，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一不如约者罪之。
这种“三勿政策”，对八旗军来说，是一次根本性的变化。
范文程则起草了给明朝军民的布告：
义师为尔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诛者惟闯贼。吏来归，复其位；民来归，复其业。师行以律，必不汝害。
这道命令和安民布告，宣告了大清定位的彻底改变，自此，能征惯战而冷酷残暴的八旗军，开始以正义者的面目出现，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武器，与八旗军的马刀一样，成为其进军全中国的利器。
有了“主义”的军队，其战斗力果然更为强悍。八旗军仅在石河与李自成的“大顺军”打了一场硬仗，随后便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北京。根据朝鲜使臣的记载，在清军的入城式上，“都民燃香拱手，至有呼万岁者”。
攻克北京后，范文程建议多尔衮，为崇祯皇帝隆重发丧，“安抚孑遗，举用废官，求隐逸，甄考文献，更定律令，广开言路，招集诸曹胥吏，徵求册籍”。他们还发现，明朝最新的赋税账簿，已被李自成毁去，只剩下万历年的老账簿，如果按照老账簿征税，税收要少很多。有人建议立即要求已经控制下的各省补交新册，范文程阻拦说：“即此为额，犹虑病民，其可更求乎？”多尔衮采纳了他的建议，就用万历年的账簿征收赋税。
在清军南征过程中，江南之战极为惨烈，清军采取了大屠杀的威慑手段，如著名的“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等。而在血雨腥风中，有一条纪律被死死地遵守了，那就是保护好南京城外的明孝陵。明孝陵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和皇后马氏的合葬陵墓，多尔衮需要它作为政战武器，以便在战争和屠杀之后收拾残局、重聚人心。后来，康熙皇帝几下江南，都到这里祭奠明太祖，行三跪九叩的大礼，目的就是宣示，其江山并非夺自明朝，而是夺自“戕厥君后”的李自成，大清则是“为君父报仇”的义师。 在严令保护明孝陵的同时，清廷还下令，今后祭祀历代帝王时，追加辽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这是一种强烈的信号：“中国”道统的创造者和维护者中，不仅仅有汉族的君主，还有其他民族的君主。自此，以“辽—金—元”为正统谱系，成为乾隆之前清王朝的主流。而到了乾隆年间，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乾隆继承了元明之际杨维桢在《宋辽金正统辨》中的观点，以元承宋为正统而排斥辽、金，以“大一统”为标准，将大清的正统接续宋、元、明而非辽、金、元，与传统的中华正统相衔接。但同时，他不仅继续祭祀辽金诸帝，还增祀两晋、元魏、前后五代诸位非正统君王，以体现“治统”的多元性。自此，“道统”的一脉相承（宋、元、明、清），与“治统”的多元，成为清朝贯穿始终的国策。
百年宿命大逆转
入关之后，尽管有大规模屠杀，尽管有残酷的“发易服”，疑虑重重的“被征服者”却也看到了：这个发胡服的新政权，尽管依靠枪杆子夺得了政权，却在积极迎合传统，以期获得执政合法性资源。新王朝依然信奉或者至少标榜自己信奉“圣人之制”，它所要建立的，不是一个根基于外来意识形态之上的陌生的新政权，而是一个根基于传统价值观之上、结合了八旗特色的旧政权。
公开招考公务员、扩大执政基础的政策，成效卓著。自顺治三年（1646年），新政权在大中国地区首度恢复科举之后，圣人圣教的大旗，就有效地战胜了“反清复明”的小旗，不少抵抗战士重新拿起书本，准备在新政权中谋取自己的用武之地。当年著名的复社领袖、曾为史可法起草给多尔衮的信的侯方域，也加入了新朝的干部行列，有人写诗嘲讽他说：
圣朝特旨试贤良，一队夷齐下首阳。家里安排新雀帽，腹中打点旧文章。当年深自惭周粟，今日幡然吃国粮。非是一朝忽改节，西山薇蕨已精光。
这种情绪性的冷嘲热讽，恰恰证明了当时“一队夷齐下首阳”的盛况。
当然，科举、祭孔、祭朱这些低调、温和且浩大的改革，在清政权内部也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
顺治皇帝14岁亲政不久，将已经去世的多尔衮批倒批臭，一些满人贵族乘机要求恢复祖制，但被顺治坚决顶住。在与范文程讨论历代帝王的历史地位时，顺治通过对朱元璋的高度评价，表明自己推行所谓“汉制”的决心：“朕以为历代贤君莫如洪武。何也？洪武所定条例章程，规划周祥。朕所以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
但是，以济尔哈朗为首的辅政四大臣极为保守，担心“渐习汉俗”会损害大清的整体利益，推行“率复祖制，咸复旧章”，要求回到“淳朴旧制”中去，撤销翰林院，废除八股科举取士制度，并罢黜、放逐，乃至处决了一些主张改革的官员。
顺治帝最后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比如遵守入关前约定，给八旗有功将士配备奴隶。但是也采取了一些渐进的改革，约束八旗的“淳朴旧制”，如采用“编审人丁”的办法，对全国进行人口普查，编列户口册，这既为国家征收赋税做准备，也将平民的身份确认清楚，避免他们被逼勒为奴。康熙继位之后，守旧的势力曾一度坐大，而在康熙亲政之后，终于完成了多尔衮、顺治推行的“汉制”工作，并且以其雄才大略，实行得更为游刃有余。科举方面，康熙创造性地开设了“博学鸿儒科”，将科举的“统战”功能发挥到了极限，成功地瓦解了最后一批明朝遗民的对抗心理；祭孔方面，康熙是第一个亲临曲阜祭祀的清代帝王，也是第一个给孔子行三跪九叩大礼的帝王；祭朱方面，康熙也开启了清代帝王亲临明孝陵祭奠的先河。
在科举、祭孔、祭朱这三大举措中，通过科举扩大执政基础是中心。
科举制度超越了种族、门第、血缘，而构建了精英阶层乃至全社会的统一信仰、统一文化，这对整合社会各个阶层，维护大一统的国家稳定，有着关键的政治作用。这一制度在官、民两极化社会中，制造了新等级——“士人”或者“士绅”，起到承上启下、维持政权和社会整合的作用，成为社会的平衡器。这个阶层进则为官、退则为绅，有效地整合、协调着上、中、下三个阶层的利益。这对于大清来说更有现实意义，能有效地规避其先天带来的民族问题，用以平衡其远较之前任何汉族政权都更为复杂的官民关系。
士、农、工、商，是构成中国平民社会的四个阶层。这“四民”中，与“官”相接的就是“士”，而科举制度就是为农、工、商进入“士”，并进而进入“官”提供了渠道，缩小了农、工、商“三民”之间的相互差异，使其统一于读书应考这个共同的理想之下。
相比注重血缘的世卿世袭制、注重品德的察举制、注重门第的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度为平民阶级提供了性价比最好的参政议政机制，更为公平、公正和公开。草根阶层得以“怀牒自进”，有作为一定能够有地位，可以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向上迈进的理想。
清初确立的这场以科举、祭孔、祭朱为内容的宁静的政治改革，是清政权与时俱进的产物。
从关外时期的以“民族认同”为主，通过这场改革，转变为以“文化认同”为主，这是大清执政者在军事占尽上风的情况下的主动改革，实现了其从造反者、入侵者向执政者、道统继承者的转变。而这一改革也被证明了颇具远见，收获颇丰：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新政权作为“入侵”的蛮夷，其合法性难以确立，但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新政权对圣人之制的遵循，能够迅速地获得民众的效忠；而在中国特色的地广人稠、民俗乃至语言各异的背景下，“文化认同”远比“民族认同”更能转换为“政治认同”。
两百年后发生的太平天国运动，虽然起事者以“民族认同”相号召，却因为其推崇变异了的所谓基督教，背离了传统的“文化认同”，而遭到了致命的打击；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首的湘军、楚军、淮军等汉人武装，对太平天国的有效剿杀，名义上是“勤王”，实际上却是“卫道”，从“文化认同”的角度，太平天国恰恰是“其心必异”的“非我族类”。
清初这场推行“汉制”的改革，实际上就是一场政治改革。清政权因此得以接续中华帝国的道统合法性资源，以“文化认同”来抵消“民族不认同”，并以更为完善公正、纪律森严（清代的科举执法最为严格）的科举制度，扩大了执政基础，最终突破了“自古胡人无百年之国运”的宿命。
摘编自《改革都有红利吗？》 江苏文艺出版社
捷报传来，刚刚定鼎北京不足一年的大清帝国自然一片欢腾。但是，帝国的领导核心、年仅33岁的摄政王多尔衮并不轻松。多尔衮在掌管这个正在迅速扩展的帝国的过程中，尤其是本以为柔弱温顺的江南人，却意外地成为八旗军征战以来遇到的最为勇敢和坚定的抵抗者，令他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枪杆子里可以出政权，但是，光靠枪杆子绝对维持不了政权。朱元璋曾说的“自古胡人无百年之国运”，如同一把诅咒之剑，悬挂在他和清王朝的头上。为丰厚的战利品而欢呼的八旗将士，可以不去思考这些，而他，作为七岁小皇帝顺治的摄政者和这个新帝国的缔造者，却不能不想得更远。
于是，在“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血腥“薙发运动”的同时，一场宁静、柔和而浩大的政治改革，在新帝国中开始推行，而这将彻底改变这个帝国的国运。
被“绑架”的读书人
新任浙江总督张存仁，原是明朝的宁远副将，后来随祖大寿降后金（清），此次随多铎进攻江南，占领江南后，被任命为浙江总督。
张存仁亲身经历了江南的惨烈战斗，见证了江南人的“玉碎”式抵抗，深有感慨。他给中央上书分析道：抵抗者主要是两种，一是读书人，二是农民，而要应对这两种抵抗者，靠枪杆子绝非最好的办法。张存仁提出了两种“不劳兵之法”，这就是“开科取士”和“薄敛劝农”。他在奏折中说：“开科取士，则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心自息；行镯免薄税敛，则力农者少钱粮之苦，而随逆之心自消。”从这份奏折看，这位背叛大明王朝的将军，有着相当的政治敏锐性，清晰地看到了：中国的读书人只需要出路，农民只需要活路，出路和活路都有的话，他们并不在乎高高坐在金銮殿上的人是谁。
时年48岁的内三院大学士范文程也同时上书道：“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请再行乡、会试，广其登进。”这一建议深刻指出，只要抓住了士人这一“精英阶层”，就能赢得民心，而抓住精英阶层的办法，就是通过科举，扩展其进入政权、分享政权的途径。
两位汉臣的建议，被多尔衮欣然采纳。中央随即下达了《科场条例》，明确宣布：“考试仍照旧例。初场《四书》三题，《五经》各四题，士子各占一经……二场论一道……三场经史时务策五道。乡、会试同。”同时，下令各地方官举荐山林隐逸。
这是清入关以后，第一次公开招考公务员。一个依然被中原汉人普遍当作外来侵略者的政权，公开地宣示，其各级官员将不仅仅限于“自己人”出任，而是向全社会的精英分子开放。这无疑表明，执掌这个政权的政治团体，正在试图通过扩大执政基础而获取更高的执政合法性，从“一小撮”的“类兄弟会”团体，扩大为全民接受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参政议政的团体。这当然是一场涉及根本的蜕变。
其实，这场蜕变，早在关外就已经初现端倪。
皇太极在天聪三年（1629年），就已经推出了小型的科举。在其发布的诏书上说：“自古国家文武并用。以武功戡祸乱，以文教佐太平。朕今欲振兴文治，于生员中考取其文艺明通者优奖之，以昭作人之典。诸贝勒府以下及满汉蒙古家所有生员俱令考试。于九月初一日，命诸臣公同考校，各家主毋得阻扰。有考中者，仍以别丁偿之。”
这次革命性的科举，最后有200人中举。此后，皇太极还相继举行了四次科举。这五次科举成为清王朝在关外时期的扩大执政之基的尝试，表明了这个当时还处于造反夺权阶段的政治团体，已经在为接管政权及进行大规模国家建设做准备。
在八旗入关并占领北京的这一年（1644年），实行科举就被确定为基本国策。当时，刚刚乔迁紫禁城新居的清帝国，在努力习惯那座奢华的宫殿群的同时，也公开宣示：“定以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乡试以八月，会试以二月。均初九日首场，十二日二场，十五日三场。殿试以三月。”并通过中央文件的方式，为“开科取士”设定了一个相当系统的体制。
新政权的“开科取士”开局顺利，颁布《科场条例》的次年（1646年），“始行科举法，在京会试举人，以大学士范文成（范文程）、刚林、冯铨、宁完我为会试总裁官。四月举行殿试。取进士四百人。宴诸进士于礼部。定新进士冠服饰。简梁清宽等四十六人为庶吉士。”
中国的读书人终于发现，朝代的更替，并没有断绝他们的出路，“学得文武艺，售予帝王家”，一个买主被消灭了，另一个买主又出现了。
谁同化了谁？
新帝国在宣布公开招考公务员的同时，也在列祖列宗的旗帜之外，扛起了孔子这面更为伟大的旗帜。
建议又是出自为新政权效力的汉人。新任山东巡抚方大猷向中央提出：“开国之初，首宜尊崇先圣。”户科给事中郝杰也提出：“从古帝王，无不懋修君德，首重经筵。今皇上睿资凝命，正宜及时典学，请择端雅儒臣，日译进大学衍义及尚书典谟数条，更宜遵旧典，遣祀阙里，示天下所宗。”他们都相信，通过明确宣告对儒学及孔子的尊重，就能表明执政者接受“普世价值”的决心，从而更多、更早地获取政权的合法性资源。
摄政王多尔衮又是从善如流。小皇帝顺治在皇极门张设御幄，颁诏天下，封孔子第65代孙孔允植为袭封衍圣公。顺治二年（1645年），又尊奉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军务倥偬的多尔衮亲诣孔庙致祭。从顺治二年（1645年）到顺治八年（1651年），短短六年内，清廷共祭孔14次，其热情和虔诚，远超之前的历朝历代。
其实，这种对孔子及“圣教”的主动承认和积极接受，在大多数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中，都是历史的主流，深刻地验证着元世祖忽必烈的名言：“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
从北魏道武帝拓跋登国元年（386年），至元顺帝妥欢帖睦尔至正末年（1368年），总共983年中兴起了北魏、辽、金和元4个少数民族的强大政权，加上清帝国从天命元年（1616年）至宣统末年（1911年）的296年，这5个少数民族政权总共享有了1278年“国祚”。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高举着他们各自图腾的同时，也高举着孔子的大旗——这实际上成为其政治上的战斗力的重要来源。这些政权的治下，无一不是多民族的国家，而能够弥合复杂的民族矛盾、文化差异的力量，就是来自对儒教这一“普世价值”的公开接受和大力提倡。 清政权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努尔哈赤，虽然开始接受儒学的部分教义，但对于汉人中的知识分子，他基本上还是保持蔑视的态度，并认为这些臭老九是造成大明帝国诸多劣政的罪魁。努尔哈赤甚至下令：“察出明绅衿，尽行处死，谓种种可恶，皆在此辈，悉诛之。”
转机开始于第二代领导核心皇太极。令皇太极发生极大变化的，是著名的大凌河之役（1631年）。在这场战役中，粮尽援绝的明军已经到了“人相食”的地步，却依然“犹以死守”，这令皇太极大为震撼。他在战后发出的谕旨中，认为这是“读书明理”而带来的战斗力：
我兵之弃永平四城，皆贝勒等不学无术所致。顷大凌河之役，城中人相食，明人犹死守，及援尽城降，而锦州、松、杏犹不下，岂非其人读书明理尽忠其主乎？自今凡子弟年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皆令读书。
自此，皇太极开始系统地推行儒学的“普世价值”，要让臣民们“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忠君亲上”。同时，他还下令将《四书》《孝经》等翻译成满文，延聘老师，为自己开办了学习班，日日进讲，于“听政之暇，观览默会，日知月积，身体力行，作之不止，乃成君子”。
如此推崇，早已超越了将儒学作为“统战工具”的权宜之计，而是真正接受儒学的价值体系，这对于基本信奉萨满教的女真族来说，无疑是一次宗教、思想乃至政治的大解放运动。价值观层面上的“儒学化”，促进了政权层面上的“中国化”，为今后接管全国政权奠定了基础。
随后，皇太极建立了文馆，命儒臣分别值班，又效法明制，设立吏、礼、户、兵、刑、工六部；随后又将文馆扩大为内三院，职掌制定军国大政、出谋划策和出纳王命等；并推出五场科举，进行“开科取士”的实践尝试……大清终于“渐就中国之制”。
在关外时期皇太极就已经开始祭孔，但无论规模和规格都很小，亦可算作是祭孔的“实习”。入关之后，面临着新帝国“一统江山”的征战和建设压力，祭孔就具有了更为现实的意义，作为“道统”具体象征的孔庙，则成为大清领导核心最重要的获取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地方。
入关后的祭孔，中枢并非仅仅派人出席，而是由摄政王多尔衮和顺治皇帝亲临祭祀，这成为此后清代帝王的首要工作之一。到顺治十四年（1657年），顺治皇帝将皇太极时的“进讲”制度化，实行“经筵日讲”。听儒学学者讲解儒家经典，自此成为清代帝王的日常功课。到了康熙朝，更是为帝王祭孔树立了典范，“开万世之文明，树百王之仪范”，“朕今亲诣行礼，务极尊崇至圣，异于前代”。
这种对圣人旗帜的继承和高举，显然更合理也更高效。
最后的皇家“身份证”
在高举孔子大旗宣示普世价值、推行科举扩大执政基础的同时，入关前后的清朝一改当年颁布“七大恨”时对明朝的敌视，开始全面塑造自己作为明帝国，乃至中原历代“正朔”接班人的新形象。
尽管当时的高层智囊团已经从中原动荡中看到了更多的机会，并希望清政权能超越此前的狭隘目标，但在李自成占领北京之前，清朝还是以明朝的敌人的面孔出现的。在甲申年出兵讨伐明朝前，范文程向多尔衮劝谏道：
中原百姓蹇离丧乱，备极荼毒，思择令主，以图乐业。曩者弃遵化，屠永平，两次深入而复返。彼必以我为无大志，惟金帛子女是图，因怀疑贰。今当申严纪律，秋毫勿犯，宣谕进取中原之意：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贤能，恤无告。大河以北，可传檄定也。
这为多尔衮描绘了一幅美妙的蓝图：如果能胸怀大志、严明纪律，至少可以割据黄河以北的半壁江山。
但是，这种劝谏对已经习惯了游击劫掠的八旗军来说，并不起作用。
转机很快就出现了。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吊死煤山后，正在养病的范文程被多尔衮紧急召见，他为多尔衮分析说：
闯寇涂炭中原，戕厥君后，此必讨之贼也。虽拥众百万，横行无惮，其败道有三：逼殒其主，天怒矣；刑辱绅，拷劫财货，士忿矣；掠人赀，淫人妇，火人庐舍，民恨矣。备此三败，行之以骄，可一战破也。我国上下同心，兵甲选练，声罪以临之，恤其士夫，拯其黎庶。兵以义动，何功不成？
又说：
好生者天之德也，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国家止欲帝关东则已，若将统一区夏，非安百姓不可。
这是一篇大清特色的“隆中对”，要求对大清的根本战略做出改变：抓住李自成“涂炭中原，戕厥君后”的良机，将自己从明朝的敌人，转变为明朝的继承者，通过讨伐“闯寇”，争取入主中原。
这次，他的建议得到了采纳。多尔衮向八旗军发出军令：
此次出师所以除暴救民，灭流寇以安天下也，今入关西征，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一不如约者罪之。
这种“三勿政策”，对八旗军来说，是一次根本性的变化。
范文程则起草了给明朝军民的布告：
义师为尔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诛者惟闯贼。吏来归，复其位；民来归，复其业。师行以律，必不汝害。
这道命令和安民布告，宣告了大清定位的彻底改变，自此，能征惯战而冷酷残暴的八旗军，开始以正义者的面目出现，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武器，与八旗军的马刀一样，成为其进军全中国的利器。
有了“主义”的军队，其战斗力果然更为强悍。八旗军仅在石河与李自成的“大顺军”打了一场硬仗，随后便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北京。根据朝鲜使臣的记载，在清军的入城式上，“都民燃香拱手，至有呼万岁者”。
攻克北京后，范文程建议多尔衮，为崇祯皇帝隆重发丧，“安抚孑遗，举用废官，求隐逸，甄考文献，更定律令，广开言路，招集诸曹胥吏，徵求册籍”。他们还发现，明朝最新的赋税账簿，已被李自成毁去，只剩下万历年的老账簿，如果按照老账簿征税，税收要少很多。有人建议立即要求已经控制下的各省补交新册，范文程阻拦说：“即此为额，犹虑病民，其可更求乎？”多尔衮采纳了他的建议，就用万历年的账簿征收赋税。
在清军南征过程中，江南之战极为惨烈，清军采取了大屠杀的威慑手段，如著名的“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等。而在血雨腥风中，有一条纪律被死死地遵守了，那就是保护好南京城外的明孝陵。明孝陵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和皇后马氏的合葬陵墓，多尔衮需要它作为政战武器，以便在战争和屠杀之后收拾残局、重聚人心。后来，康熙皇帝几下江南，都到这里祭奠明太祖，行三跪九叩的大礼，目的就是宣示，其江山并非夺自明朝，而是夺自“戕厥君后”的李自成，大清则是“为君父报仇”的义师。 在严令保护明孝陵的同时，清廷还下令，今后祭祀历代帝王时，追加辽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这是一种强烈的信号：“中国”道统的创造者和维护者中，不仅仅有汉族的君主，还有其他民族的君主。自此，以“辽—金—元”为正统谱系，成为乾隆之前清王朝的主流。而到了乾隆年间，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乾隆继承了元明之际杨维桢在《宋辽金正统辨》中的观点，以元承宋为正统而排斥辽、金，以“大一统”为标准，将大清的正统接续宋、元、明而非辽、金、元，与传统的中华正统相衔接。但同时，他不仅继续祭祀辽金诸帝，还增祀两晋、元魏、前后五代诸位非正统君王，以体现“治统”的多元性。自此，“道统”的一脉相承（宋、元、明、清），与“治统”的多元，成为清朝贯穿始终的国策。
百年宿命大逆转
入关之后，尽管有大规模屠杀，尽管有残酷的“发易服”，疑虑重重的“被征服者”却也看到了：这个发胡服的新政权，尽管依靠枪杆子夺得了政权，却在积极迎合传统，以期获得执政合法性资源。新王朝依然信奉或者至少标榜自己信奉“圣人之制”，它所要建立的，不是一个根基于外来意识形态之上的陌生的新政权，而是一个根基于传统价值观之上、结合了八旗特色的旧政权。
公开招考公务员、扩大执政基础的政策，成效卓著。自顺治三年（1646年），新政权在大中国地区首度恢复科举之后，圣人圣教的大旗，就有效地战胜了“反清复明”的小旗，不少抵抗战士重新拿起书本，准备在新政权中谋取自己的用武之地。当年著名的复社领袖、曾为史可法起草给多尔衮的信的侯方域，也加入了新朝的干部行列，有人写诗嘲讽他说：
圣朝特旨试贤良，一队夷齐下首阳。家里安排新雀帽，腹中打点旧文章。当年深自惭周粟，今日幡然吃国粮。非是一朝忽改节，西山薇蕨已精光。
这种情绪性的冷嘲热讽，恰恰证明了当时“一队夷齐下首阳”的盛况。
当然，科举、祭孔、祭朱这些低调、温和且浩大的改革，在清政权内部也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
顺治皇帝14岁亲政不久，将已经去世的多尔衮批倒批臭，一些满人贵族乘机要求恢复祖制，但被顺治坚决顶住。在与范文程讨论历代帝王的历史地位时，顺治通过对朱元璋的高度评价，表明自己推行所谓“汉制”的决心：“朕以为历代贤君莫如洪武。何也？洪武所定条例章程，规划周祥。朕所以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
但是，以济尔哈朗为首的辅政四大臣极为保守，担心“渐习汉俗”会损害大清的整体利益，推行“率复祖制，咸复旧章”，要求回到“淳朴旧制”中去，撤销翰林院，废除八股科举取士制度，并罢黜、放逐，乃至处决了一些主张改革的官员。
顺治帝最后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比如遵守入关前约定，给八旗有功将士配备奴隶。但是也采取了一些渐进的改革，约束八旗的“淳朴旧制”，如采用“编审人丁”的办法，对全国进行人口普查，编列户口册，这既为国家征收赋税做准备，也将平民的身份确认清楚，避免他们被逼勒为奴。康熙继位之后，守旧的势力曾一度坐大，而在康熙亲政之后，终于完成了多尔衮、顺治推行的“汉制”工作，并且以其雄才大略，实行得更为游刃有余。科举方面，康熙创造性地开设了“博学鸿儒科”，将科举的“统战”功能发挥到了极限，成功地瓦解了最后一批明朝遗民的对抗心理；祭孔方面，康熙是第一个亲临曲阜祭祀的清代帝王，也是第一个给孔子行三跪九叩大礼的帝王；祭朱方面，康熙也开启了清代帝王亲临明孝陵祭奠的先河。
在科举、祭孔、祭朱这三大举措中，通过科举扩大执政基础是中心。
科举制度超越了种族、门第、血缘，而构建了精英阶层乃至全社会的统一信仰、统一文化，这对整合社会各个阶层，维护大一统的国家稳定，有着关键的政治作用。这一制度在官、民两极化社会中，制造了新等级——“士人”或者“士绅”，起到承上启下、维持政权和社会整合的作用，成为社会的平衡器。这个阶层进则为官、退则为绅，有效地整合、协调着上、中、下三个阶层的利益。这对于大清来说更有现实意义，能有效地规避其先天带来的民族问题，用以平衡其远较之前任何汉族政权都更为复杂的官民关系。
士、农、工、商，是构成中国平民社会的四个阶层。这“四民”中，与“官”相接的就是“士”，而科举制度就是为农、工、商进入“士”，并进而进入“官”提供了渠道，缩小了农、工、商“三民”之间的相互差异，使其统一于读书应考这个共同的理想之下。
相比注重血缘的世卿世袭制、注重品德的察举制、注重门第的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度为平民阶级提供了性价比最好的参政议政机制，更为公平、公正和公开。草根阶层得以“怀牒自进”，有作为一定能够有地位，可以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向上迈进的理想。
清初确立的这场以科举、祭孔、祭朱为内容的宁静的政治改革，是清政权与时俱进的产物。
从关外时期的以“民族认同”为主，通过这场改革，转变为以“文化认同”为主，这是大清执政者在军事占尽上风的情况下的主动改革，实现了其从造反者、入侵者向执政者、道统继承者的转变。而这一改革也被证明了颇具远见，收获颇丰：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新政权作为“入侵”的蛮夷，其合法性难以确立，但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新政权对圣人之制的遵循，能够迅速地获得民众的效忠；而在中国特色的地广人稠、民俗乃至语言各异的背景下，“文化认同”远比“民族认同”更能转换为“政治认同”。
两百年后发生的太平天国运动，虽然起事者以“民族认同”相号召，却因为其推崇变异了的所谓基督教，背离了传统的“文化认同”，而遭到了致命的打击；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首的湘军、楚军、淮军等汉人武装，对太平天国的有效剿杀，名义上是“勤王”，实际上却是“卫道”，从“文化认同”的角度，太平天国恰恰是“其心必异”的“非我族类”。
清初这场推行“汉制”的改革，实际上就是一场政治改革。清政权因此得以接续中华帝国的道统合法性资源，以“文化认同”来抵消“民族不认同”，并以更为完善公正、纪律森严（清代的科举执法最为严格）的科举制度，扩大了执政基础，最终突破了“自古胡人无百年之国运”的宿命。
摘编自《改革都有红利吗？》 江苏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