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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空白期”瓷器是指正统、景泰、天顺（1436-1464）三个朝代烧制的瓷器。从《明实录》等文献记载来看，历时约29年的正统、景泰、天顺三朝期间，景德镇御窑厂一直都在烧造瓷器，从来没有停止过。御窑厂如此，民间窑口自不待说。但是，在以往很长一段时期里，人们一直认为“三朝”根本没有生产多少瓷器，故称作其为“空白期”。
随着三朝出土器物的不断增加和人们鉴识水平的提高，一大批“空白期”瓷器得以面世，业内专家又将“空白期”称作是没有官窑款识的时期。无论何种说法，都没有真正把这一时期景德镇官窑、民窑瓷器生产情况解释清楚，甚至有人还以明代瓷器史上的“黑暗时期”进行表述，更加造成了对三朝期间瓷器生产认识上的混乱。
笔者的研究表明，在明代正统、景泰、天顺三朝期间，景德镇制瓷业“无瓷器”生产属于误传，一直没有间断烧造瓷器才是真实景象（图1）；三朝期间“无官款”瓷器只是表象，官、民窑不分才是事物的本质；宦官篡权、连年战乱、天灾不断，都不是“空白”的缘由，“禁烧令”下仿制元代风格瓷器才是景德镇制瓷业的基本走向。
正统初年经济形势严峻
宣宗皇帝虽然是明代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但同时又是宫廷生活十分奢侈腐化的皇帝，尤其对御窑厂的瓷器消耗很大。在故宫遗留的瓷器中，除大量的生活用瓷器、陈设艺术瓷以外，还有大量宣德时期的蛐蛐罐、鸟食罐、栽花种草用瓷器，非常铺张。加上当时朝廷与瓦刺部族作战，经济不堪重负，政府对农民和手工业的赋税增加，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已经充分显露。
宣德十年（1435），宣宗皇帝突然去世，英宗皇帝仓促登基，政局一度陷入混乱状态。因英宗年幼无法理政，太皇太后张氏主动挑起了治国、理政、平天下的重任，并委任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位顾命大臣担任内阁辅臣，安定边防，整顿吏治，发展经济。初步稳定了政局，张氏开始处理宣宗皇帝晚年留下的一大堆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上的难题。因有些问题十分棘手，无奈之下张氏只能临时采取紧缩政策，先减少经费开支，再分轻重缓急逐一解决各种难题。
1.全面减少财政支出
英宗登基之时即发布公告，命“各处罢办诸色紵丝、纱罗缎匹及一应物件，并续造缎匹、抄造纸札、铸造铜钱、烧造饶器、煽炼铜铁、采办梨木及各物烧造器皿，买办物料等件悉皆停罢。其差去官内外官员人等即便回京，违者罪之。”（《明实录·英宗实录》）其中烧造瓷器就是一个重要方面，景德镇制瓷业在正统朝初始就遭遇了“禁烧”之灾。
然而，瓷器作为生活必需品，不是你朝廷一纸公文就能够禁得了的，民间需要，官府也需要，宫廷更需要。没过多久，民间窑口就冒死生产了，永宣青花首当其冲，师古而不泥古，先从小件烧起，不显山不露水。江苏省江宁县牛首山弘觉寺塔基下出土的四件青花瓜棱小罐（1956年11期《文物参考资料》），似有宣德之风，应该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图2）。禁烧瓷器的公告发布时间不长，瓷器产品就市场售卖有之，馈赠官员有之，民间窑口完全没有把朝廷的公文当一回事。
2.正统三年再下“禁烧令”
面对御窑厂有所收敛、民间窑口我行我素的局面，朝廷于正統三年（1438）十二月丙寅再发禁令：“命督察院出榜，禁江西瓷器窑场烧造官样青花白地瓷器于各处货卖及馈送官员之家，违者正犯处死，全家谪戍口外。”（《明实录·英宗实录》）这个禁令的严厉之处在于“违者正犯处死，全家谪戍口外”，在这种情况下，基本上无人再敢试法，不仅御窑厂停烧永宣“官样青花白地瓷器”，民间窑口也全面禁烧“官样”瓷器。不能烧制前朝官窑青花瓷器，那么能够烧制什么瓷器，景德镇制瓷业必须做出抉择。
3.正统十二年禁烧品种进一步扩大
正统十二年（1447）十二月甲戌日发布政令：“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等瓷器，命督察院榜谕其处，有敢仍冒前禁者，首犯凌迟处死，籍其家资，男丁充军边卫，知而不以告者连坐。” （《明实录·英宗实录》）这是一个比正统三年“禁烧令”限制范围更广、处罚更加严厉的法令。除了青花瓷，白瓷以外的各种彩瓷也都在禁止“私造”之列，违者除增加处罚“籍其家资”，还实行“知而不以告者连坐”政策，令人不寒而栗。
上述法律法规所禁止的行业，在当时都是高档奢侈品的生产制造行业，如永宣青花瓷（图3），官窑烧造极度奢华、不惜工本，耗费巨大（图4），停烧之后切实起到了减少支出、保障供给、恢复经济的作用，使国民经济得以休养生息。在紧缩财政的过程中，太皇太后张氏以身作则，主动撤除宫中一切奢侈文玩，不予摆放，以利上行下效。
三项“禁烧令”对景德镇制瓷业的影响是巨大的，使景德镇匠人传承永宣工艺、制造出更加精美瓷器的追求彻底毁灭。正统三年“禁烧令”发布之后，景德镇制瓷业就不得不改弦更张、另辟蹊径，寻找适合形势要求的生产之路。永宣瓷器曾经创造了我国制瓷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但到了正统一朝，却出现了“断崖式”的崩塌，这是很多人都意想不到的，着实令人扼腕叹息。
仿制元代瓷器是当时的最好选择
在命运坎坷面前，我们的祖先从来不缺少解决困难的智慧和勇气。从分析正统三年“禁烧令”的内容里他们揣摩到，朝廷禁止生产的“官样青花白地瓷器”，也就是明代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时期的官窑青花瓷器，而不是所有品种。那些“官样”瓷器生产成本高，市场消费也高，须“悉皆停罢”，如果生产成本比较低的其他朝代的瓷器，应该不算违法。
从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明代“空白期”存世和出土器物研判，这三个朝代的瓷器大多具有元代瓷器的风格特征。以此完全可以推断，当时景德镇制瓷业在“禁烧令”的高压下，选择的是仿制元代风格的瓷器产品及工艺，不仅避开了法律禁区，而且减低了成本，还满足了市场的需求。 1.仿造元代瓷器经济上最划算
一是有现成的原料。无论是胎土、釉料都可以就地取材，青花钴料有大量的土青，御窑厂还有不少剩余的“苏麻离青”，足以解决御窑厂和民间窑口两个方面的需求。
二是有现成的工艺。当时烧造过元青花的景德镇制瓷业有大量元青花实物可以借鉴，拉坯、修足、施釉、绘画、烧造都能够手到擒来。虽然纹样有所不同，但烧造过永宣青花的匠人们是完全能够创造出新的纹饰图案搭配样本的。
三是有广大的市场。明代中期北方一些窑口停烧，仅剩耀州窑、磁州窑等；南方窑口也只有越窑、龙泉窑、德化窑等继续在烧。对于景德镇制瓷业来说，永宣两朝所开辟的市场仍十分红火，正统青花的质量虽差一些，只要销售渠道畅通，销量就不会有太大的“回落”。
2.三朝瓷器与元代瓷器的风格十分接近
为了说明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的瓷器具有明显的元代瓷器风格，我们必须以三朝的传世品为依据进行比较。北京故宫的传世品身居庙堂，又经过后世专家反复鉴别，可信度较高。不像出土器无纪年款者，虽然出自正统、景泰、天顺年间墓葬，但有前朝与本朝生产的两种可能性。通过细致的比较鉴别可以看出，正统、景泰、天顺三个朝代的瓷器确实与元代瓷器的风格有很多相似之处。
一是造型基本一致。元代瓷器以青花瓷器为主要品种，器型是大罐、大盘、梅瓶、碗、高足杯、玉壶春瓶等（图5）；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瓷器也是以青花瓷器为主要品种，器型有大罐、大盘、梅瓶、碗、炉、高足杯等（图6），与元代瓷器的器型区别不大。差别是没有玉壶春瓶品种，这可能与反对奢靡之风有关。器物底足也与元代瓷器的底足雷同，涩胎无釉，宽矮圈足，足内墙斜度比元代瓷器大些。
二是胎釉略逊一筹。元代瓷器的胎质细腻，色白，打磨细致；釉面白中闪青，平整莹润（图7），釉下气泡以中型为主、小型为辅。三朝的瓷器胎骨厚重，胎质都较疏松，有杂质，色灰，打磨不细；釉汁较薄，釉面色白，不尽平整，釉下气泡以小型为主，中型为辅，与元代青花相比有一定差距。其中精品瓷的釉面表现与元代瓷器相差不多（图8），粗品则差距较大。
三是纹饰布局相同。以大罐为例，元青花纹饰布局是四个层级：口沿为边饰，肩部为辅助纹饰，腹部为主题纹饰，胫部为标志性图案（图9）。三朝的大罐也是按照四个层级布局，口沿也画边饰，肩部也画辅助纹饰，腹部也画主题纹饰，胫部也画标志性图案，可以说在布局上几乎没有一点变化（图10）。梅瓶、大盘纹饰布局也是如此，只是纹样图案有些不同而已。
四是青花发色与青料变化有关。如果“苏麻离青”钴料能够正常供应的话，三朝青花的发色是可以保持大体相同状态的，质量也会逐步提高，到了天顺朝完全有理由赶上元青花的制作水平。然而天不遂人愿，“苏麻离青”逐渐枯竭，重新使用土青料，试烧“平等青”料，费时费力，不仅影响了三朝整体制瓷质量的提高，而且使三朝青花的发色略有不一。尽管如此，我们今天审视三朝瓷器，并不影响其仿元代瓷器风格的实质。
3.理论界曾对元代瓷器与三朝瓷器做过对比研究
耿宝昌先生在《明清瓷器鉴定》中谈及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瓷器的概况时说：“随着近年兴起的‘元代热’，以及出土物不断被验证，元瓷的面貌已由朦胧而趋清晰，从而使元瓷从‘元末明初瓷’中被分离出来。同时，为了填补这一时期瓷器认识上的空白，许多陶瓷界的同仁不遗余力，对明早期墓葬出土和傳世品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和排比分析，特别是南京博物院的同仁，做了大量开拓工作；虽然某些立论尚待进一步商榷，但总的看来，前述‘空白期’瓷器的面貌正趋于明朗。”耿先生的这段话，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证实了三朝瓷器的风格与元代瓷器风格极为相似，使得当时的理论界都有些难以区分。
对“禁烧令”下景德镇制瓷业的评估
从正统元年英宗皇帝颁布紧缩经济、禁烧瓷器的政令以后，仅仅用了几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一个经济上“转型”的艰苦过程，制瓷业沿着仿元代瓷器风格的道路走了下去。从今天的角度看，虽然“禁烧令”改变了景德镇制瓷业的走向，却把整个社会经济引向了复苏。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二十九年基本上是在一个皇权的统治之下，即始终在英宗皇帝经济紧缩思想的影响下，社会经济的航船始终没有改变航向。
因为“土木之灾”，英宗朱祁镇为蒙古人所掳，英宗之弟朱祁钰继承了皇位，但英宗仍被封为“太上皇”。景泰七年（1456），在“夺门之变”中，英宗又从其弟手中夺回皇位，改号“天顺”，彻底实现了“三个朝代一个皇权”主导的目标。英宗皇帝虽然经历了不少磨难，但始终未改初衷，把紧缩政策坚持到了最后，达到了稳定政局，渡过难关，促进经济发展的目标。
1.仿元风格瓷器始终在探索中前行
如前所述，景德镇瓷业从正统三年开始就在探索仿元代风格瓷器生产的有关问题了。以青花瓷为主导的三朝瓷器，恢复元代瓷器的生产工艺，备好与元代瓷器相仿的胎釉材料，绘制本朝自行创造的纹饰图案，沿着与大明王朝传统相反的方向砥砺奋进着。各种典籍的记载充分证明，御窑厂虽然被严厉禁止烧造瓷器，但是朝廷也时不时地给御窑厂下达烧造瓷器的指令，景德镇制瓷业的生产从来没有真正停止过。 请看下列事实：
“正统六年（1441）五月己亥，行在光禄寺奏……其金龙、金凤白瓷罐等件，令江西饶州府造。” （《明实录·英宗实录》）；
“正统九年（1444）五月庚戌，江西饶州府造青龙白地花缸瑕璺不堪，太监王振言于上，遣锦衣卫指挥杖其督官，仍敕赍内官样赴饶州更造之。”（《明实录·英宗实录》）；
“天顺八年（1464）正月，江西饶州府，浙江处州府，见差内官在彼烧造瓷，诏书到日，除已烧完者照数起解，未完者悉皆停止，差去官员即便回京。”（《明史·卷八十二》）； “天顺元年（1457），委中官烧造。”（《江西大志》）；
“天顺三年（1459）十一月……乙未：‘光禄寺奏请于江西饶州府烧造瓷器共十三万三千有余，工部以饶州民艰难，奏减八万，从之’。”（《明史·卷八十二》）。
这些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清楚地说明，就是在朝廷多次颁布“禁烧令”的情况下，也是今天说禁止生产瓷器，明天又命令御窑厂烧瓷，或减少数量，或限制品种，但绝对不是戛然而止。景德镇御窑厂如此这般，民间窑口的情况就可想而知。有元代风格的瓷器可仿，有除了“官样”以外的生活用瓷可烧，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如今，我们不仅有北京故宫的三朝瓷器可以佐证，而且有越来越多的民间收藏可以证实（图11），三朝瓷器的数量多于明初洪武年间，多于明末天启、崇祯年间已是不争的事实。笔者认为，“空白期”再叫下去对景德镇制瓷业实在不公，子孙后代会产生误解，用“明三朝”来代替“空白期”是否更好一些呢？
2.三朝瓷器无官窑、民窑之分
在研究“明三朝”时期景德镇所生产的产品过程中，我们偶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这些瓷器与元代瓷器一样，不分官窑、民窑，只有制作精粗的差别。目前社会上有人认为三朝的精品瓷器是“官窑”，粗品瓷器是“民窑”的观点，值得商榷。
笔者认为，正统、景泰、天顺三朝不再区分官、民窑的情况是经济紧缩政策的结果，是正统朝一开始就定下的规矩。明代大学士李贤所著《天顺日记》中记载：“宣庙崩，太后即命将宫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务悉皆罢去，革中官不差。”说明宣宗帝驾崩、英宗帝登基初始，张太皇太后就从形式上告诉宫廷上下，不能再奢侈下去了，要过简朴的生活。宫中没有需求，自然不用烧造官窑瓷器，可以说从那时起，三朝的瓷器就始终保持了一种朴实无华、简约实用的风格，即便是朝廷指定烧造的瓷器也是如此，从而有效防止了宣德晚期宫廷奢靡之风的蔓延。
一是“禁烧令”没有说只禁止御窑厂，或者只禁止民间窑口烧造瓷器，而是一律禁烧。御窑厂禁烧自然没有官款瓷器；民间窑口禁烧更不准烧造“官样”瓷器，从形式上来看就无法分辨哪些是官窑瓷器，哪些是民窑瓷器。如景德镇御窑厂正统地层出土的青花双耳瓶上的球花纹（图12），八仙人物大罐残片上的“云堂手”绘法，都是民间窑口绘风，可见当时御窑厂也在烧制民间用瓷，这也是“明三朝”瓷器官、民不分的证据之一。
二是元代瓷器本身就没有官窑、民窑的区别，“明三朝”生产仿元代风格的瓷器，自然也就不可能有官窑、民窑之分。大家知道，元青花瓷无官窑、民窑的区别，元代的其他瓷器品种，如釉里红、钧窑、龙泉窑也都是如此，只有卵白釉瓷器可分官窑、民窑。然而“明三朝”生产的白釉瓷器却没有类似元代枢府釉官府定制并印有铭款的情况，即便是正统十四年宁献王朱权墓出土的六件白釉盖罐，也无官窑铭款。所以今天我们分辨三朝遗存瓷器中哪些是官窑、哪些是民窑，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三是从“明三朝”瓷器胎釉取材的实际情况来看，也是大同小异，分不出是官窑胎釉或是民窑胎釉。北京故宫的传世品多为大件，胎釉都较为粗糙；纪年墓葬中出土的三朝瓷器多为小件，胎釉制作较为精细，但这并不能说明墓葬中出土的瓷器都是官窑，传世的大件都是民窑。景德镇御窑厂正统官窑地层出土的残片就有青花大罐的瓷片和大缸的瓷片，可见当时御窑厂也是大件小件都烧，精瓷粗瓷兼造。反观民间窑口，当时也有很强的生产能力。正统元年，浮梁县陆子顺一次向北京宫廷进贡瓷器五万余件，朝廷命令送到光禄寺“充用”。一个民间窑口就有这么大的产量，质量也得到了朝廷的认可，足以证明当时民间窑口的生产能力与水平。尤其是经过二十几年的努力，到了天顺年间，民间窑口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一些民间窑口的质量赶上或超过御窑厂是完全有可能的。
江建新在《景德镇御窑厂遗址考古调查与发掘主要收获及相关问题》一文中谈及御窑厂出土瓷器时表示：“以上遗物说明，正统、景泰、天顺有官窑烧造，从现有出土遗物判断，其时官窑烧造量似不大，品种亦不如前代丰富，主要是日用器的生产，亦有少量罐、梅瓶的烧造。宣德官窑瓷器盛行书写年款，而在它之后的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官窑却不书写年款，这一现象颇使人费解，引起古陶瓷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明代正统、景泰、天顺这二帝三朝的28年时间里，可谓多事之秋，由于不书年款，其官窑面貌模糊不清，所以陶瓷史上称其为‘空白期’或‘黑暗期’。不过，综合考察以上出土资料，并联系相关文献可知，所谓‘空白期’，并非完全空白。”江先生的说法使我们有更充足的理由认为，“明三朝”的瓷器是没有官窑、民窑区别的。
3.为明代后世制瓷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景泰八年（1457）“夺门之变”，英宗重新坐上皇帝宝座。痛定思痛，他悟出了许多治国理政的道理。贾永恒在《明英宗天顺年间政局转变探究》一文中说，“复辟后的明英宗逐渐成为一个政治成熟的君主，他清醒地意识到只有调整政策才能挽救危局，以鞏固王朝的统治。于是在英宗的支持下，以李贤为首的内阁联合六部，对政局进行全面的整顿，终于使得天顺朝中后期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民生安定，明王朝得以摆脱危机，走向新生。天顺年间政局的转变，使明王朝完成了从初期建制到中期巩固的平稳过渡，此次成功转型无疑对大明王朝的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文中例举了大量的事例说明英宗对政局进行全面整顿的情况，有些事例惊心动魄，但英宗不为邪恶势力所动，坚持整顿，坚持紧缩的财政政策，终于为大明王朝赢得了国力强盛、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大好局面。
在这样的形势下，景德镇的制瓷业也在原有基础上取得了更大的进展，胎釉用料越来越精细，“平等青”的青料工艺趋于稳定，纹饰图案的绘制技法更加成熟（图13），制瓷质量显著提高。我们从传世的“明三朝”瓷器中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迹象。
天顺八年（1464）正月英宗病死，宪宗登基，但并没有马上改变仿元代风格瓷器的烧造。直至成化四年（1468），才见宪宗皇帝奏准“光禄寺瓷器仍依四分例减造”（《大明会典·卷一百九十四·工部陶器》）的谕旨，可见宪宗皇帝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考虑如何给景德镇的制瓷业定位。
不管怎样，有了比较雄厚的经济实力，宪宗皇帝改弦更张，重新烧造明代永宣风格的瓷器就相对容易得多了。在此基础上，成化朝烧制青花瓷（图14），创烧斗彩瓷，仿烧宣德彩瓷等品种，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而完成了一个从宣德到成化跨越三十年的传播与承袭。然而这一切成就，离不开英宗皇帝经过近三十年艰苦努力所打下的经济基础，也离不开“明三朝”期间景德镇制瓷业积累的经验与水平。
随着三朝出土器物的不断增加和人们鉴识水平的提高，一大批“空白期”瓷器得以面世，业内专家又将“空白期”称作是没有官窑款识的时期。无论何种说法，都没有真正把这一时期景德镇官窑、民窑瓷器生产情况解释清楚，甚至有人还以明代瓷器史上的“黑暗时期”进行表述，更加造成了对三朝期间瓷器生产认识上的混乱。
笔者的研究表明，在明代正统、景泰、天顺三朝期间，景德镇制瓷业“无瓷器”生产属于误传，一直没有间断烧造瓷器才是真实景象（图1）；三朝期间“无官款”瓷器只是表象，官、民窑不分才是事物的本质；宦官篡权、连年战乱、天灾不断，都不是“空白”的缘由，“禁烧令”下仿制元代风格瓷器才是景德镇制瓷业的基本走向。
正统初年经济形势严峻
宣宗皇帝虽然是明代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但同时又是宫廷生活十分奢侈腐化的皇帝，尤其对御窑厂的瓷器消耗很大。在故宫遗留的瓷器中，除大量的生活用瓷器、陈设艺术瓷以外，还有大量宣德时期的蛐蛐罐、鸟食罐、栽花种草用瓷器，非常铺张。加上当时朝廷与瓦刺部族作战，经济不堪重负，政府对农民和手工业的赋税增加，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已经充分显露。
宣德十年（1435），宣宗皇帝突然去世，英宗皇帝仓促登基，政局一度陷入混乱状态。因英宗年幼无法理政，太皇太后张氏主动挑起了治国、理政、平天下的重任，并委任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位顾命大臣担任内阁辅臣，安定边防，整顿吏治，发展经济。初步稳定了政局，张氏开始处理宣宗皇帝晚年留下的一大堆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上的难题。因有些问题十分棘手，无奈之下张氏只能临时采取紧缩政策，先减少经费开支，再分轻重缓急逐一解决各种难题。
1.全面减少财政支出
英宗登基之时即发布公告，命“各处罢办诸色紵丝、纱罗缎匹及一应物件，并续造缎匹、抄造纸札、铸造铜钱、烧造饶器、煽炼铜铁、采办梨木及各物烧造器皿，买办物料等件悉皆停罢。其差去官内外官员人等即便回京，违者罪之。”（《明实录·英宗实录》）其中烧造瓷器就是一个重要方面，景德镇制瓷业在正统朝初始就遭遇了“禁烧”之灾。
然而，瓷器作为生活必需品，不是你朝廷一纸公文就能够禁得了的，民间需要，官府也需要，宫廷更需要。没过多久，民间窑口就冒死生产了，永宣青花首当其冲，师古而不泥古，先从小件烧起，不显山不露水。江苏省江宁县牛首山弘觉寺塔基下出土的四件青花瓜棱小罐（1956年11期《文物参考资料》），似有宣德之风，应该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图2）。禁烧瓷器的公告发布时间不长，瓷器产品就市场售卖有之，馈赠官员有之，民间窑口完全没有把朝廷的公文当一回事。
2.正统三年再下“禁烧令”
面对御窑厂有所收敛、民间窑口我行我素的局面，朝廷于正統三年（1438）十二月丙寅再发禁令：“命督察院出榜，禁江西瓷器窑场烧造官样青花白地瓷器于各处货卖及馈送官员之家，违者正犯处死，全家谪戍口外。”（《明实录·英宗实录》）这个禁令的严厉之处在于“违者正犯处死，全家谪戍口外”，在这种情况下，基本上无人再敢试法，不仅御窑厂停烧永宣“官样青花白地瓷器”，民间窑口也全面禁烧“官样”瓷器。不能烧制前朝官窑青花瓷器，那么能够烧制什么瓷器，景德镇制瓷业必须做出抉择。
3.正统十二年禁烧品种进一步扩大
正统十二年（1447）十二月甲戌日发布政令：“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等瓷器，命督察院榜谕其处，有敢仍冒前禁者，首犯凌迟处死，籍其家资，男丁充军边卫，知而不以告者连坐。” （《明实录·英宗实录》）这是一个比正统三年“禁烧令”限制范围更广、处罚更加严厉的法令。除了青花瓷，白瓷以外的各种彩瓷也都在禁止“私造”之列，违者除增加处罚“籍其家资”，还实行“知而不以告者连坐”政策，令人不寒而栗。
上述法律法规所禁止的行业，在当时都是高档奢侈品的生产制造行业，如永宣青花瓷（图3），官窑烧造极度奢华、不惜工本，耗费巨大（图4），停烧之后切实起到了减少支出、保障供给、恢复经济的作用，使国民经济得以休养生息。在紧缩财政的过程中，太皇太后张氏以身作则，主动撤除宫中一切奢侈文玩，不予摆放，以利上行下效。
三项“禁烧令”对景德镇制瓷业的影响是巨大的，使景德镇匠人传承永宣工艺、制造出更加精美瓷器的追求彻底毁灭。正统三年“禁烧令”发布之后，景德镇制瓷业就不得不改弦更张、另辟蹊径，寻找适合形势要求的生产之路。永宣瓷器曾经创造了我国制瓷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但到了正统一朝，却出现了“断崖式”的崩塌，这是很多人都意想不到的，着实令人扼腕叹息。
仿制元代瓷器是当时的最好选择
在命运坎坷面前，我们的祖先从来不缺少解决困难的智慧和勇气。从分析正统三年“禁烧令”的内容里他们揣摩到，朝廷禁止生产的“官样青花白地瓷器”，也就是明代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时期的官窑青花瓷器，而不是所有品种。那些“官样”瓷器生产成本高，市场消费也高，须“悉皆停罢”，如果生产成本比较低的其他朝代的瓷器，应该不算违法。
从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明代“空白期”存世和出土器物研判，这三个朝代的瓷器大多具有元代瓷器的风格特征。以此完全可以推断，当时景德镇制瓷业在“禁烧令”的高压下，选择的是仿制元代风格的瓷器产品及工艺，不仅避开了法律禁区，而且减低了成本，还满足了市场的需求。 1.仿造元代瓷器经济上最划算
一是有现成的原料。无论是胎土、釉料都可以就地取材，青花钴料有大量的土青，御窑厂还有不少剩余的“苏麻离青”，足以解决御窑厂和民间窑口两个方面的需求。
二是有现成的工艺。当时烧造过元青花的景德镇制瓷业有大量元青花实物可以借鉴，拉坯、修足、施釉、绘画、烧造都能够手到擒来。虽然纹样有所不同，但烧造过永宣青花的匠人们是完全能够创造出新的纹饰图案搭配样本的。
三是有广大的市场。明代中期北方一些窑口停烧，仅剩耀州窑、磁州窑等；南方窑口也只有越窑、龙泉窑、德化窑等继续在烧。对于景德镇制瓷业来说，永宣两朝所开辟的市场仍十分红火，正统青花的质量虽差一些，只要销售渠道畅通，销量就不会有太大的“回落”。
2.三朝瓷器与元代瓷器的风格十分接近
为了说明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的瓷器具有明显的元代瓷器风格，我们必须以三朝的传世品为依据进行比较。北京故宫的传世品身居庙堂，又经过后世专家反复鉴别，可信度较高。不像出土器无纪年款者，虽然出自正统、景泰、天顺年间墓葬，但有前朝与本朝生产的两种可能性。通过细致的比较鉴别可以看出，正统、景泰、天顺三个朝代的瓷器确实与元代瓷器的风格有很多相似之处。
一是造型基本一致。元代瓷器以青花瓷器为主要品种，器型是大罐、大盘、梅瓶、碗、高足杯、玉壶春瓶等（图5）；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瓷器也是以青花瓷器为主要品种，器型有大罐、大盘、梅瓶、碗、炉、高足杯等（图6），与元代瓷器的器型区别不大。差别是没有玉壶春瓶品种，这可能与反对奢靡之风有关。器物底足也与元代瓷器的底足雷同，涩胎无釉，宽矮圈足，足内墙斜度比元代瓷器大些。
二是胎釉略逊一筹。元代瓷器的胎质细腻，色白，打磨细致；釉面白中闪青，平整莹润（图7），釉下气泡以中型为主、小型为辅。三朝的瓷器胎骨厚重，胎质都较疏松，有杂质，色灰，打磨不细；釉汁较薄，釉面色白，不尽平整，釉下气泡以小型为主，中型为辅，与元代青花相比有一定差距。其中精品瓷的釉面表现与元代瓷器相差不多（图8），粗品则差距较大。
三是纹饰布局相同。以大罐为例，元青花纹饰布局是四个层级：口沿为边饰，肩部为辅助纹饰，腹部为主题纹饰，胫部为标志性图案（图9）。三朝的大罐也是按照四个层级布局，口沿也画边饰，肩部也画辅助纹饰，腹部也画主题纹饰，胫部也画标志性图案，可以说在布局上几乎没有一点变化（图10）。梅瓶、大盘纹饰布局也是如此，只是纹样图案有些不同而已。
四是青花发色与青料变化有关。如果“苏麻离青”钴料能够正常供应的话，三朝青花的发色是可以保持大体相同状态的，质量也会逐步提高，到了天顺朝完全有理由赶上元青花的制作水平。然而天不遂人愿，“苏麻离青”逐渐枯竭，重新使用土青料，试烧“平等青”料，费时费力，不仅影响了三朝整体制瓷质量的提高，而且使三朝青花的发色略有不一。尽管如此，我们今天审视三朝瓷器，并不影响其仿元代瓷器风格的实质。
3.理论界曾对元代瓷器与三朝瓷器做过对比研究
耿宝昌先生在《明清瓷器鉴定》中谈及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瓷器的概况时说：“随着近年兴起的‘元代热’，以及出土物不断被验证，元瓷的面貌已由朦胧而趋清晰，从而使元瓷从‘元末明初瓷’中被分离出来。同时，为了填补这一时期瓷器认识上的空白，许多陶瓷界的同仁不遗余力，对明早期墓葬出土和傳世品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和排比分析，特别是南京博物院的同仁，做了大量开拓工作；虽然某些立论尚待进一步商榷，但总的看来，前述‘空白期’瓷器的面貌正趋于明朗。”耿先生的这段话，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证实了三朝瓷器的风格与元代瓷器风格极为相似，使得当时的理论界都有些难以区分。
对“禁烧令”下景德镇制瓷业的评估
从正统元年英宗皇帝颁布紧缩经济、禁烧瓷器的政令以后，仅仅用了几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一个经济上“转型”的艰苦过程，制瓷业沿着仿元代瓷器风格的道路走了下去。从今天的角度看，虽然“禁烧令”改变了景德镇制瓷业的走向，却把整个社会经济引向了复苏。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二十九年基本上是在一个皇权的统治之下，即始终在英宗皇帝经济紧缩思想的影响下，社会经济的航船始终没有改变航向。
因为“土木之灾”，英宗朱祁镇为蒙古人所掳，英宗之弟朱祁钰继承了皇位，但英宗仍被封为“太上皇”。景泰七年（1456），在“夺门之变”中，英宗又从其弟手中夺回皇位，改号“天顺”，彻底实现了“三个朝代一个皇权”主导的目标。英宗皇帝虽然经历了不少磨难，但始终未改初衷，把紧缩政策坚持到了最后，达到了稳定政局，渡过难关，促进经济发展的目标。
1.仿元风格瓷器始终在探索中前行
如前所述，景德镇瓷业从正统三年开始就在探索仿元代风格瓷器生产的有关问题了。以青花瓷为主导的三朝瓷器，恢复元代瓷器的生产工艺，备好与元代瓷器相仿的胎釉材料，绘制本朝自行创造的纹饰图案，沿着与大明王朝传统相反的方向砥砺奋进着。各种典籍的记载充分证明，御窑厂虽然被严厉禁止烧造瓷器，但是朝廷也时不时地给御窑厂下达烧造瓷器的指令，景德镇制瓷业的生产从来没有真正停止过。 请看下列事实：
“正统六年（1441）五月己亥，行在光禄寺奏……其金龙、金凤白瓷罐等件，令江西饶州府造。” （《明实录·英宗实录》）；
“正统九年（1444）五月庚戌，江西饶州府造青龙白地花缸瑕璺不堪，太监王振言于上，遣锦衣卫指挥杖其督官，仍敕赍内官样赴饶州更造之。”（《明实录·英宗实录》）；
“天顺八年（1464）正月，江西饶州府，浙江处州府，见差内官在彼烧造瓷，诏书到日，除已烧完者照数起解，未完者悉皆停止，差去官员即便回京。”（《明史·卷八十二》）； “天顺元年（1457），委中官烧造。”（《江西大志》）；
“天顺三年（1459）十一月……乙未：‘光禄寺奏请于江西饶州府烧造瓷器共十三万三千有余，工部以饶州民艰难，奏减八万，从之’。”（《明史·卷八十二》）。
这些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清楚地说明，就是在朝廷多次颁布“禁烧令”的情况下，也是今天说禁止生产瓷器，明天又命令御窑厂烧瓷，或减少数量，或限制品种，但绝对不是戛然而止。景德镇御窑厂如此这般，民间窑口的情况就可想而知。有元代风格的瓷器可仿，有除了“官样”以外的生活用瓷可烧，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如今，我们不仅有北京故宫的三朝瓷器可以佐证，而且有越来越多的民间收藏可以证实（图11），三朝瓷器的数量多于明初洪武年间，多于明末天启、崇祯年间已是不争的事实。笔者认为，“空白期”再叫下去对景德镇制瓷业实在不公，子孙后代会产生误解，用“明三朝”来代替“空白期”是否更好一些呢？
2.三朝瓷器无官窑、民窑之分
在研究“明三朝”时期景德镇所生产的产品过程中，我们偶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这些瓷器与元代瓷器一样，不分官窑、民窑，只有制作精粗的差别。目前社会上有人认为三朝的精品瓷器是“官窑”，粗品瓷器是“民窑”的观点，值得商榷。
笔者认为，正统、景泰、天顺三朝不再区分官、民窑的情况是经济紧缩政策的结果，是正统朝一开始就定下的规矩。明代大学士李贤所著《天顺日记》中记载：“宣庙崩，太后即命将宫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务悉皆罢去，革中官不差。”说明宣宗帝驾崩、英宗帝登基初始，张太皇太后就从形式上告诉宫廷上下，不能再奢侈下去了，要过简朴的生活。宫中没有需求，自然不用烧造官窑瓷器，可以说从那时起，三朝的瓷器就始终保持了一种朴实无华、简约实用的风格，即便是朝廷指定烧造的瓷器也是如此，从而有效防止了宣德晚期宫廷奢靡之风的蔓延。
一是“禁烧令”没有说只禁止御窑厂，或者只禁止民间窑口烧造瓷器，而是一律禁烧。御窑厂禁烧自然没有官款瓷器；民间窑口禁烧更不准烧造“官样”瓷器，从形式上来看就无法分辨哪些是官窑瓷器，哪些是民窑瓷器。如景德镇御窑厂正统地层出土的青花双耳瓶上的球花纹（图12），八仙人物大罐残片上的“云堂手”绘法，都是民间窑口绘风，可见当时御窑厂也在烧制民间用瓷，这也是“明三朝”瓷器官、民不分的证据之一。
二是元代瓷器本身就没有官窑、民窑的区别，“明三朝”生产仿元代风格的瓷器，自然也就不可能有官窑、民窑之分。大家知道，元青花瓷无官窑、民窑的区别，元代的其他瓷器品种，如釉里红、钧窑、龙泉窑也都是如此，只有卵白釉瓷器可分官窑、民窑。然而“明三朝”生产的白釉瓷器却没有类似元代枢府釉官府定制并印有铭款的情况，即便是正统十四年宁献王朱权墓出土的六件白釉盖罐，也无官窑铭款。所以今天我们分辨三朝遗存瓷器中哪些是官窑、哪些是民窑，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三是从“明三朝”瓷器胎釉取材的实际情况来看，也是大同小异，分不出是官窑胎釉或是民窑胎釉。北京故宫的传世品多为大件，胎釉都较为粗糙；纪年墓葬中出土的三朝瓷器多为小件，胎釉制作较为精细，但这并不能说明墓葬中出土的瓷器都是官窑，传世的大件都是民窑。景德镇御窑厂正统官窑地层出土的残片就有青花大罐的瓷片和大缸的瓷片，可见当时御窑厂也是大件小件都烧，精瓷粗瓷兼造。反观民间窑口，当时也有很强的生产能力。正统元年，浮梁县陆子顺一次向北京宫廷进贡瓷器五万余件，朝廷命令送到光禄寺“充用”。一个民间窑口就有这么大的产量，质量也得到了朝廷的认可，足以证明当时民间窑口的生产能力与水平。尤其是经过二十几年的努力，到了天顺年间，民间窑口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一些民间窑口的质量赶上或超过御窑厂是完全有可能的。
江建新在《景德镇御窑厂遗址考古调查与发掘主要收获及相关问题》一文中谈及御窑厂出土瓷器时表示：“以上遗物说明，正统、景泰、天顺有官窑烧造，从现有出土遗物判断，其时官窑烧造量似不大，品种亦不如前代丰富，主要是日用器的生产，亦有少量罐、梅瓶的烧造。宣德官窑瓷器盛行书写年款，而在它之后的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官窑却不书写年款，这一现象颇使人费解，引起古陶瓷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明代正统、景泰、天顺这二帝三朝的28年时间里，可谓多事之秋，由于不书年款，其官窑面貌模糊不清，所以陶瓷史上称其为‘空白期’或‘黑暗期’。不过，综合考察以上出土资料，并联系相关文献可知，所谓‘空白期’，并非完全空白。”江先生的说法使我们有更充足的理由认为，“明三朝”的瓷器是没有官窑、民窑区别的。
3.为明代后世制瓷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景泰八年（1457）“夺门之变”，英宗重新坐上皇帝宝座。痛定思痛，他悟出了许多治国理政的道理。贾永恒在《明英宗天顺年间政局转变探究》一文中说，“复辟后的明英宗逐渐成为一个政治成熟的君主，他清醒地意识到只有调整政策才能挽救危局，以鞏固王朝的统治。于是在英宗的支持下，以李贤为首的内阁联合六部，对政局进行全面的整顿，终于使得天顺朝中后期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民生安定，明王朝得以摆脱危机，走向新生。天顺年间政局的转变，使明王朝完成了从初期建制到中期巩固的平稳过渡，此次成功转型无疑对大明王朝的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文中例举了大量的事例说明英宗对政局进行全面整顿的情况，有些事例惊心动魄，但英宗不为邪恶势力所动，坚持整顿，坚持紧缩的财政政策，终于为大明王朝赢得了国力强盛、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大好局面。
在这样的形势下，景德镇的制瓷业也在原有基础上取得了更大的进展，胎釉用料越来越精细，“平等青”的青料工艺趋于稳定，纹饰图案的绘制技法更加成熟（图13），制瓷质量显著提高。我们从传世的“明三朝”瓷器中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迹象。
天顺八年（1464）正月英宗病死，宪宗登基，但并没有马上改变仿元代风格瓷器的烧造。直至成化四年（1468），才见宪宗皇帝奏准“光禄寺瓷器仍依四分例减造”（《大明会典·卷一百九十四·工部陶器》）的谕旨，可见宪宗皇帝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考虑如何给景德镇的制瓷业定位。
不管怎样，有了比较雄厚的经济实力，宪宗皇帝改弦更张，重新烧造明代永宣风格的瓷器就相对容易得多了。在此基础上，成化朝烧制青花瓷（图14），创烧斗彩瓷，仿烧宣德彩瓷等品种，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而完成了一个从宣德到成化跨越三十年的传播与承袭。然而这一切成就，离不开英宗皇帝经过近三十年艰苦努力所打下的经济基础，也离不开“明三朝”期间景德镇制瓷业积累的经验与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