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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21日，乌克兰政府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的准备工作，“保证国家安全以及恢复与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的经贸关系”。24日，数万人走上基辅街头抗议，要求政府回到通往欧盟的道路上。随后，冲突不断。乌克兰国内民众在“向东走”还是“向西走”的问题上深度对立。
对任何一个近距离见证了苏联垮台的人来说，乌克兰独立广场所传递的讯息非常清晰：人们想要一个有着共同价值观、共同目标的“后苏联空间”，俄罗斯的领导现在已经过时。
这不是一场东乌克兰与西乌克兰之间的斗争。在这个国家试图界定自身之时，这是一场乌克兰国家组织内部的危机。乌克兰人想要一种让乌克兰能跻身欧洲国家、同时又不会切断得到改善的乌俄贸易关系的国家身份。
不能仅将发生在乌克兰的抗议理解为东西方之争的组成部分。它们是苏联解体的一部分遗留问题，不再能透过“后苏联”镜片来审视它们。人们必须将这些抗议视为现已成立20多年的国家走向成熟过程的一部分，这些国家的公民想要决定自己的身份和自己的未来。
两个德国的统一，曾是20世纪90年代欧洲最突出、影响最深远的事件。在乌克兰时局动荡、冲突不断升级的这样一个时刻，本刊特刊发下文，希望借东德与西德复杂艰难的统一进程，予人启事。
希特勒德国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因而受到世界各国人民公正的制裁。各国人民要求进行集体的和个人的忏悔。将之作为对德国人所犯罪行的补偿——我个人的忏悔在苏联战俘营中实现了。部分赎罪的形式是德国分裂，起初是领土的分裂，后来又表现为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分裂。千年帝国为它所犯罪行要以德国被分割成两个国家为代价。
就像每个罪犯都有可能得到赦免一样，德国也存在着这种可能陛，这甚至超出了两个德国执政者的想象。要是四个战胜国认识到罪犯已经赎罪，两个德国分裂的局面就会改变……
不管是在冷战期间还是在其后的解冻时期。苏联占领区和其后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都履行了莫斯科确定的职能。斯大林在1949年10月7日提出的观点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建立是德国和欧洲历史的转折点。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数人同意这一观点，斯大林的这一论断讲出了事情的进步的一面。德国有可能进行社会选择。一个资本主义的工业国破天荒第一次可以进行社会主义的尝试。
莫斯科的想法一清二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刺向西方之矛的尖端。是苏维埃国家的缓冲器和安全屏障，是最重要的盟友和最大的贸易伙伴，是同西方博弈时的强大手段……对德政策随着苏共中央居主导地位的方针而变，莫斯科对德国的政策要么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强调对德友善的，要么是亲苏的，是服从苏联自身的需要的。
我认为，在德国问题上，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把它意识形态化。他把德国的分裂看成是人为造成的，但他没有注意到，两个国家已在几十年中分道扬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从实行改革的观点来看，更应该思考变革和完善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另起炉灶的问题。一个以反共方式建立起来的联邦共和国，几乎不可能在统一时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它的领土、人口、经济力量以及它已同西方价值观融为一体，都可以表明这一点，都不允许它这样做。
在1986年5月28日的苏联外交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第一次暗示说，两个德国有可能统一。这种想法随后在一个小圈子里引起了争论。有人认为统一合情合理，顺乎自然，无法回避；也有人认为千万不要改变现状，因为归根结底，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战胜希特勒德国唯一显著的象征。
苏联在1990年的一次莫斯科会议上关于德国统一问题作出了定论。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戈尔巴乔夫，总理雷日科夫，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德国问题顾问和专家雅科夫列夫、法林、阿赫罗梅耶夫，克格勃头目克留奇科夫、沙赫纳扎罗夫和切尔尼亚耶夫。许多迹象表明，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立场绝非心血来潮，方针的修正早已开始。
至1989年上半年，在领导层的小范围里问题已经定了下来，至少是已经讨论过了。但对外则仍然使用原有的辩论方式，根据今天已经知道的情况，可以有根据地断言，莫斯科1989年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对整个德国的官方政策是假仁假义和两面三刀的。
1989年9月26日，谢瓦尔德纳泽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说：很遗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半个世纪以后，我们的某些政治家竟然开始忘记这场战争的教训。他这是指科尔在基民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说什么德国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最有可能享受“自由和统一”。随后，谢瓦尔德纳泽再次挥舞众所周知的反对复仇主义路线的大棒，向那些“渴望改变战后现实”的人发出警告。
随后，苏联根据西德精心挑选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公布的材料，作出了如下评价：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相比。东德的工业劳动生产率落后50%，而农业就落后得更多——达58%。80年代初，昂纳克说只落后30%，因而应当赶快采取措施。但是，昂纳克非但没有采取措施，还继续批评科尔对他进行讹诈——说是只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政治改革，联邦共和国才会向东边邻国提供经济援助。戈尔巴乔夫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问题表现冷漠，莫斯科胆小怕事。
10月31日，克伦茨作为昂纳克的接班人飞往莫斯科。他提醒戈尔巴乔夫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某种程度上是苏联的孩子，这种父子关系必须得到承认”。据会谈记录，戈尔巴乔夫同意他的说法。
戈尔巴乔夫革拟了有关莫斯科、波恩和柏林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方案。建议设立一个联合中心来协调这种关系。在这方面，苏联总统解释说，莫斯科加强同波恩的关系，柏林将因此而获益。波恩愿意进行广泛的合作，但它指望在统一问题上得到苏联的支持，克伦茨无需对此感到担心，戈尔巴乔夫又立即提醒德国同志要谨慎小心——在利用这次机会时，不要让“意识形态的敌人”抓住什么把柄。戈尔巴乔夫直言不讳地表示，莫斯科想控制两个德国之间的关系。
苏方认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应当力求在这种三角关系之外获得经济援助。戈尔巴乔夫承认，苏联不会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做太多事情。但会在西方面前为它说些好话。 几天以后，这一切已毫无用处。11月4日，星期六，柏林举行了游行示威，参加者达50万人。4天后，中央第十次会议选出了新的政治局。美国驻柏林大使馆向华盛顿报告说，这次会议是一个信号，表明事态正朝着“进行实际改革的方向发展，主要之点是奠德罗被戏剧性地推举出来了……”11月9日，柏林墙这个“错误”终于倒塌。美国外交官泽利科夫和赖斯就此评论道，柏林墙被打开是对共产主义制度的致命一击。
戈尔巴乔夫呢？他也暴露了自己的弱点。他认为，这本来是为他的对外政策举行的加冕礼，是他的新思维的最大胜利。然而，戈尔巴乔夫在11月10日向他的西方盟国发出警告说，业已形成的“混乱局面的后果不堪设想”。他指的是，这种“极端的”局势有可能在柏林引起带有国内战争性质的骚乱。西方盟国听到这一说法，安之若素，颇感优越，于是经过一番商议之后，于11月17日作出答复：欢迎东德打开柏林墙，西德对于井然有序的演变过程同样有兴趣。
11月11日，科尔在同戈尔巴乔夫通电话时要后者相信，波恩不会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乱局”火上浇油，他关于帮助苏联进行经济改革的许诺依然有效……
11月13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把我选为总理，责成我组建政府。11月17日，我发表政府声明，坚定不移地拒绝统一。
11月28日，科尔向联邦议院提出了自己的纲领——“结束德国分裂状态十条”，这个纲领清楚地指出，统一是一个渐进过程的最终目标。
在我发表政府声明和科尔在联邦议院发表讲话中间，有一次决定性的晤面。波尔图加洛夫向科尔的亲信特尔契克转交了一份手写的文件。据波尔图加洛夫说。文件的第一部分具有“官方性质”，曾征求法林和切尔尼亚耶夫的意见，主旨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改革力度应同苏联的改革相等。第二部分只取得了法林的认可，其中讨论了统一以前应当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苏联关于德国统一的计划。
12月2日～3日，戈尔巴乔夫和布什举行了第一次会谈。这次会谈是在马耳他港口的船上进行的，它也涉及德国问题。戈尔巴乔夫在阐述这一问题时，采用了他典型的方式，犯了一个严重错误——没有就德国问题作出具体的答复。西方由此得出结论：苏联不会就德国统一进行实质性的抵抗。
12月8日～9日举行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特别代表大会同斯大林主义彻底决裂。代表大会前夕，雅科夫列夫和法林从莫斯科飞到这里，他们除了从哲学上分析两个德国存在的必要性外，没有提出任何建议。就在此时，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信誓旦旦地宣称：“我们坚决声明，我们决不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受人摆布。它是我们的战略同盟者，是华沙条约的成员。”这些话掷地有声，像雄狮怒吼。
12月12日，我在波茨坦会见了美国国务卿贝克。我同贝克的会谈十分愉快。他许诺提供经济援助，但又提出了一个条件：我们应进行根本性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我当时要他完全放心。事后听说，他在接着会见教会的代表时，后者也向他证实我确有改革的意愿。
戈尔巴乔夫丧失了最后一次机会，没有履行他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作出的承诺。科尔写信要求同他会晤，但是，苏联国家和党的首脑没有加以理睬，其理由是他当时很忙。说句真心话，我得承认，当德国的局势已变成纯粹是内部事务，外界无法施加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又能想出什么别的办法作出坚定的反应呢？在对德政策上，莫斯科完全丧失了主动权。
1990年1月16日，苏联的德国政策宣布最后投降。
1990年1月30日，我拜访了苏共中央。显而易见，戈尔巴乔夫已为这次会谈作好了准备。不过，我后来才从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中得知，他们在4天前就讨论了相关问题。就像过去一样，他们在1990年1月26日绕过我们达成一致，确定了自己的路线。
我带来了由两个德国组成联邦的分阶段实施计划。我在1月30日向戈尔巴乔夫提交的俄文材料，是在从柏林飞往莫斯科的两个小时中改定的。按照我的计划，在第一阶段，在柏林和波恩签订条约后，双方仍是主权国家，但要在经济上进行合作。第二阶段，国家的法律制度向联盟过渡。第三阶段亦即这一进程的最后阶段，组成“联邦形式的联合的国家或者德国联盟”。根据我的预测，整个过程需要两三年时间。
戈尔巴乔夫欣然同意我的建议并补充说，联合的德国必须在军事上保持中立。
1989年11月，13万人离开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前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990年1月，每天约有2000人离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西方的压力以外，我们这些负责管理国家的人也有过错。我们同时在几条战线上作战，迫于形势，工作中的被动应付多于主动出击。由于局势混乱，我们在莫斯科也找不到一个可以商量改革问题的人。在苏联，没有一个人愿意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及其改革承担更多的责任。经济合作也降到了难以想象的最低水平。莫斯科说不清楚本国的需求，因为国家已经无法为起草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贸易协定提供数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几乎得不到必需的原料、特别是原油，现有的协定已经成了一张废纸。苏联在1月份作出了灾难性的决定——经互会内部要把外汇作为支付手段，即取消了原来的可兑换卢布。病入膏盲的苏联的孩子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躺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而莫斯科却开始割断他的生命线。
由于时间仓促，我没有同我的政府和圆桌会议成员商量，就在第二天——1月31日，向新闻界提供了我的计划。我在刊登这项计划时，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歌的一句歌词作为标题：“德国——统一的祖国”。这就突出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多数居民长时间以来的所思所想。我们党严厉批评我作了这样的表态，它显然还没有理解和接受这样一种情况：我已不是德国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的总理，而是一个广泛的联合政府的首脑。
2月3日，西柏林市长蒙佩尔公布了他新的九点计划。这位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想提出他的第三种方案。蒙佩尔认为，应把西德的立法制度引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使之非军事化，只是要把义务兵役法和国防法排除在外。苏联驻军应削减至同西方盟国驻军相同的水平。四大国应共同监督使东德在法律上适应西部。蒙佩尔的建议没有受到任何一方的重视。与此相反，我提出的并已同戈尔巴乔夫协商过的计划却产生了影响，尽管和我的想法并不完全一致，莫斯科和柏林都表示愿意朝着统一的方向迈出一步。这使两国看到了希望：一切都会更快地向前推进，不能再像此前那样一味辩论了。 2月9日，美国国务卿贝克飞到莫斯科。他在苏联外交部同自己的同行谢瓦尔德纳泽举行了第一次会谈。会谈表明，苏联坚持建立一个中立的德国，就像我拟定的计划那样。稍后一些时候，在第二次会谈时，贝克听到了戈尔巴乔夫与此相反的意见。贝克声言，美国不会承认一个中立的德国；戈尔巴乔夫说，他完全赞同这一看法，一个统一的德国的前景并没有什么可怕。此后，他阐述了切尔尼亚耶夫1月26日提出的建议：举行有德国参加的四方会议。戈尔巴乔夫强调指出，“二加四或者四加二的机制同当前的局势完全吻合”。贝克表示同意，但又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在3月18日选举后开始这一进程。
2月10日，科尔拜访了戈尔巴乔夫。会谈进行了两个半小时。苏联党的首脑显得情绪颇佳，没有向自己的德国伙伴提出任何批评。科尔指出，苏联将从统一的德国得到好处。众所周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莫斯科最大的贸易伙伴，但它没有完全履行供货义务。迅速统一带来的第一个好处是供货正常。第二个好处是商品质高价廉。新的德国愿意保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同苏联之间此前的经济关系，甚至愿意扩大这种关系，而莫斯科将由此进入欧洲共同体的共同市场。
科尔在返回德国的飞机上就评论道，对德国统一来说，他同戈尔巴乔夫的会谈是决定性的。媒体的宣传进一步加深了这样的印象：莫斯科把统一进程的责任让给了波恩。戈尔巴乔夫打电话给我，我意识到，他完全拒绝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主张。
2月13日，我在17名部长的陪同下到了波恩。为了应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迫在眉睫的支付危机，我请求对方提供100亿-150亿马克的贷款，作为经济货币联盟的预付款。波恩的总理和其他西德伙伴对我们并不友好，甚至傲慢无礼。科尔提供援助的条件是，必须由联邦政府确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财政政策。我们拒绝了这种不公正的要求。
2月21日，我在《真理报》头版上读到戈尔巴乔夫的一段文字：虽然吞吞吐吐，但他对于我的卸任和德国统一作了妥协。他像通常那样过分渲染道：“历史进程快得出乎意料。”
2月底，布鲁诺·马洛再次去了莫斯科。他返回后，在一次极为秘密的会议上向我、居西、他的副手波尔、菲莱尔丁和布里通报了苏联内部掌握的对德政策，这是他同苏共中央进行多次会谈后领悟出来的。莫斯科希望两个德国逐步接近。并要求民主社会主义党把“尽可能保留和加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为“最重要的任务”。马洛继续通报说，戈尔巴乔夫和其他政治家使人感到，对他们来说，根本问题是统一的德国未来的军事地位问题。不管是西部留在北约还是整个德国都留在北约，两者并无区别，都是不可接受的。科尔和根舍的立场将被抛弃，蒙佩尔的建议也得不到支持。“苏联的原则立场是，两个德国应保留其对外责任，这涉及许多国际条约和协议，其中包括《核不扩散条约》。”最重要的是，在2005年以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仍是华沙条约的成员国。“只有为欧洲安全采取了措施，它才能退出华沙条约。这就说明，必须把德国统一的进程纳入建造欧洲大厦和欧洲裁军的进程。”
3月18日，保守的德国联盟在选举中获胜。沿用戈尔巴乔夫在接受《真理报》采访的话来说，历史从此飞奔，只是：“父亲骑马抵家时力尽神疲，他怀中的孩子已经死去。”
1990年3月中旬，苏联宪法改行总统制，戈尔巴乔夫当选为总统。此前一个月，苏共中央全会决定改变苏共的领导作用，并取消宪法中的有关条款。结果，多党制得以发展。从此，克里姆林宫老广场上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彻底丧失了权力，对外政策只由斯摩棱斯克大街上的外交部负责。德国问题专家、苏共中央书记法林不再握有大权。倾向西方的谢瓦尔德纳泽完全掌控了外交政策。
1990年10月2日，柏林的民主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人收到了苏共中央书记处的一封信。这封信由戈尔巴乔夫签名。信上说：“亲爱的同志们：今天已为具有战争性质的过去划上了一条线。德国正在按本国大多数人的意志实现统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社会、文化和其他方面取得的成就是不可磨灭的。对苏联来说，而且不光对苏联来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仅是盟友和伙伴，而且还是在经历了战争恐怖后，真诚地实现和解的象征。在西方和东方相互敌视之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维护和平的保障。我们生活在一个为未来的世界文明奠定基础的时代。这种文明不是要重复过去。可以肯定，这种文明的特征就是铲除军国主义和暴力，使道德和社会价值观具有越来越大的意义。政治纲领和党的纲领将以此作为衡量标准。民主和社会正义的捍卫者完全有理由依然成为历史的乐观主义者。”
要是戈尔巴乔夫在实现他所有的良好愿望方面言行一致，在就德国统一问题进行谈判时坚持不懈、始终如一地捍卫自己的目标，这种历史的乐观主义倒是值得为人称道。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被莫斯科叛卖或者出卖的。只是莫斯科的领导没有坚定不移地支持这些国家，没有代表这些国家的利益，其实也没有代表莫斯科自己的利益。但是，即便在自身崩溃时，莫斯科也远非自始至终都有所作为。它没有足够重视苏联各族人民的利益，苏联解体是必然的结果。
摘自《我眼中的改革》
对任何一个近距离见证了苏联垮台的人来说，乌克兰独立广场所传递的讯息非常清晰：人们想要一个有着共同价值观、共同目标的“后苏联空间”，俄罗斯的领导现在已经过时。
这不是一场东乌克兰与西乌克兰之间的斗争。在这个国家试图界定自身之时，这是一场乌克兰国家组织内部的危机。乌克兰人想要一种让乌克兰能跻身欧洲国家、同时又不会切断得到改善的乌俄贸易关系的国家身份。
不能仅将发生在乌克兰的抗议理解为东西方之争的组成部分。它们是苏联解体的一部分遗留问题，不再能透过“后苏联”镜片来审视它们。人们必须将这些抗议视为现已成立20多年的国家走向成熟过程的一部分，这些国家的公民想要决定自己的身份和自己的未来。
两个德国的统一，曾是20世纪90年代欧洲最突出、影响最深远的事件。在乌克兰时局动荡、冲突不断升级的这样一个时刻，本刊特刊发下文，希望借东德与西德复杂艰难的统一进程，予人启事。
希特勒德国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因而受到世界各国人民公正的制裁。各国人民要求进行集体的和个人的忏悔。将之作为对德国人所犯罪行的补偿——我个人的忏悔在苏联战俘营中实现了。部分赎罪的形式是德国分裂，起初是领土的分裂，后来又表现为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分裂。千年帝国为它所犯罪行要以德国被分割成两个国家为代价。
就像每个罪犯都有可能得到赦免一样，德国也存在着这种可能陛，这甚至超出了两个德国执政者的想象。要是四个战胜国认识到罪犯已经赎罪，两个德国分裂的局面就会改变……
不管是在冷战期间还是在其后的解冻时期。苏联占领区和其后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都履行了莫斯科确定的职能。斯大林在1949年10月7日提出的观点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建立是德国和欧洲历史的转折点。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数人同意这一观点，斯大林的这一论断讲出了事情的进步的一面。德国有可能进行社会选择。一个资本主义的工业国破天荒第一次可以进行社会主义的尝试。
莫斯科的想法一清二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刺向西方之矛的尖端。是苏维埃国家的缓冲器和安全屏障，是最重要的盟友和最大的贸易伙伴，是同西方博弈时的强大手段……对德政策随着苏共中央居主导地位的方针而变，莫斯科对德国的政策要么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强调对德友善的，要么是亲苏的，是服从苏联自身的需要的。
我认为，在德国问题上，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把它意识形态化。他把德国的分裂看成是人为造成的，但他没有注意到，两个国家已在几十年中分道扬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从实行改革的观点来看，更应该思考变革和完善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另起炉灶的问题。一个以反共方式建立起来的联邦共和国，几乎不可能在统一时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它的领土、人口、经济力量以及它已同西方价值观融为一体，都可以表明这一点，都不允许它这样做。
在1986年5月28日的苏联外交部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第一次暗示说，两个德国有可能统一。这种想法随后在一个小圈子里引起了争论。有人认为统一合情合理，顺乎自然，无法回避；也有人认为千万不要改变现状，因为归根结底，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战胜希特勒德国唯一显著的象征。
苏联在1990年的一次莫斯科会议上关于德国统一问题作出了定论。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戈尔巴乔夫，总理雷日科夫，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德国问题顾问和专家雅科夫列夫、法林、阿赫罗梅耶夫，克格勃头目克留奇科夫、沙赫纳扎罗夫和切尔尼亚耶夫。许多迹象表明，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立场绝非心血来潮，方针的修正早已开始。
至1989年上半年，在领导层的小范围里问题已经定了下来，至少是已经讨论过了。但对外则仍然使用原有的辩论方式，根据今天已经知道的情况，可以有根据地断言，莫斯科1989年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对整个德国的官方政策是假仁假义和两面三刀的。
1989年9月26日，谢瓦尔德纳泽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说：很遗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半个世纪以后，我们的某些政治家竟然开始忘记这场战争的教训。他这是指科尔在基民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说什么德国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最有可能享受“自由和统一”。随后，谢瓦尔德纳泽再次挥舞众所周知的反对复仇主义路线的大棒，向那些“渴望改变战后现实”的人发出警告。
随后，苏联根据西德精心挑选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公布的材料，作出了如下评价：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相比。东德的工业劳动生产率落后50%，而农业就落后得更多——达58%。80年代初，昂纳克说只落后30%，因而应当赶快采取措施。但是，昂纳克非但没有采取措施，还继续批评科尔对他进行讹诈——说是只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政治改革，联邦共和国才会向东边邻国提供经济援助。戈尔巴乔夫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问题表现冷漠，莫斯科胆小怕事。
10月31日，克伦茨作为昂纳克的接班人飞往莫斯科。他提醒戈尔巴乔夫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某种程度上是苏联的孩子，这种父子关系必须得到承认”。据会谈记录，戈尔巴乔夫同意他的说法。
戈尔巴乔夫革拟了有关莫斯科、波恩和柏林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方案。建议设立一个联合中心来协调这种关系。在这方面，苏联总统解释说，莫斯科加强同波恩的关系，柏林将因此而获益。波恩愿意进行广泛的合作，但它指望在统一问题上得到苏联的支持，克伦茨无需对此感到担心，戈尔巴乔夫又立即提醒德国同志要谨慎小心——在利用这次机会时，不要让“意识形态的敌人”抓住什么把柄。戈尔巴乔夫直言不讳地表示，莫斯科想控制两个德国之间的关系。
苏方认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应当力求在这种三角关系之外获得经济援助。戈尔巴乔夫承认，苏联不会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做太多事情。但会在西方面前为它说些好话。 几天以后，这一切已毫无用处。11月4日，星期六，柏林举行了游行示威，参加者达50万人。4天后，中央第十次会议选出了新的政治局。美国驻柏林大使馆向华盛顿报告说，这次会议是一个信号，表明事态正朝着“进行实际改革的方向发展，主要之点是奠德罗被戏剧性地推举出来了……”11月9日，柏林墙这个“错误”终于倒塌。美国外交官泽利科夫和赖斯就此评论道，柏林墙被打开是对共产主义制度的致命一击。
戈尔巴乔夫呢？他也暴露了自己的弱点。他认为，这本来是为他的对外政策举行的加冕礼，是他的新思维的最大胜利。然而，戈尔巴乔夫在11月10日向他的西方盟国发出警告说，业已形成的“混乱局面的后果不堪设想”。他指的是，这种“极端的”局势有可能在柏林引起带有国内战争性质的骚乱。西方盟国听到这一说法，安之若素，颇感优越，于是经过一番商议之后，于11月17日作出答复：欢迎东德打开柏林墙，西德对于井然有序的演变过程同样有兴趣。
11月11日，科尔在同戈尔巴乔夫通电话时要后者相信，波恩不会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乱局”火上浇油，他关于帮助苏联进行经济改革的许诺依然有效……
11月13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把我选为总理，责成我组建政府。11月17日，我发表政府声明，坚定不移地拒绝统一。
11月28日，科尔向联邦议院提出了自己的纲领——“结束德国分裂状态十条”，这个纲领清楚地指出，统一是一个渐进过程的最终目标。
在我发表政府声明和科尔在联邦议院发表讲话中间，有一次决定性的晤面。波尔图加洛夫向科尔的亲信特尔契克转交了一份手写的文件。据波尔图加洛夫说。文件的第一部分具有“官方性质”，曾征求法林和切尔尼亚耶夫的意见，主旨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改革力度应同苏联的改革相等。第二部分只取得了法林的认可，其中讨论了统一以前应当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苏联关于德国统一的计划。
12月2日～3日，戈尔巴乔夫和布什举行了第一次会谈。这次会谈是在马耳他港口的船上进行的，它也涉及德国问题。戈尔巴乔夫在阐述这一问题时，采用了他典型的方式，犯了一个严重错误——没有就德国问题作出具体的答复。西方由此得出结论：苏联不会就德国统一进行实质性的抵抗。
12月8日～9日举行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特别代表大会同斯大林主义彻底决裂。代表大会前夕，雅科夫列夫和法林从莫斯科飞到这里，他们除了从哲学上分析两个德国存在的必要性外，没有提出任何建议。就在此时，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信誓旦旦地宣称：“我们坚决声明，我们决不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受人摆布。它是我们的战略同盟者，是华沙条约的成员。”这些话掷地有声，像雄狮怒吼。
12月12日，我在波茨坦会见了美国国务卿贝克。我同贝克的会谈十分愉快。他许诺提供经济援助，但又提出了一个条件：我们应进行根本性的经济和政治改革。我当时要他完全放心。事后听说，他在接着会见教会的代表时，后者也向他证实我确有改革的意愿。
戈尔巴乔夫丧失了最后一次机会，没有履行他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作出的承诺。科尔写信要求同他会晤，但是，苏联国家和党的首脑没有加以理睬，其理由是他当时很忙。说句真心话，我得承认，当德国的局势已变成纯粹是内部事务，外界无法施加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又能想出什么别的办法作出坚定的反应呢？在对德政策上，莫斯科完全丧失了主动权。
1990年1月16日，苏联的德国政策宣布最后投降。
1990年1月30日，我拜访了苏共中央。显而易见，戈尔巴乔夫已为这次会谈作好了准备。不过，我后来才从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中得知，他们在4天前就讨论了相关问题。就像过去一样，他们在1990年1月26日绕过我们达成一致，确定了自己的路线。
我带来了由两个德国组成联邦的分阶段实施计划。我在1月30日向戈尔巴乔夫提交的俄文材料，是在从柏林飞往莫斯科的两个小时中改定的。按照我的计划，在第一阶段，在柏林和波恩签订条约后，双方仍是主权国家，但要在经济上进行合作。第二阶段，国家的法律制度向联盟过渡。第三阶段亦即这一进程的最后阶段，组成“联邦形式的联合的国家或者德国联盟”。根据我的预测，整个过程需要两三年时间。
戈尔巴乔夫欣然同意我的建议并补充说，联合的德国必须在军事上保持中立。
1989年11月，13万人离开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前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990年1月，每天约有2000人离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西方的压力以外，我们这些负责管理国家的人也有过错。我们同时在几条战线上作战，迫于形势，工作中的被动应付多于主动出击。由于局势混乱，我们在莫斯科也找不到一个可以商量改革问题的人。在苏联，没有一个人愿意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及其改革承担更多的责任。经济合作也降到了难以想象的最低水平。莫斯科说不清楚本国的需求，因为国家已经无法为起草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贸易协定提供数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几乎得不到必需的原料、特别是原油，现有的协定已经成了一张废纸。苏联在1月份作出了灾难性的决定——经互会内部要把外汇作为支付手段，即取消了原来的可兑换卢布。病入膏盲的苏联的孩子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躺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而莫斯科却开始割断他的生命线。
由于时间仓促，我没有同我的政府和圆桌会议成员商量，就在第二天——1月31日，向新闻界提供了我的计划。我在刊登这项计划时，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歌的一句歌词作为标题：“德国——统一的祖国”。这就突出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多数居民长时间以来的所思所想。我们党严厉批评我作了这样的表态，它显然还没有理解和接受这样一种情况：我已不是德国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的总理，而是一个广泛的联合政府的首脑。
2月3日，西柏林市长蒙佩尔公布了他新的九点计划。这位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想提出他的第三种方案。蒙佩尔认为，应把西德的立法制度引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使之非军事化，只是要把义务兵役法和国防法排除在外。苏联驻军应削减至同西方盟国驻军相同的水平。四大国应共同监督使东德在法律上适应西部。蒙佩尔的建议没有受到任何一方的重视。与此相反，我提出的并已同戈尔巴乔夫协商过的计划却产生了影响，尽管和我的想法并不完全一致，莫斯科和柏林都表示愿意朝着统一的方向迈出一步。这使两国看到了希望：一切都会更快地向前推进，不能再像此前那样一味辩论了。 2月9日，美国国务卿贝克飞到莫斯科。他在苏联外交部同自己的同行谢瓦尔德纳泽举行了第一次会谈。会谈表明，苏联坚持建立一个中立的德国，就像我拟定的计划那样。稍后一些时候，在第二次会谈时，贝克听到了戈尔巴乔夫与此相反的意见。贝克声言，美国不会承认一个中立的德国；戈尔巴乔夫说，他完全赞同这一看法，一个统一的德国的前景并没有什么可怕。此后，他阐述了切尔尼亚耶夫1月26日提出的建议：举行有德国参加的四方会议。戈尔巴乔夫强调指出，“二加四或者四加二的机制同当前的局势完全吻合”。贝克表示同意，但又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在3月18日选举后开始这一进程。
2月10日，科尔拜访了戈尔巴乔夫。会谈进行了两个半小时。苏联党的首脑显得情绪颇佳，没有向自己的德国伙伴提出任何批评。科尔指出，苏联将从统一的德国得到好处。众所周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莫斯科最大的贸易伙伴，但它没有完全履行供货义务。迅速统一带来的第一个好处是供货正常。第二个好处是商品质高价廉。新的德国愿意保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同苏联之间此前的经济关系，甚至愿意扩大这种关系，而莫斯科将由此进入欧洲共同体的共同市场。
科尔在返回德国的飞机上就评论道，对德国统一来说，他同戈尔巴乔夫的会谈是决定性的。媒体的宣传进一步加深了这样的印象：莫斯科把统一进程的责任让给了波恩。戈尔巴乔夫打电话给我，我意识到，他完全拒绝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主张。
2月13日，我在17名部长的陪同下到了波恩。为了应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迫在眉睫的支付危机，我请求对方提供100亿-150亿马克的贷款，作为经济货币联盟的预付款。波恩的总理和其他西德伙伴对我们并不友好，甚至傲慢无礼。科尔提供援助的条件是，必须由联邦政府确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财政政策。我们拒绝了这种不公正的要求。
2月21日，我在《真理报》头版上读到戈尔巴乔夫的一段文字：虽然吞吞吐吐，但他对于我的卸任和德国统一作了妥协。他像通常那样过分渲染道：“历史进程快得出乎意料。”
2月底，布鲁诺·马洛再次去了莫斯科。他返回后，在一次极为秘密的会议上向我、居西、他的副手波尔、菲莱尔丁和布里通报了苏联内部掌握的对德政策，这是他同苏共中央进行多次会谈后领悟出来的。莫斯科希望两个德国逐步接近。并要求民主社会主义党把“尽可能保留和加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为“最重要的任务”。马洛继续通报说，戈尔巴乔夫和其他政治家使人感到，对他们来说，根本问题是统一的德国未来的军事地位问题。不管是西部留在北约还是整个德国都留在北约，两者并无区别，都是不可接受的。科尔和根舍的立场将被抛弃，蒙佩尔的建议也得不到支持。“苏联的原则立场是，两个德国应保留其对外责任，这涉及许多国际条约和协议，其中包括《核不扩散条约》。”最重要的是，在2005年以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仍是华沙条约的成员国。“只有为欧洲安全采取了措施，它才能退出华沙条约。这就说明，必须把德国统一的进程纳入建造欧洲大厦和欧洲裁军的进程。”
3月18日，保守的德国联盟在选举中获胜。沿用戈尔巴乔夫在接受《真理报》采访的话来说，历史从此飞奔，只是：“父亲骑马抵家时力尽神疲，他怀中的孩子已经死去。”
1990年3月中旬，苏联宪法改行总统制，戈尔巴乔夫当选为总统。此前一个月，苏共中央全会决定改变苏共的领导作用，并取消宪法中的有关条款。结果，多党制得以发展。从此，克里姆林宫老广场上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彻底丧失了权力，对外政策只由斯摩棱斯克大街上的外交部负责。德国问题专家、苏共中央书记法林不再握有大权。倾向西方的谢瓦尔德纳泽完全掌控了外交政策。
1990年10月2日，柏林的民主社会主义党的领导人收到了苏共中央书记处的一封信。这封信由戈尔巴乔夫签名。信上说：“亲爱的同志们：今天已为具有战争性质的过去划上了一条线。德国正在按本国大多数人的意志实现统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社会、文化和其他方面取得的成就是不可磨灭的。对苏联来说，而且不光对苏联来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不仅是盟友和伙伴，而且还是在经历了战争恐怖后，真诚地实现和解的象征。在西方和东方相互敌视之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维护和平的保障。我们生活在一个为未来的世界文明奠定基础的时代。这种文明不是要重复过去。可以肯定，这种文明的特征就是铲除军国主义和暴力，使道德和社会价值观具有越来越大的意义。政治纲领和党的纲领将以此作为衡量标准。民主和社会正义的捍卫者完全有理由依然成为历史的乐观主义者。”
要是戈尔巴乔夫在实现他所有的良好愿望方面言行一致，在就德国统一问题进行谈判时坚持不懈、始终如一地捍卫自己的目标，这种历史的乐观主义倒是值得为人称道。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被莫斯科叛卖或者出卖的。只是莫斯科的领导没有坚定不移地支持这些国家，没有代表这些国家的利益，其实也没有代表莫斯科自己的利益。但是，即便在自身崩溃时，莫斯科也远非自始至终都有所作为。它没有足够重视苏联各族人民的利益，苏联解体是必然的结果。
摘自《我眼中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