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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经做过一个不完全统计：从1985年莫言发表《透明的红萝卜》开始，在其后的三十年间，莫言至少有六次在创作谈中以相当的篇幅谈到对鲁迅《铸剑》的高度赞扬和向往之情，称之为“鲁迅最好的小说，也是中国最好的小说”。
莫言仿写《铸剑》，先后写出《姑妈的宝刀》和《月光斩》，尤其是后者，在场景描写和情节设置乃至语言方式上，在在显示出《铸剑》的印痕。但是，比之于《铸剑》，它只是在故事和场面描写的层面上得其皮毛，在人物形象上，莫言还没有写出眉间尺和黑衣人这样冷极热极撼人心魄的艺术典型；但是，莫言对眉间尺和黑衣人的刻骨铭心的喜爱，和不由自主的效法与对话，却一直在进行之中。一个直接的例子，就是他在话剧剧本《我们的荆轲》中对荆轲形象的塑造。
作家自我的精神写照：黑衣人与荆轲
莫言钦佩鲁迅的《铸剑》，他将黑衣人与鲁迅的形象融为一体，强调鲁迅的个性投射在黑衣人身上。莫言在创作《我们的荆轲》时，也逐渐地将自我化入荆轲的形象，进而说出“荆轲就是我”的断言。
讲到《铸剑》，莫言如是说：
《铸剑》里的黑衣人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我将其与鲁迅联系在一起，觉得那就是鲁迅精神的写照，他超越了愤怒，极度的绝望。他厌恶敌人，更厌恶自己。他同情弱者，更同情所谓的强者。一个连自己都厌恶的人，才能真正做到无所畏惧。①
莫言将鲁迅与黑衣人的形象融为一体，这当然是有充足的理由的。鲁迅将自己的笔名“宴之敖”——被家里的日本女人放逐出来的人，作为黑衣人的名字，并且把自己的气质、形貌和衣着特征都赋予他：“挤进一个黑色的人来，黑须黑眼睛，瘦得如铁”；“那人的衣服却是青的，须眉头发都黑；瘦得颧骨，眼圈骨，眉棱骨都高高地突出来。”黑衣人疾恶如仇却不仅是憎恶仇敌，也厌恶在这个浑浊污秽的世界上苟活的自己。两者的形象和情感的交融，极大地提升了黑衣人的形象深度。莫言在创作荆轲形象中，也经过了由复现源自司马迁《史记》而千载流传万古称颂的荆轲，到后现代戏剧风格的解构与穿越风格，再到加入了理想追求的英雄荆轲，从自我怀疑到自我拷问、质询生命意义的哲人荆轲，从“我们的荆轲”推进到“我就是荆轲”的重大艺术突破——
在修改这部戏的过程中，实际上很难推进……接下来修改的时候，就想到了荆轲就是我，我就是荆轲，自己跟荆轲融为一体，后来就又加了一场荆轲跟燕姬的对手戏，这场戏我就把荆轲当成了我自己，把自己对历史、对人生的思索、思考融合到这个情景里去，出来了后来的一句话就是“我就是荆轲”。原来是“我们的荆轲”，到后来变成了“我就是荆轲”。②
文学作品塑造人物有各种技巧手段，从“我们的荆轲”深化为“我就是荆轲”，个中的奥妙在于，深入人物的精神世界，揭示其内心的矛盾冲突。鲁迅写黑衣人，不仅通过他的行动，还让他在少年眉间尺面前打开心扉，袒露其深邃幽暗的心灵境界。眉间尺一口气接连提出几个问题，“那么，你同情于我们孤儿寡妇？……”“但你怎么给我报仇呢？”“但你为什么给我去报仇的呢？你认识我的父亲么？”眉间尺的问题很急迫，也很幼稚，对一个局外人欣然承诺要替自己报仇百思而不解，一直追问其动机为何，足见出其心智的童昧未泯，对黑衣人的陈述未必能够心领神会，对世道人心的直观肤浅；但是，用心的读者，是可以从中读懂黑衣人的——
“唉，孩子，你再不要提这些受了污辱的名称。”他严冷地说，“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的心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报仇！”③
“我一向认识你的父亲，也如一向认识你一样。但我要报仇，却并不为此。聪明的孩子，告诉你罢。你还不知道么，我怎么地善于报仇。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④
黑衣人是一个伟大的复仇者。他复仇的理由，不为抱打不平的仗义，不为同情弱者的悲悯，许多被视为冠冕堂皇的附加于行动之上的崇高名目都已经褪尽，只剩下了复仇而已。当触目皆是欺世盗名的各种美妙名号和炫目包装，黑衣人索性拒绝一切道义的装点，就像鲁迅在讲到魏晋之际的嵇康、阮籍等名士，当举世都用儒家的孝道和礼教自我标榜，他们不得不反其道而行，非礼义而薄周孔，做出一派放浪形骸、非儒非孔的佯狂佯醉姿态。而黑衣人复仇的对象，不仅是他的敌人，或者朋友的敌人，还包括黑衣人自己。在一种最终看来于事无补徒劳无益的结局面前，复仇者是受到最大伤害的；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样污秽黯淡的世界上生存，原本生机勃勃精力弥满的高尚灵魂，遭受外來敌人的伤害，遭受亲友爱人误进的毒药，也苦于偏狭执拗自造的陷阱，伤痕累累，中毒匪浅。如同《过客》中那位不停地赶路的过客——黑衣人的精神上的兄弟所言，“倘使我得到了谁的布施，我就要像兀鹰看见死尸一样，在四近徘徊，祝愿她的灭亡，给我亲自看见；或者咒诅她以外的一切全都灭亡，连我自己，因为我就应该得到咒诅。”⑤这种因为美与善过分稀缺难以存留长久而宁愿其全无的心态，确非一般人所能有，也不仅是过客的畸零，而是鲁迅自己的实感。
在拒绝乃至憎恶那些爱己者惠己者的同时，鲁迅对自我的憎恶，更是溢于言表。这个自我，在《狂人日记》中绝望地发现，自己曾经在无知中有过吃人的行为，甚至是吃过自己的妹子的肉也未可知；因此，在痛切地呼吁救救那些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时，狂人自己是被排除在被拯救的行列之外的。在旧世界中浸淫日久因而不可避免地中其毒害，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头发的故事》中的那位讲述者N，因为剪掉辫子而在大街上遭到人们的围观、骚扰和尾随，不堪其扰，不胜其烦，只能举起手中的拐杖向他们挥去，才将其驱散。“这件事很使我悲哀，至今还时时记得哩。我在留学的时候，曾经看见日报上登载一个游历南洋和中国的本多博士的事；这位博士是不懂中国和马来语的，人问他，你不懂话，怎么走路呢？他拿起手杖来说，这便是他们的话，他们都懂！我因此气愤了好几天，谁知道我竟不知不觉的自己也做了，而且那些人都懂了。……”⑥日本学者本多静六以一副帝国主义者的嘴脸讲述他用乱挥拐杖大人而在中国通行无阻的经验，当然令国人痛恨不已，更令N“气愤了好几天”；但是，当N自己陷入被围观的困境而无法解围，也只有借助拐杖的蛮横无理才摆脱庸众，这当然是鲁迅的自我陈述，形格势禁，只能采用最不屑最痛恨的方式，同时却对自己也感到最不屑最痛恨。《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从满怀善意地对待那些在他心目中是天真无邪寄托未来的孩子，到终因对孩子们彻底失望转而戏弄和诅咒那些孩子，这样的转变恐怕不能一味地责怪孩子们，而要冷峻剖析魏连殳自己心灵的隐秘黑暗之处吧。因此，黑衣人的这句话，“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不是随口而出，而是久经思虑，无法排解，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复仇而死或许是最好的解脱。 话题转向莫言。荆轲在司马迁笔下，是一个性格成熟行为果决的侠客，他感念太子丹的知遇之恩，慨然赴死，壮士一去不复还。但是，简单地因袭或者诠释太史公的旨趣，一来缺少了人们通常所说的“当代意识”，二来也不合乎莫言以艺术创新为重要标识的高度自觉性。在《我们的荆轲》中，莫言设置了燕姬这样一个美丽又充满智慧的女性，让她像眉间尺质询黑衣人一样，站在超越了普通的刺客之意义的立场，反复地对荆轲进行了严厉质问，有时是代表她自己，有时似乎又是代表了秦王嬴政，根本上，则是意味着荆轲的自我质疑和心灵拷问。“按你的想法，如何才能不平庸？”“荆轲，你为什么要刺我？”“你跟我有仇吗？……你跟我有怨吗？”在这样层层剥茧抽丝的质问下，荆轲的内心困惑和迷惘逐渐暴露出来，原先以为是不证自明的为侠之道，露出其内在的破绽，各种因由，都不具备充分的理由，而以暴易暴，也缺乏足够的正义感。借用一句古语，春秋无义战。在燕姬看来，秦王也罢，荆轲也罢，他们的行为都是没有什么道义和真理性的，即将要前往刺秦的荆轲的行为，想要寻找到足够的行动逻辑，绝非易事。而在对荆轲刺秦王之动机的追问和反省中，莫言却从“熙熙而来，皆为利来；攘攘而去，皆为利往”中得到启示，进而从文坛和自己的追名逐利反观侠客的初心，打通了“我就是荆轲”的血脉流贯，找到了作品的精神核心。在和《我们的荆轲》导演任鸣的对话中，莫言如是说——
……我给了荆轲一个想出名的动机，这也正是将历史和当代联系起来的扭结。……由此可以联想到当下很多坛，包括文坛、体坛、影坛、神坛……每个人都想成名成家，正是一种个人欲望在专业领域的集中表现，也因此它变成了一块人性的试金石，围绕着成名，你可以看到种种交易及人性卑劣之处。我觉得现在的文坛跟当初的侠客圈很像，剧中有很多的理解都是我从自身所处的文坛引发的，比如我自己，当年初登文坛，也是千方百计的想出名，千方百计的要表现自己。⑦
在文坛打拼三十余年，莫言幸运地遇到了许多“贵人”，在关键时刻帮扶他一把，也曾经受过来势汹汹险遭灭顶之灾的政治批判，见多了各种各样人物的名之争利之战，看到文坛的名利场的另一面。更为重要的，莫言回望自己的创作历程，反躬自省，去审视自己的文学道路：当初为了改变命运，而投身文学，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为了直接的功利目的，扭曲自己的意志，去写顺应文学主流的作品，却是问心有愧的。名利之心人皆有之，但为了争名夺利而无所不用其极，终究上不得台面，就像荆轲，从沉迷到觉醒，终于有了新的觉悟和新的向往——这已经不是司马迁笔下的荆轲，而是我们时代的荆轲，是对于时代症候和作家自我的一大贬谪与反省吧。
“‘铸剑’笔意”与荆轲的可成长性
吴福辉曾经指出，莫言阅读《铸剑》，心得颇丰，等到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一问世，扑入人们眼帘，让所有的读者最初是惊讶，然后发出惊叹的正是这一个“小黑孩”形象中的“铸剑”笔意——
“小黑孩”仿佛是眉间尺和黑衣人的复合体：他有前者的年龄外貌，连外表有点“愚笨”都近似（所以一块儿去公社工地应差的小石匠觉得他已经被后娘打傻了），但同样有超常的心灵（能听到头发落地，能嗅到几年前的血腥气，能把菜地看成井畦，梦中的火车能够站立，一个别人吃剩的普通红萝卜看去会晶莹剔透，根须如金色羊毛，内里流淌着银色液体）；后者“黑衣人”的黑色外表和黑色精神也灌注到“小黑孩”身上，沉默少语，自尊倔强，而且是反抗的、嘲讽的、超脱的。“小黑孩”是“文革”时期一个忍受饥饿的人物，一个小说中的具体人物，又是中国公社化时期一个高高的、悲悯的视点。⑧
与《透明的红萝卜》相似，在《我们的荆轲》中，荆轲同样具有将眉间尺和黑衣人相融合的重要倾向。由此赋予荆轲的可成长性。在《铸剑》中，黑衣人是一个成熟的形象，眉间尺则经过了从优柔寡断行动无力到义无反顾慨然赴死的精神成长。尤其是眉间尺在得知父亲死亡的真相，立志报仇，决心要摒除一切烦恼定下神来好好地睡一觉，却最终心事重重难以入眠，活脱脱画出一个少年人欲老成而不得的心态。“眉间尺听了黑衣人一席话，就果敢地挥剑砍下了自己的头颅。他的行为让我大吃了一惊。这孩子，怎么能如此轻信一个陌生人呢？其实，眉间尺这一剑，其勇敢程度，并不亚于手刃仇敌，甚至还要难上数倍。他这种敢于信任他人的精神，同样是泣天动地。超常的心灵，往往披着愚笨的外衣。”⑨
荆轲在司马迁笔下，一出场就是性格已经定型的人物，对自己所要担当的使命毫不怀疑。在莫言笔下出现的荆轲，却有些类似于眉间尺，在即将赴秦之前，对自己的刺秦使命意义何在产生严重怀疑。心灵的困惑相伴隨的是对侠客行为的新的反省和逼问。他和燕姬关于如何行刺秦王的对话，一直在诘问“为什么”“怎么办”，虽然难以得出最终的结论，却也将荆轲的精神境界和内在冲突和盘托出；同时在面对燕姬的倾诉和求助中，不但有两性之间的情感迸发，更有一种溢于言表的恋母情结。荆轲本应该是像黑衣人那样执着而坚定，在莫言笔下却有许多眉间尺的犹疑困惑。直到易水河畔的壮别，他还在反问自己的内心，就像眉间尺一样，最终是轻易地交出了自己的生命，但即便到死亡之际，他们的成长都没有能够完成，仍然是成长中的人物，未能寻得苦苦寻觅的人生真谛，没有为刺秦王获得一个充分的理由——在人生的重大变故面前，他们需要重新认识社会，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他人。
内在的断裂与不同的走向
上文讲了《铸剑》与《我们的荆轲》的相似相近，同时也应该看到两篇作品的意旨之差异，即作品内在的断裂与断裂之后不同的走向。
《铸剑》中的黑衣人，愤世嫉俗，颓废厌世，正如黑衣人所说：“我的灵魂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一直在期待一种契机，能够把早已不胜其烦不胜其重的生命交出去。参诸鲁迅的自述，他讲到过不是为了爱己者而存活，而是为了敌人而活下去，同时也感叹无物之阵，感叹没有遇到真正的够资格的敌手。但是，正如钱理群在《鲁迅作品十五讲》中所言，鲁迅的深刻，正在于“革命”“剪辫子”“出走”“觉醒”等等“以后怎么样”的不懈追问。常人所认为的成功未必可喜，《奔月》中的后羿在弯弓射日和灭兽除害的伟大斗争胜利之后，陷入了英雄末路的危机。《起死》中的庄子在成功地救助荒野中的白骨复生为人之后，却被诬为谋财害命的强盗而百口莫辩。《铸剑》中三个头颅在金鼎中的无情厮杀，惊心动魄，将复仇的意旨强化到了极点。但复仇完成以后怎么样呢？《铸剑》的结尾，三头并葬一幕，英雄与暴君难以辨识，甚而英雄也获得了暴君的身份和威仪；百姓围观大出殡中的后妃，有了一个窥伺皇家女人的难得机会；凡此种种，消解了黑衣人与眉间尺牺牲的意义，将复仇者的非凡之举，化作了宫廷臣妾和街头庸众的“看与被看”的一场闹剧。这是《铸剑》的内在悖论。⑩ 莫言在《我们的荆轲》中，同样面对着意义的虚无与困惑，而且是双重的烦恼。
与《铸剑》相似，英雄和庸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裂痕。《我们的荆轲》有一种穿越和调侃，高渐离、秦舞阳、狗屠者流，既是荆轲的追随者，又是他的嘲弄者，他们口中如游戏般说出来的人生“最高价值”之“出大名”，以及对现实与人性的种种解构，对荆轲形成极大的嘲讽和心灵的威胁。荆轲呢，虽然也有相当的难以排解的困惑，但他骨子里是一个真诚的思想者，因为苦思冥想罹患严重的“失眠症”；他在剧作中几乎是与调侃、嘲弄和解构无缘的，他从来没有插科打诨，没有游戏人生。他的怀疑精神和虚无主义，在潮水般涌起的玩世哲学中经受着巨大的冲击，但他从未与这些朋友在骨子里同流合污，斥之曰“燕雀安知鸿鹄之志”，面对他们的玩世不恭，至多只是沉默，却始终与其形成鲜明的界限。这也是黑衣人与环境的冲突的翻版，严峻的思索难以抗拒犬儒主义的洒脱，许多时候反而显得非常可笑可悲。
荆轲的再一重烦恼，是基于莫言需要处理的历史与现实的价值判断尺度之吊诡。身处他所书写的历史时代之中，司马迁显然是绝对肯定荆轲等刺客的牺牲价值的。今人如何处理相应的题材，却着实值得思量再三。莫言称：“比如我们一想到侠客精神，我们就能够想到一诺千金、舍生取义等。但实际上在今天看来侠客是没有太多原则性的，往往是为了一种感恩、义气做一些事情，这些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因此这部作品要超越这些东西，丰富荆轲这个人物。”11
在另一处访谈中，莫言直接地将中国古代的侠客与当下的恐怖主义暗杀行为对接起来，他对于侠客行为的意义从怀疑追问转向旗帜鲜明的否定——
这可能是这部戏的争议所在和需要调整的地方吧，我们会在演出的过程中对其进行一定的改进。我当年就曾说过，在某种意义上，刺客就是当年的恐怖分子，当年的刺客，这些被我们所歌颂的所谓的大仁大义大勇的英雄是值得怀疑的。受人恩惠，为人报仇，跟黑社会差不多。它实际上与当代的法制社会相悖的，是落后的道德观。暗杀，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有点小人气，算不上光明正大。一个堂堂正正的国家或者团体，是不屑于用这样的手段来解决问题的。12
从怀疑刺客的暗杀行为的价值，到直接将其与现代的恐怖主义对接起来，这是一个很大的跨度。于是，就像《艺术评论》的记者唐凌两次追问的那样，简单地否定荆轲刺秦王的意义，将其推论为现代恐怖主义的同道，乃至为秦始皇的霸业辩护，这样的理由能够存在吗？这一疑问也是我的疑问，是本文所说的荆轲精神的内在的断裂。
在“断袖”一节中，荆轲与燕姬的大段大段的对话，是莫言的精心设计，其正面的意义我已经在上文中阐述过了。但是，第一，两人的辩诘攻防其中有着很大的人为性和不合理性，就是在燕姬对秦王行为的合理证明和模拟的秦王的自我辩护中，确实是加入了很多的预设叙事，让燕姬预见到秦王未来的壮举与辉煌，作为说服荆轲放弃杀死秦王的理由——
燕姬：荆轲，我如果是你，就不刺死他。因为这秦王，在短期内必将灭绝诸侯，一统天下。他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他还将在他的帝位上，干出许多轰轰烈烈的事迹。他很可能要统一天下的文字，焚烧那些无用的杂书。他很可能要整修天下的道路，统一天下的车距。他很可能要在列国长城的基础上，修建一条绵延万里的长城。他很可能要烧制成千上万的陶俑，在地下排列开辉煌的战阵。他很可能要去泰山封禅，派术士到海上求仙。你如果此时刺死他，这些辉煌的业绩，荒唐的壮举，都将成为泡影。按照你那位朋友高渐离的说法，“水涨船高”，你的名字，既然要和他联系在一起，就应该和千古一帝的嬴政联系在一起，而不要和眼下的秦王联系在一起。13
无须仔细辨析，这样的言辞，这样的立意，完全是从张艺谋执导的《英雄》中克隆而来：《英雄》中李连杰扮演的那位名为“无名”的刺客，本来是深入秦宫，要置秦王于死地，却为了秦王的统一大业宏大抱负所折服，放弃自己的使命，也白白断送了自家性命。就此而言，莫言不但是师法“‘铸剑’笔意”，也偷取《英雄》的桥段——莫言自述，后起的强盗总比先前的强盗胆子大，下手狠。文艺作品中的互文性，由此可见一斑。
对于秦始皇的褒贬臧否，我却有非常鲜明的不同见解。中国自古就有仁政与暴政、王道与霸道之辩，建立了强大的历史正义。我们也曾经有过将秦始皇捧为千古一帝而清算孔子和儒家的时光，那正巧是应和了一个高度集权和现代造神运动如火如荼的社会特殊语境。前车之鉴未远，今人何其健忘！
在诸多艺术家和作家都在此失足的“滑铁卢堑壕”面前，莫言也难辞其咎，但是，他却意外地从对“高人”的向往和期盼中，拯救了荆轲，拯救了作家自己。说起来，在“断袖”一场中荆轲与燕姬的问对基本形成了共识以后，全剧就几乎难以铺演下去了。既然连刺秦的意义都不存在，仅仅靠为了维护侠士的荣誉而欣然赴死，就很难有充足的理由远赴秦廷。《英雄》中的无名所活动的主场地是在秦廷中觐见秦王，感受到秦王的强大人格魅力与宏图大略，并且向其倾诉自己在刺秦与放弃刺秦之间的两难选择，让人非常费解，无名进入秦宫去干什么，难道是要代表天下百姓去向秦王表达对其“无限崇拜”“无限敬仰”的民意，为此而不惜白白地搭上自己的性命？说句不客气的话，自从李安的《臥虎藏龙》荣获奥斯卡金像奖，包括张艺谋在内的若干中国电影人就都走火入魔，企图借助自己并不能玩得转的武侠电影步其后尘摘金夺银。为此，《英雄》《十面埋伏》等遭受很多的诟病。莫言《我们的荆轲》中，关于要不要刺秦，荆轲则是和燕姬在燕国进行上述对话的。很难想象，在这一对话之后，故事的结局也预设好了，全剧还有什么内在的推动力呢？
弥合这一断裂的，是莫言描写的荆轲对于“高人”的焦灼期盼。深陷于价值虚无，将刺杀秦王的意义定义为追逐名利，轰轰烈烈的一场悲剧，由此就转化为荒诞的闹剧。幸运的是，莫言让荆轲对此心知肚明，“可怕的是在这场戏尚未开演之前，我已经厌恶了我扮演的角色，可怕的是我半生为之奋斗的东西，突然间变得比鸿毛还轻。”14为了从张艺谋《英雄》的叙事窠臼中跳将出来，也为了给《我们的荆轲》设定一个新的高度，使荆轲得以实现自我拯救，莫言放出了最后的法宝，让理想幻灭的荆轲期盼着“高人”的到来和指点迷津： 荆轲（立起，仰望长天）：高人啊，高人，你说过今天会来，执我之手，伴我同行，点破我的痴迷，使我成为一个真正的人。高人啊，我心中的神，理智的象征，智慧的化身，自从你走后，我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回首来路，污泥浊水，遥望前程，遍布榛荆。茫茫人世，芸芸众生，或为营利，或为谋名。难道这就是人生的意义吗？难道这就是生活的真谛吗？……你会来吗？你还来吗？我知道你不来了，我不配让你来，我不敢让你来，你要真来了我怎么敢正视你的眼睛？我的孤魂在高空飘荡，盼望着一场奇遇，到处都是你的气味，但哪里去找你的踪影？我在高高的星空，低眉垂首，俯瞰大地，高山如泥丸，大河似素练，马如甲虫，人如蛆虫，我看到了我自己，那个名叫荆轲的小人，收拾好他的行囊，带着他的随从，登上了西行的破船，去完成他的使命……15
如此一来，荆轲的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的火光，又在久等不来的绝望中，经历了精神成长的又一个轮回，颓然前行，去执行其预订的刺秦使命。这是莫言的睿智，也将全剧从闹剧和虚无中超拔出来。从本源上说，燕姬也罢，“高人”也罢，都是莫言笔下的荆轲的自我投射，是他心灵中自我质疑、自我救赎的无尽努力的精神之光。就剧作而言，从燕姬无情地打碎荆轲的侠客行之虚幻梦影和自欺欺人，到“高人”所蕴含的“人生的意义”“生命的真谛”的真实价值的确立，前者那样雄辩那样滔滔不绝，后者却是虚无缥缈信难求而缺乏说服力；但是，在荆轲对“高人”的吁求中，似乎又是将“高人”处处暗指燕姬，燕姬就是“高人”，她不但有力量将荆轲没有价值的人生撕碎，还可能启蒙荆轲去寻找真正的人生价值，于是，荆轲为什么刺死燕姬，也得到了新的更加合理的解释，杀死燕姬，就是放弃自我救赎的努力，在即将揭晓的人生真谛面前退缩逃跑：“我本来可以随你而去，但临行时却突然失去了勇气。我用自己的手杀死了这个超越自我的机会，我的手不受我的控制。”
在莫言的笔下，荆轲刺秦不再是舍生取义的侠义精神，而是不顾生死但求一举成名的心态。记者多次问莫言：《我们的荆轲》到底是写的什么？莫言说，“写人，写人的成长与觉悟，写人对‘高人’境界的追求。由人成长为‘高人’，如同蚕不断地吃进桑叶，排出粪便，最终接近于无限透明。吃进桑叶是聆听批评，排出粪便是自我批判。”16
但是，荆轲的精神危机，并没有由此得到有效的解决，他将自己逼入了无情的绝境。《铸剑》中黑衣人与眉间尺的对话，时间紧迫，来不及大篇幅地展开，而且以眉间尺的少年幼稚的心灵，他也无法向黑衣人提出有深度的问题，那句“你认识我的父亲么”就可以看出他的“很傻很天真”的思维方式。黑衣人含糊其辞的回答，其实并没有真正解答眉间尺的追问，而我们对黑衣人的理解，其实是远远地超越了《铸剑》的文本，是从鲁迅的众多作品和鲁迅自己的言行和气质中获得诸多的启悟，是读者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发挥自己的思考和想象力，弥合了《铸剑》的内在断裂。
与之相比，《我们的荆轲》是在非常从容的情境下，让燕姬、太子丹和高渐离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紧逼盯人地对荆轲进行心灵的拷问，剥去了一层又一层的包装，直面心灵的深渊，把被逼到了死角的荆轲展露在观众和读者面前。然而，世间的万物，都是毁弃容易建设难。《我们的荆轲》的缺失就是在精神的重建上，有心无力，它以一种乱拳打死老和尚的态势摧垮了荆轲的精神支柱，却无法赋予他自我拯救也拯救作家和剧作的能力，难以将作品的动作线进行到底，“梦醒了之后没有路走”，无法给他提供慨然赴秦廷的心灵动力；所谓盼望“高人”指点迷津赋予自己新的人生价值的期待，虽然合情合理，但是，摆在莫言和众多的读者与观众面前的，却是一座无路可行的断桥。在否定了司马迁的《史记》对荆轲的褒扬之后，无论是莫言，还是作为读者与观众的我们，都很难再给荆轲刺秦王的行为找到什么“非如此不可”的理由吧。
“恐怖主义”与“焚书坑儒”之辨析
莫言处理荆轲的题材，故事的大的脉络没有改变，却釜底抽薪地消解了故事的心理动力，在某种程度上，是自己给自己出难题，希望能够突破流传两千年的侠客高义而“自铸伟词”，用心良苦，预设目标甚高，但是，最终却难以达到自己设定的高度。
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莫言对于暗杀行为的判断出了问题。莫言将古代的刺客和今人的恐怖主义对接在一起，似乎是赋予古代题材以现代观照，体现作家的现代意识和全球视野，但是，莫言为了求新求变，却忘记了《铸剑》中的眉间尺和黑衣人都是以刺客或者侠客的行为方式去进行殊死斗争的。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当集权独裁的统治者大权在握、威势赫赫，居于绝对的优势时，来自底层的正义的力量，在无法组织起一支足以与强敌抗衡的庞大军队之前，许多时候不得不采用了行刺和暗杀的方式，以弱敌强，出奇制胜。这不能简单地归之为恐怖主义。应该遭到谴责的，是那种为了实现某种政治目的而大规模地杀害无辜民众的行为，却不应该将身处绝对劣势的普通民众和正义力量的愤怒反抗也等同视之——汪精卫早年投身革命，谋刺清摄政王载沣未遂而被捕，其绝命诗作“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至今为人称道；朝鲜义士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受到中韩朝诸国民众的尊敬，近年更立碑于中国哈尔滨以志纪念；德国贵族军官施陶芬贝格刺杀希特勒功亏一篑，则特别令人扼腕叹息，戴着一只黑色眼罩、弯着一条残臂、拎着一个大公文包的施陶芬贝格的形象，已经有多少次出现在德国和美国的电影中，但是没有人会非议他的勇敢精神。
回到荆轲刺秦王的辨析中。面对强秦，燕国和太子丹，没有跪倒在强敌面前，而是竭尽全力地进行最后的斗争，当然值得钦佩。而且历史的走向并非只有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唯一的出路。李泽厚在80年代就曾经指出，如果不是秦国而是楚國统一中国，那么中国的历史就会重新改写。重想象重审美好奇情和充满诗意的楚文化，当然比重功利严刑法讲耕战毁灭诗书的秦文化，要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和浪漫性。《楚辞》冠绝一时而彪炳两千年；胸无文墨的荆轲，犹自能够吟唱出“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千古名句；出自楚地而终于灭秦的刘邦和项羽，也各自留下了不朽的诗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和“力拔山兮气盖世”是也。而有秦一代，除了李斯的《谏逐客书》，还有什么拿得出的文学艺术作品呢？惜其缺少文采，尚是细末，更为恶劣的是其听取了李斯的建议，严禁非议当下，尽焚儒道百家之书——在《左传》《战国策》等先秦典籍中，我们读到的是“子产不毁乡校”，是“邹忌讽齐王纳谏”，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古训，到秦始皇的时代，却是以严刑峻法钳制民口，以吏为师毁灭传统，今日读到如下的句子，李斯与秦始皇讨论禁绝人民以古非今乱发议论，尽烧各国史书、诸子百家和《尚书》《诗经》，仍然令人脊背发凉，心中震颤，如果他们的意志果然能够实现，博大精深的先秦文化还能传承至今吗—— “……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
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灭，世间酷法，莫过于此，不仅屠戮于当时，更会断绝中华文脉于千载。我们歌颂过无数彪炳史册的英雄，古代文化的传承却是通过那些冒着严刑峻法惩处而将包括“三家诗”等一部部古代典籍藏入墙壁之中的读书人。
行文至此，意犹未尽。从当年的“评法批儒”，到今天的名家言论，屡屡看到有人为秦始皇辩说，所谓焚书坑儒，坑杀的不是儒生，而是方术士，这样的诠释，似乎有根有据，颇能蛊惑人心。但是，只要稍加留意，对这样的断章取义、暧昧良知，就完全不能容忍：
始皇闻（卢生等——引者）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
在上面这段文字中，确实出现了方术士的字样，逃亡的卢生、侯生则是奉命为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药的术士，但是，根据上下文所说的坑杀诸生，和公子扶苏所言，诸生皆“诵法孔子”，其身份仍然是儒生，被坑杀的四百六十余人，方士少而儒生多，是可以肯定的。
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八十周年而作。2016年夏日。
【注释】
①莫言、孙郁：《说不尽的鲁迅——莫言孙郁对话录》，见《莫言对话新录》，193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版。
②12唐凌：《我们的荆轲，以何种面容出现？——深度访谈〈我们的荆轲〉编剧莫言》，载《艺术评论》2011年第10期。
③④鲁迅：《铸剑》，见《鲁迅全集（第二卷）》，440、44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⑤鲁迅：《过客》，见《鲁迅全集（第二卷）》，19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⑥鲁迅：《头发的故事》，见《鲁迅全集（第一卷）》，48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⑦《重磅对话：莫言VS任鸣：不是荆轲，是我们——首都剧场〈我们的荆轲〉》，famous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84f8a970100yw1b.html.
⑧吴福辉：《莫言的“‘铸剑’笔意”》，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4期。
⑨莫言：《谁是复仇者——〈铸剑〉解读》，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第3期。此后，这篇文章题目在莫言文集不同的选本中变化了好几次，如《月光如水照缁衣》《〈铸剑〉读后感》等。
⑩钱理群：《鲁迅作品十五讲》，88—9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1《莫言〈我们的荆轲〉中重新解读荆轲》，新浪网，http：//ent.sina.com.cn/j/2011-08-03/08573375902.shtml.
131415莫言：《我們的荆轲》，见《莫言文集·我们的荆轲（戏剧集）》，52、78、78页，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
16《莫言话剧〈我们的荆轲〉12月将再登人艺舞台》，搜狐文化频道，http：//cul.sohu.com/20121025/n355659052.shtml.
[张志忠，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项目“莫言的文学世界研究”（13YJA751066）、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莫言与新时期文学创新经验研究”（13WYA002）、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13&ZD122）阶段性成果]
莫言仿写《铸剑》，先后写出《姑妈的宝刀》和《月光斩》，尤其是后者，在场景描写和情节设置乃至语言方式上，在在显示出《铸剑》的印痕。但是，比之于《铸剑》，它只是在故事和场面描写的层面上得其皮毛，在人物形象上，莫言还没有写出眉间尺和黑衣人这样冷极热极撼人心魄的艺术典型；但是，莫言对眉间尺和黑衣人的刻骨铭心的喜爱，和不由自主的效法与对话，却一直在进行之中。一个直接的例子，就是他在话剧剧本《我们的荆轲》中对荆轲形象的塑造。
作家自我的精神写照：黑衣人与荆轲
莫言钦佩鲁迅的《铸剑》，他将黑衣人与鲁迅的形象融为一体，强调鲁迅的个性投射在黑衣人身上。莫言在创作《我们的荆轲》时，也逐渐地将自我化入荆轲的形象，进而说出“荆轲就是我”的断言。
讲到《铸剑》，莫言如是说：
《铸剑》里的黑衣人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我将其与鲁迅联系在一起，觉得那就是鲁迅精神的写照，他超越了愤怒，极度的绝望。他厌恶敌人，更厌恶自己。他同情弱者，更同情所谓的强者。一个连自己都厌恶的人，才能真正做到无所畏惧。①
莫言将鲁迅与黑衣人的形象融为一体，这当然是有充足的理由的。鲁迅将自己的笔名“宴之敖”——被家里的日本女人放逐出来的人，作为黑衣人的名字，并且把自己的气质、形貌和衣着特征都赋予他：“挤进一个黑色的人来，黑须黑眼睛，瘦得如铁”；“那人的衣服却是青的，须眉头发都黑；瘦得颧骨，眼圈骨，眉棱骨都高高地突出来。”黑衣人疾恶如仇却不仅是憎恶仇敌，也厌恶在这个浑浊污秽的世界上苟活的自己。两者的形象和情感的交融，极大地提升了黑衣人的形象深度。莫言在创作荆轲形象中，也经过了由复现源自司马迁《史记》而千载流传万古称颂的荆轲，到后现代戏剧风格的解构与穿越风格，再到加入了理想追求的英雄荆轲，从自我怀疑到自我拷问、质询生命意义的哲人荆轲，从“我们的荆轲”推进到“我就是荆轲”的重大艺术突破——
在修改这部戏的过程中，实际上很难推进……接下来修改的时候，就想到了荆轲就是我，我就是荆轲，自己跟荆轲融为一体，后来就又加了一场荆轲跟燕姬的对手戏，这场戏我就把荆轲当成了我自己，把自己对历史、对人生的思索、思考融合到这个情景里去，出来了后来的一句话就是“我就是荆轲”。原来是“我们的荆轲”，到后来变成了“我就是荆轲”。②
文学作品塑造人物有各种技巧手段，从“我们的荆轲”深化为“我就是荆轲”，个中的奥妙在于，深入人物的精神世界，揭示其内心的矛盾冲突。鲁迅写黑衣人，不仅通过他的行动，还让他在少年眉间尺面前打开心扉，袒露其深邃幽暗的心灵境界。眉间尺一口气接连提出几个问题，“那么，你同情于我们孤儿寡妇？……”“但你怎么给我报仇呢？”“但你为什么给我去报仇的呢？你认识我的父亲么？”眉间尺的问题很急迫，也很幼稚，对一个局外人欣然承诺要替自己报仇百思而不解，一直追问其动机为何，足见出其心智的童昧未泯，对黑衣人的陈述未必能够心领神会，对世道人心的直观肤浅；但是，用心的读者，是可以从中读懂黑衣人的——
“唉，孩子，你再不要提这些受了污辱的名称。”他严冷地说，“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的心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报仇！”③
“我一向认识你的父亲，也如一向认识你一样。但我要报仇，却并不为此。聪明的孩子，告诉你罢。你还不知道么，我怎么地善于报仇。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④
黑衣人是一个伟大的复仇者。他复仇的理由，不为抱打不平的仗义，不为同情弱者的悲悯，许多被视为冠冕堂皇的附加于行动之上的崇高名目都已经褪尽，只剩下了复仇而已。当触目皆是欺世盗名的各种美妙名号和炫目包装，黑衣人索性拒绝一切道义的装点，就像鲁迅在讲到魏晋之际的嵇康、阮籍等名士，当举世都用儒家的孝道和礼教自我标榜，他们不得不反其道而行，非礼义而薄周孔，做出一派放浪形骸、非儒非孔的佯狂佯醉姿态。而黑衣人复仇的对象，不仅是他的敌人，或者朋友的敌人，还包括黑衣人自己。在一种最终看来于事无补徒劳无益的结局面前，复仇者是受到最大伤害的；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样污秽黯淡的世界上生存，原本生机勃勃精力弥满的高尚灵魂，遭受外來敌人的伤害，遭受亲友爱人误进的毒药，也苦于偏狭执拗自造的陷阱，伤痕累累，中毒匪浅。如同《过客》中那位不停地赶路的过客——黑衣人的精神上的兄弟所言，“倘使我得到了谁的布施，我就要像兀鹰看见死尸一样，在四近徘徊，祝愿她的灭亡，给我亲自看见；或者咒诅她以外的一切全都灭亡，连我自己，因为我就应该得到咒诅。”⑤这种因为美与善过分稀缺难以存留长久而宁愿其全无的心态，确非一般人所能有，也不仅是过客的畸零，而是鲁迅自己的实感。
在拒绝乃至憎恶那些爱己者惠己者的同时，鲁迅对自我的憎恶，更是溢于言表。这个自我，在《狂人日记》中绝望地发现，自己曾经在无知中有过吃人的行为，甚至是吃过自己的妹子的肉也未可知；因此，在痛切地呼吁救救那些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时，狂人自己是被排除在被拯救的行列之外的。在旧世界中浸淫日久因而不可避免地中其毒害，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头发的故事》中的那位讲述者N，因为剪掉辫子而在大街上遭到人们的围观、骚扰和尾随，不堪其扰，不胜其烦，只能举起手中的拐杖向他们挥去，才将其驱散。“这件事很使我悲哀，至今还时时记得哩。我在留学的时候，曾经看见日报上登载一个游历南洋和中国的本多博士的事；这位博士是不懂中国和马来语的，人问他，你不懂话，怎么走路呢？他拿起手杖来说，这便是他们的话，他们都懂！我因此气愤了好几天，谁知道我竟不知不觉的自己也做了，而且那些人都懂了。……”⑥日本学者本多静六以一副帝国主义者的嘴脸讲述他用乱挥拐杖大人而在中国通行无阻的经验，当然令国人痛恨不已，更令N“气愤了好几天”；但是，当N自己陷入被围观的困境而无法解围，也只有借助拐杖的蛮横无理才摆脱庸众，这当然是鲁迅的自我陈述，形格势禁，只能采用最不屑最痛恨的方式，同时却对自己也感到最不屑最痛恨。《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从满怀善意地对待那些在他心目中是天真无邪寄托未来的孩子，到终因对孩子们彻底失望转而戏弄和诅咒那些孩子，这样的转变恐怕不能一味地责怪孩子们，而要冷峻剖析魏连殳自己心灵的隐秘黑暗之处吧。因此，黑衣人的这句话，“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不是随口而出，而是久经思虑，无法排解，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复仇而死或许是最好的解脱。 话题转向莫言。荆轲在司马迁笔下，是一个性格成熟行为果决的侠客，他感念太子丹的知遇之恩，慨然赴死，壮士一去不复还。但是，简单地因袭或者诠释太史公的旨趣，一来缺少了人们通常所说的“当代意识”，二来也不合乎莫言以艺术创新为重要标识的高度自觉性。在《我们的荆轲》中，莫言设置了燕姬这样一个美丽又充满智慧的女性，让她像眉间尺质询黑衣人一样，站在超越了普通的刺客之意义的立场，反复地对荆轲进行了严厉质问，有时是代表她自己，有时似乎又是代表了秦王嬴政，根本上，则是意味着荆轲的自我质疑和心灵拷问。“按你的想法，如何才能不平庸？”“荆轲，你为什么要刺我？”“你跟我有仇吗？……你跟我有怨吗？”在这样层层剥茧抽丝的质问下，荆轲的内心困惑和迷惘逐渐暴露出来，原先以为是不证自明的为侠之道，露出其内在的破绽，各种因由，都不具备充分的理由，而以暴易暴，也缺乏足够的正义感。借用一句古语，春秋无义战。在燕姬看来，秦王也罢，荆轲也罢，他们的行为都是没有什么道义和真理性的，即将要前往刺秦的荆轲的行为，想要寻找到足够的行动逻辑，绝非易事。而在对荆轲刺秦王之动机的追问和反省中，莫言却从“熙熙而来，皆为利来；攘攘而去，皆为利往”中得到启示，进而从文坛和自己的追名逐利反观侠客的初心，打通了“我就是荆轲”的血脉流贯，找到了作品的精神核心。在和《我们的荆轲》导演任鸣的对话中，莫言如是说——
……我给了荆轲一个想出名的动机，这也正是将历史和当代联系起来的扭结。……由此可以联想到当下很多坛，包括文坛、体坛、影坛、神坛……每个人都想成名成家，正是一种个人欲望在专业领域的集中表现，也因此它变成了一块人性的试金石，围绕着成名，你可以看到种种交易及人性卑劣之处。我觉得现在的文坛跟当初的侠客圈很像，剧中有很多的理解都是我从自身所处的文坛引发的，比如我自己，当年初登文坛，也是千方百计的想出名，千方百计的要表现自己。⑦
在文坛打拼三十余年，莫言幸运地遇到了许多“贵人”，在关键时刻帮扶他一把，也曾经受过来势汹汹险遭灭顶之灾的政治批判，见多了各种各样人物的名之争利之战，看到文坛的名利场的另一面。更为重要的，莫言回望自己的创作历程，反躬自省，去审视自己的文学道路：当初为了改变命运，而投身文学，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为了直接的功利目的，扭曲自己的意志，去写顺应文学主流的作品，却是问心有愧的。名利之心人皆有之，但为了争名夺利而无所不用其极，终究上不得台面，就像荆轲，从沉迷到觉醒，终于有了新的觉悟和新的向往——这已经不是司马迁笔下的荆轲，而是我们时代的荆轲，是对于时代症候和作家自我的一大贬谪与反省吧。
“‘铸剑’笔意”与荆轲的可成长性
吴福辉曾经指出，莫言阅读《铸剑》，心得颇丰，等到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一问世，扑入人们眼帘，让所有的读者最初是惊讶，然后发出惊叹的正是这一个“小黑孩”形象中的“铸剑”笔意——
“小黑孩”仿佛是眉间尺和黑衣人的复合体：他有前者的年龄外貌，连外表有点“愚笨”都近似（所以一块儿去公社工地应差的小石匠觉得他已经被后娘打傻了），但同样有超常的心灵（能听到头发落地，能嗅到几年前的血腥气，能把菜地看成井畦，梦中的火车能够站立，一个别人吃剩的普通红萝卜看去会晶莹剔透，根须如金色羊毛，内里流淌着银色液体）；后者“黑衣人”的黑色外表和黑色精神也灌注到“小黑孩”身上，沉默少语，自尊倔强，而且是反抗的、嘲讽的、超脱的。“小黑孩”是“文革”时期一个忍受饥饿的人物，一个小说中的具体人物，又是中国公社化时期一个高高的、悲悯的视点。⑧
与《透明的红萝卜》相似，在《我们的荆轲》中，荆轲同样具有将眉间尺和黑衣人相融合的重要倾向。由此赋予荆轲的可成长性。在《铸剑》中，黑衣人是一个成熟的形象，眉间尺则经过了从优柔寡断行动无力到义无反顾慨然赴死的精神成长。尤其是眉间尺在得知父亲死亡的真相，立志报仇，决心要摒除一切烦恼定下神来好好地睡一觉，却最终心事重重难以入眠，活脱脱画出一个少年人欲老成而不得的心态。“眉间尺听了黑衣人一席话，就果敢地挥剑砍下了自己的头颅。他的行为让我大吃了一惊。这孩子，怎么能如此轻信一个陌生人呢？其实，眉间尺这一剑，其勇敢程度，并不亚于手刃仇敌，甚至还要难上数倍。他这种敢于信任他人的精神，同样是泣天动地。超常的心灵，往往披着愚笨的外衣。”⑨
荆轲在司马迁笔下，一出场就是性格已经定型的人物，对自己所要担当的使命毫不怀疑。在莫言笔下出现的荆轲，却有些类似于眉间尺，在即将赴秦之前，对自己的刺秦使命意义何在产生严重怀疑。心灵的困惑相伴隨的是对侠客行为的新的反省和逼问。他和燕姬关于如何行刺秦王的对话，一直在诘问“为什么”“怎么办”，虽然难以得出最终的结论，却也将荆轲的精神境界和内在冲突和盘托出；同时在面对燕姬的倾诉和求助中，不但有两性之间的情感迸发，更有一种溢于言表的恋母情结。荆轲本应该是像黑衣人那样执着而坚定，在莫言笔下却有许多眉间尺的犹疑困惑。直到易水河畔的壮别，他还在反问自己的内心，就像眉间尺一样，最终是轻易地交出了自己的生命，但即便到死亡之际，他们的成长都没有能够完成，仍然是成长中的人物，未能寻得苦苦寻觅的人生真谛，没有为刺秦王获得一个充分的理由——在人生的重大变故面前，他们需要重新认识社会，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他人。
内在的断裂与不同的走向
上文讲了《铸剑》与《我们的荆轲》的相似相近，同时也应该看到两篇作品的意旨之差异，即作品内在的断裂与断裂之后不同的走向。
《铸剑》中的黑衣人，愤世嫉俗，颓废厌世，正如黑衣人所说：“我的灵魂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一直在期待一种契机，能够把早已不胜其烦不胜其重的生命交出去。参诸鲁迅的自述，他讲到过不是为了爱己者而存活，而是为了敌人而活下去，同时也感叹无物之阵，感叹没有遇到真正的够资格的敌手。但是，正如钱理群在《鲁迅作品十五讲》中所言，鲁迅的深刻，正在于“革命”“剪辫子”“出走”“觉醒”等等“以后怎么样”的不懈追问。常人所认为的成功未必可喜，《奔月》中的后羿在弯弓射日和灭兽除害的伟大斗争胜利之后，陷入了英雄末路的危机。《起死》中的庄子在成功地救助荒野中的白骨复生为人之后，却被诬为谋财害命的强盗而百口莫辩。《铸剑》中三个头颅在金鼎中的无情厮杀，惊心动魄，将复仇的意旨强化到了极点。但复仇完成以后怎么样呢？《铸剑》的结尾，三头并葬一幕，英雄与暴君难以辨识，甚而英雄也获得了暴君的身份和威仪；百姓围观大出殡中的后妃，有了一个窥伺皇家女人的难得机会；凡此种种，消解了黑衣人与眉间尺牺牲的意义，将复仇者的非凡之举，化作了宫廷臣妾和街头庸众的“看与被看”的一场闹剧。这是《铸剑》的内在悖论。⑩ 莫言在《我们的荆轲》中，同样面对着意义的虚无与困惑，而且是双重的烦恼。
与《铸剑》相似，英雄和庸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裂痕。《我们的荆轲》有一种穿越和调侃，高渐离、秦舞阳、狗屠者流，既是荆轲的追随者，又是他的嘲弄者，他们口中如游戏般说出来的人生“最高价值”之“出大名”，以及对现实与人性的种种解构，对荆轲形成极大的嘲讽和心灵的威胁。荆轲呢，虽然也有相当的难以排解的困惑，但他骨子里是一个真诚的思想者，因为苦思冥想罹患严重的“失眠症”；他在剧作中几乎是与调侃、嘲弄和解构无缘的，他从来没有插科打诨，没有游戏人生。他的怀疑精神和虚无主义，在潮水般涌起的玩世哲学中经受着巨大的冲击，但他从未与这些朋友在骨子里同流合污，斥之曰“燕雀安知鸿鹄之志”，面对他们的玩世不恭，至多只是沉默，却始终与其形成鲜明的界限。这也是黑衣人与环境的冲突的翻版，严峻的思索难以抗拒犬儒主义的洒脱，许多时候反而显得非常可笑可悲。
荆轲的再一重烦恼，是基于莫言需要处理的历史与现实的价值判断尺度之吊诡。身处他所书写的历史时代之中，司马迁显然是绝对肯定荆轲等刺客的牺牲价值的。今人如何处理相应的题材，却着实值得思量再三。莫言称：“比如我们一想到侠客精神，我们就能够想到一诺千金、舍生取义等。但实际上在今天看来侠客是没有太多原则性的，往往是为了一种感恩、义气做一些事情，这些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因此这部作品要超越这些东西，丰富荆轲这个人物。”11
在另一处访谈中，莫言直接地将中国古代的侠客与当下的恐怖主义暗杀行为对接起来，他对于侠客行为的意义从怀疑追问转向旗帜鲜明的否定——
这可能是这部戏的争议所在和需要调整的地方吧，我们会在演出的过程中对其进行一定的改进。我当年就曾说过，在某种意义上，刺客就是当年的恐怖分子，当年的刺客，这些被我们所歌颂的所谓的大仁大义大勇的英雄是值得怀疑的。受人恩惠，为人报仇，跟黑社会差不多。它实际上与当代的法制社会相悖的，是落后的道德观。暗杀，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有点小人气，算不上光明正大。一个堂堂正正的国家或者团体，是不屑于用这样的手段来解决问题的。12
从怀疑刺客的暗杀行为的价值，到直接将其与现代的恐怖主义对接起来，这是一个很大的跨度。于是，就像《艺术评论》的记者唐凌两次追问的那样，简单地否定荆轲刺秦王的意义，将其推论为现代恐怖主义的同道，乃至为秦始皇的霸业辩护，这样的理由能够存在吗？这一疑问也是我的疑问，是本文所说的荆轲精神的内在的断裂。
在“断袖”一节中，荆轲与燕姬的大段大段的对话，是莫言的精心设计，其正面的意义我已经在上文中阐述过了。但是，第一，两人的辩诘攻防其中有着很大的人为性和不合理性，就是在燕姬对秦王行为的合理证明和模拟的秦王的自我辩护中，确实是加入了很多的预设叙事，让燕姬预见到秦王未来的壮举与辉煌，作为说服荆轲放弃杀死秦王的理由——
燕姬：荆轲，我如果是你，就不刺死他。因为这秦王，在短期内必将灭绝诸侯，一统天下。他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他还将在他的帝位上，干出许多轰轰烈烈的事迹。他很可能要统一天下的文字，焚烧那些无用的杂书。他很可能要整修天下的道路，统一天下的车距。他很可能要在列国长城的基础上，修建一条绵延万里的长城。他很可能要烧制成千上万的陶俑，在地下排列开辉煌的战阵。他很可能要去泰山封禅，派术士到海上求仙。你如果此时刺死他，这些辉煌的业绩，荒唐的壮举，都将成为泡影。按照你那位朋友高渐离的说法，“水涨船高”，你的名字，既然要和他联系在一起，就应该和千古一帝的嬴政联系在一起，而不要和眼下的秦王联系在一起。13
无须仔细辨析，这样的言辞，这样的立意，完全是从张艺谋执导的《英雄》中克隆而来：《英雄》中李连杰扮演的那位名为“无名”的刺客，本来是深入秦宫，要置秦王于死地，却为了秦王的统一大业宏大抱负所折服，放弃自己的使命，也白白断送了自家性命。就此而言，莫言不但是师法“‘铸剑’笔意”，也偷取《英雄》的桥段——莫言自述，后起的强盗总比先前的强盗胆子大，下手狠。文艺作品中的互文性，由此可见一斑。
对于秦始皇的褒贬臧否，我却有非常鲜明的不同见解。中国自古就有仁政与暴政、王道与霸道之辩，建立了强大的历史正义。我们也曾经有过将秦始皇捧为千古一帝而清算孔子和儒家的时光，那正巧是应和了一个高度集权和现代造神运动如火如荼的社会特殊语境。前车之鉴未远，今人何其健忘！
在诸多艺术家和作家都在此失足的“滑铁卢堑壕”面前，莫言也难辞其咎，但是，他却意外地从对“高人”的向往和期盼中，拯救了荆轲，拯救了作家自己。说起来，在“断袖”一场中荆轲与燕姬的问对基本形成了共识以后，全剧就几乎难以铺演下去了。既然连刺秦的意义都不存在，仅仅靠为了维护侠士的荣誉而欣然赴死，就很难有充足的理由远赴秦廷。《英雄》中的无名所活动的主场地是在秦廷中觐见秦王，感受到秦王的强大人格魅力与宏图大略，并且向其倾诉自己在刺秦与放弃刺秦之间的两难选择，让人非常费解，无名进入秦宫去干什么，难道是要代表天下百姓去向秦王表达对其“无限崇拜”“无限敬仰”的民意，为此而不惜白白地搭上自己的性命？说句不客气的话，自从李安的《臥虎藏龙》荣获奥斯卡金像奖，包括张艺谋在内的若干中国电影人就都走火入魔，企图借助自己并不能玩得转的武侠电影步其后尘摘金夺银。为此，《英雄》《十面埋伏》等遭受很多的诟病。莫言《我们的荆轲》中，关于要不要刺秦，荆轲则是和燕姬在燕国进行上述对话的。很难想象，在这一对话之后，故事的结局也预设好了，全剧还有什么内在的推动力呢？
弥合这一断裂的，是莫言描写的荆轲对于“高人”的焦灼期盼。深陷于价值虚无，将刺杀秦王的意义定义为追逐名利，轰轰烈烈的一场悲剧，由此就转化为荒诞的闹剧。幸运的是，莫言让荆轲对此心知肚明，“可怕的是在这场戏尚未开演之前，我已经厌恶了我扮演的角色，可怕的是我半生为之奋斗的东西，突然间变得比鸿毛还轻。”14为了从张艺谋《英雄》的叙事窠臼中跳将出来，也为了给《我们的荆轲》设定一个新的高度，使荆轲得以实现自我拯救，莫言放出了最后的法宝，让理想幻灭的荆轲期盼着“高人”的到来和指点迷津： 荆轲（立起，仰望长天）：高人啊，高人，你说过今天会来，执我之手，伴我同行，点破我的痴迷，使我成为一个真正的人。高人啊，我心中的神，理智的象征，智慧的化身，自从你走后，我食不甘味，寝不安席，回首来路，污泥浊水，遥望前程，遍布榛荆。茫茫人世，芸芸众生，或为营利，或为谋名。难道这就是人生的意义吗？难道这就是生活的真谛吗？……你会来吗？你还来吗？我知道你不来了，我不配让你来，我不敢让你来，你要真来了我怎么敢正视你的眼睛？我的孤魂在高空飘荡，盼望着一场奇遇，到处都是你的气味，但哪里去找你的踪影？我在高高的星空，低眉垂首，俯瞰大地，高山如泥丸，大河似素练，马如甲虫，人如蛆虫，我看到了我自己，那个名叫荆轲的小人，收拾好他的行囊，带着他的随从，登上了西行的破船，去完成他的使命……15
如此一来，荆轲的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的火光，又在久等不来的绝望中，经历了精神成长的又一个轮回，颓然前行，去执行其预订的刺秦使命。这是莫言的睿智，也将全剧从闹剧和虚无中超拔出来。从本源上说，燕姬也罢，“高人”也罢，都是莫言笔下的荆轲的自我投射，是他心灵中自我质疑、自我救赎的无尽努力的精神之光。就剧作而言，从燕姬无情地打碎荆轲的侠客行之虚幻梦影和自欺欺人，到“高人”所蕴含的“人生的意义”“生命的真谛”的真实价值的确立，前者那样雄辩那样滔滔不绝，后者却是虚无缥缈信难求而缺乏说服力；但是，在荆轲对“高人”的吁求中，似乎又是将“高人”处处暗指燕姬，燕姬就是“高人”，她不但有力量将荆轲没有价值的人生撕碎，还可能启蒙荆轲去寻找真正的人生价值，于是，荆轲为什么刺死燕姬，也得到了新的更加合理的解释，杀死燕姬，就是放弃自我救赎的努力，在即将揭晓的人生真谛面前退缩逃跑：“我本来可以随你而去，但临行时却突然失去了勇气。我用自己的手杀死了这个超越自我的机会，我的手不受我的控制。”
在莫言的笔下，荆轲刺秦不再是舍生取义的侠义精神，而是不顾生死但求一举成名的心态。记者多次问莫言：《我们的荆轲》到底是写的什么？莫言说，“写人，写人的成长与觉悟，写人对‘高人’境界的追求。由人成长为‘高人’，如同蚕不断地吃进桑叶，排出粪便，最终接近于无限透明。吃进桑叶是聆听批评，排出粪便是自我批判。”16
但是，荆轲的精神危机，并没有由此得到有效的解决，他将自己逼入了无情的绝境。《铸剑》中黑衣人与眉间尺的对话，时间紧迫，来不及大篇幅地展开，而且以眉间尺的少年幼稚的心灵，他也无法向黑衣人提出有深度的问题，那句“你认识我的父亲么”就可以看出他的“很傻很天真”的思维方式。黑衣人含糊其辞的回答，其实并没有真正解答眉间尺的追问，而我们对黑衣人的理解，其实是远远地超越了《铸剑》的文本，是从鲁迅的众多作品和鲁迅自己的言行和气质中获得诸多的启悟，是读者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发挥自己的思考和想象力，弥合了《铸剑》的内在断裂。
与之相比，《我们的荆轲》是在非常从容的情境下，让燕姬、太子丹和高渐离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紧逼盯人地对荆轲进行心灵的拷问，剥去了一层又一层的包装，直面心灵的深渊，把被逼到了死角的荆轲展露在观众和读者面前。然而，世间的万物，都是毁弃容易建设难。《我们的荆轲》的缺失就是在精神的重建上，有心无力，它以一种乱拳打死老和尚的态势摧垮了荆轲的精神支柱，却无法赋予他自我拯救也拯救作家和剧作的能力，难以将作品的动作线进行到底，“梦醒了之后没有路走”，无法给他提供慨然赴秦廷的心灵动力；所谓盼望“高人”指点迷津赋予自己新的人生价值的期待，虽然合情合理，但是，摆在莫言和众多的读者与观众面前的，却是一座无路可行的断桥。在否定了司马迁的《史记》对荆轲的褒扬之后，无论是莫言，还是作为读者与观众的我们，都很难再给荆轲刺秦王的行为找到什么“非如此不可”的理由吧。
“恐怖主义”与“焚书坑儒”之辨析
莫言处理荆轲的题材，故事的大的脉络没有改变，却釜底抽薪地消解了故事的心理动力，在某种程度上，是自己给自己出难题，希望能够突破流传两千年的侠客高义而“自铸伟词”，用心良苦，预设目标甚高，但是，最终却难以达到自己设定的高度。
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莫言对于暗杀行为的判断出了问题。莫言将古代的刺客和今人的恐怖主义对接在一起，似乎是赋予古代题材以现代观照，体现作家的现代意识和全球视野，但是，莫言为了求新求变，却忘记了《铸剑》中的眉间尺和黑衣人都是以刺客或者侠客的行为方式去进行殊死斗争的。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当集权独裁的统治者大权在握、威势赫赫，居于绝对的优势时，来自底层的正义的力量，在无法组织起一支足以与强敌抗衡的庞大军队之前，许多时候不得不采用了行刺和暗杀的方式，以弱敌强，出奇制胜。这不能简单地归之为恐怖主义。应该遭到谴责的，是那种为了实现某种政治目的而大规模地杀害无辜民众的行为，却不应该将身处绝对劣势的普通民众和正义力量的愤怒反抗也等同视之——汪精卫早年投身革命，谋刺清摄政王载沣未遂而被捕，其绝命诗作“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至今为人称道；朝鲜义士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受到中韩朝诸国民众的尊敬，近年更立碑于中国哈尔滨以志纪念；德国贵族军官施陶芬贝格刺杀希特勒功亏一篑，则特别令人扼腕叹息，戴着一只黑色眼罩、弯着一条残臂、拎着一个大公文包的施陶芬贝格的形象，已经有多少次出现在德国和美国的电影中，但是没有人会非议他的勇敢精神。
回到荆轲刺秦王的辨析中。面对强秦，燕国和太子丹，没有跪倒在强敌面前，而是竭尽全力地进行最后的斗争，当然值得钦佩。而且历史的走向并非只有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唯一的出路。李泽厚在80年代就曾经指出，如果不是秦国而是楚國统一中国，那么中国的历史就会重新改写。重想象重审美好奇情和充满诗意的楚文化，当然比重功利严刑法讲耕战毁灭诗书的秦文化，要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和浪漫性。《楚辞》冠绝一时而彪炳两千年；胸无文墨的荆轲，犹自能够吟唱出“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千古名句；出自楚地而终于灭秦的刘邦和项羽，也各自留下了不朽的诗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和“力拔山兮气盖世”是也。而有秦一代，除了李斯的《谏逐客书》，还有什么拿得出的文学艺术作品呢？惜其缺少文采，尚是细末，更为恶劣的是其听取了李斯的建议，严禁非议当下，尽焚儒道百家之书——在《左传》《战国策》等先秦典籍中，我们读到的是“子产不毁乡校”，是“邹忌讽齐王纳谏”，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古训，到秦始皇的时代，却是以严刑峻法钳制民口，以吏为师毁灭传统，今日读到如下的句子，李斯与秦始皇讨论禁绝人民以古非今乱发议论，尽烧各国史书、诸子百家和《尚书》《诗经》，仍然令人脊背发凉，心中震颤，如果他们的意志果然能够实现，博大精深的先秦文化还能传承至今吗—— “……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
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灭，世间酷法，莫过于此，不仅屠戮于当时，更会断绝中华文脉于千载。我们歌颂过无数彪炳史册的英雄，古代文化的传承却是通过那些冒着严刑峻法惩处而将包括“三家诗”等一部部古代典籍藏入墙壁之中的读书人。
行文至此，意犹未尽。从当年的“评法批儒”，到今天的名家言论，屡屡看到有人为秦始皇辩说，所谓焚书坑儒，坑杀的不是儒生，而是方术士，这样的诠释，似乎有根有据，颇能蛊惑人心。但是，只要稍加留意，对这样的断章取义、暧昧良知，就完全不能容忍：
始皇闻（卢生等——引者）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
在上面这段文字中，确实出现了方术士的字样，逃亡的卢生、侯生则是奉命为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药的术士，但是，根据上下文所说的坑杀诸生，和公子扶苏所言，诸生皆“诵法孔子”，其身份仍然是儒生，被坑杀的四百六十余人，方士少而儒生多，是可以肯定的。
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八十周年而作。2016年夏日。
【注释】
①莫言、孙郁：《说不尽的鲁迅——莫言孙郁对话录》，见《莫言对话新录》，193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版。
②12唐凌：《我们的荆轲，以何种面容出现？——深度访谈〈我们的荆轲〉编剧莫言》，载《艺术评论》2011年第10期。
③④鲁迅：《铸剑》，见《鲁迅全集（第二卷）》，440、44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⑤鲁迅：《过客》，见《鲁迅全集（第二卷）》，19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⑥鲁迅：《头发的故事》，见《鲁迅全集（第一卷）》，48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⑦《重磅对话：莫言VS任鸣：不是荆轲，是我们——首都剧场〈我们的荆轲〉》，famous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84f8a970100yw1b.html.
⑧吴福辉：《莫言的“‘铸剑’笔意”》，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4期。
⑨莫言：《谁是复仇者——〈铸剑〉解读》，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第3期。此后，这篇文章题目在莫言文集不同的选本中变化了好几次，如《月光如水照缁衣》《〈铸剑〉读后感》等。
⑩钱理群：《鲁迅作品十五讲》，88—9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1《莫言〈我们的荆轲〉中重新解读荆轲》，新浪网，http：//ent.sina.com.cn/j/2011-08-03/08573375902.shtml.
131415莫言：《我們的荆轲》，见《莫言文集·我们的荆轲（戏剧集）》，52、78、78页，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
16《莫言话剧〈我们的荆轲〉12月将再登人艺舞台》，搜狐文化频道，http：//cul.sohu.com/20121025/n355659052.shtml.
[张志忠，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项目“莫言的文学世界研究”（13YJA751066）、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莫言与新时期文学创新经验研究”（13WYA002）、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13&ZD122）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