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五四”风云人物罗家伦，在运动结束后，便到欧美去留学，走上学术救国之路，准备写一部“科学的中国近百年通史”，并做了详细的计划，但这个计划工程浩大，而近代中国局势动荡，国难当头，政治热情不减“五四”当年的罗家伦，自不能潜心治学，加入国民党后，其只能在政学两难中徘徊，加之视野的局限和国民党思想意识的影响，终使其科学的通史编撰计划胎死腹中。
【关键词】罗家伦；史学计划；精力与局限；破产
【中图分类号】K825.81 【文献标识码】A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祖籍浙江绍兴，教育家、历史学家、诗人。生于江西南昌。少承庭训，习读文史，15岁时就读于南昌英文夜校、后入上海复旦公学。1917年以作文满分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文科，期间与傅斯年等创刊《新潮》月刊。“五四”运动的命名者和主要发起人之一。1925年留学欧美期间，计划写一部“科学的近百年中国通史”。回国后从事教育、政治工作。在台湾先后出任中华民国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党史会主任委员、“国史馆”馆长等职，其晚年常外出考察，参与历史研究。观其一生，虽始终以史学为本行，但除了早年在欧洲和晚年在台湾搜集整理部分史料外，其“科学的中国近百年通史”编撰计划却一直没能提上日程，这主要因为：
一、工程浩大
罗家伦这部“科学的中国近百年通史”，准备以“三不化”为准则，即“不理论化——凡所写内 容，必有可靠资料佐 证；不道德化 —— 当 求真实客观，著者必须坚守对真理的道德；不国家化 —— 不为感情所蔽 ，平心比较各方面记 载。”[1] “不欲其速成 ，努力不间断为之 ，当于二十年以后耳。”[1] “开始于1820 年左右，终于1911 年辛亥革命。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变迁最大之期，东西两种文明接触后，不但政治、社会、经济制度（民族生存问题所关）互相冲突，而且思想文化无一而不持战，此等大变，亦世界所少有，乃最值得研究之问题。”[2] 中国近代，乃多事之秋，其可研究性自不必说。但一部近百年通史，如此长的时间跨度，其所需经费和史料范围，可想而知，无论什么时代，这都是一件浩大的工程，别说罗这位负债累累的留学生并无百万身家，单看中国近代史料，其数量之大，种类之多，难以计数。中国古代史梁启超曾统计过，“史部书曾著竹帛者最少亦在十万卷以外”而中国近代仅文字史料，只说清代“大内档案”，收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馆和历史语言研究所中的档案资料，总计就有一千万件以上。罗家伦在欧所搜史料，相对于中国近代史料的整体而言，实为九牛一毛，他要从事近中国百年史的编撰，非一人之力可以完成，他“渴望国内有志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随时予以帮助”[3] ，而当时国内史学界正处于尚古热中，没有几个人重视近代史研究，缺乏财力人力，个别的帮助只是杯水车薪，由此可见，罗家伦坚持“三不化”原则，不求速成的编撰计划是具有科学性的，但其编撰近百年通史这个计划的本身却不切实际。
二、政学两难
政治热情始终未减的罗家伦，在国家危难之际，自然不可能躲进书斋，一心向学，故其回国后，便加入国民党，参加北伐，随后开始教育、从政生涯。1927年5月，其任中央党务学校（后改为“中央政治学校”）副主任、代理校务主席等。1931年1月任学校教务主任，兼代教育部长。将中央政治学校改为四年制大学。1933年，又将中央政治学校蒙藏班改为蒙藏学校，还于张家口、迪化、康定、兰州等十余地设立分校。
1928年9月就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同年秋学期还兼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就职清华大学后，忙于学术独立、改变校制、招收女生、调整院系，选择聘任教师教授、扩建校舍、充实图书仪器设备、整理内部行政事务、改隶废董，等等。1930年辞职后，受聘为武汉大学历史教授 。
1932年7月，其被聘为中央大学整理委员会委员，同年9月，正式就校长职。提出六字治校方针，确立四字校训，直到1941年7月卸任。这期间致力于“有机体的民族文化”的建设，忙于整顿学校秩序，例行演讲，加强思想教育，争取经费，改善教育环境等。1933年夏，以中央大学校长身份在庐山会议上讨论国防建设问题，提出在大学培养航空人才，决定中大设二年制“特别机械研究班”，1937年正式设立航空工程系。
强烈的政治热情和学者认真的本性让罗家伦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在社会事功上，这虽使他在多个领域都有所建树，但“他从未放弃研究近代史的初衷”，1950年到达台湾，担任“国策”顾问和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辗转二十多年后，总算回归到史学研究本行，但是局促于台湾一隅，两岸紧张的政治形势，又让他失去了搜集整理中国近百年史料的天时地利。
三、视野盲区
从罗家伦的简历可以看到，他出生于官宦世家，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走上社会便进入党政阶层和高等学府，是地地道道的生活在上层社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接触的多是党政军文化教育领域中的人物和青年学生群体，他思考的是关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教育这些国家大事。在他眼中，平民只是一个受封建制度欺压的可怜、愚昧、无知的代名词，是需要“有肩膀，有脊骨，有心胸，有眼光而有热忱的中华儿女”[3] 来解放的弱势群体，“群众是有惰性的，他们必定要认为只须一举手一投足就能成功的事，才肯去做。”[3] “群众没有组织，往往一哄而聚，一哄而散”，[3]所以对于“爱国“救国”，他不寄希望于群众，他热情赞扬俄国十月革命：“这次的革命是民主战胜君主的革命，是平民战胜军阀的革命，是劳动者战胜资本家的革命！总而言之，以前法国式的革命是政治革命，以后俄国式的革命是社会革命。”[3]然而，歌颂俄国革命的同时，他又表现出深深的忧虑：“这个潮流若是传到中国来，恐怕就可虑得很，因为中国的普通人民一点知识没有，兵士更多土匪流氓，一旦莫名其妙的照他人榜样做起来，中国岂不成了生番的世界吗？”[3]
相反他对国民党领导人物有着发自内心的维护，有意无意地屏蔽掉他们的缺点或错误。罗家伦虽大力鼓吹西方文明，但他的心态结构、行为模式却依然是东方的。“罗志希先生是一个深受中国旧文化浸渍——甚至可讲被陈年的中国传统文明酿熟了。”其对国民党高级领导人的维护与认同，从一定程度上说，便是他内心深处 “为王者师”的传统儒家思想在起作用，罗加入国民党后，主观上就自觉地向国民党靠拢，例如，1934年，他在南京发表题为《新生活运动中礼义廉耻的意义》的讲演，大谈“四维八德”、“礼义廉耻”的传统道德，鼓吹“新生活运动就是训练国民实行礼义廉耻的运动”。[4] 要求全国人民养成良好习惯，规规矩矩做顺民，服从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他主张理智抗日，在理论上支持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蒋介石的独裁专制与他的西方民主政治相去甚远时，他就委曲求全，不谈民主；蒋介石用“大汉族主义”的“宗族”来称呼各少数民族时，罗家伦虽然认识到这种称呼不利于民族团结，但其在书中仍然沿用“宗族”一词。他常以“学者“身份，从“学术”立场来阐释蒋介石倒行逆施的言论，俨然一个“帮忙的奴才”。对于孙中山的专题研究，罗家伦更是倾注了大量精力，陆续出版孙中山全集、年表、墨迹、生平、画传、年谱等，并进行多次增订，但其修史的态度，却遭质疑，学者吴相湘指出：“《孙中山年谱》除漏列大学各科成绩，研修科目等重要且已取得的史料外，罗家伦主张孙中山在伦敦‘蒙难’是因自行走入清廷住英大使馆，‘两度责难’清廷官员，以致被清廷扣押，更遭多位国民党史研究者批判，指罗家伦以政治观点无端美化孙中山，不但歪曲历史，更无法解释清廷在英国领土绑架孙中山的事实。”[5] 他最后只能用人际关系来解决争端。几十年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依附，让他自觉地做了蒋家王朝“御用”的“史政管理”，他所编修的不少史料已经不是纯粹的学术研究了，学者吴相湘就语带嘲讽地讥他为“修史不成编”。
由上述可知，罗家伦科学的史学编撰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只能存在于理论中。他没有时间和精力付诸实践，退一步说，即使其编撰了一部中国近代通史，若没有人民群众的具体活动，仍旧脱不了给帝王将相作传的传统史学窠臼，而带着政治感情的编纂，其科学性也会大打折扣。
注释：
[1]张元济.张元济全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2]罗家伦.罗家伦先生文存第7册[M].台北：国史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89。
[3]韩文宁，张爱妹.罗家伦史学与教育论著选[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
[4]罗家伦.罗家伦先生文存第5册[M].台北：国史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89。
[5]师永刚，冯昭等.移居台湾的九大师[M].天津：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8。
【关键词】罗家伦；史学计划；精力与局限；破产
【中图分类号】K825.81 【文献标识码】A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祖籍浙江绍兴，教育家、历史学家、诗人。生于江西南昌。少承庭训，习读文史，15岁时就读于南昌英文夜校、后入上海复旦公学。1917年以作文满分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文科，期间与傅斯年等创刊《新潮》月刊。“五四”运动的命名者和主要发起人之一。1925年留学欧美期间，计划写一部“科学的近百年中国通史”。回国后从事教育、政治工作。在台湾先后出任中华民国总统府国策顾问、国民党党史会主任委员、“国史馆”馆长等职，其晚年常外出考察，参与历史研究。观其一生，虽始终以史学为本行，但除了早年在欧洲和晚年在台湾搜集整理部分史料外，其“科学的中国近百年通史”编撰计划却一直没能提上日程，这主要因为：
一、工程浩大
罗家伦这部“科学的中国近百年通史”，准备以“三不化”为准则，即“不理论化——凡所写内 容，必有可靠资料佐 证；不道德化 —— 当 求真实客观，著者必须坚守对真理的道德；不国家化 —— 不为感情所蔽 ，平心比较各方面记 载。”[1] “不欲其速成 ，努力不间断为之 ，当于二十年以后耳。”[1] “开始于1820 年左右，终于1911 年辛亥革命。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变迁最大之期，东西两种文明接触后，不但政治、社会、经济制度（民族生存问题所关）互相冲突，而且思想文化无一而不持战，此等大变，亦世界所少有，乃最值得研究之问题。”[2] 中国近代，乃多事之秋，其可研究性自不必说。但一部近百年通史，如此长的时间跨度，其所需经费和史料范围，可想而知，无论什么时代，这都是一件浩大的工程，别说罗这位负债累累的留学生并无百万身家，单看中国近代史料，其数量之大，种类之多，难以计数。中国古代史梁启超曾统计过，“史部书曾著竹帛者最少亦在十万卷以外”而中国近代仅文字史料，只说清代“大内档案”，收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馆和历史语言研究所中的档案资料，总计就有一千万件以上。罗家伦在欧所搜史料，相对于中国近代史料的整体而言，实为九牛一毛，他要从事近中国百年史的编撰，非一人之力可以完成，他“渴望国内有志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随时予以帮助”[3] ，而当时国内史学界正处于尚古热中，没有几个人重视近代史研究，缺乏财力人力，个别的帮助只是杯水车薪，由此可见，罗家伦坚持“三不化”原则，不求速成的编撰计划是具有科学性的，但其编撰近百年通史这个计划的本身却不切实际。
二、政学两难
政治热情始终未减的罗家伦，在国家危难之际，自然不可能躲进书斋，一心向学，故其回国后，便加入国民党，参加北伐，随后开始教育、从政生涯。1927年5月，其任中央党务学校（后改为“中央政治学校”）副主任、代理校务主席等。1931年1月任学校教务主任，兼代教育部长。将中央政治学校改为四年制大学。1933年，又将中央政治学校蒙藏班改为蒙藏学校，还于张家口、迪化、康定、兰州等十余地设立分校。
1928年9月就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同年秋学期还兼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就职清华大学后，忙于学术独立、改变校制、招收女生、调整院系，选择聘任教师教授、扩建校舍、充实图书仪器设备、整理内部行政事务、改隶废董，等等。1930年辞职后，受聘为武汉大学历史教授 。
1932年7月，其被聘为中央大学整理委员会委员，同年9月，正式就校长职。提出六字治校方针，确立四字校训，直到1941年7月卸任。这期间致力于“有机体的民族文化”的建设，忙于整顿学校秩序，例行演讲，加强思想教育，争取经费，改善教育环境等。1933年夏，以中央大学校长身份在庐山会议上讨论国防建设问题，提出在大学培养航空人才，决定中大设二年制“特别机械研究班”，1937年正式设立航空工程系。
强烈的政治热情和学者认真的本性让罗家伦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在社会事功上，这虽使他在多个领域都有所建树，但“他从未放弃研究近代史的初衷”，1950年到达台湾，担任“国策”顾问和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辗转二十多年后，总算回归到史学研究本行，但是局促于台湾一隅，两岸紧张的政治形势，又让他失去了搜集整理中国近百年史料的天时地利。
三、视野盲区
从罗家伦的简历可以看到，他出生于官宦世家，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走上社会便进入党政阶层和高等学府，是地地道道的生活在上层社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接触的多是党政军文化教育领域中的人物和青年学生群体，他思考的是关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教育这些国家大事。在他眼中，平民只是一个受封建制度欺压的可怜、愚昧、无知的代名词，是需要“有肩膀，有脊骨，有心胸，有眼光而有热忱的中华儿女”[3] 来解放的弱势群体，“群众是有惰性的，他们必定要认为只须一举手一投足就能成功的事，才肯去做。”[3] “群众没有组织，往往一哄而聚，一哄而散”，[3]所以对于“爱国“救国”，他不寄希望于群众，他热情赞扬俄国十月革命：“这次的革命是民主战胜君主的革命，是平民战胜军阀的革命，是劳动者战胜资本家的革命！总而言之，以前法国式的革命是政治革命，以后俄国式的革命是社会革命。”[3]然而，歌颂俄国革命的同时，他又表现出深深的忧虑：“这个潮流若是传到中国来，恐怕就可虑得很，因为中国的普通人民一点知识没有，兵士更多土匪流氓，一旦莫名其妙的照他人榜样做起来，中国岂不成了生番的世界吗？”[3]
相反他对国民党领导人物有着发自内心的维护，有意无意地屏蔽掉他们的缺点或错误。罗家伦虽大力鼓吹西方文明，但他的心态结构、行为模式却依然是东方的。“罗志希先生是一个深受中国旧文化浸渍——甚至可讲被陈年的中国传统文明酿熟了。”其对国民党高级领导人的维护与认同，从一定程度上说，便是他内心深处 “为王者师”的传统儒家思想在起作用，罗加入国民党后，主观上就自觉地向国民党靠拢，例如，1934年，他在南京发表题为《新生活运动中礼义廉耻的意义》的讲演，大谈“四维八德”、“礼义廉耻”的传统道德，鼓吹“新生活运动就是训练国民实行礼义廉耻的运动”。[4] 要求全国人民养成良好习惯，规规矩矩做顺民，服从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他主张理智抗日，在理论上支持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蒋介石的独裁专制与他的西方民主政治相去甚远时，他就委曲求全，不谈民主；蒋介石用“大汉族主义”的“宗族”来称呼各少数民族时，罗家伦虽然认识到这种称呼不利于民族团结，但其在书中仍然沿用“宗族”一词。他常以“学者“身份，从“学术”立场来阐释蒋介石倒行逆施的言论，俨然一个“帮忙的奴才”。对于孙中山的专题研究，罗家伦更是倾注了大量精力，陆续出版孙中山全集、年表、墨迹、生平、画传、年谱等，并进行多次增订，但其修史的态度，却遭质疑，学者吴相湘指出：“《孙中山年谱》除漏列大学各科成绩，研修科目等重要且已取得的史料外，罗家伦主张孙中山在伦敦‘蒙难’是因自行走入清廷住英大使馆，‘两度责难’清廷官员，以致被清廷扣押，更遭多位国民党史研究者批判，指罗家伦以政治观点无端美化孙中山，不但歪曲历史，更无法解释清廷在英国领土绑架孙中山的事实。”[5] 他最后只能用人际关系来解决争端。几十年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依附，让他自觉地做了蒋家王朝“御用”的“史政管理”，他所编修的不少史料已经不是纯粹的学术研究了，学者吴相湘就语带嘲讽地讥他为“修史不成编”。
由上述可知，罗家伦科学的史学编撰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只能存在于理论中。他没有时间和精力付诸实践，退一步说，即使其编撰了一部中国近代通史，若没有人民群众的具体活动，仍旧脱不了给帝王将相作传的传统史学窠臼，而带着政治感情的编纂，其科学性也会大打折扣。
注释：
[1]张元济.张元济全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2]罗家伦.罗家伦先生文存第7册[M].台北：国史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89。
[3]韩文宁，张爱妹.罗家伦史学与教育论著选[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
[4]罗家伦.罗家伦先生文存第5册[M].台北：国史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89。
[5]师永刚，冯昭等.移居台湾的九大师[M].天津：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