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非常后知后觉，前段时间才看了大热的电影《釜山行》，看完之后又欲罢不能地看了一系列丧尸片。
　　“釜山行”看似很遥远，其实它在人类历史中不断上演过。几十年前，人们还上演过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杀戮，上百万人丧生。
　　当我开始研究大屠杀，我发现关于大屠杀，我所预设的一切几乎都是错的。比如，二战中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令很多人感到崩溃，他们觉得这是文明社会的倒退，回到了原始人、野蛮人的阶段，是“现代性”的倒退。但是当代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和大屠杀》里提出了一个发现：屠杀并不是现代性的倒退，而是现代性的证明。大屠杀如此高效率地进行，依托的是官僚制度和社会分工的精密合作。甚至德国政府在招募特别行动队成员或者其他和屠杀现场接近的人时，也会格外小心地避开或者开除那些显得对杀人异常急切的，意识形态过于狂热的人。换句话说，屠杀依靠的是那些非常理性、冷静，而非疯狂、嗜血的执行者。
　　关于屠杀，学者有另一个有些惊悚的发现：差异越小的人越容易屠杀。
　　比如在波尔布特时代的柬埔寨，全国四分之一的人被柬埔寨人自己屠杀，因为太多柬埔寨人已经被外来的——尤其是越南的——思想“感染”了。格罗斯在《邻人》里讲，在耶德瓦布内这个波兰城镇，居民有一半是犹太人，一半人是基督徒，基督徒居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把1600名犹太男女老幼几乎杀光。耶德瓦布内的犹太人被剖肠破肚、烧死，做出这一系列暴行的并不是所谓的敌人——“纳粹”组织，而是那些犹太人熟悉的面孔，向他们买过牛奶的人、与他们在街上闲聊的人。在波兰其他市镇也发生过这种事。如果没有波兰人的配合，纳粹是不可能把波兰境内的三百万犹太人杀掉90%的。根据研究大屠杀的著作《为什么不杀光》分析：这是民族主义里一种狭隘的“自恋”在作祟，因为族群之间的差异很小，所以必须积极表现出来。两个敌对的族群要较量谁是优良的，谁是劣等货。
　　这也是《釜山行》以及一系列丧尸电影在人们心里投射出的最可怕的阴影：上一秒还是你的恋人和朋友、火车邻座，下一秒就变成要取你命的人。
　　屠杀对于人性最终极的考验在于：当面临失控的极端环境，当杀人脱离了道德指责，你能够坏到哪一步？
　　几年前我看过一部电影，拍的是印尼大屠杀——1965年发生在印度尼西亚的反共清洗，军队把杀人的任务交给社会上的帮派分子和流氓。其中一名叫做安瓦尔的刽子手杀了一千多人。电影《杀戮演绎》的主演就是安瓦尔，杀人狂魔本人。导演让他和当年的同伙故地重游，拍摄一部重现他们当年杀戮行动的电影，他们十分投入地拍摄自己当年怎么杀人，兴致勃勃地演绎被杀者死去的样子，他们的腿怎样抖动，他们的喉咙里发出怎样的声音。
　　按照心理学的说法，他们是属于“认知失调”的人。就是不断地找理由把自己可怕或者愚蠢的的行为合理化。这也是为什么往往开始杀第一个人之后，杀戮就会变得容易。因为杀人者要不断杀戮，逐渐通过这个过程为自己找到杀人的正当理由，比如：我是在执行命令；他们不是常人；他们是有害的，污染的。当杀人变得常例化，杀人者的认知失调也逐渐减少了。
　　安瓦尔和他的同伴就属于完全说服自己，杀戮即正义的一群人。直到他扮演被自己审讯杀死的受害者的角色，被“自己”用钢丝勒死的时候，他才崩溃地无法拍摄。那一瞬间，他所有说服自己的理由全部崩溃了。这个电影最可怕的并不是展现杀戮的残酷，而是让观众怀疑自己：我是否也像安瓦尔一样不断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我是否活在自己给自己造的梦中？我会成为杀人狂魔吗？我的正义凛然是否是正确的？坐在观众席上的我是不是一个好人？我能否继续做一个好人？
　　关于屠杀的一切，让我不知所措，直接经验和想象力的匮乏使我对其怀疑，不敢相信文明之下仍有如此野蛮行为，而这种怀疑，是危险的。只有直视人性异化的可能性，才能让我对自己保持警觉。毕竟人在被丧尸咬上脖子之前，都认为他们是別的物种，直至几秒之后，你也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
　　（编辑：彭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