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近年来，中国人口红利衰退，社会处于超低生育率水平，人口老龄化加重。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方面，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对于数量型人口红利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另一方面，深度挖掘质量型人口红利，提高人力资本配置，增强人口素质，加快经济创新转型，以人口红利的深入提升促进经济长期协调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人口红利；人力资本；经济增长；二胎政策
人口和经济的发展过程是相互影响，双向互动的关系，一国的人口数量、结构和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紧密联系。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曾享受着人口红利所带来的诸多好处，如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高水平的储蓄率和资本积累。但随着迈入21世纪，人口结构面临转型，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未富先老”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人口红利的消失速度同样令人震惊，2013年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标志性年份与2004年中国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标志性年份，这个时间间隔只有9年（蔡昉，2013），而这一过程日本经历了30 年，韩国则为40 年。当我们迎来十三五规划的元年，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效用究竟如何？怎样做才能更深层次地挖掘人口红利？人才红利对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自主创新的关键性作用有哪些？
一、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效用分析
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十三五规划草案提出将实施一对夫妻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旨在刺激总和生育率，增加劳动力供给，应对人口老龄化，延长数量型人口红利，提高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政策效果可能会受到经济环境、社会保障、家庭观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从发达国家已有经验来看，人口的下降和增长一样存在惯性，受到人口结构和生育习惯的影响。日本首次在2005年人口死亡率大于出生率，积极制定《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以及一系列奖励措施，同年韩国总和生育率降至1.08（1.3以下即为超低生育率），迅速出台《应对低生育率综合》对策，但这些都没能真正改善出生率低下的趋势。从生育率微观经济理论来看，生育孩子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时即为最优孩子数目。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教育、医疗、衣食住行的直接成本和收入、闲暇、升迁的机会成本会逐渐增加，根据贝克尔的“数量-质量权衡”理论，孩子被看做一种耐用消费品，数量弹性小于质量弹性，人们会更倾向于用少量高质量的孩子代替大量孩子。 对于已经习惯了“四二一”家庭模式的中国人来说，接受新政策可能需要政府出台保健、福利、教育、就业等方面的配套政策，让人们想生更敢生，体会到建立家庭、生兒育女的幸福。
二、深度挖掘人口红利的政策建议
如今，旧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新的人口红利正在产生。有关数据表明，中国劳动投入在1978-2012年间年均增长3.3%，其中数量变化对劳动力投入增长的贡献为45%，质量变化对劳动力投入增长的贡献为55%。我们发掘潜在劳动力、注重提升人口质量、增加人力资本投入，用技术、知识、创新去武装劳动力，深度挖掘人口红利将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第一、调动城-乡人口迁移，开发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当今中国，“就业难”和“民工荒”两种问题并存，这反映了我国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完善，供非所需、需非所供。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加快人口城镇化，使他们享受到和城镇居民相同的社会资源和福利保障。农业剩余劳动力更愿意留在城市，不仅能够增加劳动力的供给时间，且农民工素质的提升可以形成大批技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源泉。消除剩余劳动力的过程也正是中国经济结构变化的过程，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意味着巨大“人口势差”，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中西部到沿海地区，人口转移延缓工资增长，为中国经济提供持续动力。
第二、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加大高等教育投入。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要求教育优先发展，教育投资具有正外部性，教育红利及由此引发的人才红利，将远远大于人口红利。以韩国为例，其在短短几十年间实现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转变，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被世界誉为“汉江奇迹”。韩国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极高，从1965到2006年其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中等教育入学率居世界前列；成为世界上少数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国家；研究生教育为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由于此前的教育投资，中国正在获得大规模的人力资源红利，并支撑整个经济长期持续增长，为未来20年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提供巨大的丰富的人力资源基础（胡鞍钢，2011）。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投资只占到GDP总量的2%，与发达国家相距甚远，政府可以在未来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提高职业化学校办学水平，对高等教育的投入进一步增加。教育投资虽然不会短期见效，但是其对于一个民族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第三、对人才进行深度开发，推动创新专业型人才升级。正如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9亿多劳动力、1亿多受过高等教育和有专业技能的人才，是我们最大的资源和优势。从根本上说，发展的源泉始于人。一方面，培养专业化人才。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出台预示我们将会需要大量高精尖的技术工人和专业精英，他们会提升中国制造品质，促进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另一方面，培养创新型人才。创新是一个民族不竭发展的动力，开发企业家才能，形成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异质性人力资本，带动一个区域甚至一个产业的转型升级，影响整个区域的经济环境，使创新成为一种常态。
三、新型人口红利与经济可持续发展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强调资源环境持续支持下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除了受到社会、经济以及资源、环境本身的状况和内在规律的影响，人口的状况以及其变化也是一个非常突出的因素。良好的人口状况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人口的状况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双向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人口稠密地区如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由于重视了人力资本的投资，尽管资源匮乏，但在经济发展方面仍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舒尔茨，1981）。
数量型人口红利带来的高劳动参与率、高储蓄率和高的劳动力配置效率正在逐渐消退，人口质量的提升所带来的新型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显现。我国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制定中国制造2025计划和扶持“互联网+”相关产业，这些都需要创新型人才的参与，以创新来带动产业升级，使中国摆脱“世界工厂”中的低端加工链，让中国创造享誉世界，真正形成由自主创新研发、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
综上所述，我国具有深入挖掘人口红利的条件和潜力，用新型人口红利带动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政府需要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包括通过一系列的教育、金融、社会保障改革，挖掘隐性人力资本，培育新型人力资本。同时提升人力资本的质量及与此相适应的产业结构、创新社会空间和协同组织模式，使多层次复合型人力资本参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为经济可持续发展获得新的源泉。
参考文献
[1] 田园雪：《后人口转变迎来的新改革机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2] 童玉芬：《人口与可持续发展》，中国人口出版社，2001.
[3] 莫龙：《中国人口：结构与规模的博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4] 涂舒周宇，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新型人口红利，《现代经济探讨》，2013年第11期.
[5] 蔡昉，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6] 袁本涛，超越中等收入陷阱：韩国人力资源开发对中国的启示，《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2年第5期.
[7] 孟令国王清，刘易斯转折点、二次人口红利与经济持续增长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3年第6期.
关键词：人口红利；人力资本；经济增长；二胎政策
人口和经济的发展过程是相互影响，双向互动的关系，一国的人口数量、结构和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紧密联系。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曾享受着人口红利所带来的诸多好处，如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高水平的储蓄率和资本积累。但随着迈入21世纪，人口结构面临转型，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未富先老”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人口红利的消失速度同样令人震惊，2013年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标志性年份与2004年中国到达刘易斯转折点的标志性年份，这个时间间隔只有9年（蔡昉，2013），而这一过程日本经历了30 年，韩国则为40 年。当我们迎来十三五规划的元年，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效用究竟如何？怎样做才能更深层次地挖掘人口红利？人才红利对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自主创新的关键性作用有哪些？
一、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效用分析
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十三五规划草案提出将实施一对夫妻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旨在刺激总和生育率，增加劳动力供给，应对人口老龄化，延长数量型人口红利，提高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政策效果可能会受到经济环境、社会保障、家庭观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从发达国家已有经验来看，人口的下降和增长一样存在惯性，受到人口结构和生育习惯的影响。日本首次在2005年人口死亡率大于出生率，积极制定《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以及一系列奖励措施，同年韩国总和生育率降至1.08（1.3以下即为超低生育率），迅速出台《应对低生育率综合》对策，但这些都没能真正改善出生率低下的趋势。从生育率微观经济理论来看，生育孩子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时即为最优孩子数目。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教育、医疗、衣食住行的直接成本和收入、闲暇、升迁的机会成本会逐渐增加，根据贝克尔的“数量-质量权衡”理论，孩子被看做一种耐用消费品，数量弹性小于质量弹性，人们会更倾向于用少量高质量的孩子代替大量孩子。 对于已经习惯了“四二一”家庭模式的中国人来说，接受新政策可能需要政府出台保健、福利、教育、就业等方面的配套政策，让人们想生更敢生，体会到建立家庭、生兒育女的幸福。
二、深度挖掘人口红利的政策建议
如今，旧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新的人口红利正在产生。有关数据表明，中国劳动投入在1978-2012年间年均增长3.3%，其中数量变化对劳动力投入增长的贡献为45%，质量变化对劳动力投入增长的贡献为55%。我们发掘潜在劳动力、注重提升人口质量、增加人力资本投入，用技术、知识、创新去武装劳动力，深度挖掘人口红利将会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第一、调动城-乡人口迁移，开发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当今中国，“就业难”和“民工荒”两种问题并存，这反映了我国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完善，供非所需、需非所供。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加快人口城镇化，使他们享受到和城镇居民相同的社会资源和福利保障。农业剩余劳动力更愿意留在城市，不仅能够增加劳动力的供给时间，且农民工素质的提升可以形成大批技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源泉。消除剩余劳动力的过程也正是中国经济结构变化的过程，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意味着巨大“人口势差”，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中西部到沿海地区，人口转移延缓工资增长，为中国经济提供持续动力。
第二、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加大高等教育投入。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要求教育优先发展，教育投资具有正外部性，教育红利及由此引发的人才红利，将远远大于人口红利。以韩国为例，其在短短几十年间实现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转变，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被世界誉为“汉江奇迹”。韩国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极高，从1965到2006年其国民人均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中等教育入学率居世界前列；成为世界上少数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国家；研究生教育为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由于此前的教育投资，中国正在获得大规模的人力资源红利，并支撑整个经济长期持续增长，为未来20年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提供巨大的丰富的人力资源基础（胡鞍钢，2011）。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投资只占到GDP总量的2%，与发达国家相距甚远，政府可以在未来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提高职业化学校办学水平，对高等教育的投入进一步增加。教育投资虽然不会短期见效，但是其对于一个民族持续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第三、对人才进行深度开发，推动创新专业型人才升级。正如李克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9亿多劳动力、1亿多受过高等教育和有专业技能的人才，是我们最大的资源和优势。从根本上说，发展的源泉始于人。一方面，培养专业化人才。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出台预示我们将会需要大量高精尖的技术工人和专业精英，他们会提升中国制造品质，促进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另一方面，培养创新型人才。创新是一个民族不竭发展的动力，开发企业家才能，形成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异质性人力资本，带动一个区域甚至一个产业的转型升级，影响整个区域的经济环境，使创新成为一种常态。
三、新型人口红利与经济可持续发展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强调资源环境持续支持下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除了受到社会、经济以及资源、环境本身的状况和内在规律的影响，人口的状况以及其变化也是一个非常突出的因素。良好的人口状况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人口的状况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双向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人口稠密地区如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由于重视了人力资本的投资，尽管资源匮乏，但在经济发展方面仍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舒尔茨，1981）。
数量型人口红利带来的高劳动参与率、高储蓄率和高的劳动力配置效率正在逐渐消退，人口质量的提升所带来的新型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显现。我国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制定中国制造2025计划和扶持“互联网+”相关产业，这些都需要创新型人才的参与，以创新来带动产业升级，使中国摆脱“世界工厂”中的低端加工链，让中国创造享誉世界，真正形成由自主创新研发、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
综上所述，我国具有深入挖掘人口红利的条件和潜力，用新型人口红利带动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政府需要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包括通过一系列的教育、金融、社会保障改革，挖掘隐性人力资本，培育新型人力资本。同时提升人力资本的质量及与此相适应的产业结构、创新社会空间和协同组织模式，使多层次复合型人力资本参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为经济可持续发展获得新的源泉。
参考文献
[1] 田园雪：《后人口转变迎来的新改革机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2] 童玉芬：《人口与可持续发展》，中国人口出版社，2001.
[3] 莫龙：《中国人口：结构与规模的博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4] 涂舒周宇，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新型人口红利，《现代经济探讨》，2013年第11期.
[5] 蔡昉，人口红利与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6] 袁本涛，超越中等收入陷阱：韩国人力资源开发对中国的启示，《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2年第5期.
[7] 孟令国王清，刘易斯转折点、二次人口红利与经济持续增长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