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民国期间，四川共爆发了3次7级以上大地震。我们必须了解过去，才能理解现在，从而把握未来。历史不应该被简单而粗暴地绑架为教科书上的寥寥数语，往者用殉难写就的历史，却可能为今天我们这些生者提供最宝贵的经验与启迪。
中国是世界上受地震灾难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人常为“用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而骄傲，但却少有人知道，中国占世界7%的土地，也承受了世界33%的大陆强震。
四川汶川今年爆发了建国以来最大的地震。但之前我们并不一定知道，作为天府之国的四川，其地震竟位居全国第五，仅次于台湾、西藏、新疆、云南。而这五个省（区）的地震合起来，约占全国地震总数的80%。
我们必须了解过去，才能理解现在，从而把握未来。历史不应该被简单而粗暴地绑架为教科书上的寥寥数语，但往者用殉难写就的历史，却可能为今天我们这些生者提供最宝贵的经验与启迪。
1923年炉霍-道孚大地震：
被忽略的灾难
1919年5月29日，川西炉霍-道孚发生6.3级地震。当时正是五四运动期间，很少有报纸关注此次地震。迟至同年8月8日，上海的《字林西报》才作了报道，说“当地喇嘛寺损失极大……乡村里几乎看不出有灾情……约有二十个藏族人民被压死”。
4年后，1923年3月24日，炉霍-道孚爆发7.3级大地震，死者约在3000人以上——《民国档案》中有川边镇守使陈遐龄向各部院的电文，中间说“数百里之内炊烟断绝，成为丘墟……约计全县伤毙人口三千名以上”。
当时地方政府的救援手段非常有限。根据电文，我们可以看到，政府仅从炉霍商会暂借3000元去灾区一线“择要急赈”，同时要“两县知事开仓借给粮食，免误农工”。此外，还设置了一些数量不多的临时医院，以救治伤员。其时四川的情况相当尴尬，一方面“川边军政两费支拙万分”，一方面“地方罗掘已穷丁”，也就是说，既没钱，也没人，所以陈遐龄承认：上述救援措施只是“杯水车薪”，“直同束手”。
在电文末，陈遐龄恳求大总统特拨10万元以上的赈灾专款，其后并未得到回应。1923年的中国，南北对峙的局面没有任何缓解：在南方，孙中山建立了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忙着巩固地盘；在北方，黎元洪正面对直系之天津、保定系的逼宫。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本年10月，曹锟通过臭名昭著的贿选得到大总统席位，据说收买500名议员就用去250万元（一说为400万）。政客为自己的交椅不惜一掷千金，对受灾的万千黎民却“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
不止中央政府对此次地震不在乎，媒体也少有关注。成都本土的《国民公报》4月10号才刊出《川边空前之地震 炉霍县火山暴裂》一文，承认此次地震是“空前未有之奇灾”，但其“仁达沟地方火山爆裂”的说法却是假新闻——建国后有地震专家前去勘察，认为“火山爆裂”、“喷出火花”等都是谬传。《国民公报》待地震后半月才有访员发回报道，以讹传讹自然难以避免。不过当时报章尚处初级阶段，没有“突发事件报道”的意识，也不必苛责。
除了《国民公报》刊出较详细报道外，还有上海《字林西报》在更晚的时候做了报道。5月13日该报才有访员发回《章谷区域可怕破坏 土地大破裂》的稿子，而刊出却迟至7月2日，新闻基本变成“旧闻”。和1919年的炉霍地震报道一样，这次《字林西报》仍然喜欢关注寺庙的倒塌。当然，访员也叙及了当地的平民受灾情况，他进入的部分灾区估计有1500人死亡，更悲哀的是，“在我们到达前，大部分伤员已经死亡”。震后的政府救援与百姓自救，何其无力！
6月14日，道孚、打箭炉又发生较强余震，据《新闻报》报道，死亡人数高达1300人。该报道结尾说：“人民群相走避，全市顿处于黑暗之中”。
震后，政府始终没有组织专业队伍进入灾区调查，以个人身份最早进行调查的是史学家任乃强。他于1929年入康定考察一年，凭借访问材料及相关文献写成《西康图经》，其中《地文篇》记录了此次地震，中间说“压死2700余人……炉霍农村经此剧变，约废十分之一”。
任乃强毕竟不是专业的地质科学家，美国地震协会派出专人调查了此次地震，并在1934年出版的《美国地震协会报告》的《道孚地震区》部分，做出了专业而详细的报告。
1933年叠溪大地震：
“聚焦”与“散光”
此次汶川大地震之后，让人们又想起了发生在1933年8月25日的叠溪大地震。这次7.5级的大地震，是民国时期四川最大的地震，地震造成死难人数6900多人死亡，之后的次生灾害（主要是洪水）又夺走了数千人的生命。对这次地震，媒体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包括《新新新闻》、《国民公报》、《川报》、《新川西北日报》、《华西日报》、《大声日报》、《商务日报》、《重庆新蜀报》、《世界日报》等在内的数十家媒体均有报道，其中做的最好是成都的《新新新闻》，前后共刊发百篇以上系列报道，全面而细致，并首开灾难报道宏微观结合的叙事手法，在新闻史上写下独特的一笔。
地震发生后仅3天，《新新新闻》就有访员从灾区一线发回报道《沙湾又成了泽国，松茂地震三昼夜，山岩崩坠十三里有余，岷江正线断流》，估计受灾群众在20万以上，“伤亡人数，至为奇重”，反应可谓迅捷。
四川军政府此次的应对也比1923年更快。8月底，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急电南京政府行政院及各部，汇报灾情并恳求援助。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中央已经有专门的赈灾机构，叫“赈务委员会”。
邓电文中说：“据调查报称，茂县叠溪镇全部陷落，南北约三十余里，东西约五十里，松坪沟群山倒塌，岷江上游河流阻塞，松茂大道已无通路……实空前未有之奇祸”。相比1923年的炉霍大地震，政府对灾区形势的了解不再是一笔糊涂账。
媒体的进步更大，多数灾区一线的有效信息主要由地方媒体传播。以《新新新闻》为例，它持续刊发了灾区大概损失、地震详情观察、屯区震灾描写等文章，尤其9月18日发自茂县的快讯，将北路各村寨受灾实况与人民伤亡人数分细目列出，并统计出死亡人数在六千人左右，功莫大焉。此外，《新新新闻》还派出访员前往江油、新都、绵竹、犍为等余震较烈的地区采访，非震中灾区的信息，由此得以被社会知悉。
《新新新闻》的一些报道甚至可算珍贵的史料，比如《黑水震灾，男夷压死特多，因女夷多在外耕牧，男夷则在家抽烟》，记录当时少数民族如羌、戎等还有母系氏族社会的残留，女主外，男主内，结果震灾死者多为男性；《青城山第一峰崩塌大煞风景》，记录青城山上清宫庙后的峰巅崩溜数丈，全山景物也稍形减色；《黑水成灾，岷江倒流》，详细记载了悬湖形成的过程及决堤前的样貌；《地质专家常兆宁谈，叠溪每五十年即有一次大震》，现在我们都知道，目前地震无法短期预测是科学界共识，但中长期的地震预测或预报仍有可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主任常兆宁在70年前根据史料记载（叠溪所处的地震带在明嘉靖、清康熙、咸丰中各震一次）与地质分析，得出的这个猜想，应该予以一定重视。比如1923年发生7.3级大地震的炉霍，在1973年又发生7.9级大地震，周期恰好是50年，也许并非巧合。
对此次地震造成的巨大堰塞湖，各报也多有聚焦。遗憾的是，其时的军政府对此认识不足，应对缓慢，仿佛眼睛得了“散光”，终酿成二次受灾的惨祸。
据《四川叠溪地震调查记》，大地震后，崩塌山体在银瓶崖、大桥、叠溪三处形成大坝，把岷江拦腰斩断，江水立即倒流，扫荡田园农舍、牛马牲畜。经过30多天的倒流，因叠溪超过银瓶、大桥两坝的高度，注入叠溪坝内的江水又倒淹银瓶崖、大桥两坝，使三座地震湖连成一片。湖水随群山回旋绕曲，逶迤4、50华里，最宽处达4华里！同时，松平沟、水磨沟、鱼儿寨沟等地山崩数处，形成大小海子11个，潜在的洪水威胁极大。
在江水倒流的期间，四川军政府却基本没有应对措施。震后近一月，善后督办刘湘才派出全晴川（成都水利知事公署技术主任）、诸有彬（四川大学学生）等十余人前去调查悬湖危机。10月9日，大悬湖决堤，水高20丈，壁立而下，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急涌茂县、汶川。次日凌晨，洪峰仍以4丈高的水头直冲都江堰，沿河两岸被洪水一扫俱尽。据1958年四川省社科院周郁如的不完全统计，死亡人数在2500人以上。而前去调查悬湖危机的分队，除全晴川一人生还外，全部遇难。
悬湖决堤后的10月12日，四川军政府接到灌县县长杨钧寿的电文，同时又接到中国红十字会灌县分会的电文，才知道又受巨灾，于是派员分头驰查。其中水利专员周郁如的报告最为详尽，该报告也刊发在12月30日的《新新新闻》上。随后，军政府制订“疏积、修堰、赈灾”三项方案，并急电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希望中央能拨出棉麦借款100万元，储作三项之用。在电文中，邓锡侯特别提到“四川正值‘剿赤’期中，财赋供应尚苦拮据，实属无法可设”，又言“受灾各人民，有兵灾、匪灾、震灾之重重难关，较诸他省人民，痛苦迥不相同”。其时灾民的受难，实是多重！
令人钦佩的是，此次地震后，有关学术机构立即组织力量前去灾区，第一时间内得到了大量第一手的丰富材料。其中贡献最大的有两个机构，一是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于1934年根据调查团的访获出版了《四川叠溪调查记》，对地震各灾区，尤其以叠溪为中心的叠溪南路、西路、北路的具体情况，作了翔实的记录；一是四川大学，于1934年出版了《叠溪地质调查特刊》，其中最珍贵的资料是细致到村寨单位的地貌改变、房屋垮塌、人员伤亡的考察记录。
有专家认为，叠溪大地震后的村寨是中国“保存最完整、最典型和最大的地震遗迹”。在我看来，关于叠溪大地震的如此丰富的报道、调查，也是民国期间“保存最完整、最典型和最大的地震遗书”。
1948年理塘大地震：
不幸中的万幸
叠溪大地震的阵痛还未消散，15年后，一场7级以上的大地震又光顾四川。1948年5月25日，理塘发生7.3级大地震，死难近千人，但这次地震并未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以致在1956年出版的《中国地震资料年表》里竟然没有收录此次地震，而当代媒体回顾历史上的四川大地震时，此次地震也往往变成了“透明”。
当时的人们对此次地震缺乏关注的原因很简单，他们尚且自顾不暇，哪能他顾。1948年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正展开最后的全面决战；而在国民党统治的地区（包括四川），经济已经接近大崩溃，国民生计举步维艰。对老百姓来说，最恐怖的东西是疯狂的通货膨胀。在1945-1948年间，物价以每月30%的幅度递增。仅在1948年8月到次年4月，纸币就增加了4524倍（上海的物价指数更上扬了不可思议的135742倍）。在这种形势下，人们赈自己的灾尚恐不及，遑计他人？这是1948年理塘地震的外部不幸。
但也有幸运。此次地震发生在5月25日下午，震中在平原地带，多数村民正在地里忙着收麦子；而在山区地带，人口密度很低，因此伤亡被降低到较小的程度。另外，悬湖崩溃等次生灾害，在此次地震中也表现得比较温和。这是1948年理塘地震不幸中的万幸。
当时的报章，在焦头烂额中，只给了理塘地震一些为数不多、小篇幅的报道。最早发消息的是《西康日报》，该报馆位于康定，离理塘较近，地震第二天的5月26日即刊出专电，披露“理化（当时的县名）发生强烈地震，房屋倒塌甚多，居民颇有伤亡，尤以郊区平原地带为剧”。随后，《华西日报》、《国民公报》、《新中国日报》、《工商导报》、《西方日报》等也刊发了报道，不过内容大同小异，采访力度不大。比如《新中国日报》9月3日说：“死伤人民在一千以上……恐廿年后尚难恢复旧观”，而《国民公报》9月10日也说：“死伤人民以千计，廿年内亦难复旧观”，两者如出一口。
理塘地震后，国民党政府没有组织专业团队进入灾区调查，也没有科学工作队自发前往，因此该次地震的第一手记录相对匮乏。直到建国后的1960年，国家南水北调工作队在当地调查时，才作了一些简单统计。1966年，中国地球物理研究所对理塘等地进行了深入调查，1948年理塘地震的全貌终于被逐次勾勒出来：房屋倒塌600余幢，损坏1000余幢；压死埋没800余人，伤数百人；部分村庄的房屋倒塌达100％；区内地裂密集成带，长约100公里，最宽处达80米。
至此，夺走近千条生命的理塘地震，才坦白于天下，而不再模糊如一堆遥远的破碎的毛边玻璃。
中国是世界上受地震灾难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人常为“用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而骄傲，但却少有人知道，中国占世界7%的土地，也承受了世界33%的大陆强震。
四川汶川今年爆发了建国以来最大的地震。但之前我们并不一定知道，作为天府之国的四川，其地震竟位居全国第五，仅次于台湾、西藏、新疆、云南。而这五个省（区）的地震合起来，约占全国地震总数的80%。
我们必须了解过去，才能理解现在，从而把握未来。历史不应该被简单而粗暴地绑架为教科书上的寥寥数语，但往者用殉难写就的历史，却可能为今天我们这些生者提供最宝贵的经验与启迪。
1923年炉霍-道孚大地震：
被忽略的灾难
1919年5月29日，川西炉霍-道孚发生6.3级地震。当时正是五四运动期间，很少有报纸关注此次地震。迟至同年8月8日，上海的《字林西报》才作了报道，说“当地喇嘛寺损失极大……乡村里几乎看不出有灾情……约有二十个藏族人民被压死”。
4年后，1923年3月24日，炉霍-道孚爆发7.3级大地震，死者约在3000人以上——《民国档案》中有川边镇守使陈遐龄向各部院的电文，中间说“数百里之内炊烟断绝，成为丘墟……约计全县伤毙人口三千名以上”。
当时地方政府的救援手段非常有限。根据电文，我们可以看到，政府仅从炉霍商会暂借3000元去灾区一线“择要急赈”，同时要“两县知事开仓借给粮食，免误农工”。此外，还设置了一些数量不多的临时医院，以救治伤员。其时四川的情况相当尴尬，一方面“川边军政两费支拙万分”，一方面“地方罗掘已穷丁”，也就是说，既没钱，也没人，所以陈遐龄承认：上述救援措施只是“杯水车薪”，“直同束手”。
在电文末，陈遐龄恳求大总统特拨10万元以上的赈灾专款，其后并未得到回应。1923年的中国，南北对峙的局面没有任何缓解：在南方，孙中山建立了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忙着巩固地盘；在北方，黎元洪正面对直系之天津、保定系的逼宫。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本年10月，曹锟通过臭名昭著的贿选得到大总统席位，据说收买500名议员就用去250万元（一说为400万）。政客为自己的交椅不惜一掷千金，对受灾的万千黎民却“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
不止中央政府对此次地震不在乎，媒体也少有关注。成都本土的《国民公报》4月10号才刊出《川边空前之地震 炉霍县火山暴裂》一文，承认此次地震是“空前未有之奇灾”，但其“仁达沟地方火山爆裂”的说法却是假新闻——建国后有地震专家前去勘察，认为“火山爆裂”、“喷出火花”等都是谬传。《国民公报》待地震后半月才有访员发回报道，以讹传讹自然难以避免。不过当时报章尚处初级阶段，没有“突发事件报道”的意识，也不必苛责。
除了《国民公报》刊出较详细报道外，还有上海《字林西报》在更晚的时候做了报道。5月13日该报才有访员发回《章谷区域可怕破坏 土地大破裂》的稿子，而刊出却迟至7月2日，新闻基本变成“旧闻”。和1919年的炉霍地震报道一样，这次《字林西报》仍然喜欢关注寺庙的倒塌。当然，访员也叙及了当地的平民受灾情况，他进入的部分灾区估计有1500人死亡，更悲哀的是，“在我们到达前，大部分伤员已经死亡”。震后的政府救援与百姓自救，何其无力！
6月14日，道孚、打箭炉又发生较强余震，据《新闻报》报道，死亡人数高达1300人。该报道结尾说：“人民群相走避，全市顿处于黑暗之中”。
震后，政府始终没有组织专业队伍进入灾区调查，以个人身份最早进行调查的是史学家任乃强。他于1929年入康定考察一年，凭借访问材料及相关文献写成《西康图经》，其中《地文篇》记录了此次地震，中间说“压死2700余人……炉霍农村经此剧变，约废十分之一”。
任乃强毕竟不是专业的地质科学家，美国地震协会派出专人调查了此次地震，并在1934年出版的《美国地震协会报告》的《道孚地震区》部分，做出了专业而详细的报告。
1933年叠溪大地震：
“聚焦”与“散光”
此次汶川大地震之后，让人们又想起了发生在1933年8月25日的叠溪大地震。这次7.5级的大地震，是民国时期四川最大的地震，地震造成死难人数6900多人死亡，之后的次生灾害（主要是洪水）又夺走了数千人的生命。对这次地震，媒体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包括《新新新闻》、《国民公报》、《川报》、《新川西北日报》、《华西日报》、《大声日报》、《商务日报》、《重庆新蜀报》、《世界日报》等在内的数十家媒体均有报道，其中做的最好是成都的《新新新闻》，前后共刊发百篇以上系列报道，全面而细致，并首开灾难报道宏微观结合的叙事手法，在新闻史上写下独特的一笔。
地震发生后仅3天，《新新新闻》就有访员从灾区一线发回报道《沙湾又成了泽国，松茂地震三昼夜，山岩崩坠十三里有余，岷江正线断流》，估计受灾群众在20万以上，“伤亡人数，至为奇重”，反应可谓迅捷。
四川军政府此次的应对也比1923年更快。8月底，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急电南京政府行政院及各部，汇报灾情并恳求援助。值得注意的是，此时中央已经有专门的赈灾机构，叫“赈务委员会”。
邓电文中说：“据调查报称，茂县叠溪镇全部陷落，南北约三十余里，东西约五十里，松坪沟群山倒塌，岷江上游河流阻塞，松茂大道已无通路……实空前未有之奇祸”。相比1923年的炉霍大地震，政府对灾区形势的了解不再是一笔糊涂账。
媒体的进步更大，多数灾区一线的有效信息主要由地方媒体传播。以《新新新闻》为例，它持续刊发了灾区大概损失、地震详情观察、屯区震灾描写等文章，尤其9月18日发自茂县的快讯，将北路各村寨受灾实况与人民伤亡人数分细目列出，并统计出死亡人数在六千人左右，功莫大焉。此外，《新新新闻》还派出访员前往江油、新都、绵竹、犍为等余震较烈的地区采访，非震中灾区的信息，由此得以被社会知悉。
《新新新闻》的一些报道甚至可算珍贵的史料，比如《黑水震灾，男夷压死特多，因女夷多在外耕牧，男夷则在家抽烟》，记录当时少数民族如羌、戎等还有母系氏族社会的残留，女主外，男主内，结果震灾死者多为男性；《青城山第一峰崩塌大煞风景》，记录青城山上清宫庙后的峰巅崩溜数丈，全山景物也稍形减色；《黑水成灾，岷江倒流》，详细记载了悬湖形成的过程及决堤前的样貌；《地质专家常兆宁谈，叠溪每五十年即有一次大震》，现在我们都知道，目前地震无法短期预测是科学界共识，但中长期的地震预测或预报仍有可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主任常兆宁在70年前根据史料记载（叠溪所处的地震带在明嘉靖、清康熙、咸丰中各震一次）与地质分析，得出的这个猜想，应该予以一定重视。比如1923年发生7.3级大地震的炉霍，在1973年又发生7.9级大地震，周期恰好是50年，也许并非巧合。
对此次地震造成的巨大堰塞湖，各报也多有聚焦。遗憾的是，其时的军政府对此认识不足，应对缓慢，仿佛眼睛得了“散光”，终酿成二次受灾的惨祸。
据《四川叠溪地震调查记》，大地震后，崩塌山体在银瓶崖、大桥、叠溪三处形成大坝，把岷江拦腰斩断，江水立即倒流，扫荡田园农舍、牛马牲畜。经过30多天的倒流，因叠溪超过银瓶、大桥两坝的高度，注入叠溪坝内的江水又倒淹银瓶崖、大桥两坝，使三座地震湖连成一片。湖水随群山回旋绕曲，逶迤4、50华里，最宽处达4华里！同时，松平沟、水磨沟、鱼儿寨沟等地山崩数处，形成大小海子11个，潜在的洪水威胁极大。
在江水倒流的期间，四川军政府却基本没有应对措施。震后近一月，善后督办刘湘才派出全晴川（成都水利知事公署技术主任）、诸有彬（四川大学学生）等十余人前去调查悬湖危机。10月9日，大悬湖决堤，水高20丈，壁立而下，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急涌茂县、汶川。次日凌晨，洪峰仍以4丈高的水头直冲都江堰，沿河两岸被洪水一扫俱尽。据1958年四川省社科院周郁如的不完全统计，死亡人数在2500人以上。而前去调查悬湖危机的分队，除全晴川一人生还外，全部遇难。
悬湖决堤后的10月12日，四川军政府接到灌县县长杨钧寿的电文，同时又接到中国红十字会灌县分会的电文，才知道又受巨灾，于是派员分头驰查。其中水利专员周郁如的报告最为详尽，该报告也刊发在12月30日的《新新新闻》上。随后，军政府制订“疏积、修堰、赈灾”三项方案，并急电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希望中央能拨出棉麦借款100万元，储作三项之用。在电文中，邓锡侯特别提到“四川正值‘剿赤’期中，财赋供应尚苦拮据，实属无法可设”，又言“受灾各人民，有兵灾、匪灾、震灾之重重难关，较诸他省人民，痛苦迥不相同”。其时灾民的受难，实是多重！
令人钦佩的是，此次地震后，有关学术机构立即组织力量前去灾区，第一时间内得到了大量第一手的丰富材料。其中贡献最大的有两个机构，一是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于1934年根据调查团的访获出版了《四川叠溪调查记》，对地震各灾区，尤其以叠溪为中心的叠溪南路、西路、北路的具体情况，作了翔实的记录；一是四川大学，于1934年出版了《叠溪地质调查特刊》，其中最珍贵的资料是细致到村寨单位的地貌改变、房屋垮塌、人员伤亡的考察记录。
有专家认为，叠溪大地震后的村寨是中国“保存最完整、最典型和最大的地震遗迹”。在我看来，关于叠溪大地震的如此丰富的报道、调查，也是民国期间“保存最完整、最典型和最大的地震遗书”。
1948年理塘大地震：
不幸中的万幸
叠溪大地震的阵痛还未消散，15年后，一场7级以上的大地震又光顾四川。1948年5月25日，理塘发生7.3级大地震，死难近千人，但这次地震并未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以致在1956年出版的《中国地震资料年表》里竟然没有收录此次地震，而当代媒体回顾历史上的四川大地震时，此次地震也往往变成了“透明”。
当时的人们对此次地震缺乏关注的原因很简单，他们尚且自顾不暇，哪能他顾。1948年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正展开最后的全面决战；而在国民党统治的地区（包括四川），经济已经接近大崩溃，国民生计举步维艰。对老百姓来说，最恐怖的东西是疯狂的通货膨胀。在1945-1948年间，物价以每月30%的幅度递增。仅在1948年8月到次年4月，纸币就增加了4524倍（上海的物价指数更上扬了不可思议的135742倍）。在这种形势下，人们赈自己的灾尚恐不及，遑计他人？这是1948年理塘地震的外部不幸。
但也有幸运。此次地震发生在5月25日下午，震中在平原地带，多数村民正在地里忙着收麦子；而在山区地带，人口密度很低，因此伤亡被降低到较小的程度。另外，悬湖崩溃等次生灾害，在此次地震中也表现得比较温和。这是1948年理塘地震不幸中的万幸。
当时的报章，在焦头烂额中，只给了理塘地震一些为数不多、小篇幅的报道。最早发消息的是《西康日报》，该报馆位于康定，离理塘较近，地震第二天的5月26日即刊出专电，披露“理化（当时的县名）发生强烈地震，房屋倒塌甚多，居民颇有伤亡，尤以郊区平原地带为剧”。随后，《华西日报》、《国民公报》、《新中国日报》、《工商导报》、《西方日报》等也刊发了报道，不过内容大同小异，采访力度不大。比如《新中国日报》9月3日说：“死伤人民在一千以上……恐廿年后尚难恢复旧观”，而《国民公报》9月10日也说：“死伤人民以千计，廿年内亦难复旧观”，两者如出一口。
理塘地震后，国民党政府没有组织专业团队进入灾区调查，也没有科学工作队自发前往，因此该次地震的第一手记录相对匮乏。直到建国后的1960年，国家南水北调工作队在当地调查时，才作了一些简单统计。1966年，中国地球物理研究所对理塘等地进行了深入调查，1948年理塘地震的全貌终于被逐次勾勒出来：房屋倒塌600余幢，损坏1000余幢；压死埋没800余人，伤数百人；部分村庄的房屋倒塌达100％；区内地裂密集成带，长约100公里，最宽处达80米。
至此，夺走近千条生命的理塘地震，才坦白于天下，而不再模糊如一堆遥远的破碎的毛边玻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