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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亿人里，像我这种遭遇的，又有多少呢？”张至璋的故事折射出60年来的历史印迹和社会变迁。
三张船票和意外失散
1949年，上海十六铺码头，7岁的张至璋随着母亲和二姐登上了开往台湾的中兴轮，父亲张维寅就在码头送别，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天竟成了他们的诀别。“我母亲是旧式妇女，她生我已经40岁了，还裹过小脚，我姐姐比我大9岁，当时是假设我父亲随后也要跟着来的，所以我们出来的时候没有带很多东西，只有个柳条箱。有些东西父亲留着，他跟我母亲说，‘要不你带着闹子先走’，然后我父亲带我姐姐跟着来。后来因为搞到了三张票，就说‘你们就一起走吧，我随后来’，很偶然。”因为没有想到就此永别，所以张至璋与母亲离开父亲的时候是匆忙随意的，没有抱头痛哭，没有依依不舍，甚至没有特别记住离开那天的场景。然而，命运就被这偶然改变了。
张至璋的大姐夫陈浩然当年在南京国民政府工作，1946年参加接收台湾，就留在了台湾，大姐也跟来了。所以他们到了台湾后，准备暂住台北大姐家，然后等父亲来。父亲张维寅是大学毕业生，在当时的台湾应该不难找工作。没想到的是，他们这一住就住了8年，直到二姐结婚才搬去二姐宜兰的家。这最后一张船票父亲再没有弄到，跟他们的通信也在半年后中断了，从此渺无音讯。
“爹和我们只通了两三封信，每封都寥寥数语。还嘱咐我们没事不要通信，要通信也要由南京秦状元巷的一位李先生转交。娘保留着爹最后一封信。”张至璋说，当时他搞不懂，为什么父亲50岁了，还要进“大学”。后来90年代在找寻爹的过程中才知道，他是作为国民政府的公职人员进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改造学习。而根据张太太夏祖丽的远亲——居住在南京的秦萼芬找到的一张张维寅进华大时填的履历表，他把出生年月和妻儿的名字都改了，大女儿索性没有填，“瞒报”的原因可能是怕大女婿在台湾政府里面工作，会有牵扯。但是他又在妻子下落一栏里填了“在台湾女婿家闲住”，仔细的人会看出表中的矛盾。
张至璋母子到台湾没带上什么钱和家当，生活很大程度上依靠大姐一家，6个人挤在两室一厅的房子里，很清苦。张至璋离开父亲时年岁还小，日子久了渐渐习以为常，只是在作文比赛填表时，父亲一栏不知如何下笔。母亲就教他，写上“陷大陆，失去联络”。这七个字，“虽是写给别人看到，但是却明示我，没什么指望了。”
为了母亲
“据我记忆所及，我母亲几乎很少主动谈到我父亲的事。她应该已经经过很长时间的折磨，但对我一个小孩子就不多说了。也许是她的内心已经挣扎过了，后来平静了，也许是她不想让这个事在孩子的成长中产生太大的影响。”张至璋说当年母亲还有姐姐肯定也努力过，想找到父亲，托人从香港转信等等，但没有用。因为父亲是北京人，但后来在南京工作，而父亲唯一的弟弟在天津，两个妹妹都出嫁不联系了，北京的老家早没人了。所以后来她们只能放弃了。
1990年，张至璋接母亲去澳大利亚家里暂住，曾谈起过父亲，并询问母亲是否想回大陆。“我想知道她数十年来对这件心事，心底究竟怎么想。娘听了这句话，没回答，看着窗外，脸上没表情，略停一会儿，摇摇头，没说话。我心中有点内疚，因为都这么多年了，娘早已把我们家的分离看成宿命，套句台湾现代的话，娘已把它看成‘历史共业’，因此我这样问她想不想去大陆，是在挑起无奈的往事，是在刺激她。”
“1992年是我自己去大陆找父亲的，我没有告诉母亲。那次结果没有找到，后来(1995年)我就此写了一篇短文《镜中爹》，母亲也没有看到。我也是故意不让她知道的，那时她已经90多岁了，我不想刺激她。她是在1996年去世的。”直接促使张至璋1992年回大陆寻父的是岳母林海音，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还是他的母亲张郝剑珠。
“在情感最脆弱的时刻，在与大姐生离死别之际(大姐张砺1981年因脑溢血去世)，娘哽咽自语，‘维寅怎么不在呢？’在娘去世前的一段日子里，神智已有点恍惚，她总叫着我的小名‘闹子’。从医院回到二姐家，娘以为这个似曾相识的家，是离开大陆前南京丰富路的家，看见墙上我的照片竟然说，‘是谁把你爹的照片挂在这儿的？’在她生命的最后记忆里，在她的心底深处，还想念着父亲。……娘的晚年，使我强烈希望找到爹，哪怕找到的只是一段历史。”当然，除了母亲和亲情，张至璋承认自己也有一点好奇的心理，想挖出自己的身世。
1992年回大陆寻父的时候，张至璋已经做好了父亲可能已经过世的心理准备，因为他如果在世，都超过90岁了。张至璋重回南京旧居，却发现经过43年的变迁，連门牌号码都不一样了，那些似曾相识的院落早已物非人亦非了。然后他根据父亲
的最后一封信去秦状元巷找转信的李先生，当然李先生早已过世，只碰到他的表侄，而这个后辈什么都不知道，线索彻底断了。后来秦萼芬奔走弄来的华大两页影印件，让张至璋拥有了父亲的笔迹和他当时的照片，这就是此次寻父尝试的最大成果。
大海捞针
“我母亲林海音自己13岁失去父亲，所以她一直特别同情张至璋这样父子失散，也一直鼓励我们再去找。”夏祖丽说。1999年，夏祖丽为撰写《林海音传》到大陆追寻母亲足迹，在南京见到了江苏文艺出版社的张昌华，张昌华对张至璋的寻父故事很感兴趣，发表了《镜中爹》一文。由于稿费汇出不便，就用这
笔钱在当地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当时张至璋想父亲如果在世已近百岁，二叔也已97岁，找百岁老人的希望太渺茫，不如就找堂弟(二叔的儿子)张靖璋吧，张昌华代为联络人。刊登寻人启事后，张至璋并不抱太大希望，因为这就像大海捞针。果然，一年过去了，也没有任何消息。
这真有点像电影中的情节，一个安全局的人在监听过程中，对监听对象产生了兴趣，并且暗中帮助他们；或者说一个邮递员在送信的过程中，对寄信人和收信人的故事产生了兴趣，并最终介入其中。童女士是张至璋寻父路上非常重要的一环，当然整个过程就是一环扣一环，每一个人都很关键。
“我就记得一个名字，张靖璋，什么都没有，最后却终于找到了。心里面很感激，这些人都是不认识的陌生人，他们那么热心。我这一路通过别人来了解自己的父亲，拼凑成一个具体的父亲的形象，再也不是镜中爹了。这也是一个寻觅的过程。”张至璋说，上海对他来说，真是非常重要的地方，分离是在上海，找到是在上海，父亲去世也在上海。
上海三天:父亲最后的日子
就在找到童女士后一个月，张至璋和夏祖丽一起飞往中国大陆，此行夏祖丽还有一个目的是完成父亲的传记《何凡传》，而张至璋的首要任务当然是寻父。“上海是找爹的重镇，因为爹在上海机床厂工作很久，在那儿退休后，住在浦东，这些地方非亲身前往探索，无法明白就里。此外张靖璋住在上海，我们‘兄弟俩’当然要会面。”
考虑到父亲给二叔最后的信中所说的浦东至善路早已不存在，张至璋决定还是从上海机床厂入手。可是不久就传来消息，上海机床厂退休人员名单中查不到张维寅的名字。“我第一反应，父亲是不是改名字了。可是隐隐又觉得不可能。”只是这条重要线索又断了。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冥冥中自有天意，正当张至璋夫妇觉得没有希望时，有消息传来，之前托人在户籍登記中寻找有了结果，竟然找到了二十几年前的至善路12号，户主就叫张维寅！“2001年到上海的时候，三天内事情急转而下，水落石出。极富戏剧性。先是厂里没找到，以为完了，结果第二天接到电话，说父亲结婚了，找到了最后住的地方，还找到了后人朱龙根。”夏祖丽也不禁感叹道。
朱龙根是张维寅晚年的老伴高老太太的外孙，他很热心，当天就带着夫人、妹妹、妹夫等人一起来宾馆见张至璋，还带来了他收藏着的“公公”(即张父)留下的五本笔记本，全是摘抄和图画。“朱龙根收着这五个小本子也不容易，就像张靖璋收着那封破破烂烂的信一样，他们不会预料到以后会碰到我，他们当时只是出于好奇或者其他原因为自己留着。册子上有我父亲的DNA，很宝贵。”
看着他们随意亲切的谈笑，张至璋觉得当年他们一定与父亲很亲近，“我本来以为父亲就这么孤苦一生，没想到最后他还结婚了，有了个伴。我想这是个好事，父亲最后有人送终了，也是安慰。朱龙根告诉我，他们把公公运到龙华火葬场火化，之后还吃了豆腐饭，做了七七。可惜那时没有照片，否则我就可以看到父亲晚年的样子了。朱龙根讲公公很爱干净，我记得母亲也说过这个。我忽然领悟，他们与爹相处比我久，认识爹比我深，我，是在从这些陌生人身上去认识自己的父亲！”
与朱龙根的谈话中，张至璋了解到父亲最后的日子与母亲一样，也一直思念着自己的亲人。在最后一两年，他特别想念台湾，还常常拿出大女儿的照片看。1979年，“文革”结束两年，张维寅78岁，半年内写了四封信，寄到他仅知的30年前女儿在台湾的旧址，以及台湾省政府，或是干脆写给大陆政府，恳求帮忙联络。一封封的信发了出去，都没有回音，令他心情郁闷，最后脑溢血加胃出血去世，这时离他的80岁生日只有一个星期。
张至璋得知父亲当年的骨灰并没有落葬，第二天，就与朱龙根一起去龙华殡仪馆。但是得到的回答却是:骨灰三年没人认领，就运到海边，集体深埋。虽然没有
找到骨灰，但张至璋却见到了当年的“火化申请书”，上面盖了申请死亡火化单位的戳记。还是张靖璋仔细，发现戳记绕着一圈的字是“上海锻压机床三厂革命委员会”，这就是说张维寅最后的工作单位并不是“上海机床厂”(这只是父亲自己在信中的简称)，而是“上海锻压机床三厂”，之前完全找错了！
于是，张至璋一行找到了上海锻压机床三厂。走进父亲曾经工作了10年的小楼，张至璋心情非常激动。在那里，他们见到了一位认识父亲的周姓领导。从周先生的介绍中，张至璋得知父亲晚年是工厂淬火车间的工人，但是“文革”中并没有受到迫害。周先生说，“热处理间虽然辛苦，张维寅年纪大，分配担任最轻松的装箱工作。年纪轻的站在他前面，淬炼锅炉里烧红的扳手。他的工作是最不累的。……你放心，‘文革’时张维寅没事，没人去斗个不说话的老头。”他还说，张维寅退休不久就结婚了，大家都为他高兴，老伴是人介绍认识的，“只记得张维寅说过，她什么都好，就是文化水平不高。”
二叔是“潜伏”特工
后来，张靖璋帮忙从锻压机床三厂复印了张维寅的档案，可以看到，张维寅晚年辗转几地换了十几个工作。当年他从华大毕业后，曾在上海的一所中学教书，可是不久就调去东北师范大学实习，后来留在东北先后在几个中学当教师。1956年又回到上海，在一所工厂里面当厂校教师，1960年起正式调至上海锻压机床三厂。一开始他在财务科工作，可是不知为什么从1961年起就被调至车间当工人了，从成品间到包装间直到最艰苦的淬火间。张靖璋解释，按照张维寅的经历并对照当时历史背景，“把他送上生产第一线，在当时是合理的现象，成为‘光荣’的工人队伍里的一分子”。
然而，张至璋却明白，这个转换正发生在“文革”爆发前夜，“文革”中父亲就一直在最艰苦的淬火车间。1966年张维寅跑去天津向弟弟求助时，正是他被调至淬火车间才半年，就因为“顶不住了跑出来，暂避一时”。可是在更大的冲击和灾难面前，这些都算不上“迫害”了。
真正公认遭受迫害的，是张至璋的二叔张惟辰。如果综观张惟辰的经历，就是热播电视剧《潜伏》里余则成的翻版，只是没有假婚这一出而已。解放前，张惟辰在天津电信局做局长的佐理员。抗战期间该局长是国民党远东情报中心的主任，张惟辰客居局长家中，公开讲因他的毛笔字和文学功底好，为局长的子女做家教，实际上是情报中心的译电员。电台就设在局长家中，搜集华北战区日本军事情报，发到八路军的冀中根据地。远东情报中心明为国民政府的商业情报组织，暗为中共地下情报站，局长为共产党特工。
“以前只知道二叔写得一手好字，不明白抗战期间为什么他在天津、南京、重庆之间奔波，原来他是个情报员！我们的家族里竟然出了个‘特工’！”张至璋说，刚听张靖璋说起二叔的情况，他也万分惊讶。
据张靖璋介绍，1949年以后，张惟辰在天津邮电管理局任新局长的秘书，后任总务科长。“文革”爆发，因为“国民党远东情报中心”的经历，张惟辰被当作“国民党特务、历史反革命”揪了出来，挂牌子批斗。后又被送往五七干校，终因年龄大体力不支和高血压、脑溢血瘫痪在床。“即便如此，此后的三四年里几乎每月都有不少的来人‘调查取证’，拍桌子砸板凳，挥舞切菜刀逼问父亲的大有人在。”
1977年，张惟辰没有等到平反就因脑溢血去世，数月后，迟来的平反信到了张靖璋手中，上面承认张惟辰1948年参加革命，是共产党干部。
岳父岳母
“我们年纪已经不小了，我们的儿女更不可能来找了。一定要在我们这一代完成这个寻父的责任。我们不查，就没有了。”张至璋和夏祖丽有两个儿子，一个在美国做电脑方面的工作，娶了个美国女孩；一个在欧洲为联合国工作，娶了个挪威女孩。所以，他们的第三代注定是混血儿。夏祖丽说，现在大家都是地球村、世界人。
张至璋有一对名人岳父母，岳父何凡(夏承楹)是报人，专写社会专栏；岳母林海音是台湾著名作家，《城南旧事》的作者。“我和祖丽是1968年朋友聚会时认识的，1970年结婚。”张至璋当年毕业于政大法律系，后一直从事新闻工作，曾任华视主播并去美国采访福特总统，1986年全家迁往澳大利亚墨尔本定居，在新闻工作之
余，还搞一些创作。“我从小就常看何凡写的社会专栏，很佩服他，没想到他竟成了我岳父，人有时想不到会‘中奖’。”张至璋开玩笑道。
夏祖丽介绍说，林海音1948年30岁时离开北京去台湾。她非常想念北京，离开北京就好像离开了“乳娘”。最后一瞥是北京协和医院屋顶的绿色琉璃瓦。10年后林海音开始写《城南旧事》，1960年出版。“她是台湾苗栗人，去台湾等于回到家乡，她的第一故乡是台湾，她心灵的故乡是北京。当年，我们也是到上海坐中兴轮去的台湾，我那时只有1岁，母亲全家都走了，只有一个三妹还留在大陆。母亲写过一篇文章，叫《三妹，你在哪儿》，小时候，三妹也曾经走失；后来，三妹一直在上海。90年代，母亲回大陆，来到上海，找到了三妹，还联系上了以前春明女中的同学、电影明星白杨，她们后来一直通信。一直到白杨去世，母亲很震惊很难过。”有意思的是，张至璋的大姐张砺，曾经在白杨主演的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中客串过一个角色，莫非这就是缘分。
“我父亲祖籍南京，我祖父夏仁虎当年中了举人，25岁到北京做官，父亲在北京出生。”夏家是个大家族，一共9个兄弟姐妹，全部大学毕业，是真正的书香门第。夏承楹排行第六，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外文系，在大陆时曾任《北平日报》编辑，是新闻从业人员。“当年只有我父亲随着我母亲去了台湾，他们家族中的其他人都还留在大陆。亲人大多在北京，有一个妹妹在上海，95岁了，叫夏承瑜，是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花腔女高音。1999年我來的时候，她送我一个录音带，70岁时唱的歌剧《夜莺》，让我带回去给我父亲听。我还有一个叔叔在北京，98岁了，头脑非常清楚。父亲也回来过一次，那年跟他感情最好的二哥还在，92岁，见了他后没几天就走了。”夏祖丽说。到台湾后，夏承楹以何凡的笔名在《联合报》副刊撰写“玻璃垫上”专栏，前后长达31年之久。曾任文教类《国语日报》的编辑，后升任社长、发行人，提倡国语。
2001年，就在张至璋夫妇从上海寻父回澳大利亚后一个月，岳母林海音在台北因病去世。又过了两个月，张至璋夫妇来到台湾北海金山的墓园，这里葬着两人的母亲，张郝剑珠和林海音。“我把爹的手迹和照片，加上娘的遗照，合压在一起。”张至璋说，“爹，终算回到妻儿身边了。”
2002年底，岳父夏承楹也跟着去了，享年93岁。“娘、岳母、岳父先后都安置在北海金山的同一座金色宝塔内。张靖璋又来信了，打听出来爹的骨灰掩埋处，在上海的杭州湾海边。”2003年，张至璋夫妇、张至璋的二姐晚璋以及大姐的女儿，一起来到奉贤滨海墓场，这儿就是张维寅被集体掩埋的地方。
第二天早晨，在浦东香格里拉酒店的窗口，张至璋看到了黄浦江上一艘“双身船”，从小就跟着父亲折叠手工“双身船”的张至璋一直以为这只是想象中的东西，没想到有一天居然看到了真正的古老的“双身船”！“冥冥中自有天意，不是我在找父亲，是父亲在找我。我只是要坚定一个信念，相信这个针一定在海里面。”现在张至璋把寻父故事写成了书，他希望姑姑的子女们能看到书，“一直是我在寻找，现在我等着她们来找我了。”(本文图片除注明外，由北京三联书店提供)■
三张船票和意外失散
1949年，上海十六铺码头，7岁的张至璋随着母亲和二姐登上了开往台湾的中兴轮，父亲张维寅就在码头送别，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天竟成了他们的诀别。“我母亲是旧式妇女，她生我已经40岁了，还裹过小脚，我姐姐比我大9岁，当时是假设我父亲随后也要跟着来的，所以我们出来的时候没有带很多东西，只有个柳条箱。有些东西父亲留着，他跟我母亲说，‘要不你带着闹子先走’，然后我父亲带我姐姐跟着来。后来因为搞到了三张票，就说‘你们就一起走吧，我随后来’，很偶然。”因为没有想到就此永别，所以张至璋与母亲离开父亲的时候是匆忙随意的，没有抱头痛哭，没有依依不舍，甚至没有特别记住离开那天的场景。然而，命运就被这偶然改变了。
张至璋的大姐夫陈浩然当年在南京国民政府工作，1946年参加接收台湾，就留在了台湾，大姐也跟来了。所以他们到了台湾后，准备暂住台北大姐家，然后等父亲来。父亲张维寅是大学毕业生，在当时的台湾应该不难找工作。没想到的是，他们这一住就住了8年，直到二姐结婚才搬去二姐宜兰的家。这最后一张船票父亲再没有弄到，跟他们的通信也在半年后中断了，从此渺无音讯。
“爹和我们只通了两三封信，每封都寥寥数语。还嘱咐我们没事不要通信，要通信也要由南京秦状元巷的一位李先生转交。娘保留着爹最后一封信。”张至璋说，当时他搞不懂，为什么父亲50岁了，还要进“大学”。后来90年代在找寻爹的过程中才知道，他是作为国民政府的公职人员进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改造学习。而根据张太太夏祖丽的远亲——居住在南京的秦萼芬找到的一张张维寅进华大时填的履历表，他把出生年月和妻儿的名字都改了，大女儿索性没有填，“瞒报”的原因可能是怕大女婿在台湾政府里面工作，会有牵扯。但是他又在妻子下落一栏里填了“在台湾女婿家闲住”，仔细的人会看出表中的矛盾。
张至璋母子到台湾没带上什么钱和家当，生活很大程度上依靠大姐一家，6个人挤在两室一厅的房子里，很清苦。张至璋离开父亲时年岁还小，日子久了渐渐习以为常，只是在作文比赛填表时，父亲一栏不知如何下笔。母亲就教他，写上“陷大陆，失去联络”。这七个字，“虽是写给别人看到，但是却明示我，没什么指望了。”
为了母亲
“据我记忆所及，我母亲几乎很少主动谈到我父亲的事。她应该已经经过很长时间的折磨，但对我一个小孩子就不多说了。也许是她的内心已经挣扎过了，后来平静了，也许是她不想让这个事在孩子的成长中产生太大的影响。”张至璋说当年母亲还有姐姐肯定也努力过，想找到父亲，托人从香港转信等等，但没有用。因为父亲是北京人，但后来在南京工作，而父亲唯一的弟弟在天津，两个妹妹都出嫁不联系了，北京的老家早没人了。所以后来她们只能放弃了。
1990年，张至璋接母亲去澳大利亚家里暂住，曾谈起过父亲，并询问母亲是否想回大陆。“我想知道她数十年来对这件心事，心底究竟怎么想。娘听了这句话，没回答，看着窗外，脸上没表情，略停一会儿，摇摇头，没说话。我心中有点内疚，因为都这么多年了，娘早已把我们家的分离看成宿命，套句台湾现代的话，娘已把它看成‘历史共业’，因此我这样问她想不想去大陆，是在挑起无奈的往事，是在刺激她。”
“1992年是我自己去大陆找父亲的，我没有告诉母亲。那次结果没有找到，后来(1995年)我就此写了一篇短文《镜中爹》，母亲也没有看到。我也是故意不让她知道的，那时她已经90多岁了，我不想刺激她。她是在1996年去世的。”直接促使张至璋1992年回大陆寻父的是岳母林海音，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还是他的母亲张郝剑珠。
“在情感最脆弱的时刻，在与大姐生离死别之际(大姐张砺1981年因脑溢血去世)，娘哽咽自语，‘维寅怎么不在呢？’在娘去世前的一段日子里，神智已有点恍惚，她总叫着我的小名‘闹子’。从医院回到二姐家，娘以为这个似曾相识的家，是离开大陆前南京丰富路的家，看见墙上我的照片竟然说，‘是谁把你爹的照片挂在这儿的？’在她生命的最后记忆里，在她的心底深处，还想念着父亲。……娘的晚年，使我强烈希望找到爹，哪怕找到的只是一段历史。”当然，除了母亲和亲情，张至璋承认自己也有一点好奇的心理，想挖出自己的身世。
1992年回大陆寻父的时候，张至璋已经做好了父亲可能已经过世的心理准备，因为他如果在世，都超过90岁了。张至璋重回南京旧居，却发现经过43年的变迁，連门牌号码都不一样了，那些似曾相识的院落早已物非人亦非了。然后他根据父亲
的最后一封信去秦状元巷找转信的李先生，当然李先生早已过世，只碰到他的表侄，而这个后辈什么都不知道，线索彻底断了。后来秦萼芬奔走弄来的华大两页影印件，让张至璋拥有了父亲的笔迹和他当时的照片，这就是此次寻父尝试的最大成果。
大海捞针
“我母亲林海音自己13岁失去父亲，所以她一直特别同情张至璋这样父子失散，也一直鼓励我们再去找。”夏祖丽说。1999年，夏祖丽为撰写《林海音传》到大陆追寻母亲足迹，在南京见到了江苏文艺出版社的张昌华，张昌华对张至璋的寻父故事很感兴趣，发表了《镜中爹》一文。由于稿费汇出不便，就用这
笔钱在当地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当时张至璋想父亲如果在世已近百岁，二叔也已97岁，找百岁老人的希望太渺茫，不如就找堂弟(二叔的儿子)张靖璋吧，张昌华代为联络人。刊登寻人启事后，张至璋并不抱太大希望，因为这就像大海捞针。果然，一年过去了，也没有任何消息。
这真有点像电影中的情节，一个安全局的人在监听过程中，对监听对象产生了兴趣，并且暗中帮助他们；或者说一个邮递员在送信的过程中，对寄信人和收信人的故事产生了兴趣，并最终介入其中。童女士是张至璋寻父路上非常重要的一环，当然整个过程就是一环扣一环，每一个人都很关键。
“我就记得一个名字，张靖璋，什么都没有，最后却终于找到了。心里面很感激，这些人都是不认识的陌生人，他们那么热心。我这一路通过别人来了解自己的父亲，拼凑成一个具体的父亲的形象，再也不是镜中爹了。这也是一个寻觅的过程。”张至璋说，上海对他来说，真是非常重要的地方，分离是在上海，找到是在上海，父亲去世也在上海。
上海三天:父亲最后的日子
就在找到童女士后一个月，张至璋和夏祖丽一起飞往中国大陆，此行夏祖丽还有一个目的是完成父亲的传记《何凡传》，而张至璋的首要任务当然是寻父。“上海是找爹的重镇，因为爹在上海机床厂工作很久，在那儿退休后，住在浦东，这些地方非亲身前往探索，无法明白就里。此外张靖璋住在上海，我们‘兄弟俩’当然要会面。”
考虑到父亲给二叔最后的信中所说的浦东至善路早已不存在，张至璋决定还是从上海机床厂入手。可是不久就传来消息，上海机床厂退休人员名单中查不到张维寅的名字。“我第一反应，父亲是不是改名字了。可是隐隐又觉得不可能。”只是这条重要线索又断了。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冥冥中自有天意，正当张至璋夫妇觉得没有希望时，有消息传来，之前托人在户籍登記中寻找有了结果，竟然找到了二十几年前的至善路12号，户主就叫张维寅！“2001年到上海的时候，三天内事情急转而下，水落石出。极富戏剧性。先是厂里没找到，以为完了，结果第二天接到电话，说父亲结婚了，找到了最后住的地方，还找到了后人朱龙根。”夏祖丽也不禁感叹道。
朱龙根是张维寅晚年的老伴高老太太的外孙，他很热心，当天就带着夫人、妹妹、妹夫等人一起来宾馆见张至璋，还带来了他收藏着的“公公”(即张父)留下的五本笔记本，全是摘抄和图画。“朱龙根收着这五个小本子也不容易，就像张靖璋收着那封破破烂烂的信一样，他们不会预料到以后会碰到我，他们当时只是出于好奇或者其他原因为自己留着。册子上有我父亲的DNA，很宝贵。”
看着他们随意亲切的谈笑，张至璋觉得当年他们一定与父亲很亲近，“我本来以为父亲就这么孤苦一生，没想到最后他还结婚了，有了个伴。我想这是个好事，父亲最后有人送终了，也是安慰。朱龙根告诉我，他们把公公运到龙华火葬场火化，之后还吃了豆腐饭，做了七七。可惜那时没有照片，否则我就可以看到父亲晚年的样子了。朱龙根讲公公很爱干净，我记得母亲也说过这个。我忽然领悟，他们与爹相处比我久，认识爹比我深，我，是在从这些陌生人身上去认识自己的父亲！”
与朱龙根的谈话中，张至璋了解到父亲最后的日子与母亲一样，也一直思念着自己的亲人。在最后一两年，他特别想念台湾，还常常拿出大女儿的照片看。1979年，“文革”结束两年，张维寅78岁，半年内写了四封信，寄到他仅知的30年前女儿在台湾的旧址，以及台湾省政府，或是干脆写给大陆政府，恳求帮忙联络。一封封的信发了出去，都没有回音，令他心情郁闷，最后脑溢血加胃出血去世，这时离他的80岁生日只有一个星期。
张至璋得知父亲当年的骨灰并没有落葬，第二天，就与朱龙根一起去龙华殡仪馆。但是得到的回答却是:骨灰三年没人认领，就运到海边，集体深埋。虽然没有
找到骨灰，但张至璋却见到了当年的“火化申请书”，上面盖了申请死亡火化单位的戳记。还是张靖璋仔细，发现戳记绕着一圈的字是“上海锻压机床三厂革命委员会”，这就是说张维寅最后的工作单位并不是“上海机床厂”(这只是父亲自己在信中的简称)，而是“上海锻压机床三厂”，之前完全找错了！
于是，张至璋一行找到了上海锻压机床三厂。走进父亲曾经工作了10年的小楼，张至璋心情非常激动。在那里，他们见到了一位认识父亲的周姓领导。从周先生的介绍中，张至璋得知父亲晚年是工厂淬火车间的工人，但是“文革”中并没有受到迫害。周先生说，“热处理间虽然辛苦，张维寅年纪大，分配担任最轻松的装箱工作。年纪轻的站在他前面，淬炼锅炉里烧红的扳手。他的工作是最不累的。……你放心，‘文革’时张维寅没事，没人去斗个不说话的老头。”他还说，张维寅退休不久就结婚了，大家都为他高兴，老伴是人介绍认识的，“只记得张维寅说过，她什么都好，就是文化水平不高。”
二叔是“潜伏”特工
后来，张靖璋帮忙从锻压机床三厂复印了张维寅的档案，可以看到，张维寅晚年辗转几地换了十几个工作。当年他从华大毕业后，曾在上海的一所中学教书，可是不久就调去东北师范大学实习，后来留在东北先后在几个中学当教师。1956年又回到上海，在一所工厂里面当厂校教师，1960年起正式调至上海锻压机床三厂。一开始他在财务科工作，可是不知为什么从1961年起就被调至车间当工人了，从成品间到包装间直到最艰苦的淬火间。张靖璋解释，按照张维寅的经历并对照当时历史背景，“把他送上生产第一线，在当时是合理的现象，成为‘光荣’的工人队伍里的一分子”。
然而，张至璋却明白，这个转换正发生在“文革”爆发前夜，“文革”中父亲就一直在最艰苦的淬火车间。1966年张维寅跑去天津向弟弟求助时，正是他被调至淬火车间才半年，就因为“顶不住了跑出来，暂避一时”。可是在更大的冲击和灾难面前，这些都算不上“迫害”了。
真正公认遭受迫害的，是张至璋的二叔张惟辰。如果综观张惟辰的经历，就是热播电视剧《潜伏》里余则成的翻版，只是没有假婚这一出而已。解放前，张惟辰在天津电信局做局长的佐理员。抗战期间该局长是国民党远东情报中心的主任，张惟辰客居局长家中，公开讲因他的毛笔字和文学功底好，为局长的子女做家教，实际上是情报中心的译电员。电台就设在局长家中，搜集华北战区日本军事情报，发到八路军的冀中根据地。远东情报中心明为国民政府的商业情报组织，暗为中共地下情报站，局长为共产党特工。
“以前只知道二叔写得一手好字，不明白抗战期间为什么他在天津、南京、重庆之间奔波，原来他是个情报员！我们的家族里竟然出了个‘特工’！”张至璋说，刚听张靖璋说起二叔的情况，他也万分惊讶。
据张靖璋介绍，1949年以后，张惟辰在天津邮电管理局任新局长的秘书，后任总务科长。“文革”爆发，因为“国民党远东情报中心”的经历，张惟辰被当作“国民党特务、历史反革命”揪了出来，挂牌子批斗。后又被送往五七干校，终因年龄大体力不支和高血压、脑溢血瘫痪在床。“即便如此，此后的三四年里几乎每月都有不少的来人‘调查取证’，拍桌子砸板凳，挥舞切菜刀逼问父亲的大有人在。”
1977年，张惟辰没有等到平反就因脑溢血去世，数月后，迟来的平反信到了张靖璋手中，上面承认张惟辰1948年参加革命，是共产党干部。
岳父岳母
“我们年纪已经不小了，我们的儿女更不可能来找了。一定要在我们这一代完成这个寻父的责任。我们不查，就没有了。”张至璋和夏祖丽有两个儿子，一个在美国做电脑方面的工作，娶了个美国女孩；一个在欧洲为联合国工作，娶了个挪威女孩。所以，他们的第三代注定是混血儿。夏祖丽说，现在大家都是地球村、世界人。
张至璋有一对名人岳父母，岳父何凡(夏承楹)是报人，专写社会专栏；岳母林海音是台湾著名作家，《城南旧事》的作者。“我和祖丽是1968年朋友聚会时认识的，1970年结婚。”张至璋当年毕业于政大法律系，后一直从事新闻工作，曾任华视主播并去美国采访福特总统，1986年全家迁往澳大利亚墨尔本定居，在新闻工作之
余，还搞一些创作。“我从小就常看何凡写的社会专栏，很佩服他，没想到他竟成了我岳父，人有时想不到会‘中奖’。”张至璋开玩笑道。
夏祖丽介绍说，林海音1948年30岁时离开北京去台湾。她非常想念北京，离开北京就好像离开了“乳娘”。最后一瞥是北京协和医院屋顶的绿色琉璃瓦。10年后林海音开始写《城南旧事》，1960年出版。“她是台湾苗栗人，去台湾等于回到家乡，她的第一故乡是台湾，她心灵的故乡是北京。当年，我们也是到上海坐中兴轮去的台湾，我那时只有1岁，母亲全家都走了，只有一个三妹还留在大陆。母亲写过一篇文章，叫《三妹，你在哪儿》，小时候，三妹也曾经走失；后来，三妹一直在上海。90年代，母亲回大陆，来到上海，找到了三妹，还联系上了以前春明女中的同学、电影明星白杨，她们后来一直通信。一直到白杨去世，母亲很震惊很难过。”有意思的是，张至璋的大姐张砺，曾经在白杨主演的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中客串过一个角色，莫非这就是缘分。
“我父亲祖籍南京，我祖父夏仁虎当年中了举人，25岁到北京做官，父亲在北京出生。”夏家是个大家族，一共9个兄弟姐妹，全部大学毕业，是真正的书香门第。夏承楹排行第六，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外文系，在大陆时曾任《北平日报》编辑，是新闻从业人员。“当年只有我父亲随着我母亲去了台湾，他们家族中的其他人都还留在大陆。亲人大多在北京，有一个妹妹在上海，95岁了，叫夏承瑜，是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花腔女高音。1999年我來的时候，她送我一个录音带，70岁时唱的歌剧《夜莺》，让我带回去给我父亲听。我还有一个叔叔在北京，98岁了，头脑非常清楚。父亲也回来过一次，那年跟他感情最好的二哥还在，92岁，见了他后没几天就走了。”夏祖丽说。到台湾后，夏承楹以何凡的笔名在《联合报》副刊撰写“玻璃垫上”专栏，前后长达31年之久。曾任文教类《国语日报》的编辑，后升任社长、发行人，提倡国语。
2001年，就在张至璋夫妇从上海寻父回澳大利亚后一个月，岳母林海音在台北因病去世。又过了两个月，张至璋夫妇来到台湾北海金山的墓园，这里葬着两人的母亲，张郝剑珠和林海音。“我把爹的手迹和照片，加上娘的遗照，合压在一起。”张至璋说，“爹，终算回到妻儿身边了。”
2002年底，岳父夏承楹也跟着去了，享年93岁。“娘、岳母、岳父先后都安置在北海金山的同一座金色宝塔内。张靖璋又来信了，打听出来爹的骨灰掩埋处，在上海的杭州湾海边。”2003年，张至璋夫妇、张至璋的二姐晚璋以及大姐的女儿，一起来到奉贤滨海墓场，这儿就是张维寅被集体掩埋的地方。
第二天早晨，在浦东香格里拉酒店的窗口，张至璋看到了黄浦江上一艘“双身船”，从小就跟着父亲折叠手工“双身船”的张至璋一直以为这只是想象中的东西，没想到有一天居然看到了真正的古老的“双身船”！“冥冥中自有天意，不是我在找父亲，是父亲在找我。我只是要坚定一个信念，相信这个针一定在海里面。”现在张至璋把寻父故事写成了书，他希望姑姑的子女们能看到书，“一直是我在寻找，现在我等着她们来找我了。”(本文图片除注明外，由北京三联书店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