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地方阴阳学是植根于民间的官办天文机构.该制度首创于元代,设计之初旨在管理民间术数人员,并为中央天文机构培养、储备人才.但明代的阴阳学却并未发挥原有作用.明中期,伴随中央对阴阳学控制的松弛,阴阳学的教育与管理职能逐步蜕化,在地方公共权威的干预下,阴阳学与基层行政和民间生活的关系日趋紧密.文章通过考察阴阳学兴衰的历史过程,分析阴阳学在明中期职能蜕变的内在因素,从而揭示影响古代天文学发展背后的国家意志和民间信仰两者之间的内在张力,并以此对明代天文学衰落提供解释.
【机 构】
:
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呼和浩特010022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地方阴阳学是植根于民间的官办天文机构.该制度首创于元代,设计之初旨在管理民间术数人员,并为中央天文机构培养、储备人才.但明代的阴阳学却并未发挥原有作用.明中期,伴随中央对阴阳学控制的松弛,阴阳学的教育与管理职能逐步蜕化,在地方公共权威的干预下,阴阳学与基层行政和民间生活的关系日趋紧密.文章通过考察阴阳学兴衰的历史过程,分析阴阳学在明中期职能蜕变的内在因素,从而揭示影响古代天文学发展背后的国家意志和民间信仰两者之间的内在张力,并以此对明代天文学衰落提供解释.
其他文献
诗界革命对汉语诗歌写作的改良尝试并未触及诗歌写作的根本,但诗体大解放却以颠覆性的姿态改变了诗歌的写作模式与发展方向.胡适将诗歌写作的媒介从文言文替换成现代白话的历史经验说明,探寻汉诗写作的演化特征应该抓住诗歌语言系统是语言的一个子系统的基本特性,从而使得采用系统论的视角与方法来观察诗歌语言的演化规律成为可能.系统的变化与发展一方面与系统内部成分的信息有关,另一方面受其他与之交互的系统的影响.诗歌语言系统的演化规律能够通过系统中不同词类的信息分布特征反映出来.其词类信息的分布规律表明:从古到今的诗歌语言系统
尽管具有一定保障性,但宅基地制度的首要目标在于经济管理,其表面上强调“户有所居”,实际是“户有定居”.宅基地上使用权所承载的管理性与农民自费建造农房所有权的私权性,存在内在的矛盾,不应适用房地一体规则,因为后者遵循着传统民法应对市场交易的基本逻辑.自然资源部所发布的文件明确了宅基地使用权可以由城镇居民继承,内核乃是基于房地一体,以房屋所有权的可继承带动宅基地使用权的可继承,颇为冒进.宅基地上所有权与房屋使用权应当分离,这将为宅基地的流转与乡村振兴提供新的契机:农房的自由流转加上宅基地使用权的农民保有,将最
环境治理是政府与公众共同生产的过程,新公共治理理论强调,公众的共同生产行为对公共服务的有效性至关重要,但共同生产行为对公共服务评价的影响仍存在不同研究结论.实证结果显示,个体共同生产行为对政府环境治理感知绩效并没有直接显著的影响,但通过引入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投入这一组织层面的变量后发现,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投入对个体共同生产行为与环境治理感知绩效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当地方政府投入高时,个体共同生产行为与中央政府环境治理感知绩效呈正相关;当地方政府投入低时,个体共同生产行为与中央政府环境治理感知绩效呈负相关.同时
由日本语用学家Sachiko Ide等自2007年提出的解放语用学范式尝试挣脱西方语用学理论体系的束缚,为中国语用学研究范式的凝练与更新提供了重要参考.因此,系统地研究解放语用学产生的背景、架构及其运作,具有一定的学科观照意义,也是进一步结合当前国际和国内语用学发展态势,开展中国语用学当下境遇与未来走向的客观批评与提升文化自觉性的重要前提.具体来说,第一,解放语用学的目的与原则可以看作中国语用学研究范式自觉的起点;第二,解放语用学的范式与应用可以看作中国语用学研究范式批评的重点;第三,解放语用学的价值与启
促进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有效合作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已有研究表明,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存在策略性特征,但尚未厘清达成合作的基本条件与形成机制.组织学理论普遍强调,组织间有关合作议题信息知觉的清晰性以及行为意向的一致性共同构成的"共识性认知"是实现合作目标的前提.温州市苍南县政府与当地印刷包装行业协会、印刷企业合作治理大气挥发性有机物(VOCs)的相关实践证明了上述理论推断.达成有效合作治理的条件在于,多元主体根据组织间有关合作议题的认知结果,自觉实现组织间规范结构和行为结构彼此嵌合、
控制国家审计公告质量有助于提高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文章研究如何优化国家审计公告外部环境,提高国家审计公告质量,建立国家审计机构与监管部门之间的重复博弈模型,得出控制国家审计公告质量博弈模型的纳什均衡和最优混合策略.依据重复博弈的结果,文章认为,提高国家审计公告质量需增强政府信息公开性和时效性,保障公民享有国家审计公告知情权;加强国家审计问责问效服务机制,推进政府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追踪公共权力运行效能,完善公民参与国家审计的路径.
12世纪法学复兴促成了律师职业在西欧范围内的兴起,也奠定了西方律师职业伦理的传统.这一理论体系可以分为两条主线,即律师是"骑士兼教士"以及"法官的奴仆".其中,律师是"骑士兼教士"的命题引申出了不得违背良心而辩护的原则,决定了律师职业的社会地位、社会责任和得体服装等.而律师是"法官的奴仆"的命题则揭示了司法审判活动中法官和律师的主从关系,律师是帮助法官发现真相的工具.因此,律师应当仅仅陈述真相,不得以烦冗的讼词干扰法官判断,且必须具备得体的行为和情感.1274年起,中世纪法学中的相关伦理讨论不断渗透法兰西
通过构建超效率BCC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对2015-2019年10家宁波市上市企业采购组织的绩效进行评价分析.结果显示:10家宁波市上市企业采购组织的综合技术效率均值为0.849,整体表现较好,但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全要素生产指数年均增长率为4.4%,技术进步增长率为8.4%,表明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指数的影响更大.为此可以得出结论:在一定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基础上促进技术进步,有利于企业采购组织绩效的持续提升.
虚君共和是辛亥革命期间康有为沟通帝制与共和的政治理论和方案,学界基本根据《与黎元洪、黄兴、汤化龙书》《救亡论》《共和政体论》等文的刊本研析其内涵,无法说清相关文本既区分又混同虚君共和与君主立宪的矛盾现象,对文章写作时间的认识也较为粗疏.通过仔细辨识《与黎元洪、黄兴、汤化龙书》《救亡论》《共和政体论》等文手稿的原生样态、修改痕迹及其与刊本的异同,可以发现康有为最初其实是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共和的,后来为应对政局变化,才利用共和概念的模糊性扩充共和类型,将君主立宪改成虚君共和,结果导致虚君共和与君主立宪关系暧昧
在偷换商家二维码取财的案件中,商家既是财产损失者,也是刑法上的被害人;顾客既没有产生规范意义上的认识错误,也没有基于处分意思处分财产,既非被骗者,也非被害人.该类案件取财行为的性质不属于双方沟通交往型的诈骗犯罪,无论是将案件理解为两者之间的诈骗还是三角诈骗,都面临着难以肯定基于处分意思的实行行为等障碍.二维码案件的实质内容是违反被害人本意的盗窃行为,其行为对象是商家的债权这一财产性利益;肯定对占有的规范判断和对债权的观念占有,也完全可能.在对处分行为的主观要求与对占有判断的观念理解、规范理解之间,将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