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临人口负增长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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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口问题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不会造成人口失控。如果还是抱着总量问题不放,不看趋势,不试点,不行动,时光在流逝,历史将来会提出拷问,而我们都是当事人。”
  顾宝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于2004年、2009年与多位人口学者、社会学家两度联名上书中央,建议调整现行生育政策,“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严格控制多胎的条件下,有计划地逐步放开二胎生育”。
  《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0-2011》披露: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到2050年,60岁及以上老人将超过总人口的30%,中国社会将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
  “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大势已定,21世纪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人口负增长造成的风险。”顾宝昌教授的语气低缓凝重。
  我国自1980年开始实施绝大多数夫妇只允许生育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因在农村遭到普遍抵制,1984年起放宽为大多数农村夫妇在头胎为女孩的前提下,间隔4至5年后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近年,越来越多的地方取消了间隔要求。
  中国人口学界对人口负增长惯性可能造成危害已基本达成共识,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松动、调整,乃至全面放开二胎的时机选择。
  “调整生育政策就是还权于民”,顾宝昌称这个还权于民的过程一直在进行,“但是并没有进行完,还要继续下去。”
  人物周刊:六普的人口数据今年4月份就将公布了,您估计我国现有人口总量会有多大?
  顾宝昌:不会有太大的增量。这个不需要看数据,看看自己身边,再到外地转转就知道了,好多地方学校都变成养老院,因为没小学生了。还有一些地方,希望小学建起来了,却都荒废了。看看自己周边,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愿意生孩子、愿意多生孩子的育龄女性是多了还是少了?
  人物周刊:大城市的直观感觉是人还是太多,很难真正理解人口趋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顾宝昌:很多问题人们都会很直观地把它归结为人多造成的,比如北京孩子入托难,但是仔细想想,这究竟是教育资源分配出了问题,还是孩子多造成的?事实上,全国很多民办大学破产,考大学分数线已经降低20%。去年北京户籍高考人数减少1.7万,上海的大学已经连续3年没招满了。
  人物周刊:如果毛主席当年不批判马寅初和那些社会学家、人口学家,在建国之初就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或许就不会出现长达30年严厉的一胎制,出现今天这种脆弱的“421”家庭模式吧?
  顾宝昌:(笑)马寅初的问题要历史地看。当时社会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不足,整个世界都存在同样的问题。上世纪6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要开一个会讨论人口问题,多国政府拒绝参加,第一次世界人口会议直到1974年才开成。
  对人口问题的认识是一个过程,你认识得越晚,积累的问题就越严重,付出的代价就越大。马寅初和那些社会学家当初已经预见到人口激增将要出现问题,提出了建议和对策,但是社会不接受,等到真正要面对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这和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一样的,现在很多人只看总量,不看趋势。但既然你在做人口研究,你就有责任向社会向公众向政府要说清楚,这样下去会出现什么状况。2004年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14.46亿。峰值是什么意思,就是到顶了!到顶之后就会掉头向下,人口态势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没有经历过生育率很低的时期,将来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没经历过,因此现在更要用一种开放的心态,允许大家去探索。
  人物周刊:您主张稳步放开二胎生育,但也有人认为我国人口总量巨大,等到人口负增长真正到来的时候再调整生育政策也不迟。
  顾宝昌:人一年只能长一岁,当整个社会已经步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年轻劳动力只占总劳动力的8%至9%,那时再生孩子,解决不了问题。如果现在调整政策,允许生二胎,二三十年后年轻人的队伍就不至于太萎缩,那么虽然那时候老年人人数很多,但劳动力不会太匮乏,整个社会还能良性运转。
  人物周刊:相对宽松的生育政策会不会一放就乱?
  顾宝昌:上世纪80年代,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地经中央批准,推行了“二孩政策”。
  2005-2006年,我们对这些地区的人口态势进行了实地调研,调研成果汇总为《八百万人的实践——来自二孩生育政策地区的调研报告》一书。实行生二孩的地方,多年来人口增长并不快,而且生育率没有出现反弹,二孩越来越少,三孩微乎其微,出生性别比正常。
  人物周刊:也就是说,即使每对夫妇可以生两个孩子,也会有很多人不想生、不会生了。
  顾宝昌:是的。我们在苏南、苏中、苏北选了6个县进行调查,18000多位妇女。调查下来,4000多位妇女按照现有政策,可以生两个孩子,但是已经生了两个孩子的不到10%。我们问她们,觉得几个孩子好?其中45%认为生两个孩子好。我们又问,你说生两个孩子好,什么时候打算生第二个孩子?结果,她们很多说“想是想,但生是不生的”。明确表示要生第二个孩子的只有20%。这又给我们一个启示,愿望和行动之间有差距。
  生育政策调整已经事不宜迟,异常紧迫,应当及早着手,不应贻误时机。
   (图表数据由顾宝昌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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