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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灾区归来
本期封面记录了“5·12”四川大地震的悲伤和震撼。
走进灾区，从灾区归来，我更近距离感受到这种悲伤和震撼的重量。
走近映秀镇的漩口中学、映秀小学、映秀幼儿园的废墟和瓦砾堆，瓦砾堆下仍然有数以百计孩子的尸体没有挖掘出来。我在漩口中学坍塌的教学楼瓦砾下，看到了几只已经腐烂的、被压在瓦砾之下的手臂……
我看到了仍然不断对着瓦砾呼唤孩子名字的父亲，看到了泪流满面不断在废墟中寻觅孩子书包的母亲，我泪流满面。
死去的多半是孩子，在汶川，在北川，在青川，在都江堰，在绵竹，在什邡………最先倒塌的多半是学校。
走进灾区，我真切感受到自然灾害无法抗拒和避免的威力，从灾区归来，我除了悲伤和震撼之外，还有的是愤怒。
孩子们何辜，他们原本是共和国的希望和未来!
杨锦麟(凤凰卫视)
默哀也是人性的高昂
从5月19日下午2点28分起，数以亿万人计的中国人，无不悲切地垂下头颅，在汽笛、警报的鸣响声中，为四川大地震的数万名蒙难者致哀。
低下头来，并不像我们所假设并严加防范着不准其发生的那样有失尊严；不仅如此，低下头来，为人类的灾难低下头来、为生命的消失低下头来、为遇难者的不幸低下头来，让双眸凝视大地、让脸庞平行地表、让颅顶面对前方，其实，也是一种人性的高昂，也是一种灵魂的灿烂。
当我垂下头颅时，我在想：我们以往是否太多地把人类的假想敌当成了人类?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请从“5·12”起吧，修正、改变以往我们防范的目标：人类之间所有的纠葛与争端，甚至敌对与战争，在大自然的发力与灾难面前，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不值一提。
当我垂下头颅时，我在想：我们为什么要举国为灾区的数万名死难者默哀?答案很简单：首先，我们都是人，都具有人之所以为人的属灵特征；我们有相近的价值观念、相似的理想信仰；我们不是不会思考的沙砾、枯草，也不是仅仅满足于吃饱喝好的低等动物。恰恰相反，我们同是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华魂!我们拥有同一个国度、同一个梦想；同时，我们也得担当同一种磨难。
孙振军(河南三门峡)
疫情公开是深刻的信息公开课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5月24日向中外记者阐述了抗震救灾目前存在的三大困难及其应对措施。温家宝表示，要保证大灾后不发生重大疫情。目前没有疫情出现。一旦出现疫情，政府一定会保证信息公开。
政府发现疫情后及时公开疫情信息，可以有效消弭各种谣言传播；政府及时公开疫情信息，更能让民众及时做好疫情防范工作，从而有利于避免因为人们疏于防范扩大疫情蔓延范围，避免因为信息不畅给民众造成原本可以避免的伤害。公开疫情，也是尊重公众对于公共事件的知情权的需要，是包括《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内法律法规提出的刚性要求。所以，及时、准确地公开疫情信息，是政府保障公众生命健康安全、尊重公民知情权与生命权、遵守法律法规的题中之义，是政府义不容辞履行的法定职责。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地震造成数万民众生命损失之后，灾区一旦出现疫情将公开处理承诺的作出，实际上也是对于各级各地政府及其官员的深刻的政府信息公开课与生命教育课，同时也是对那些对民众生命健康安全重视不够、不能切实履行及时公开疫情信息行为与现象的深重警示：
魏文彪(江西)
同捐一个亿，不同的王石王老吉
因为抗震捐款的事儿，两个“老王”陷入了冰火两重天——一个是人，万科老板王石；一个是饮料，加多宝旗下的凉茶王老吉。两个“老王”同样向灾区捐了一个亿，但受到的“待遇”，却是怎一个“迥异”了得。
这些天，“王老吉”向灾区捐款一亿元，网友对其好感大增，因此放风相约，只要看到王老吉，见一罐买一罐。让王老吉断货。
反观王石先生，为了扭转形象，万科“亡羊补牢”，于5月21日宣布，再出资1亿元参与地震灾区灾后安置、修复和重建工作。从200万到1个亿，也算大手笔了，但网民们还不买账。有人认为，万科选择风光秀丽的遵道镇参与重建，根本不是捐款，而是投资；有人说得更损——只是堵塞众人口水的一种公关技巧、一种转移人们视线的营销手段而已。可怜的王石，任是公开道歉，任是冲到救灾第一线，但就是无法从网民那里买到王老吉那样的“好”来。
王老吉捐一个亿，消费者用嘴巴表达好感，使劲买使劲喝，这符合“好人不吃亏”的朴素法则——既然企业愿意担负多捐款救灾的社会责任，让这样的企业多赚点钱，那还不是应该的嘛!对王石而言，如何避免因为老板的不当言论影响到公司的形象，在国家重大需要面前如何及时站位，也不啻是一个教训。
民众用买不买你的房、喝不喝你的饮料，来表达对一个企业的“好恶”，这是权利，也有利于引导企业的责任观念：你如果认为王老吉只是一个成功的营销罢了，那李老吉、张老吉们下次大可以争先恐后地带头多捐嘛!你认为王石的遭遇是个教训，那你尽可以在以后避免这等伤害网民感情的言语、尽可能把好事做得“好看”点嘛!
毕诗成(西安)
地震背后的全球化
直到走出斗室，看到圣米歇尔大街上如常的游客时，我才突然意识到，汶川地震没有在这里发生过。对更多的欧洲人来说，它只存在于电视、报纸和网络上，只是全球新闻工业经过充分的拍摄、剪辑、解说之后制造出的5分钟新闻节目。这场灾难会占据两天报纸头条。但第三天，新闻工业就必须得发布新的头条消息。
当我看到法国《解放报》的报道标题《一场充分被利用的灾难——中国借此使人忘记西藏问题》时，我确实震惊了。在前言中，编辑狠毒地宣布，既然对西藏问题以及汶川地震的新闻政策竟然如此不同，那么这场新的宣传战背后必定存在着政府的庞大阴谋。这个编辑眼中的中国，甚至可能急需这样一场灾难来扭转当前的国际政治形势。而她代表的左派的声音，则需要加以呐喊，来警醒欧洲社会——“如果中国总理并没有在灾民而前停车，这是因为他们并不在乎灾民，他们依靠拍照来吸引注意力，好让人们把视线从西藏挪开!”几乎与此同时，素称“民主机关枪”的德国某家周刊也刊登了类似文章。
他们站在欧洲中心的视角上，不能理解一场8级地震对13亿人的含义。苦难塑造了中国的气质，而苦难与气质一样，是有国界的。
如果我们回头寻找萨义德在《东方学》中表达出的原则，我们就会发现恰恰是欧洲需要灾难和西藏问题：欧洲需要以此来检验自己对中国的知识与论述，并且在其想象中的西藏危机、东方政治阴谋论里爱慕上自身的道德与能力——既然汶川地震发生在这样一个时刻，那就不如说西藏问题与地震之间必然存在什么关系好了。这既可解释欧洲对中国集权政府与民间关系的困惑，又可以满足自身道德的虚荣，人们喜欢这样。在欧洲的想象中、在报纸与电视上，连废墟和呼喊里都仿佛埋藏着静悄悄的东方政治阴谋。
但是当欧洲社会将西藏问题与地震毫不犹豫地扯上关系，并自以为识破了中国的政治诡计时，他们就面临一个新的危机：人道主义被丢失了，并且没有人去指出这一点。
答案却是这样的：当所有人都在以自己的立场和意识形态对同一事件做出描述时，灾难本身已经面目模糊。而当它变成政治话题，就进一步丢失了灾难本身的残酷。东方与西方都在对方身上寻找真相，眼中却都只看得见自己，这就是被意识形态斩成两截的现实。人道主义失败了，它在政治优先和意识形态的挤压下消失得无影无踪。无论对东方还是西方来说，这才是最残忍的结果。
王晶(巴黎)
本期封面记录了“5·12”四川大地震的悲伤和震撼。
走进灾区，从灾区归来，我更近距离感受到这种悲伤和震撼的重量。
走近映秀镇的漩口中学、映秀小学、映秀幼儿园的废墟和瓦砾堆，瓦砾堆下仍然有数以百计孩子的尸体没有挖掘出来。我在漩口中学坍塌的教学楼瓦砾下，看到了几只已经腐烂的、被压在瓦砾之下的手臂……
我看到了仍然不断对着瓦砾呼唤孩子名字的父亲，看到了泪流满面不断在废墟中寻觅孩子书包的母亲，我泪流满面。
死去的多半是孩子，在汶川，在北川，在青川，在都江堰，在绵竹，在什邡………最先倒塌的多半是学校。
走进灾区，我真切感受到自然灾害无法抗拒和避免的威力，从灾区归来，我除了悲伤和震撼之外，还有的是愤怒。
孩子们何辜，他们原本是共和国的希望和未来!
杨锦麟(凤凰卫视)
默哀也是人性的高昂
从5月19日下午2点28分起，数以亿万人计的中国人，无不悲切地垂下头颅，在汽笛、警报的鸣响声中，为四川大地震的数万名蒙难者致哀。
低下头来，并不像我们所假设并严加防范着不准其发生的那样有失尊严；不仅如此，低下头来，为人类的灾难低下头来、为生命的消失低下头来、为遇难者的不幸低下头来，让双眸凝视大地、让脸庞平行地表、让颅顶面对前方，其实，也是一种人性的高昂，也是一种灵魂的灿烂。
当我垂下头颅时，我在想：我们以往是否太多地把人类的假想敌当成了人类?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请从“5·12”起吧，修正、改变以往我们防范的目标：人类之间所有的纠葛与争端，甚至敌对与战争，在大自然的发力与灾难面前，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不值一提。
当我垂下头颅时，我在想：我们为什么要举国为灾区的数万名死难者默哀?答案很简单：首先，我们都是人，都具有人之所以为人的属灵特征；我们有相近的价值观念、相似的理想信仰；我们不是不会思考的沙砾、枯草，也不是仅仅满足于吃饱喝好的低等动物。恰恰相反，我们同是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华魂!我们拥有同一个国度、同一个梦想；同时，我们也得担当同一种磨难。
孙振军(河南三门峡)
疫情公开是深刻的信息公开课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5月24日向中外记者阐述了抗震救灾目前存在的三大困难及其应对措施。温家宝表示，要保证大灾后不发生重大疫情。目前没有疫情出现。一旦出现疫情，政府一定会保证信息公开。
政府发现疫情后及时公开疫情信息，可以有效消弭各种谣言传播；政府及时公开疫情信息，更能让民众及时做好疫情防范工作，从而有利于避免因为人们疏于防范扩大疫情蔓延范围，避免因为信息不畅给民众造成原本可以避免的伤害。公开疫情，也是尊重公众对于公共事件的知情权的需要，是包括《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内法律法规提出的刚性要求。所以，及时、准确地公开疫情信息，是政府保障公众生命健康安全、尊重公民知情权与生命权、遵守法律法规的题中之义，是政府义不容辞履行的法定职责。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地震造成数万民众生命损失之后，灾区一旦出现疫情将公开处理承诺的作出，实际上也是对于各级各地政府及其官员的深刻的政府信息公开课与生命教育课，同时也是对那些对民众生命健康安全重视不够、不能切实履行及时公开疫情信息行为与现象的深重警示：
魏文彪(江西)
同捐一个亿，不同的王石王老吉
因为抗震捐款的事儿，两个“老王”陷入了冰火两重天——一个是人，万科老板王石；一个是饮料，加多宝旗下的凉茶王老吉。两个“老王”同样向灾区捐了一个亿，但受到的“待遇”，却是怎一个“迥异”了得。
这些天，“王老吉”向灾区捐款一亿元，网友对其好感大增，因此放风相约，只要看到王老吉，见一罐买一罐。让王老吉断货。
反观王石先生，为了扭转形象，万科“亡羊补牢”，于5月21日宣布，再出资1亿元参与地震灾区灾后安置、修复和重建工作。从200万到1个亿，也算大手笔了，但网民们还不买账。有人认为，万科选择风光秀丽的遵道镇参与重建，根本不是捐款，而是投资；有人说得更损——只是堵塞众人口水的一种公关技巧、一种转移人们视线的营销手段而已。可怜的王石，任是公开道歉，任是冲到救灾第一线，但就是无法从网民那里买到王老吉那样的“好”来。
王老吉捐一个亿，消费者用嘴巴表达好感，使劲买使劲喝，这符合“好人不吃亏”的朴素法则——既然企业愿意担负多捐款救灾的社会责任，让这样的企业多赚点钱，那还不是应该的嘛!对王石而言，如何避免因为老板的不当言论影响到公司的形象，在国家重大需要面前如何及时站位，也不啻是一个教训。
民众用买不买你的房、喝不喝你的饮料，来表达对一个企业的“好恶”，这是权利，也有利于引导企业的责任观念：你如果认为王老吉只是一个成功的营销罢了，那李老吉、张老吉们下次大可以争先恐后地带头多捐嘛!你认为王石的遭遇是个教训，那你尽可以在以后避免这等伤害网民感情的言语、尽可能把好事做得“好看”点嘛!
毕诗成(西安)
地震背后的全球化
直到走出斗室，看到圣米歇尔大街上如常的游客时，我才突然意识到，汶川地震没有在这里发生过。对更多的欧洲人来说，它只存在于电视、报纸和网络上，只是全球新闻工业经过充分的拍摄、剪辑、解说之后制造出的5分钟新闻节目。这场灾难会占据两天报纸头条。但第三天，新闻工业就必须得发布新的头条消息。
当我看到法国《解放报》的报道标题《一场充分被利用的灾难——中国借此使人忘记西藏问题》时，我确实震惊了。在前言中，编辑狠毒地宣布，既然对西藏问题以及汶川地震的新闻政策竟然如此不同，那么这场新的宣传战背后必定存在着政府的庞大阴谋。这个编辑眼中的中国，甚至可能急需这样一场灾难来扭转当前的国际政治形势。而她代表的左派的声音，则需要加以呐喊，来警醒欧洲社会——“如果中国总理并没有在灾民而前停车，这是因为他们并不在乎灾民，他们依靠拍照来吸引注意力，好让人们把视线从西藏挪开!”几乎与此同时，素称“民主机关枪”的德国某家周刊也刊登了类似文章。
他们站在欧洲中心的视角上，不能理解一场8级地震对13亿人的含义。苦难塑造了中国的气质，而苦难与气质一样，是有国界的。
如果我们回头寻找萨义德在《东方学》中表达出的原则，我们就会发现恰恰是欧洲需要灾难和西藏问题：欧洲需要以此来检验自己对中国的知识与论述，并且在其想象中的西藏危机、东方政治阴谋论里爱慕上自身的道德与能力——既然汶川地震发生在这样一个时刻，那就不如说西藏问题与地震之间必然存在什么关系好了。这既可解释欧洲对中国集权政府与民间关系的困惑，又可以满足自身道德的虚荣，人们喜欢这样。在欧洲的想象中、在报纸与电视上，连废墟和呼喊里都仿佛埋藏着静悄悄的东方政治阴谋。
但是当欧洲社会将西藏问题与地震毫不犹豫地扯上关系，并自以为识破了中国的政治诡计时，他们就面临一个新的危机：人道主义被丢失了，并且没有人去指出这一点。
答案却是这样的：当所有人都在以自己的立场和意识形态对同一事件做出描述时，灾难本身已经面目模糊。而当它变成政治话题，就进一步丢失了灾难本身的残酷。东方与西方都在对方身上寻找真相，眼中却都只看得见自己，这就是被意识形态斩成两截的现实。人道主义失败了，它在政治优先和意识形态的挤压下消失得无影无踪。无论对东方还是西方来说，这才是最残忍的结果。
王晶(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