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之于中国的意义，就在于它与中国的崛起同步发生、相伴而行。中国要崛起，而且要和平崛起，不可能离开国际环境的允许。如果说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条件已经出现了，那么，这个历史条件应当是、也只能是全球化的现代资本主义时代，亦即全球化时代。
　　
　　全球化时代给予中国能够实现和平发展的条件，首先在于全球化时代造就了各个国家众多的共同利益，为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注入了新的因素，开辟了各国求同存异、和平共处与和平发展的现实可能与广阔前景，使得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能够避免像历史上的西方列强依靠对外侵略、扩张以至战争的方式去掠夺物质财富，而是可以通过全球化的物流交换方式和平地取得现代化建设所需的资金、技术和资源。
　　全球化时代给国际战略力量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带来了新的变化。全球化进程在全球的深入发展，一方面加剧了国家和社会的两极分化，另一方面也造就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力量的均衡化，从而在全球国家体系中正在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力量格局，即在少数最富的国家和最穷的国家之间，成长起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群。“中等收入”国家群的逐渐形成和发展壮大，将成为制约严重分化的两极国家极端势力、稳定国际局势的中坚力量，是建立和平、民主、平等、和谐的世界新秩序的积极因素。
　　全球化时代国际安全整体性的特点，把“全球治理”的任务提上了国际社会的议事日程。对付国际恐怖主义势力，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治理日益严峻的生态灾难，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和能源危机，没有各国的通力合作、尤其是缺少了像中国这样的重要国家参与其中，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这就为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建设性作用开辟了道路，从而也为国际社会以欢迎的态度接纳和承认中国的崛起提供了历史合理性。
　　另外，全球化时代大大拓展了国家安全的空间，各国国家利益在全球化时代的拓展，使安全边界大大超出了边界安全，使单个国家限于民族疆界之中的利益向人类公有的海洋、太空和电磁空间扩展。从而极大地提升了维护国家安全的成本预期。各个国家要实现对拓展的国家利益的维护，如果仍想靠争相发展武力来保驾护航，不仅要付出极高的效费比，而且往往力不从心甚至得不偿失。于是，构建与他国的安全合作来取代安全竞争就成为新形势下各国保全主要国家利益、实现基本安全目标的共同诉求和出路。这将逼迫少数国家以整个地球和外层空间为平台的超大规模的军备竞赛在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不得不有所收敛。这就为中国和平拓展国家利益提供了客观可能。
　　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的复杂性特征固然增加了世界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给中国的和平发展造成新的困难。但是也恰恰因为复杂，为我们提供了利用复杂矛盾，争取战略回旋空间、制约战争倾向、维护和平局面的更多条件。国际政治的历史表明，由于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每一历史时期总有一些新兴的国家由于力量的迅速壮大而上升至世界舞台的中心，从而冲击国际关系格局和引起对世界利益的重新划分，每当此时，这个国家就处在国际矛盾的漩涡之中，成为被注视被针对的焦点，由此上演了一幕又一幕“大国政治的悲剧”。中国如何能避免历史上法国、德国、日本和苏联曾经经历过的崛起和跌落的悲剧，关键是要摆脱“崛起大国”被作为“主要对手”的“厄运”。而国际矛盾越是错综复杂，国际社会的注意力就越分散，压力就越难于聚焦在某一特定对象身上。同时也为新兴国家利用众多矛盾进行力量制衡提供了可能。因此，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客观可能性，还包括要及时抓住在全球化时代由于安全的复杂性而随时出现的历史性机遇，充分利用国际矛盾来创造和改善外部的环境。
　　中国和平崛起必须解决的最大课题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的实质，就是一个已经崛起于世界的大国是否愿意接纳一个刚刚开始崛起的大国。中美关系之所以复杂，就是因为它的非敌非友和亦敌亦友的性质。于今，中美关系在摇摆中稳定，在稳定中摇摆，将会成为持续下去的常态。在全球化时代，中美两个大国之所以难以走向全面对抗，就是因为在中美之间除了对立的利益之外，已经具有了多方面的共同利益。佐利克在2005年9月21日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说“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问北京时，双方共同反对的东西决定了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如今，我们有机会让双方都赞成的东西来决定我们的关系”、“美国的对华政策，应当超越引导中国加入国际社会的融入政策，变为鼓励中国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股东”，这就给与了美中关系的一个新的定位，表明美国已开始倾向于把中国看作是在全球重大问题的管理上能够与之进行战略合作的“利益攸关方”。目前，经双方领导人一致认同的这一政治意向，正在通过中美高层定期举行的战略对话机制加以落实。这就为避免美中之间重开美苏冷战展示了一个良性发展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