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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酷暑，做为北方人，我恰好在素有“热都”之称的南京小住。那是七月最后的几天，一场伏雨过后，副热带高压势力统治了华东天空，“副高”压倒“正高”，南京出现了三十七年来的最高气温四十摄氏度。一时，街市上仅有汽车在流动，比往日显得寥寥的行人皆张起遮阳伞或头顶淋漓的湿毛巾匆然而奔……
我的居室仅有一台微型电扇，嗡嗡吹出来已是热风阵阵，没有一丝凉意。难怪市场空调机一时脱销，连装空调还要排队等候。有人告诉我到新街口百货商场五楼乘凉休息，那里冷气全天开放，是下棋、玩牌、品茶等休闲的好地方。然而，我不能为乘凉而无所事事。于是，我便乘车去了几家书店，均有数十部空调机全天开放，而以湖南路的新华书店为最佳。那里三楼大厅有为读者准备摘抄书籍的四个座位的大桌子，所谓大桌子即用两张长桌拼在一起，上面再盖上蓝色桌布，营造出雅致的读书氛围。由于炎热，书店里也是人头攒动，甚至过道上、楼梯上均是坐在地上乘凉的人。那里面有家中空调开了一夜，白天需歇机而到此乘凉翻闲书的、有携孩子到此一边看卡通一边纳凉哄孩子的、甚至连热恋的男男女女也佯作翻书而实到这里来降降温度的……所以那四个座位是求之不易的。我第一次看见那张桌子时，首先见到的是一位身着深色T恤的那种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干部，俨然一幅有专长的师傅似的人，他伏案看一本自带的厚厚的旧书，当我走近那桌子时，我们不约而同地对视了一眼。当我第二次去那里又见到他时，他仍然坐在那个位子上读那本旧书。于是我凑上前向那桌子上的四人打了一个招呼：各位，如果谁要走，那么我在这儿排个号。话一出口，师傅就站起来说他该回去吃午饭了，把那个座位让给了我。
这样，我终于幸运地坐上了读者摘抄席。犹似一个漂浮海上的人终于挣扎攀上了一只拥挤的小船，并且还有了一个固定的座位。整个下午，我便一边享受徐徐清风，聆听书店播放优美的轻音乐，一边幸福地阅读刚刚出版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振复的《中国美学的文脉历程》一书。书中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论述公元前五百年这一人类“轴心时代”，四大文明地区均都实现了“哲学的觉醒”，诞生了各自的伟大思想家：希腊的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区的耶稣、印度的释迦牟尼与中国的老聃与孔丘，他们构筑起关于人类处境及其幸福境界之本体的理性认识的精神高地，有力地影响了各自民族此后漫长的文化精神，创造了人们今天仍然信仰的世界性宗教……我立时被这种居高临下的鲜见梳理吸引住了。
从此，虽然老天的火炉越烧越旺，可是我却每天顶着热浪、汗流浃背地出门，半途中坚持不住就躲进有空调冷气的银行营业厅喘口气，待稍降体温后再奔到公交车站，以便在书店开门时坐上那座位。为了座位不再被占去，我每天自带两个烧饼与一杯茶水代替午餐。那位师傅先生也每天按时坐在我的对面。几天过后我们都有了一点熟悉，他告诉我他到这儿看书是为了躲避家中的老太婆打扫卫生时的扰攘，并告诉我他有三处这种清静读书的地点。他还是读着那本厚厚的自带的旧书。
有一次我趁师傅去书架取另一本书时，乘机翻看了那本旧书，书名叫《信号与系统》。他取来的也是同一本，不过是崭新的英文版。他告诉我作者是麻省理工大学著名教授奥本海姆，并说麻省理工大学相当于中国的清华。他很有兴致地谈起他的电子信息专业，他说这本奥本海姆的经典力作即使清华专业的学生也仅涉及极小一部分内容。他搞的是跳频信号技术。所谓跳频就是以不同跳跃的频道发出的通讯信号。目前他研究的进度与西方先进国家同步，他曾向聘雇他的科研所提出以六十万元的价格出卖这一技术，可是对方说“航空母舰虽然好，我们买不起”，于是每月支付他三千八百元，请他一星期讲一天课，余下让所里的博士们去搞……他说他原在的工厂因为使用了他的技术，每年增加了近百万元的利润，可是当他提出用他的技术参入厂里的股份时，厂长拒绝了他，并先后给比他年轻的工程师们提高了工资，于是他一气之下退休回家。由于他精通电子信息技术，外地科研机构也纷纷邀请他去讲课，连聘他的科研所也鼓动他“讲出来——讲出来——讲出来不费劲的！”他告诉我，“讲出来——那就不值钱了。但是他们要搞出来就要费时间、费劲、费钱、费一大笔钱！”
看来文理学科确属殊途，我所钻研的文科精粹却需要张扬，张扬以后社会才予以承认，而他搞的信息技术在未受到知识产权保护的情况下，只能保守，甚至在讲课时也要“天机不可泄漏”。如不然，他就会“下岗”！明中叶以后，艺术审美思潮从“存天理、去人欲”急遽被张扬人格之个性的“童心”与“性灵”所取代。其原因是当时社会对金钱的追逐与无厌，导致对国家王权的轻忽与对礼教的背离。传统的神圣、崇高遭到金钱的挑战。如此说来，不论文理，金钱都是不可忽略的手段，每一种社会现象的背后，大概都有利益驱动的原始痕迹可寻。
虽然殊途，但我与师傅却依旧每天坐对面桌。虽然天天见面，我们却都不舍得把时间浪费在清谈上，虽然很少讲话，但心情彼此理解。他见我始终读一本美学，多次提出让我读读普列汉诺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论著。并告诉我他发现这楼上的二楼就有书店内部使用的洗手间。从此，我又省下了每天半个多小时外出如厕的时间。
我读的书随着一天天的过去，大大加快了进度，第一遍通览已经结束，又开始了第二遍重点篇章的精读。首先是美容神、任放达、尚思辨的魏晋风度一章。而我的同桌也在天天地换着，有豆蔻少年、有大学生、有医生、有电脑迷、有企业家……不论他们是什么人，因为外面持续的高温，反正不该衣着的皆不衣着，该衣着的也都不再衣着。——让我领略了“越礼教而任自然”的魏晋风度。
不管这些同桌是如何频繁地变换，我与师傅仍旧是心无旁骛的老读者、老对桌。他近来钻研得很贯注、很有兴致，时不时在桌子对面自言自语地重复《信号与系统》里的“Ω”……惹得同桌女孩不时也青睐他几眼。我和师傅最后见面的时候正是双休日，那张读者摘抄席的大桌子因书店搞活动，仅留下一张长桌两个座位。我来时那桌子的座位已经被人占去，师傅先生来的比我还晚，我们打了一下招呼后他坐到远处读者休息椅子上。我仍然伫立大桌子旁一边看美学一边等候空出来的位子。一直到中午，才有一位的手机叫了起来，有人催吃饭，那人才倒出一个座位。我坐上位子后急欲把一上午读到的重点摘录下来，而此时那位师傅先生也提起书包往外走，我心想明日还会再见的，就没有跟他告别。
接着几天，却再也没有看见他来，虽然那张大桌子又恢复了四个座位的读者摘抄席。我想他大概是去了他所说的另外那几处清静的地方了吧？这时候，我精读的《中国美学的文脉历程》已经到了最后一章：清代的美学是中国古典美学的“终结”，这文脉之大要崇“实”而已。呈现出了中国古典美学之辉煌的落日余晖又预示着明日朝暾的辉煌。
当书店里又响起一阵阵优美清爽的轻音乐时，我的美学历程已经精读完、摘抄完。我步出新华书店的大门，灯火阑珊的街市正酣闹，我那几乎一整天一整天被空调冷气冲溉的身体已有些僵滞，被外面的热浪一扑，顿感浑身温暖精神充实的怡然……真是好一个热夏！
如今，天气一天凉爽一天，我再也不用去那里读书了，可那读者摘抄的四个座位却仍然会有，天天也都會有人去坐吧？我不知道师傅先生还去那里不？
我的居室仅有一台微型电扇，嗡嗡吹出来已是热风阵阵，没有一丝凉意。难怪市场空调机一时脱销，连装空调还要排队等候。有人告诉我到新街口百货商场五楼乘凉休息，那里冷气全天开放，是下棋、玩牌、品茶等休闲的好地方。然而，我不能为乘凉而无所事事。于是，我便乘车去了几家书店，均有数十部空调机全天开放，而以湖南路的新华书店为最佳。那里三楼大厅有为读者准备摘抄书籍的四个座位的大桌子，所谓大桌子即用两张长桌拼在一起，上面再盖上蓝色桌布，营造出雅致的读书氛围。由于炎热，书店里也是人头攒动，甚至过道上、楼梯上均是坐在地上乘凉的人。那里面有家中空调开了一夜，白天需歇机而到此乘凉翻闲书的、有携孩子到此一边看卡通一边纳凉哄孩子的、甚至连热恋的男男女女也佯作翻书而实到这里来降降温度的……所以那四个座位是求之不易的。我第一次看见那张桌子时，首先见到的是一位身着深色T恤的那种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干部，俨然一幅有专长的师傅似的人，他伏案看一本自带的厚厚的旧书，当我走近那桌子时，我们不约而同地对视了一眼。当我第二次去那里又见到他时，他仍然坐在那个位子上读那本旧书。于是我凑上前向那桌子上的四人打了一个招呼：各位，如果谁要走，那么我在这儿排个号。话一出口，师傅就站起来说他该回去吃午饭了，把那个座位让给了我。
这样，我终于幸运地坐上了读者摘抄席。犹似一个漂浮海上的人终于挣扎攀上了一只拥挤的小船，并且还有了一个固定的座位。整个下午，我便一边享受徐徐清风，聆听书店播放优美的轻音乐，一边幸福地阅读刚刚出版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振复的《中国美学的文脉历程》一书。书中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论述公元前五百年这一人类“轴心时代”，四大文明地区均都实现了“哲学的觉醒”，诞生了各自的伟大思想家：希腊的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区的耶稣、印度的释迦牟尼与中国的老聃与孔丘，他们构筑起关于人类处境及其幸福境界之本体的理性认识的精神高地，有力地影响了各自民族此后漫长的文化精神，创造了人们今天仍然信仰的世界性宗教……我立时被这种居高临下的鲜见梳理吸引住了。
从此，虽然老天的火炉越烧越旺，可是我却每天顶着热浪、汗流浃背地出门，半途中坚持不住就躲进有空调冷气的银行营业厅喘口气，待稍降体温后再奔到公交车站，以便在书店开门时坐上那座位。为了座位不再被占去，我每天自带两个烧饼与一杯茶水代替午餐。那位师傅先生也每天按时坐在我的对面。几天过后我们都有了一点熟悉，他告诉我他到这儿看书是为了躲避家中的老太婆打扫卫生时的扰攘，并告诉我他有三处这种清静读书的地点。他还是读着那本厚厚的自带的旧书。
有一次我趁师傅去书架取另一本书时，乘机翻看了那本旧书，书名叫《信号与系统》。他取来的也是同一本，不过是崭新的英文版。他告诉我作者是麻省理工大学著名教授奥本海姆，并说麻省理工大学相当于中国的清华。他很有兴致地谈起他的电子信息专业，他说这本奥本海姆的经典力作即使清华专业的学生也仅涉及极小一部分内容。他搞的是跳频信号技术。所谓跳频就是以不同跳跃的频道发出的通讯信号。目前他研究的进度与西方先进国家同步，他曾向聘雇他的科研所提出以六十万元的价格出卖这一技术，可是对方说“航空母舰虽然好，我们买不起”，于是每月支付他三千八百元，请他一星期讲一天课，余下让所里的博士们去搞……他说他原在的工厂因为使用了他的技术，每年增加了近百万元的利润，可是当他提出用他的技术参入厂里的股份时，厂长拒绝了他，并先后给比他年轻的工程师们提高了工资，于是他一气之下退休回家。由于他精通电子信息技术，外地科研机构也纷纷邀请他去讲课，连聘他的科研所也鼓动他“讲出来——讲出来——讲出来不费劲的！”他告诉我，“讲出来——那就不值钱了。但是他们要搞出来就要费时间、费劲、费钱、费一大笔钱！”
看来文理学科确属殊途，我所钻研的文科精粹却需要张扬，张扬以后社会才予以承认，而他搞的信息技术在未受到知识产权保护的情况下，只能保守，甚至在讲课时也要“天机不可泄漏”。如不然，他就会“下岗”！明中叶以后，艺术审美思潮从“存天理、去人欲”急遽被张扬人格之个性的“童心”与“性灵”所取代。其原因是当时社会对金钱的追逐与无厌，导致对国家王权的轻忽与对礼教的背离。传统的神圣、崇高遭到金钱的挑战。如此说来，不论文理，金钱都是不可忽略的手段，每一种社会现象的背后，大概都有利益驱动的原始痕迹可寻。
虽然殊途，但我与师傅却依旧每天坐对面桌。虽然天天见面，我们却都不舍得把时间浪费在清谈上，虽然很少讲话，但心情彼此理解。他见我始终读一本美学，多次提出让我读读普列汉诺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论著。并告诉我他发现这楼上的二楼就有书店内部使用的洗手间。从此，我又省下了每天半个多小时外出如厕的时间。
我读的书随着一天天的过去，大大加快了进度，第一遍通览已经结束，又开始了第二遍重点篇章的精读。首先是美容神、任放达、尚思辨的魏晋风度一章。而我的同桌也在天天地换着，有豆蔻少年、有大学生、有医生、有电脑迷、有企业家……不论他们是什么人，因为外面持续的高温，反正不该衣着的皆不衣着，该衣着的也都不再衣着。——让我领略了“越礼教而任自然”的魏晋风度。
不管这些同桌是如何频繁地变换，我与师傅仍旧是心无旁骛的老读者、老对桌。他近来钻研得很贯注、很有兴致，时不时在桌子对面自言自语地重复《信号与系统》里的“Ω”……惹得同桌女孩不时也青睐他几眼。我和师傅最后见面的时候正是双休日，那张读者摘抄席的大桌子因书店搞活动，仅留下一张长桌两个座位。我来时那桌子的座位已经被人占去，师傅先生来的比我还晚，我们打了一下招呼后他坐到远处读者休息椅子上。我仍然伫立大桌子旁一边看美学一边等候空出来的位子。一直到中午，才有一位的手机叫了起来，有人催吃饭，那人才倒出一个座位。我坐上位子后急欲把一上午读到的重点摘录下来，而此时那位师傅先生也提起书包往外走，我心想明日还会再见的，就没有跟他告别。
接着几天，却再也没有看见他来，虽然那张大桌子又恢复了四个座位的读者摘抄席。我想他大概是去了他所说的另外那几处清静的地方了吧？这时候，我精读的《中国美学的文脉历程》已经到了最后一章：清代的美学是中国古典美学的“终结”，这文脉之大要崇“实”而已。呈现出了中国古典美学之辉煌的落日余晖又预示着明日朝暾的辉煌。
当书店里又响起一阵阵优美清爽的轻音乐时，我的美学历程已经精读完、摘抄完。我步出新华书店的大门，灯火阑珊的街市正酣闹，我那几乎一整天一整天被空调冷气冲溉的身体已有些僵滞，被外面的热浪一扑，顿感浑身温暖精神充实的怡然……真是好一个热夏！
如今，天气一天凉爽一天，我再也不用去那里读书了，可那读者摘抄的四个座位却仍然会有，天天也都會有人去坐吧？我不知道师傅先生还去那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