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散文以“冲淡”“平和”著称。所谓冲淡平和，一方面是指文字比较质朴、平淡，采取“谈话风”，有“涩味”，不太注意辞藻的修饰；另方面是指作家对所写的事物，往往不明显流露出自己的感情。但如细读周作人的有些散文，可以发现其冲淡后的躁厉，平和下的峻急。小品《梅兰竹菊》便是如此。
　　“梅兰竹菊”是中华民族影响最为广泛的四种名花。且不论它们秀美的外表，就是其中的象征蕴涵，也可以令喜爱它们的散文家大书一笔了。而周作人则全不如此，对这四种名花的描绘采取了一种“低调”处理，只是从花名儿考证的角度立意，这就为散文写作带来一定难度。首先，“梅兰竹菊这四种‘花’，不晓得叫什么‘名堂’”，起笔点明文章的用意在于考证“花名儿”。并拿儿时看过的《芥于园画传》为例，说明这些花草之类远“不及山水和人物好玩”。孩子们眼光与全文的基调是一致的，在没什么“好玩”当中，点出四种花的平常。这与讲究笔法的现代散文中所谓“先抑后扬”或“欲檎故纵”的技巧不同，文章一平如镜，随意道来，不动声色，不露雕痕。
　　接着从“梅兰竹菊总之是东方的东西”入手，用一个比喻：“穿的好像是丝织品，不然是一套棉衣的衣裳，全没见一点时髦气”，来说明四花“但不见俗气”。这在全文是对四花的唯一褒扬。但点到即止，决不延宕。于是笔锋一转，考究四花的来源，不论《禹贡》之于竹，《诗经》之于梅，还是《离骚》之于兰，陶诗之于菊，虽然信手写来，未加任何主观评断，但仅从风骚陶诗之论，褒贬之意，已在其中矣！段尾笔锋再为一转，以竹之见赏，始于三国魏末；菊之始载，见于《尔雅》作结，用互文之法，揭示四花的象征蕴意皆是人为，以为下文中外比较张目。
　　第三段将文墨稍为宕开，仍从考据名实的角度，说明四花“在外国的名字，也证明是外来的。”不论是“请中国利用”的“小敦盛草”，还是神神秘秘的“班部”，抑或“定的适当”的“黄金的花”，尚且差强人意的话，那么“李代桃僵”的“普路木纳”和直译“争丸苹”的，“俄耳吉斯”，简直是对我们崇之敬之“傲然立雪”的梅与“冰骨玉肌”的兰的大不敬甚或亵渎了。然而作者并不以为然，则是平和地赞同“这立名非不得当，倒是很有天真烂漫之趣了。”这不是对名花儿的无所谓，而是以平常之心，隐藏着一个朴素的人生态度：花就是花，是自然而又自然的东西。名实不过是人为加上去的东西罢了。
　　末段从“但是梅兰竹菊在我们中国，还自有它们确定的地位的”起笔，似乎该畅谈四花的象征美誉了，却不料又顿下笔来。只从四花的生长状况谈起：竹之易地的挑剔；梅之“暗香疏影”，亦不过“孤山处士”的“调味”而已；兰一出山，便“很是娇贵难养”；菊花称“满天星”，尚不妨就势趋名地“随处乱种一番，若有了“黄金”之类的别名，“便也非有个别名的花园来培养不可。”虽然梅与竹可以“种着看看”，但“种花一年，看花十日”，除外，梅不过是“一根老树”，而竹则“需要择地”。那么，都还不如“翻看画谱里的梅兰竹菊”惬意呢！
　　乍一看来，文章“冲淡”而入，“平和”而出，似乎没有什么“寓意”；所谓“情趣”者，“智识”者，亦不甚了了。但细读慢品，又觉其间仿佛萦绕着一层淡淡的哀怨和无奈。哀怨者，梅兰竹菊四花，不过与其他花草相等，所谓微言大义，实乃人为所加罢了；无奈者，于国人之名花四品，而在国外并不被重视。且它们娇贵井择地而生，欲窥真容，真不如去“画谱”里找图样聊以自慰好了。本文体现了周作人的“平民思想”，就如“梅兰竹菊”，实勿需赋予过重的负载，过多的含义：花就是花，植物之一种，如此而已。这种人生态度与创作手法与古代散文的“婉而多讽”、当代散文的“托物寄兴”看似相反，但其实在其冲淡平和的风格之下，又蕴藉着深沉与峻急的一面。正如周作人本人所慨叹：“像我这样褊急的脾气的人，生在中国这样的时代，实在难望能够从容镇静地做出乎和冲淡的文章来。”(《雨天的书·自序》)胡适也很推崇周作人是“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可见，分析周作人散文，一味用“冲淡平和”去套解，不看其背后的另一层面，是不能解决全部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