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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中国外交指导思想悄然变化。“国家核心利益”外交一词逐渐进入中国外交活动的视野,在与西方大国的外交博弈中,中国似乎希冀以“国家核心利益”外交的“新”思路纵横捭阖于国际舞台,目前似乎也小有斩获。
的确,国家关系具有一定的“利益”基础。中国稍有历史知识的人特别叹服100多年前一个英国人论述国家间外交关系的一句话:“国家与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Acountrydoesnothavepermanentfriends,onlypermanentinterests.”)十九世纪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的这句话,堪称“利益论”外交的经典,后来英国另一位政治家丘吉尔也曾经引用过这个论述,在国际关系学界,有人把这句话所表达的思想称为“敌友定律”。
目前,中国国内很多人认为,当今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国际性的“战国纷争”时代,这自然这很容易让国人回忆起中国历史上久远的“战国时代”,中国文化中积习已久的“策士”文化基因找到了可以在新的人类历史时代片段复制的土壤,以利益为圭皋的外交思路颇符合中国文化中的“谋略”因子。因此,“国家核心利益外交”思路的出现不是一个文化上的意外。
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逐渐调整了殖民政策,给予原属英国管辖下的殖民地以自治权或独立地位。英国作出这一选择的主要指导思想也基本上本着维护国家利益的原则。因此,当英国的殖民帝国日趋瓦解之时,英国又在努力维系他与原属大英帝国管辖的自治领或独立国家间的经济联系。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以国家利益作为外交指导思想的英国,在这个领域表现出的政治智慧明显缺乏创意。英国没有因此建立起一种新的国际文明准则,从而能够影响人类历史的发展脚步。1926年,在建立英联邦的进程中,英国宣称:英国和已经由殖民地成为自治共和国的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是“自由结合的英联邦的成员”,他们“地位平等,在内政和外交的任何方面互不隶属”,“唯有依靠对英王的共同效忠精神统一在一起”。
“唯有依靠对英王的共同效忠精神统一在一起”,这个政治理念已经远远落后于人类文明进步的脚印。早在17世纪,英国人自己就已经不再相信国王的权威,他们先是自己把他们的君主吊死在绞刑架上,而后他们自己又把他们不中意的君王赶下君王宝座。这个颇有文化嘲讽意味的“对英王的共同效忠精神”早已是一张在历史匆匆翻过的文明书页。
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国际关系战略在很大程度上蒙蔽了英国对于人类文明意义的理解,在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进程中英国失去了昔日的光彩。相反,另外一些国家,他们怀着人类久远的理想主义,在利益边界之外,他们看到人类文明还有比利益更加重要的部分。20世纪共同的人类历史发展中新的文明准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这些国家萌发的思想的光照下树立起新的里程碑。
在中国,对于威尔逊总统在一战后提出的十四点点原则多半从国家利益角度进行解读,从中揭示美国一战后膨胀的称霸世界的野心。简单否定这个因素无疑是对历史的歪曲,但是,同样地,把这个因素作为理解威尔逊十四点原则的唯一可解的出发点更是对人类文明本身的扭曲。所有国家对世界和平与自由民族的政治稳定同样感兴趣,并且对两者的维护都负有同样的责任;和平的基本原则是各国在有关权利或特权的一切问题上的实际平等,和平不可能安全地或公正地建立在武装力量的平衡上;政府的一切正当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任何其他权力都不应得到国际大家庭的共同思想,共同目标或共同力量的支持,根据共同协议并一致同意的规则,各国人民可以同样自由、安全地使用海洋,而且只要切实可行,都能平等地使用海洋;国家武装力量必须限于维持国家秩序和国内安全的需要;今后,和平所仰赖的利益和力量的共同体,必须迫使每一个国家负起责任,务必严厉而有效地镇压和制止其本国公民企图鼓励或援助别国革命的一切势力。”
批评者从这段文字中可以找出一大堆可以批评的东西,同样也可以从他后来提出的十四点原则中找出同样的、同样多的东西加以批评。
作为中国人,也完全可以援引巴黎和会上关于中国山东问题解决结果把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斥为道貌岸然的政治布道。但是我们要知道,当理想主义进入国际关系视野也利益主义纠结在一起,简单的对与错的区分是荒谬的。威尔逊以及那个时代产生的打着美国理想主义烙印的外交思路给人类在20世纪留下了诸多宝贵的文明遗产。维护世界和平、尊重别国主权领土完整、加强国际合作、尊重民族自决权、尊重國家间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力、建立国际性国家合作组织等等,时至今日这些依然是全球所有国家共同认同的基本文明准则。二战后,罗斯福秉承了威尔逊的国际关系思想,美国对联合国的成立以及战后国际关系重建做出了巨大贡献。某种意义上,20世纪国际关系重建的诸多准则是美利坚民族对人类文明理解的产物。
回顾这段历史,人们能够找出充分有力的历史事件否定我的上述文字。然而,假如每个国家陷在依然像英国那样把国家利益作为外交的准则,在国家间的有机联系建立在对于一个特定国家元首的效忠的基础上,那才是人类文明的整体悲哀。各国将陷入单纯的利益均衡的圈套里,看不到人类未来光明的方向。在现代历史上,中国的外交关系曾经出现过一段并非由国家利益主导而导致的外交灾难。没有对于国家关系共同的原则性信念,只凭借利益,国家间的和平共处、国际合作、国际和平无法保证。
的确,国家关系具有一定的“利益”基础。中国稍有历史知识的人特别叹服100多年前一个英国人论述国家间外交关系的一句话:“国家与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Acountrydoesnothavepermanentfriends,onlypermanentinterests.”)十九世纪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的这句话,堪称“利益论”外交的经典,后来英国另一位政治家丘吉尔也曾经引用过这个论述,在国际关系学界,有人把这句话所表达的思想称为“敌友定律”。
目前,中国国内很多人认为,当今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国际性的“战国纷争”时代,这自然这很容易让国人回忆起中国历史上久远的“战国时代”,中国文化中积习已久的“策士”文化基因找到了可以在新的人类历史时代片段复制的土壤,以利益为圭皋的外交思路颇符合中国文化中的“谋略”因子。因此,“国家核心利益外交”思路的出现不是一个文化上的意外。
两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逐渐调整了殖民政策,给予原属英国管辖下的殖民地以自治权或独立地位。英国作出这一选择的主要指导思想也基本上本着维护国家利益的原则。因此,当英国的殖民帝国日趋瓦解之时,英国又在努力维系他与原属大英帝国管辖的自治领或独立国家间的经济联系。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以国家利益作为外交指导思想的英国,在这个领域表现出的政治智慧明显缺乏创意。英国没有因此建立起一种新的国际文明准则,从而能够影响人类历史的发展脚步。1926年,在建立英联邦的进程中,英国宣称:英国和已经由殖民地成为自治共和国的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是“自由结合的英联邦的成员”,他们“地位平等,在内政和外交的任何方面互不隶属”,“唯有依靠对英王的共同效忠精神统一在一起”。
“唯有依靠对英王的共同效忠精神统一在一起”,这个政治理念已经远远落后于人类文明进步的脚印。早在17世纪,英国人自己就已经不再相信国王的权威,他们先是自己把他们的君主吊死在绞刑架上,而后他们自己又把他们不中意的君王赶下君王宝座。这个颇有文化嘲讽意味的“对英王的共同效忠精神”早已是一张在历史匆匆翻过的文明书页。
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国际关系战略在很大程度上蒙蔽了英国对于人类文明意义的理解,在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进程中英国失去了昔日的光彩。相反,另外一些国家,他们怀着人类久远的理想主义,在利益边界之外,他们看到人类文明还有比利益更加重要的部分。20世纪共同的人类历史发展中新的文明准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这些国家萌发的思想的光照下树立起新的里程碑。
在中国,对于威尔逊总统在一战后提出的十四点点原则多半从国家利益角度进行解读,从中揭示美国一战后膨胀的称霸世界的野心。简单否定这个因素无疑是对历史的歪曲,但是,同样地,把这个因素作为理解威尔逊十四点原则的唯一可解的出发点更是对人类文明本身的扭曲。所有国家对世界和平与自由民族的政治稳定同样感兴趣,并且对两者的维护都负有同样的责任;和平的基本原则是各国在有关权利或特权的一切问题上的实际平等,和平不可能安全地或公正地建立在武装力量的平衡上;政府的一切正当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任何其他权力都不应得到国际大家庭的共同思想,共同目标或共同力量的支持,根据共同协议并一致同意的规则,各国人民可以同样自由、安全地使用海洋,而且只要切实可行,都能平等地使用海洋;国家武装力量必须限于维持国家秩序和国内安全的需要;今后,和平所仰赖的利益和力量的共同体,必须迫使每一个国家负起责任,务必严厉而有效地镇压和制止其本国公民企图鼓励或援助别国革命的一切势力。”
批评者从这段文字中可以找出一大堆可以批评的东西,同样也可以从他后来提出的十四点原则中找出同样的、同样多的东西加以批评。
作为中国人,也完全可以援引巴黎和会上关于中国山东问题解决结果把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斥为道貌岸然的政治布道。但是我们要知道,当理想主义进入国际关系视野也利益主义纠结在一起,简单的对与错的区分是荒谬的。威尔逊以及那个时代产生的打着美国理想主义烙印的外交思路给人类在20世纪留下了诸多宝贵的文明遗产。维护世界和平、尊重别国主权领土完整、加强国际合作、尊重民族自决权、尊重國家间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力、建立国际性国家合作组织等等,时至今日这些依然是全球所有国家共同认同的基本文明准则。二战后,罗斯福秉承了威尔逊的国际关系思想,美国对联合国的成立以及战后国际关系重建做出了巨大贡献。某种意义上,20世纪国际关系重建的诸多准则是美利坚民族对人类文明理解的产物。
回顾这段历史,人们能够找出充分有力的历史事件否定我的上述文字。然而,假如每个国家陷在依然像英国那样把国家利益作为外交的准则,在国家间的有机联系建立在对于一个特定国家元首的效忠的基础上,那才是人类文明的整体悲哀。各国将陷入单纯的利益均衡的圈套里,看不到人类未来光明的方向。在现代历史上,中国的外交关系曾经出现过一段并非由国家利益主导而导致的外交灾难。没有对于国家关系共同的原则性信念,只凭借利益,国家间的和平共处、国际合作、国际和平无法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