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一生中极少为他人之作品作序，《三十三年落花梦》也许是个例外。
　　《三十三年落花梦》是日本宫崎寅藏所作的一部纪实性作品，作者宫崎寅藏(一八八○——一九二二)，又名宫崎滔天，号白浪庵，是日本之改革家，也是中国革命的忠实朋友，他与孙中山来往密切，曾加入兴中会，并亲受孙中山委任，“在日本全权办理筹资购械，接济革命军”，仅《孙中山全集》中就有二十余篇文章是与他交谈或诗书往来的，可见他与中国革命关系是何等密切。一九二二年冬宫崎亡故，孙中山还作了《发起宫崎寅藏追悼大会启》，文中称宫崎是“日本之大改革家”，“对于吾国革命历史上，尤著有极伟大之功绩”。宫崎有《宫崎滔天全集》传世，在一九八一年花城、三联两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三十三年之梦》中有他的年谱。
　　《三十三年落花梦》原日文版名为《三十三年之梦》，于一九二○年八月出版于东京国光书房，曾出过十版。一九○三至一九○四年间出现了两个中文版本，一是黄中黄(章士钊)的《孙逸仙》，二是金一(金天翮)的《三十三年落花梦》。译名虽二，其实则一。这两个版本中金一之本流传较广，二、三十年代还出现了改译本。
　　《三十三年落花梦》记叙了作者三十三年的人生经历，重点述说了其与一八九一年进入中国，辗转中、日、暹罗、新加坡，一直到一九○○年参与惠州革命，并于革命失败后离开中国的经历。细致地描述了作者会见孙中山时孙氏呼吁革命，倡论共和的情境，述说了百日维新失败后作者协助康有为逃亡日本的经过，并透露了孙中山与康有为的微妙关系。这些内容都使得作品极富于史料价值。
　　作者初识孙中山是在明治二十九年(一八九六)的日本横滨，经由陈白的介绍，二人得以相见。书中写道：
　　
　　余先发问曰：“君以支那革命为志，愿闻君所谓革命之宗旨，与方法手段之详！”彼徐对曰：“余以人民自治，为政治之极则；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义，……人或谓共和政体，不适于支那国民。不知共和之名词，诞育于支那二千年，文明之兆，或是其占先也。我国民之所以思古者，偏慕三代文明之治，而三代文明之治，实捉得共和之神髓。”
　　
　　 书中且议且述道：
　　
　　彼以一种可悲，可壮，可歌，可泣之语气与态度，滔滔而言曰：“呜呼！今举我土地之大，民众之多，而为俎上肉；饿虎爪而食之，以长养其蛮力，而雄视世界，若以有道心者运用之，则足以提倡人道，号令宇内。余世界之一平民，又人道之拥护者也，虽绵力不足担大事，然今非求重任于人，而可享事外之福，故自进而为革命之前驱，以应时变。天若眷吾党，有豪杰起而来助乎！余即让现时之位，而服犬马之劳；无则自奋以当大难之冲。余固自信为支那四亿万苍生，为亚洲黄种，为世界人道而尽力，天必有佑助吾党，即君等之来，犹是也。救支那四亿万之苍生，雪亚东黄种之屈辱，恢复宇内之人道，唯在霹雳一声之革命耳！”
　　
　　无须一一列举，仅从这些片段中便可看出孙中山早年的政治见解，即为振兴中华，强盛种族，恢弘人道而建立人民共和国的主张，其中，尤为可贵的是他那“自奋以当大难之冲”的英雄气概与领袖气度，颇使人精神感奋；而话语中那雄辩滔滔的逻辑力量与飞风来雨，铺天盖地的气势，又使人看到他那政论家、演说家的卓越才华。
　　作者是康有为变法失败东逃日本的“导康”者(引渡康有为者)，一时名噪日本，他对于康有为之改良与孙中山之革命，均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彼等于其思想，主张无二，则共把持共和，民权之说也。惟孙取泰西之说，康发汉土之微；彼养于耶苏教，此育于儒教；前者质，后者华，质则易实行，华则尚谈论。二者见地虽同，其素养性格不相同也。如此，则孙为革命之急先锋，而康以教育家自居也。”宫崎此论对康氏的评论虽说偏高，但为论孙、康之异同，却也是颇为精辟的。对于康有为，作者曾给予批评。如写到孙中山同情变法失败，欲会见康有为，而康氏则托事谢绝。作者以为此时的康有为虽逃亡海外，但对于清皇仍存梦想，所以不与朝廷的罪人相交接。这一心理分析，应该说还是准确的。
　　由于《三十三年落花梦》一书对于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持大力支持，坚决拥护之态度，所以孙中山于壬寅年(一九二○)特为此书作序，并亟力嘉奖之。此序载于《孙中山全集》卷一。文中以东海侠客虬髯公之遇李世民比况宫崎之见孙文，称赞宫崎寅藏“识见高远，抱负不凡，具怀仁慕义之心，发拯危扶倾之志”，认为他“方之虬髯，诚有过之”。这一赞扬，实在是肺腑之言，令人心悦诚服。
　　
　　(《三十三年落花梦》，宫崎寅藏著，上海大达图书馆供应社一九三四年二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