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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躯体是个人的物质组成。躯体的存在保证了自我拥有一个确定无疑的尸体。任何人都存活于独一无二的躯体之中，不可替代。如果说，‘自我’概念的形成包括了一系列语言秩序内部的复杂定位，那么，躯体将成为 ‘自我’涵义之中最为明确的部分。”① 而身体又植根于文化和历史中，阅读身体也就是在阅读历史，正如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曾经说过“世界的问题，可以从身体开始”，身体的表征总是不可避免地会与性、性别、阶级、种族以及国家认同等等结合在一起。由于伊甸园中女性身体的原罪性，造成女性生命的本源性欠缺，长久以来，女性身体在男性话语视阈中成为一个“他在”的身体话语，女性身体的这种“他者”身份，使女性的身体早已丧失了其主体性，而成为男性欲望想象性投射，文学文本体现了无限地对女性身体进行着的神话、巫化或性禁忌这一过程。身体神话和性禁忌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正如某些女权文学批评所指出的，“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中的文学，所有的女性类型都表现了男人对女人的评价，直接服务于男性中心文化的‘性权术’”②。可见男性秩序中最坚固的文化堡垒，也是男权用以压迫、控制女性的最隐蔽的方式，它的直接原因就是女性不得不面对身体缺席的文化尴尬。女性丰富的身体感性，它的痛苦，它的快乐，它的满足，它的温暖，它的寒冷，它的喜怒哀乐她的生命本真都在父之名的象征秩序中被抽空，女性的历史就不得不沦落为既没有感性存在又没有理性历路的肉体符码。
诚然，五四时期，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第一次打破女性身体的禁忌，大胆抒写女性的情爱和肉体欲望，然而在长达几千年道德主义洗礼下，这种常态之需也如流星，倏忽一闪，随即划过夜空。四十年代的张爱玲远离主流话语的女性日常化叙事，对传统禁忌中的贤妻良母进行无情的颠覆与嘲弄，她以丰富的女性身体叙事，为我们保存了一个人性化的女性历史片断，然而这种对女性自我、感观、身体（肉体）的关注，很快被随之而来的救亡话语所覆盖。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文革十年，女性虽然在官方政治话语中被确立与男性同等的社会地位，享有与男人一样的政治、法律、经济权利，但由于女性文化的缺失，使得中国的妇女解放丧失了其固有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女性问题不断被意识形态所整合，“男女都一样”的政治话语在颠覆旧有的性别歧视的同时，更造成了对女性性别特征的漠视！体现在小说的文本叙事中， 是人物形象的“非性别化”状态，这种叙事模糊甚至消灭了性别差异，更加造成女性身体和欲望的悬置。文革以后的80 年代，文学进入全面的反思和整合时期，女性写作也呈现出一种 “花木兰境遇”（戴锦华语），被吸纳到伤痕、反思、改革等主流叙事话语中，使得女性再次与自己的身体失之交臂，虽然女性在1980 年代也在抒写自我，但普遍书写的是整体文化、思潮下的“自我”。当然期间也有王安忆的“三恋”等作品开始以情爱、性爱为文本聚焦,试图探索承载着文化背景、环境的负荷——传统的女性人格与女性欲望、肉体的冲突、困境，把女性肉体的觉醒带入了文本，从而对女性的探究上升到了性心理层面和潜意识层次。但我们也不难发现那种惯性的宏大叙述，仍然使显明的女性写作“戴着镣铐跳舞”。
法国著名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身体曾经被从她身上收缴去，而且更糟的是这身体曾经被变成供陈列的神秘怪异的病态或死亡的陌生形象，这身体常常成了她的讨厌的同伴，成了她被压制的原因和场所。身体被压制的同时，呼吸和言论也被压制了。”③ 也就是说，自亚当夏娃伊甸园偷食禁果以来，便开始了对女性身体的诅咒，女性身体的在体性缺失是女性不得不面对尴尬的文化根源，女性身体的缺憾从源头上也成就了男性中心文化的历史，男性可以根据需要“造就”女性躯体，要么是一个讳莫如深的黑洞，一片不可涉及的禁忌；要么便成为男性躯体观念的一个补充，一个附录。
从1990 年代初的林白、陈染到以后的卫慧、棉棉等，她们大胆打破女性身体的禁忌，开始对身体的全面反叛，她们在叙事文本中凸现“身体”作为能指的美学/叙事学价值，坚信“肉体中存在着反抗权力的事物”（特里•伊格尔顿语），建构女性身体的文化学意义，剥离男性文化的性别屏蔽，将性和欲望纳入叙事范畴，通过文本放纵束缚的躯体生命，表达着一个“肉体的自我”，回到一个一切男性符号被搁置的文化为零的女性躯体空间。“在这个时代里我们丧失了家园，肉体就是我们的家园，肉体靠在了一起就是回到了家，那是一个温暖的富有弹性的地方……”④ 她们以女性蓬勃的生命欲望和鲜活的肉体在场感，“从潜层，从文化的彼岸回来”，禀自女性天然赤裸的身体，把对世界的感知诉诸于“语言”的表达，让身体说话，还原女性书写的本位，使久已缺席的女性身体复苏。用女性最真诚的肉体感觉表达自己的思想，释放焦虑的身体，被男性文化所阉割的女性躯体，得到自由的、快乐的畅写。作家王朔就说：“有人说棉棉是用身体写作,说者是褒是贬不知道,反正我觉得是很高的赞誉……身体这东西比头脑要实在得多。”⑤
林白、陈染的女性文本实践着身体在场的写作，身体在她们的叙事中被敞开、被探索，寻找身体、语言和世界之间的秘密通道，女性作为审美的主体和叙事的主体，书写生命的本体欲望和情欲感觉，追求身体的放荡不羁和情感的自由自在，以最真诚的女性躯体语言颠覆男权话语。
《一个人的战争》是具有革命颠覆意义的女性文本，它是埃莱娜•西苏“返归女性躯体写作”的中国化探索，它以其破坏性的本文，躯体化的语言大胆实践着西方的躯体叙事理论。小说的第一章“镜中之光”就是从以五岁的小女孩多米在黑暗中对自我身体的艰难探索开始了女性的自我认知。在窒闷、阴毁的亚热带环境中，在幼儿园的小床里，多米躲在厚重的蚊帐后，进行充满愉悦和肉体神秘感的自我抚慰，她在这种乐此不疲的运动中获得生理和心理的满足，这是女人在没有成为“他者”之前一种原生的、初始的生命体验，多米在每一次震颤中体会身体的快感，只要灯一黑她就“放心地把自己变成水，把手变成鱼，鱼在滑动，鸟在飞……”⑥ 自我抚摸伴随着多米强烈的肉体渴望和身体愉悦，在手指与身体不断的触摸、抚慰、探索的激情实践中多米真正发现、体验和认识了女性的躯体，这种幼年的自慰/自恋，激发了她探寻女性身体全部奥秘的欲望和冲动，在女性不断的自我感知、自我体验过程中，女性的身体摆脱了作为“物”，作为“客体”的第二性特征，散发出灿烂、迷人、纯美的诗性肌质，女人不必再借助男权之镜反观自己生命的光华，而是以女人自己的目光，发现和鉴赏自己的身体，身体在女性的视阈中绽放。
在那个废弃了的尼姑庵里，在那个隐藏在一株株阔大茂密的老树荫下的小西南屋里，她毫不留情地把自己脱得一丝不挂。……她躺在被汗水浸湿的床上，拿着一面镜子对照着妇科书认识自己。镜子上上下下移动，她的手指在身体上代表着另外一个手。她不认识这柔软的手，这烧红的面颊；她不认识这光滑的肌肤，流泪的眼睛，胸壁上绽开的坚实的乳房。⑦
这是一个十几岁女孩揽镜自窥的场景，“尼姑庵”、 “小床”、 “镜子”、 “妇科书”共同建构了一个“男性文化为零”的独立空间，女性在幽闭、孤寂的自我镜像中开始了纳克索斯式（自恋式）的探寻，女性馨美、凄艳的身体在镜中如花。
身体的肉身性和欲望的本质,使得女性无可回避对性/欲望的渴望。“女性的欲望，妇女的需求在阳性中心社会中受到极端的压抑、歪曲，它的表达成了解除这一统治的重要手段。躯体作为女性的象征被损害、摆布，然而却未被承认。躯体这万物和社会发展的永恒的源泉被置于历史、文化、社会之外。”⑧ 那么对女性躯体的重构，打破性/欲望的女性禁忌，无疑既具有女性的作为人的强烈的主体意识，又具有性别意识形态的意义，通过写作方式把躯体带进文本的女性身体叙事，就同时具有了解构和建构的双重向度。这一意义与鲁迅批判封建主义，剥离封建文化与人的“立人”思想有其本质的一致性。
对女性欲望无所顾忌的书写，对女性自慰场面的惊世骇俗的描摹，让女性的肉体需要成为主体性的性爱自由表达，在一次次身体的叫喊中，女性本我剥离父权文化的挤压，悄然生长。
卡零浮想联翩不能自已，仿佛自己变成了那舞姬她做几个动作，再瞥一眼镜子，忽然像发酵的酒一般涌动起来……这时她的心跳加速血流加快，镜中，一种病态的红润渐渐席卷了她，一股燥热空间的涌起，她扯去内衣，赤裸裸的站在镜前徒劳地扭动身体，她觉得一股热流正逼向那个隐秘之处，她闭上眼睛，把自己想象成正在被武士占有的舞姬，于是手指伸向身下那一丝茅草一般的阴影，手指立即被一种乳白色的粘液淹没了。⑨
徐小斌对女性存在境遇的书写充满了绝望的诗情，那呼之欲出的、发自生命本体的强烈的肉体渴望在其身体叙事中散发出“后悲剧时代”的诗意美感，女人的身体在欲望的满足和发泄中得到丰盈。结婚许多年来，卡零第一次感到这世界上有一种温暖是女人永恒的追求，那就是两个肉体彼此亲近的时刻。
传统文学中的性爱往往表现为灵与肉、情与欲的复杂纠缠，而在1990年代女性文本的性爱表述中我们看到性的禁忌和束缚逐渐减少，其独立性和自由度在提高，而性背后的复杂感和深度感在稀释，女性创作越来越注重性本身的主体感受和自然呈示，成为女性叙事的动力机制，成为一种个体化的女性躯体实践。“蹒跚地穿过房间，身体置身在房间里是为了重新仰面躺下去，躺在床上——也就是躺在我们根本无法分辨道路的大地一隅。一个男人来了，他降临的夜晚，一个女人的身体长久地表现出她的峡谷，她利用这个降临的男人看见了她可以朝着峡谷而去的道路。”⑩ 倍倍尔曾说过：“人有各种自身的欲望,其中,除了为生存而吃喝的欲望之外,最强烈的是性欲,繁殖种类的欲望是‘生存意志’的最高表现。这种欲望深深地蕴蓄在每一个正常发育的人体内,在其成熟以后,满足这一欲望是其身心健康的基本条件。”{11}“对女性来说，性的觉醒就是思想的觉醒”（陈染语），1990 年代女性写作对于女性性禁忌的全方位进攻与颠覆，体现了一定历史文化环境中的女性性意识的觉醒程度，是远离男性文化遮蔽，走向澄明之所的心灵突围。
陈染、林白等人的写作已经进入“身体觉醒的时代”，在她们那里，身体是女性自我沉思的对象。林白在其创作随笔中写道：“作为一名女性写作者,在主流叙事的覆盖下还有男性叙事的覆盖（这二者有时候是重叠的），这两重的覆盖轻易就能淹没个人。我所竭力与之对抗的，就是这种覆盖和淹没。淹没中的人丧失着主体,残缺的局限处处可见。个人化写作是一种真正生命的涌动,是个人的感性与智性、记忆与想象、心灵与身体的飞翔与跳跃，在这种飞翔中真正的、本质的人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12}“七十年代后”的女性作家更加延伸了对身体的反叛主题，她们将身体改写成一种肉体的欲望叙事，生命的终极价值与伦理意义遭到彻底的放逐，迷恋于瞬间的、震颤的、失控的身体快感。“我需求的东西，/我总想要的东西，/我总想/回到/我所以来的/肉体中去。”{13}这群“历史失意的文学精灵”（陈晓明语），在“无根状态下”追求一种“更轻灵的美学”，她们一反林白、陈染们在窗帘后的身体抚慰、自我体认，而是冲出帘外，大胆裸露肉体和灵魂，身体展现为一朵“公众的玫瑰气”，整个身体都成了力比多贯注的对象，成了可以享受的东西，成了快乐的工具。她们“用身体检阅男人，用皮肤思考”（棉棉语），肉体的激情和欲望的欢娱取代了所有关于历史的记忆，通过返回身体本身，找回女性的自我。1970 年代女性作家文本中所体现的对肉体、性、欲望的吁求与表达，是以身体感性用非理性的冲动、疯狂和放纵来对抗现存的性别和政治秩序。她们一开始就将笔触指向了前辈们遮遮掩掩不触及的要害之处——被禁锢着的性别差异，这一发现和揭示就有着振聋发聩的效果。本来女性的自我指认应当首先是发生在自然性别差异的基础上，但文学却表现出了异常的情形，在经历了声嘶力竭的抗争之后，才发现原来自己的位置根本。卫慧、棉棉们无限放大突出身体的欲望和性本质，带着脱衣舞娘的梦魇，展现魔鬼般的被幻想窒息的身体，彻底刷新了人们对女性身体的历史记忆。她们采取“自我献身”的写作方式用女性“燃烧的肌肤”一扫陈染、林白们身体苏醒时的“潜在而沉重”，大胆地以一种歇斯底里的叛逆姿态，“为自己锻制了反理念的武器”与男性中心的传统文化形成“断裂”。“而一个女孩，总是在无法遏制的狂想中脱光自己，等待一个影响如幽灵般静静的浮现在满屋的黑暗中，为了这种等待，这种虚妄的等待，她愿意用力撕开自己，倒在最秘密的角落里，一遍遍地唤他的名字，一遍遍地亵渎自己的身体，一遍遍地被幻觉谋杀。”{14}
身体被有意识的还原为原始的、纯粹的、情欲的物质载体，她们强调身体的纯物质性、欲望化，身体像献给撤旦的祭品邪恶而疯狂，与任何意义的关联都意味着“身体的堕落”，身体脱掉革命、政治的外衣，获得了一种不可言喻的自由自在，瓦解了男性的意识形态神话。我们惊喜的看到“燃烧的一群令人恐惧和颤抖的天使，一路拍翅而来”（语出凯鲁亚克《在路上》）。
在棉棉的《糖》中，“我”始终认为“那一刻除了快乐就是快乐，所谓的幸福不也就是对痛苦烦恼的遗忘？”“趁我年少时的激情，我愿意。”“他把她扔进了一条无以伦比的激情之河，他把她举上了无处不在的天堂”。{15} 这种对身体快感的直接认同，将“性”的快感当作反抗压抑、反抗绝望的手段，身体的失控、颤栗的快乐瞬间消解了“深度模式”。名噪一时的《上海宝贝》，倪可的身体在灵与肉的撕裂中滑向生命的本能，阳萎但富于诗意的中国男人天天和“玩意儿奇大”但不懂诗的德国男人马克喻示了无法逾越的两个身体向度：一个是灵的状态，一个是肉的状态；一个代表了诗意的精神乌托邦，一个代表极端的肉体乌托邦。倪可不断受到马克肉欲感观的刺激，与天天灵魂的爱是她无法排遣的心灵创伤，然而她更加迷恋与马克之间淹没灵魂的肉体激情，那种由性带来的身体的疼痛、战栗和放纵具有了一种革命性的颠覆力量，身体和性成为欲望交换的符号载体，身体在以快乐为原则加以重构后，生理感观成为身体表述的中心，这种原初的、本质的肉体体验意味着对身体所有文化禁锢的解除，被解放的身体在逃脱现存秩序的同时又重构了既有的世界秩序和法则。这个身体是纯物质的、感性的，它是个体性的源泉和依据，是对长期出于统治地位的“没有身体”的女性文学的矫枉过正，卫慧们大胆的躯体写作实践，深入到文学的最底线，深入到身体的最本质部分——肉体主义，回到肉体，追求一种肉体的现场感，丢失的身体在一次次感观的盛宴中衣锦还乡。
正如法国的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所说：“带有印记的写作这种事情是存在的，我认为，迄今为止，写作一直远比人们以为和承认的更为广泛而专制地被某种性欲和文化的（因而也是政治的、典型男性的）经济所控制。我认为，文字就是对妇女的压制延续不绝之所在。”要改变这种情况,妇女必须拿起笔来，自己写自己，“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写作恰恰正是改变的可能,正是可以用来作反叛思想之跳板,正是变革社会和文化结构的先驱运动。”
注释
①南帆：《躯体修辞学：肖像与性》，《文艺争鸣》1996 年第4 期。
②康正果：《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述评》，《文学评论》1988年第1期。
③埃菜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张京援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l992年版，第 193页。
④林白：《致命的飞翔》，《林白文集1 》，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 年版，第330页。
⑤《王朔评用身体写作的棉棉和〈糖〉》，《三联周刊》2000年6月7日。
⑥林白： 《一个人的战争》，《林白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 年版，第5 页。
⑦陈染：《陈染文集•与往事干杯》，江苏文艺出版社 l996 年版，第23页。
⑧玛利•伊格尔顿：《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湖南文艺出版社，第359 页。
⑨徐小斌：《双鱼星座》，陈晓明主编：《风头正健才女书》，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7 页。
⑩海男：《身体传——一个生命的精神史》，安徽文艺出版社2001 年版，第56 页。
{11}[德]奥古斯特•倍倍尔著，葛斯、朱霞译：《妇女与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
{12}林白：《林白文集4•空心岁月》，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96页。
{13}伦•金斯堡： 《歌》，李斯编： 《垮掉的一代》，海南出版社l996 年版，第429 页。
{14}{15}卫慧：《像卫慧那样疯狂》，《水中的处女》，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01 页。
（作者单位：淮海工学院中文系）
诚然，五四时期，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第一次打破女性身体的禁忌，大胆抒写女性的情爱和肉体欲望，然而在长达几千年道德主义洗礼下，这种常态之需也如流星，倏忽一闪，随即划过夜空。四十年代的张爱玲远离主流话语的女性日常化叙事，对传统禁忌中的贤妻良母进行无情的颠覆与嘲弄，她以丰富的女性身体叙事，为我们保存了一个人性化的女性历史片断，然而这种对女性自我、感观、身体（肉体）的关注，很快被随之而来的救亡话语所覆盖。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到文革十年，女性虽然在官方政治话语中被确立与男性同等的社会地位，享有与男人一样的政治、法律、经济权利，但由于女性文化的缺失，使得中国的妇女解放丧失了其固有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女性问题不断被意识形态所整合，“男女都一样”的政治话语在颠覆旧有的性别歧视的同时，更造成了对女性性别特征的漠视！体现在小说的文本叙事中， 是人物形象的“非性别化”状态，这种叙事模糊甚至消灭了性别差异，更加造成女性身体和欲望的悬置。文革以后的80 年代，文学进入全面的反思和整合时期，女性写作也呈现出一种 “花木兰境遇”（戴锦华语），被吸纳到伤痕、反思、改革等主流叙事话语中，使得女性再次与自己的身体失之交臂，虽然女性在1980 年代也在抒写自我，但普遍书写的是整体文化、思潮下的“自我”。当然期间也有王安忆的“三恋”等作品开始以情爱、性爱为文本聚焦,试图探索承载着文化背景、环境的负荷——传统的女性人格与女性欲望、肉体的冲突、困境，把女性肉体的觉醒带入了文本，从而对女性的探究上升到了性心理层面和潜意识层次。但我们也不难发现那种惯性的宏大叙述，仍然使显明的女性写作“戴着镣铐跳舞”。
法国著名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身体曾经被从她身上收缴去，而且更糟的是这身体曾经被变成供陈列的神秘怪异的病态或死亡的陌生形象，这身体常常成了她的讨厌的同伴，成了她被压制的原因和场所。身体被压制的同时，呼吸和言论也被压制了。”③ 也就是说，自亚当夏娃伊甸园偷食禁果以来，便开始了对女性身体的诅咒，女性身体的在体性缺失是女性不得不面对尴尬的文化根源，女性身体的缺憾从源头上也成就了男性中心文化的历史，男性可以根据需要“造就”女性躯体，要么是一个讳莫如深的黑洞，一片不可涉及的禁忌；要么便成为男性躯体观念的一个补充，一个附录。
从1990 年代初的林白、陈染到以后的卫慧、棉棉等，她们大胆打破女性身体的禁忌，开始对身体的全面反叛，她们在叙事文本中凸现“身体”作为能指的美学/叙事学价值，坚信“肉体中存在着反抗权力的事物”（特里•伊格尔顿语），建构女性身体的文化学意义，剥离男性文化的性别屏蔽，将性和欲望纳入叙事范畴，通过文本放纵束缚的躯体生命，表达着一个“肉体的自我”，回到一个一切男性符号被搁置的文化为零的女性躯体空间。“在这个时代里我们丧失了家园，肉体就是我们的家园，肉体靠在了一起就是回到了家，那是一个温暖的富有弹性的地方……”④ 她们以女性蓬勃的生命欲望和鲜活的肉体在场感，“从潜层，从文化的彼岸回来”，禀自女性天然赤裸的身体，把对世界的感知诉诸于“语言”的表达，让身体说话，还原女性书写的本位，使久已缺席的女性身体复苏。用女性最真诚的肉体感觉表达自己的思想，释放焦虑的身体，被男性文化所阉割的女性躯体，得到自由的、快乐的畅写。作家王朔就说：“有人说棉棉是用身体写作,说者是褒是贬不知道,反正我觉得是很高的赞誉……身体这东西比头脑要实在得多。”⑤
林白、陈染的女性文本实践着身体在场的写作，身体在她们的叙事中被敞开、被探索，寻找身体、语言和世界之间的秘密通道，女性作为审美的主体和叙事的主体，书写生命的本体欲望和情欲感觉，追求身体的放荡不羁和情感的自由自在，以最真诚的女性躯体语言颠覆男权话语。
《一个人的战争》是具有革命颠覆意义的女性文本，它是埃莱娜•西苏“返归女性躯体写作”的中国化探索，它以其破坏性的本文，躯体化的语言大胆实践着西方的躯体叙事理论。小说的第一章“镜中之光”就是从以五岁的小女孩多米在黑暗中对自我身体的艰难探索开始了女性的自我认知。在窒闷、阴毁的亚热带环境中，在幼儿园的小床里，多米躲在厚重的蚊帐后，进行充满愉悦和肉体神秘感的自我抚慰，她在这种乐此不疲的运动中获得生理和心理的满足，这是女人在没有成为“他者”之前一种原生的、初始的生命体验，多米在每一次震颤中体会身体的快感，只要灯一黑她就“放心地把自己变成水，把手变成鱼，鱼在滑动，鸟在飞……”⑥ 自我抚摸伴随着多米强烈的肉体渴望和身体愉悦，在手指与身体不断的触摸、抚慰、探索的激情实践中多米真正发现、体验和认识了女性的躯体，这种幼年的自慰/自恋，激发了她探寻女性身体全部奥秘的欲望和冲动，在女性不断的自我感知、自我体验过程中，女性的身体摆脱了作为“物”，作为“客体”的第二性特征，散发出灿烂、迷人、纯美的诗性肌质，女人不必再借助男权之镜反观自己生命的光华，而是以女人自己的目光，发现和鉴赏自己的身体，身体在女性的视阈中绽放。
在那个废弃了的尼姑庵里，在那个隐藏在一株株阔大茂密的老树荫下的小西南屋里，她毫不留情地把自己脱得一丝不挂。……她躺在被汗水浸湿的床上，拿着一面镜子对照着妇科书认识自己。镜子上上下下移动，她的手指在身体上代表着另外一个手。她不认识这柔软的手，这烧红的面颊；她不认识这光滑的肌肤，流泪的眼睛，胸壁上绽开的坚实的乳房。⑦
这是一个十几岁女孩揽镜自窥的场景，“尼姑庵”、 “小床”、 “镜子”、 “妇科书”共同建构了一个“男性文化为零”的独立空间，女性在幽闭、孤寂的自我镜像中开始了纳克索斯式（自恋式）的探寻，女性馨美、凄艳的身体在镜中如花。
身体的肉身性和欲望的本质,使得女性无可回避对性/欲望的渴望。“女性的欲望，妇女的需求在阳性中心社会中受到极端的压抑、歪曲，它的表达成了解除这一统治的重要手段。躯体作为女性的象征被损害、摆布，然而却未被承认。躯体这万物和社会发展的永恒的源泉被置于历史、文化、社会之外。”⑧ 那么对女性躯体的重构，打破性/欲望的女性禁忌，无疑既具有女性的作为人的强烈的主体意识，又具有性别意识形态的意义，通过写作方式把躯体带进文本的女性身体叙事，就同时具有了解构和建构的双重向度。这一意义与鲁迅批判封建主义，剥离封建文化与人的“立人”思想有其本质的一致性。
对女性欲望无所顾忌的书写，对女性自慰场面的惊世骇俗的描摹，让女性的肉体需要成为主体性的性爱自由表达，在一次次身体的叫喊中，女性本我剥离父权文化的挤压，悄然生长。
卡零浮想联翩不能自已，仿佛自己变成了那舞姬她做几个动作，再瞥一眼镜子，忽然像发酵的酒一般涌动起来……这时她的心跳加速血流加快，镜中，一种病态的红润渐渐席卷了她，一股燥热空间的涌起，她扯去内衣，赤裸裸的站在镜前徒劳地扭动身体，她觉得一股热流正逼向那个隐秘之处，她闭上眼睛，把自己想象成正在被武士占有的舞姬，于是手指伸向身下那一丝茅草一般的阴影，手指立即被一种乳白色的粘液淹没了。⑨
徐小斌对女性存在境遇的书写充满了绝望的诗情，那呼之欲出的、发自生命本体的强烈的肉体渴望在其身体叙事中散发出“后悲剧时代”的诗意美感，女人的身体在欲望的满足和发泄中得到丰盈。结婚许多年来，卡零第一次感到这世界上有一种温暖是女人永恒的追求，那就是两个肉体彼此亲近的时刻。
传统文学中的性爱往往表现为灵与肉、情与欲的复杂纠缠，而在1990年代女性文本的性爱表述中我们看到性的禁忌和束缚逐渐减少，其独立性和自由度在提高，而性背后的复杂感和深度感在稀释，女性创作越来越注重性本身的主体感受和自然呈示，成为女性叙事的动力机制，成为一种个体化的女性躯体实践。“蹒跚地穿过房间，身体置身在房间里是为了重新仰面躺下去，躺在床上——也就是躺在我们根本无法分辨道路的大地一隅。一个男人来了，他降临的夜晚，一个女人的身体长久地表现出她的峡谷，她利用这个降临的男人看见了她可以朝着峡谷而去的道路。”⑩ 倍倍尔曾说过：“人有各种自身的欲望,其中,除了为生存而吃喝的欲望之外,最强烈的是性欲,繁殖种类的欲望是‘生存意志’的最高表现。这种欲望深深地蕴蓄在每一个正常发育的人体内,在其成熟以后,满足这一欲望是其身心健康的基本条件。”{11}“对女性来说，性的觉醒就是思想的觉醒”（陈染语），1990 年代女性写作对于女性性禁忌的全方位进攻与颠覆，体现了一定历史文化环境中的女性性意识的觉醒程度，是远离男性文化遮蔽，走向澄明之所的心灵突围。
陈染、林白等人的写作已经进入“身体觉醒的时代”，在她们那里，身体是女性自我沉思的对象。林白在其创作随笔中写道：“作为一名女性写作者,在主流叙事的覆盖下还有男性叙事的覆盖（这二者有时候是重叠的），这两重的覆盖轻易就能淹没个人。我所竭力与之对抗的，就是这种覆盖和淹没。淹没中的人丧失着主体,残缺的局限处处可见。个人化写作是一种真正生命的涌动,是个人的感性与智性、记忆与想象、心灵与身体的飞翔与跳跃，在这种飞翔中真正的、本质的人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12}“七十年代后”的女性作家更加延伸了对身体的反叛主题，她们将身体改写成一种肉体的欲望叙事，生命的终极价值与伦理意义遭到彻底的放逐，迷恋于瞬间的、震颤的、失控的身体快感。“我需求的东西，/我总想要的东西，/我总想/回到/我所以来的/肉体中去。”{13}这群“历史失意的文学精灵”（陈晓明语），在“无根状态下”追求一种“更轻灵的美学”，她们一反林白、陈染们在窗帘后的身体抚慰、自我体认，而是冲出帘外，大胆裸露肉体和灵魂，身体展现为一朵“公众的玫瑰气”，整个身体都成了力比多贯注的对象，成了可以享受的东西，成了快乐的工具。她们“用身体检阅男人，用皮肤思考”（棉棉语），肉体的激情和欲望的欢娱取代了所有关于历史的记忆，通过返回身体本身，找回女性的自我。1970 年代女性作家文本中所体现的对肉体、性、欲望的吁求与表达，是以身体感性用非理性的冲动、疯狂和放纵来对抗现存的性别和政治秩序。她们一开始就将笔触指向了前辈们遮遮掩掩不触及的要害之处——被禁锢着的性别差异，这一发现和揭示就有着振聋发聩的效果。本来女性的自我指认应当首先是发生在自然性别差异的基础上，但文学却表现出了异常的情形，在经历了声嘶力竭的抗争之后，才发现原来自己的位置根本。卫慧、棉棉们无限放大突出身体的欲望和性本质，带着脱衣舞娘的梦魇，展现魔鬼般的被幻想窒息的身体，彻底刷新了人们对女性身体的历史记忆。她们采取“自我献身”的写作方式用女性“燃烧的肌肤”一扫陈染、林白们身体苏醒时的“潜在而沉重”，大胆地以一种歇斯底里的叛逆姿态，“为自己锻制了反理念的武器”与男性中心的传统文化形成“断裂”。“而一个女孩，总是在无法遏制的狂想中脱光自己，等待一个影响如幽灵般静静的浮现在满屋的黑暗中，为了这种等待，这种虚妄的等待，她愿意用力撕开自己，倒在最秘密的角落里，一遍遍地唤他的名字，一遍遍地亵渎自己的身体，一遍遍地被幻觉谋杀。”{14}
身体被有意识的还原为原始的、纯粹的、情欲的物质载体，她们强调身体的纯物质性、欲望化，身体像献给撤旦的祭品邪恶而疯狂，与任何意义的关联都意味着“身体的堕落”，身体脱掉革命、政治的外衣，获得了一种不可言喻的自由自在，瓦解了男性的意识形态神话。我们惊喜的看到“燃烧的一群令人恐惧和颤抖的天使，一路拍翅而来”（语出凯鲁亚克《在路上》）。
在棉棉的《糖》中，“我”始终认为“那一刻除了快乐就是快乐，所谓的幸福不也就是对痛苦烦恼的遗忘？”“趁我年少时的激情，我愿意。”“他把她扔进了一条无以伦比的激情之河，他把她举上了无处不在的天堂”。{15} 这种对身体快感的直接认同，将“性”的快感当作反抗压抑、反抗绝望的手段，身体的失控、颤栗的快乐瞬间消解了“深度模式”。名噪一时的《上海宝贝》，倪可的身体在灵与肉的撕裂中滑向生命的本能，阳萎但富于诗意的中国男人天天和“玩意儿奇大”但不懂诗的德国男人马克喻示了无法逾越的两个身体向度：一个是灵的状态，一个是肉的状态；一个代表了诗意的精神乌托邦，一个代表极端的肉体乌托邦。倪可不断受到马克肉欲感观的刺激，与天天灵魂的爱是她无法排遣的心灵创伤，然而她更加迷恋与马克之间淹没灵魂的肉体激情，那种由性带来的身体的疼痛、战栗和放纵具有了一种革命性的颠覆力量，身体和性成为欲望交换的符号载体，身体在以快乐为原则加以重构后，生理感观成为身体表述的中心，这种原初的、本质的肉体体验意味着对身体所有文化禁锢的解除，被解放的身体在逃脱现存秩序的同时又重构了既有的世界秩序和法则。这个身体是纯物质的、感性的，它是个体性的源泉和依据，是对长期出于统治地位的“没有身体”的女性文学的矫枉过正，卫慧们大胆的躯体写作实践，深入到文学的最底线，深入到身体的最本质部分——肉体主义，回到肉体，追求一种肉体的现场感，丢失的身体在一次次感观的盛宴中衣锦还乡。
正如法国的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所说：“带有印记的写作这种事情是存在的，我认为，迄今为止，写作一直远比人们以为和承认的更为广泛而专制地被某种性欲和文化的（因而也是政治的、典型男性的）经济所控制。我认为，文字就是对妇女的压制延续不绝之所在。”要改变这种情况,妇女必须拿起笔来，自己写自己，“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写作恰恰正是改变的可能,正是可以用来作反叛思想之跳板,正是变革社会和文化结构的先驱运动。”
注释
①南帆：《躯体修辞学：肖像与性》，《文艺争鸣》1996 年第4 期。
②康正果：《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述评》，《文学评论》1988年第1期。
③埃菜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张京援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l992年版，第 193页。
④林白：《致命的飞翔》，《林白文集1 》，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 年版，第330页。
⑤《王朔评用身体写作的棉棉和〈糖〉》，《三联周刊》2000年6月7日。
⑥林白： 《一个人的战争》，《林白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 年版，第5 页。
⑦陈染：《陈染文集•与往事干杯》，江苏文艺出版社 l996 年版，第23页。
⑧玛利•伊格尔顿：《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湖南文艺出版社，第359 页。
⑨徐小斌：《双鱼星座》，陈晓明主编：《风头正健才女书》，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7 页。
⑩海男：《身体传——一个生命的精神史》，安徽文艺出版社2001 年版，第56 页。
{11}[德]奥古斯特•倍倍尔著，葛斯、朱霞译：《妇女与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
{12}林白：《林白文集4•空心岁月》，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96页。
{13}伦•金斯堡： 《歌》，李斯编： 《垮掉的一代》，海南出版社l996 年版，第429 页。
{14}{15}卫慧：《像卫慧那样疯狂》，《水中的处女》，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01 页。
（作者单位：淮海工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