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钱学森提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的问题，即有名的“钱学森之问”。“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也不能不思考“钱学森之问”之解。除了学界公认的几种见解，如，大学去行政化、去功利化、克服短视行为、抵制学术腐败等方面之外，笔者认为还应在克服“千人一面”的课程设置，改革大学生的学风，塑造大学生的理想人格诸方面下功夫。
　　在很多人看来，大学去行政化是一个主要问题。现在一般认识都倾向于去行政化就是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但这实际上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去行政化更主要的是减少行政部门对大学的过多干预，让学校有较大的自主权。去行政化还应体现在不要把政府部门的职责强加给大学。学校的职责是培养合格乃至优秀的专业人才或基础人才，教师以传道授业解惑及科学研究为本职，解决就业是政府、社会的责任。而现在却把就业率作为大学办学业绩的考核项目，致使一些学校为了达到规定的就业率不惜造假，签订假的就业协议书；有些高校将社会招考的科目作为学生的主要课程，压缩了专业课程的學习时间，导致学生培养质量的降低。
　　克服短视行为、抵制学术腐败，实际上都可以归结为“去功利化”。因为功利当头，急功近利，就形成短视，导致学术腐败。目前，急功近利已经造成整个社会积重难返的灾难，对教育浸染已深，亟需改变。揭露、惩处学术不端行为是必要的，但这只是治标，治本则需要改变目前对教育的评价机制，在机制中先克服“短视”，体现教育自身的规律。现在还有一种观点——“专业要与市场对接”，市场需要怎样的人才就设置怎样的专业，这自然有相当的合理之处，但市场变动不居，“法无定法”，专业跟着市场变，就不可能有固定专业，专业建设就很难落实。建设一个成熟的专业，恐怕没有一二十年不行，而要建成一个有影响的专业，短期怎能凑效？！
　　改变“千人一面”的课程设置，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现在同一学科，各学校开的课程基本相同，连课时量都庶几无异，这就缺乏学校特色和地域特色，也难以体现孔子的“因材施教”、“有教无类”教育思想。而孔子的这些教育思想全世界都认可，我们更是一直遵从的。据了解，教育部已经实施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 没有定式，让北大、清华等16所大学各显神通，培养拔尖人才。这无疑是非常好的举措。但若能推广到更多的学校，则“不拘一格”的人才就会大量产生，创新之花便会全面盛开！
　　大学生的学风问题亟待解决。很多大学都以“质量立校”为出发点，以“科研强校” 为追求的目标，而办学的质量必须要靠毕业生的质量来体现。不知何时，我国教育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学生刻苦奋斗在中学，逍遥放任在大学。许多家长也常教导子女：“吃三年苦，等考上大学我们就不强迫你学习了。”结果学生进了大学，就好像一辈子的资本已经挣足，学习不再努力，上课应付多于自主，松松塌塌，以混上文凭为目标。须知一个人最黄金的智力开发期和知识累积期都在二十岁左右，大学又是最好的学习殿堂，很多学生则浑浑噩噩地挥霍掉了黄金期，忽略了“殿堂”，怎能不令人痛心扼腕！要解决这一弊端，学校的教学模式、考核制度要走在前面，家长要督促孩子，社会观念也须改变，多方形成合力，共同为保证大学生的质量而努力。
　　大学生理想人格的培养塑造刻不容缓。实现“中国梦”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而大学生理所当然是实现“中国梦”的生力军。大学生群体决定着一个国家和民族未来发展的命运。现在，社会上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崇洋媚外等思想价值畸形发展，无疑也对大学生产生着负面影响。因而，使大学生有崇高的理想，以国家发展为己任，勇于担当，爱国守法，诚信处世，是大学教育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为此，我们要大张旗鼓地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宣传钱学森、邓稼先、黄万里等堪称民族脊梁的科学家的事迹，以陶冶大学生的高尚品性，塑造他们的理想人格，锻造德才兼备的可靠接班人。
　　不揣浅陋，试为“钱学森之问”献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