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藏铁路尚未开通之前，雪域高原已被朝圣者们以身、以影、以文、以画，以各种人类能找到的表达方式丈量、膜拜过N次。如今随着火车的轰鸣，雪域高原更会人潮涌动。蓝天上空的雄鹰、可可西里的藏羚羊、纳木错的圣湖、寺院喇嘛的辩经、八廓街的熙熙攘攘……这些对您也许已不再是雾霭氤氲里的山峰，没什么稀奇的了。可是您一定没见过50年代曾经的西藏。9月5日-25日在北京祥升行大众影廊举办的陈宗烈50-60年代西藏影像展，向您展示了那个时代西藏独特的风貌。
　　
　　●在藏工作24载
　　
　　记者：陈老您是《大众摄影》的老朋友了。听说您在西藏一呆就是20多年，跟我们简单说说您这段经历吧。
　　陈：我和“大众”的情缘可早了。2000年你们就登过介绍我的一篇文章（2000年《大众摄影》第3期）。就我这点事儿再说也是嚼老谷子了，呵呵。
　　我是1956年分配到西藏日报社做摄影记者的。没成想这一去就是24个春秋。之前我在“新影”（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做摄影助理，1954年经组织推荐进入北京电影学院进修。1956年毕业，时值西藏正为民主改革作准备，急需增加部分机构，要从内地调一批干部职工进藏，我就是应召者之一。到了西藏日报社，一些“老西藏”告诫说，“目前，大门里外是两个不同的世界，门内是社会主义，门外就是封建农奴制社会。”因此，我们平日只能囿在院子里工作和生活，一般不直接参与外部事务。
　　记者：那您怎么工作？
　　陈：作为记者，却不能接触社会，没机会出门摄影，我心中也很着急。所以，只要有出门采访拍摄的机会，我都会抓紧不放。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有时也让记者去采访些新闻，为他们作些宣传服务。如1957年2月，藏历年正月初二，传统宗教活动祈愿大法会（俗称传大昭），要求报纸进行报道。我接受了任务，跟着报社一位藏族副总编噶雪·顿珠（噶厦派来的四品官），到八廓街“曲松热”诵经广场，为格鲁派大主教甘丹赤巴拍照。那天，八廓街到处都是穿红袈裟的喇嘛，根本无法靠近大主教的讲经宝座。他问我带钱了没有，我拍拍口袋，发出哗哗的金属声响，只见他朝着不远处打手势，召来了一个手执木棍、腰佩长刀、黑脸彪形的“朵多”喇嘛（武僧），从我手中抓去三个“袁大头”（那时，西藏不流通人民币，货币是地方政府发行的藏钞或硬币，再就是通用民国三年制造、铸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塞给了“朵多”，示意替我们带路。“朵多”接过了银元，二话不说，一脸严峻，操起长棒，驱赶挡道的人群。他一边大步流星的走，一边高声吼叫：“啪纠，啪纠纠！（意为：快滚，快滚开！）”这样，我们很快便到达了甘丹赤巴跟前。我登上法台一侧的高处，拍摄了僧众集会的大场面，又记录了“嗡则”带领喇嘛们诵经的活动，“嗡则”的嗓门特洪亮，他张口念一句僧众就随声附和诵念。这时的“嗡则”，犹如合唱队领唱的主要演员，又像是个乐队指挥。甘丹赤巴开始讲经说法，引导法会进入了高潮......我一口气拍下几十张照片，使它成为藏传佛教的历史藏品。1959年后，这种活动曾一度中止。
　　记者：您够大方的，一出手就三个“袁大头”呀，那时您用什么相机？
　　陈：请“朵多”帮忙开路，那是噶雪·顿珠的急中生智。此事对我倒有了启发，后来我外出采访，再面临通道不畅或遇歹徒刁难时，着急了便搬出此招，出钱雇个“朵多”做保镖。在报社当摄影记者，起初用的工具，是一台老式的美制“新闻镜箱”，拍三寸的散页底片，由于笨重，操作也不方便。我就用积蓄以七百多元人民币的价格从八廓街买了台徕卡Ⅲf，一个机身外加三只镜头，工作上自然得心应手了。那时工资高，有180块钱。之后，公家有了财政拨款，才给配置了一台双镜头禄莱、一架徕卡M3。
　　
　　●西藏和平解放全纪录
　　
　　记者：西藏的和平解放也不是一帆风顺的，那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您是如何用影像记录的？
　　陈：1951年5月23日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宣布和平解放。1959年3月之前，中央始终恪守“对西藏现行的制度和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不予变更”的承诺。我们作为报社记者，一切采访活动，自然均以“十七条协议”为准则，必须注意西藏的现行制度，不能随意抓拍，得尊重上层人士（包括宗教、民族各界）的好恶。尽管有许多打算，却受到种种限制。1957年前后，我曾数次参加各种名义的工作队，深入农村牧区，目击了社会底层的真情，总算找到了机会，记录了农奴和奴隶的悲惨生活。然而，拍摄的天地毕竟有限，时日也太短。而今手头残存的资料并不多，照片虽已泛黄变旧，但图像依然鲜活，它毕竟是过去瞬间的凝固，似乎在叙述着一桩桩故事，往事勾起了我的思绪，常使我魂牵梦萦，总想该为西藏再做些什么。
　　记者：那您拍叛乱时期的照片了吗？
　　陈：当然，我哪能放过它，拍下不少，可惜我见不着那些底片了，它们大都躺在西藏日报摄影部的资料柜里，我手里仅有七八张小照片。1959年3月前后，叛乱分子在拉萨十分猖獗，我有时不得不去冒险，如藏兵在拉萨市内对我党政企事业单位的武装挑衅；叛乱集团驱使不明真相的老百姓上街“示威游行”；叛军和僧兵的武装集结、向我方开枪打炮。我必须抓紧时机抢拍。有时，报社领导大力支持，甚至派出机关民兵，到拍摄现场保护我的安全，为人壮胆。
　　1959年，民主改革开始，我心里特别高兴。那时候我拍了许多照片。从我这些照片中，你也许可以较客观地看到西藏和平解放的历程，包括各时期各阶层人的不同生活状态。
　　
　　●没去阿里 一生遗憾
　　
　　记者：您1980年调回北京后又回过西藏吗？
　　陈：回去过。我最近一次去是1990年。也拍了一些照片，可惜一直没机会去阿里。因为一直到1978年，阿里都由新疆自治区代管，如果要去的话，还要取道新疆，耗时非常久，而且组织上批准、办证件啊，手续比较复杂，所以一直没有时间去，这也是我留有遗憾的地方。
　　

　　八廓街商人曾在市场上公开出售军火子弹（1956）
　　
　　

　　从藏历正月初四起，拉萨开始举行一年一度的、西藏最大的宗教节日──传昭大法会（藏语“莫朗钦姆”），这是宗喀巴在1409年发起的祈愿法会的延续。每年这段时日，拉萨三大寺和其它寺庙的僧人，约三万余众云集市区。大法会一直要延续至二十五日方告结束。(1957)
　　
　　

　　翻身农奴在生产劳动中互助协作，走共同富裕之路。图为当年办得最出色的互助组典型—-乃东县“朗生互助组”。（1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