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阐释论”书札——阐释模式的统一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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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东渐百年来,中国文学理论从西方得到诸多资源和借鉴。然而在这种东西方的对话与交流中,对西方文论的平等审视、对传统文论的继承与发扬、对中国文论原创话语的建设却显薄弱。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江教授于2012年提出“强制阐释”的论题,深入辨析西方现代文论存在的强制阐释之局限,此话题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张江、朱立元、王宁、周宪四位先生围绕此论题的讨论文章从2015年初起已陆续与读者见面,本刊发表第六组讨论文章,希望使这一论题更加深入,并得到读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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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对人与自然之物的异同多有研究,不仅把张载《西铭》所言“民胞物与”解读为“民同胞,物则亦我之侪辈”,而且通过对《孟子》人之性不同于物之性的辩证以及把《中庸》“天命之谓性”解读为人与物都得自天所赋之理而具有共同的“天命之性”,又由于各自所禀受的气不同而有人之性与物之性的不同,从而提出所谓“理同气异”与“气同理异”,强调人与物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在此基础上,朱熹既讲“以其理而言之”无人物贵贱之殊,又讲“以其气而言之”有人物贵贱之别,体现了一种人与物在根本上是平等的但在实际上又是有差异的平等思想。这对于
在法国,作者形象的构造始于17、18世纪,到20世纪60年代末,作者形象遭到一系列哲学和文学批评的重新质疑,由此形成了思考作品的两个独立基础:作者意图和内在批评,并要求重新定义作品本身。笔者认为这两个基础在阐释作品时可以彼此独立,但都没有压倒性优势。因此,需要综合两种路径的重要贡献,让两种阅读互相启发。笔者以阿米耶尔的《私密日记》为例,进一步说明了作品可能具有的特殊性,而且创作作品的意图可能是模糊的,但为了理解作品,也需将文本与作者的实际生活关联起来。
文章在当代小说与文化现实的关系中分析小说文本意义的形成过程,兼及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如何将作家作品“经典化”的问题:用“文化现实”替代“现实语境”,综合考察小说家、小说文本、现实文化语境之间的复杂关系,突出“文化结构”中的“文化现实”,以便建立起小说文本与语境更为密切或者更为贴近的关系。文章认为持续的文化转型不断重构文化现实,作家既置身其中,又参与重构。在复杂的互动关系中,作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创新想象中国和世界的方式,形成了新的文学秩序。
目前国内外学界一般将高句丽游人视为贫苦自由民,但文章认为高句丽“游人”应为从下户分化而来的依附于大家的奴隶。透过“游人”的社会地位,指出高句丽后期社会由贵族、五部自由民、普通自由民和“游人”组成。其中前两个阶层属于坐食者,但须为王国服兵役,普通自由民要承受赋税和兵役的双重负担,“游人”主要是为贵族和五部自由民服务的奴隶,是他们的私有财产。
绝大多数社会碎片化研究.都将碎片化定性为消极的.“碎片化一整体性”范式是碎片化研究的主流范式。然而,作为一种新兴现象的“微”共同体,在“加剧”城市社区和基层社会碎片化的同时,却为居民提供了持久的交往事由,降低了交往难度,提升了情感密度,并生产出“本能的中意”。而且,这种“加剧”的碎片化在与脱域共同体的相得益彰中.不仅不会必然破坏居民对社区和社会的整体感,反而会使作为地域共同体的城市社区共同体重拾可能,使居民在“冰冷的现代性”中重拾亲密的情感联结。以辩证视角看待城市社区“微”共同体带来的碎片化.有助于避免走
林自栋,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学博士后,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现执教于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国画系,从事绘画创作与艺术语言研究,水墨作品三次荣获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全国中国画作品展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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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混乱局面,很多美国记者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竞相报道中国这片热土上发生的一切。而这些记者的视角不同、立场不同,因此向世界发出的声音也迥然不同。在历史的验证下.埃德加.斯诺的报道最为客观且富有正义感。文章通过斯诺与美国其他记者对中国认识的比较,一方面能够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历史,铭记历史,另一方面鼓励我们学习埃德加·斯诺“用事实说话”的精神,深入实际、注重调查的优良作风,学习其努力理解不同国家的政治状态,争取和平社会的人道主义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等优秀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