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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6日,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二十七天,“四人帮”终于被打倒了。
但胡乔木怎么也不会想到,“四人帮”倒台以后,他竟依然受到严厉的指责。他因想见毛泽东最后一面给江青写的信竟被人诬为“效忠信”;更让他没想到的是,迫于毛主席指示的压力不得不写的“揭批”材料,也被他人死揪着不放……
毛泽东逝世后,中共中央组织机关单位的负责人都去守灵,唯独胡乔木没有资格。这对胡乔木来说,是不公平的。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20多年,枪林弹雨一路走来,有生里来也有死里去,有苦中乐也有乐中苦,但革命终于成功,晴总多于阴,喜总大于悲。如今,毛泽东离开了这个世界,作为毛泽东生前最喜欢和信任的秘书,胡乔木无论如何都希望自己能有个机会跟主席告个别。无奈之中,胡乔木就给汪东兴和江青写了一封信,请求见毛泽东最后一面。可想而知,江青不可能答应这个帮邓小平而与她唱“对台戏”的胡乔木的。
1977年3月4日,国务院办公厅突然宣布国务院政研室解散,原因就出在胡乔木给江青写的所谓的“效忠信”上。原来,这封信在毛泽东逝世后,江青竟然把它公开印发出来,这下子给胡乔木的打击更大了。胡乔木说:“我要求参加向主席遗体告别,就写了一封信给汪东兴并转江青,其中有一句话:对于江青在政治局对我的教导和批判,终生难忘。”这些话,在“四人帮”倒台后,确实令许多看到这封“效忠信”的人感到意外和气愤,就连胡乔木的家人也都埋怨他:“你怎么这样写啊?”
胡乔木为什么要这么写呢?其实,胡乔木写这封信的心情是十分复杂和矛盾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写信的原因就是“要对得起主席,想报答主席”。因为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次公开批判他,说他“对毛主席忘恩负义”。为了能见上毛泽东最后一面,胡乔木既委屈,又悲伤,为了“报答毛主席”,抱着这个单纯意念的他万不得已给江青写了这封信,说了违心的话。历史有时候总是这样的滑稽这样的捉弄人。胡乔木不是政客,65岁的他,或许不会想到本来简单的事情带来的会是纷繁复杂又意料不到的后果。
1977年5月24日上午,王震和邓力群就带着胡乔木的检讨信来到了邓小平的家中。
邓小平笑着说:“这没有什么,对这事我没有介意。要乔木同志放下包袱,不要为此有什么负担。他写的材料我看了,没有什么嘛。说到批我嘛,不批也不行嘛。当时主席讲话了,四号文件发下来了,大家都批,你不批不是同主席唱对台戏?至于揭发我说过的话那就更没有什么问题。我过去这样讲,我现在仍旧这样讲,你告诉乔木同志,不必写信或写自我批评了。”
针对胡乔木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政治上动摇的问题,邓小平却说:“乔木不是政治上动摇,是软弱。乔木是我们党内的第一支笔杆子。过去党中央的很多文件都是他起草的。毛主席尽管对他有批评,可是一向重视他。有几个人联合起来反对他……结果主席没有办法,只好不用。”知人善任,这就是邓小平的高明之处。
在谈到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邓小平再次专门赞扬胡乔木,说:“《论十大关系》这篇是谁整理好的?这事我可以作证,是乔木同志主持,整理了好几稿才搞成。在这以前搞了几遍都不行。这次文字上下的工夫很不少。整理后的文字,理论、逻辑很严密,成了一篇理论文章,哲学文章。《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新发表的文章中最重要的文章。总而言之,乔木这个人还是要用。至于怎么用,做什么工作,要找同志商量、交换意见。他这个人缺点也有。软弱一点儿,还有点儿固执,是属于书生气十足的缺点,同那些看风转舵的不同。”
这次谈话结束的时候,邓小平再三叮嘱邓力群,说:“请你告诉乔木同志,要解除包袱,不要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摘自《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在毛泽东邓小平身边的日子》中国青年出版社
但胡乔木怎么也不会想到,“四人帮”倒台以后,他竟依然受到严厉的指责。他因想见毛泽东最后一面给江青写的信竟被人诬为“效忠信”;更让他没想到的是,迫于毛主席指示的压力不得不写的“揭批”材料,也被他人死揪着不放……
毛泽东逝世后,中共中央组织机关单位的负责人都去守灵,唯独胡乔木没有资格。这对胡乔木来说,是不公平的。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20多年,枪林弹雨一路走来,有生里来也有死里去,有苦中乐也有乐中苦,但革命终于成功,晴总多于阴,喜总大于悲。如今,毛泽东离开了这个世界,作为毛泽东生前最喜欢和信任的秘书,胡乔木无论如何都希望自己能有个机会跟主席告个别。无奈之中,胡乔木就给汪东兴和江青写了一封信,请求见毛泽东最后一面。可想而知,江青不可能答应这个帮邓小平而与她唱“对台戏”的胡乔木的。
1977年3月4日,国务院办公厅突然宣布国务院政研室解散,原因就出在胡乔木给江青写的所谓的“效忠信”上。原来,这封信在毛泽东逝世后,江青竟然把它公开印发出来,这下子给胡乔木的打击更大了。胡乔木说:“我要求参加向主席遗体告别,就写了一封信给汪东兴并转江青,其中有一句话:对于江青在政治局对我的教导和批判,终生难忘。”这些话,在“四人帮”倒台后,确实令许多看到这封“效忠信”的人感到意外和气愤,就连胡乔木的家人也都埋怨他:“你怎么这样写啊?”
胡乔木为什么要这么写呢?其实,胡乔木写这封信的心情是十分复杂和矛盾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写信的原因就是“要对得起主席,想报答主席”。因为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多次公开批判他,说他“对毛主席忘恩负义”。为了能见上毛泽东最后一面,胡乔木既委屈,又悲伤,为了“报答毛主席”,抱着这个单纯意念的他万不得已给江青写了这封信,说了违心的话。历史有时候总是这样的滑稽这样的捉弄人。胡乔木不是政客,65岁的他,或许不会想到本来简单的事情带来的会是纷繁复杂又意料不到的后果。
1977年5月24日上午,王震和邓力群就带着胡乔木的检讨信来到了邓小平的家中。
邓小平笑着说:“这没有什么,对这事我没有介意。要乔木同志放下包袱,不要为此有什么负担。他写的材料我看了,没有什么嘛。说到批我嘛,不批也不行嘛。当时主席讲话了,四号文件发下来了,大家都批,你不批不是同主席唱对台戏?至于揭发我说过的话那就更没有什么问题。我过去这样讲,我现在仍旧这样讲,你告诉乔木同志,不必写信或写自我批评了。”
针对胡乔木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政治上动摇的问题,邓小平却说:“乔木不是政治上动摇,是软弱。乔木是我们党内的第一支笔杆子。过去党中央的很多文件都是他起草的。毛主席尽管对他有批评,可是一向重视他。有几个人联合起来反对他……结果主席没有办法,只好不用。”知人善任,这就是邓小平的高明之处。
在谈到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邓小平再次专门赞扬胡乔木,说:“《论十大关系》这篇是谁整理好的?这事我可以作证,是乔木同志主持,整理了好几稿才搞成。在这以前搞了几遍都不行。这次文字上下的工夫很不少。整理后的文字,理论、逻辑很严密,成了一篇理论文章,哲学文章。《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新发表的文章中最重要的文章。总而言之,乔木这个人还是要用。至于怎么用,做什么工作,要找同志商量、交换意见。他这个人缺点也有。软弱一点儿,还有点儿固执,是属于书生气十足的缺点,同那些看风转舵的不同。”
这次谈话结束的时候,邓小平再三叮嘱邓力群,说:“请你告诉乔木同志,要解除包袱,不要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摘自《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在毛泽东邓小平身边的日子》中国青年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