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7
耀州城的四个城门，都有自己的雅名：北门名曰寿门，南门名曰雍门，东门名曰丰门，西门名曰远门。北城门、南城门，与位于城中的衙门，遥相呼应，形成递进式的三点一线，放眼望去，蔚为壮观。
衙门构成了耀州城的白菜心。但白菜心之外，除过一些带有书卷气也带有官府烙印是庭院，比如文庙、学堂以及寺院等，便是市井和民居了。比起官衙的一本正经，市井无疑显得随意了一些，潦草了一些，凌乱了一些。
官衙是官吏们的舞厅，而市井，则是百姓后院的储藏间——储存着他们的生计，也储存着他们的梦想。
耀州城的商业，主要分布于四条大街。大街的枯荣，犹如潮水，有起有落，并不恒久。明清时期，最为繁华的街道是南街，其他街道则相对冷清。繁盛与冷清，是由人的多寡决定的。人众则盛，人寡则衰。南街之所以繁盛百年，在于那个时候，西塬通往城里仅有的那条土路，正好对准南城门。从西塬上进城的人，或隶属于州府管辖的富平一带来的人，毫无例外，都要从南城门进出。于是，南街的店面就密匝而喧闹了起来。卖盐的，卖醋的，卖糖的，卖纸的，卖墨的，卖火纸的，卖花圈的，卖狗皮膏药的，甚至卖春的，等等，都在此扎点设摊。每逢赶集的时日，南街人潮涌动，熙熙攘攘。
那个时期，商业尽管关乎人的生计，但商品的种类并不繁杂，只是在人生活的简单需求上有所供应。油盐酱醋茶中，盐是不可或缺之物，因此，谁能垄断某个区域里盐的销售，谁一定富得流油。然而，盐的营销权，却牢牢掌控在官府的手里。也就是说，谁想在盐中掘银，必须得到官府的许可。一番求爷爷告奶奶的奔走打点，获得一张烙有官府大印的木匾，才可以堂而皇之地开店营业。
中国民间很早就有“黑市”之说。与“黑市”对应的，就是“白市”。按字面的意思，“白市”就是白昼的集市，而“黑市”就是黑夜的集市。白昼的集市不难理解，而“黑市”则容易让人犯起嘀咕来：在那样一个没有电灯，甚至连蜡烛都没有的年代，难道黑夜里还有集市？是的，黑夜里确实有集市。黑夜里的集市就躲藏于黑夜的某个角落，每一个进行交易的人，都竖着耳朵，左顾右盼，像做贼一般，唯恐被官府的人捉拿去吃官司。黑市上的活跃分子，都是那些未取得“合法”经营身份的人；流通的商品，基本上都是些自产自销的小物件，未经官府的查验审批。官府最初对“黑市”进行严酷打压，但效果并不理想。那些黑市，今日取缔，明日复萌，像野火烧不尽的春草，总是若隐若现地浮游于城市的某个街巷。时间久了，官府也就疲惫了，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官府里的人也知道，于百姓的日常生计而言，“黑市”并非一无是处，它恰是对“白市”的补充，一旦遇到天灾，“白市”的货架上可能空空如也，但“黑市”上却是琳琅满目。原因在于，同一件商品，“黑市”的价位，明显高出“白市”两到三倍。一些“白市”店家，故意不把商品摆上自家店的货架，释放与渲染某种货物已断档的消息，引起民众的恐慌。但一到夜里，却委派店员搬出货物，到“黑市”上去售卖。商人辛苦的目的就在于逐利，哪里有利可图，他们定然会把目光投向哪里。
耀州城与其他城镇无异，“白市”与“黑市”并存，坐地贩子与游击货郎共生。坐地贩子各有各的地盘，而游击货郎则飘忽于天地间，哪里能容身，就往哪里去。作为游击货郎一个分支的“拨浪鼓货郎”，在城乡间游走了上千年，直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还能瞥见他们风尘仆仆的剪影。“拨浪鼓货郎”是城镇的多余人，但对于乡村，却不可或缺。每当“拨浪鼓货郎”出现在某个村庄，孩子们都会欢呼雀跃，并迅速地围拢过去。“拨浪鼓货郎”货担里的货物，谈不上丰富，仅为针头线脑之类，但孩子们垂涎的，却是他木匣中用麻纸包裹的豆豆糖。中国人很早就能从甘蔗等物中提炼糖果，但用的是土方法，因此，和西洋人通过机器制造出的糖果，有着显著的区别。西洋糖现在叫水果糖，但在民间，一直称其为洋糖。中国人通过压榨等，使甘蔗中的甜汁流淌出来，渐渐凝固，通过摇晃器物，让其滚动成一丸一丸的颗粒状，最后批发给商家，让其在市场上售卖。豆豆糖经过了染色，红黄蓝绿白皆备，花花绿绿的。买几颗糖，一粒一粒地填进嘴里，舌舔齿咂，甜味似乎浸润了每一条骨缝。在那样一个物质极为匮乏的年月，在那样一个荒僻的小山村，能吃到三两粒豆豆糖，甜一甜嘴，大概算得上孩子们最为幸福的享受了。
除了孩子们对“拨浪鼓货郎”的喜爱，村妇们对“拨浪鼓货郎”也是一往情深。这种情，不含有男女间的那种非分之念，而是对纯粹源于“拨浪鼓货郎”货物的钟情。“货郎”来到村里，摇一摇手中的拨浪鼓，男人是很少趋前的，但女人和孩子们，却能将他围拢得水泄不通。豆豆糖吸引着孩子，针线勾引着妇女。“拨浪鼓货郎”肩挑的担子，披红挂绿，那一缕缕彩色的丝线，在风中抖动飘拂。丝线在村妇的日常缝制中，有着重要的位置。埋首灯下缝补，一针一线，好不容易给孩子做好一双新鞋，却并不满意就此罢休，而要煞费苦心地对新鞋进行装点和美容。如此，既能让孩子走到人前脸上有光彩，又能向人炫耀自己高超的刺绣手艺。妇女们不把刺绣叫刺绣，而叫扎花。她们把孩子的小鞋当成了画布，眼珠贴住布面，不厌其烦地穿针引线，以求画布的五彩斑斓。小鞋上绣着各种动物或植物，一只可爱的小猫，一只翩跹的蝴蝶，几束盛开的莲花，几片摇曳的竹叶……栩栩如生，憨态毕现。每一根丝线，都像母亲的牵挂，浸透着母性的暖意和慈爱。
在鞋子上绣花的同时，妇女们还时不时地要制作各种各样的动物鞋。动物鞋不是给动物穿的，只是鞋子的形状，更酷似动物。猪娃鞋耷拉着一双耳朵，兔娃鞋黑豆状的眼珠子贼里贼气，猫娃鞋的胡须支支翘立，狮子鞋的毛发金光闪闪。猪耳朵、猫耳朵、狐狸尾巴、狮子毛发等，大多都是用丝线勾勒的。在绣花，村妇们的巧手得以展现，价值得以彰显。一个女人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茶饭烹饪的精良和针线活儿的娴熟缜密……除了绣花鞋，还有绣花枕头、绣花门帘、绣花棉袄等。村民们一议论起某个妇女，总说那个人“手巧得很”。所谓的“巧”，就是她在刺绣方面胜人一筹。
“拨浪鼓货郎”的游村串乡，丰饶了乡村孩子寂寥的梦。城里在乡村人的眼里，是遥远的，也是芜杂的。遥远，不是地理上的距离，而是心理上的距离。城里不少人身着绫罗绸缎，骑枣红大马，甚至坐轿子，戴银饰，吃的是油炸饼，喝的是银耳汤，高高在上，难以接近。芜杂，那是乡村人遥望城里后，所得出的另一个负面结论：偷鸡摸狗的，逢場作戏的，尔虞我诈的，卖春卖笑的，赌博抽烟的，等等，应有尽有。当然，这样的看法，不乏蕴含着吃不上葡萄就说葡萄酸的自我安慰。 比起乡村，城里的确是躁动的，杂乱的，声音鼎沸的。杂七杂八的人在街道上游荡，有达官，也有乞丐，有满腹经纶的君子，也有搔首弄姿的暗娼。商人们以街道为依托，谋取利益的最大化；小贩们以街道为水池，捞取小鱼小虾。街道是一座舞台，各色人等，都施展着自己的百般武艺；街道也是一座不是金矿的金矿，每个人都想从中攫取到金色的颗粒。
耀州城里，从南到北，散落着多家私塾与多家武馆。一文一武，一软一硬，相映成趣，供家长们选择取舍。孩子长到六七岁时，家长便挠起了头，不知把孩子往哪个路口送。一脚踏错，就有可能抱憾终生。
私塾的兴起，与鲁迅所言与“中国人的官瘾实在太深”不无关系。鲁迅说：“汉重孝廉有埋儿刻木……总而言之：那魂灵就有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
鲁迅举出的是汉朝时期的例子，但这些例证，不孤不独，每个朝代比比皆是，只是在行头与形式上，有所变化而已。汉朝时，做官要靠“举孝廉”，即由地方长官出面举荐那些“孝顺亲长、廉能正直”之人。于是乎，有人为了显示自己孝顺，将自己的亲生幼儿活埋，声称拿省下来的粮食奉养老母；还有人父母健在，就用木头刻块灵牌，每天对着牌位供奉磕头。凡此种种，其用意所指，都不过是希望自己被举荐为官。隋朝起始的科举制度，废除了“举孝廉”，转而将“学而优则仕”，奉为迈入仕途的唯一门票。伴随科举的愈发兴隆，私塾随之遍地开花，每个“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子，皆憧憬于“步步高升”，做“人上之人”。
私塾并不灌输谋生的技艺，只教“四书五经”。学“四书”，背“五经”，天天早上被父母拧着耳朵摸黑起床，伴随公鸡的鸣叫，躲在某个墙根或树下，摇头晃脑，念念有词，来一番“之乎者也”。过路的人如果未入过学堂，不明就里，还以为这个孩子被鬼活生生地缠住了，神经偏离了轨道，脑子里出现了幻觉。“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就像一面镜子，高悬在每个孩子的心中，在老师咄咄逼人的凌厉目光里，在老师高举的随时都能落下的板子下，每个学童皆战战兢兢，规规矩矩。老师反倒是不怎么讲解课文的，更像是监狱里的看守，以管教为主业。
中国的私塾，有其值得称道的一面，但也有其非常不人道的地方。老师从不会尊重学生的个性，更不会顾及孩子的尊严。体罚是家常便饭，习以为常，而且还要美之名曰是“对孩子负责任”。每个教员，必备的刑具之一，就是一个用以打人的板子。板子是从工匠铺里专门定做的，质料为木材，呈长扁形。老师上课时，不立于讲台，而是手持板子，在过道里来回巡视，喝令一个一个的同学站起来背诵课文，教室里总是弥漫着阴森恐怖的气氛。谁若在背诵时卡壳，或背得不那么滚瓜烂熟，老师就会让其伸出双手，自己则挥动板子，朝那双稚嫩的小手重重地猛抽下去。一下，两下，三下……总共打多少下，那要看学生违抗程度的轻重。每一项违抗所受到的惩罚，都有言在先，提前予以约定。
然而，并非老师对所有的学生都横眉冷对。老师不是黑包公，只是谋生者。我曾聆听过一位就读过私塾的老人，对我讲述私塾内的景况，听得我忍不住地感慨万千。社会的尘埃，早已污染了本该洁净的学堂，让同坐一条板凳的同学，宛若荒野里的草木，高低不等，粗细有别。老人说别看老师高举着板子，但老师的心里，关于学生，却横着一道清晰的鸿沟。一部分学生归于鸿沟这边，一部分学生则归于鸿沟那边。鸿沟这边的学生，家长有权有势，老师对这些学生，表面上很严厉，骨子里却很客气。他们打这些学生，板子高高地举起，轻轻地落下，绝对有尺度，有分寸，不会导致这些学生真正受伤的。或者，这些学生即使犯了大错，老师也装聋作哑，故意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比如，衙门里进出的孩子，大户人家的孩子，老师敢动他们一根毫毛吗？还有，私塾老板，俗称掌柜的，他们开办学堂的目的，大多不为赚钱，只为营造一个学习的氛围，让自己的孩子居于其中，稳扎稳打学业根底，为将来的成龙成凤而未雨绸缪。基于此，老师对掌柜的儿子，格外上心，偏吃偏喝，白天多关注，多督促，夜里还要挑灯捻须，手把手地辅导。掌柜的儿子再厌学，再撒泼，老师都不会抽其一板子的。
但鸿沟那边的孩子就不一样了，他们无一例外，皆为寒门子弟。对待他们，老师抡起板子来，眼不眨，心不慈，手不软，能打多重就打多重。他们是老师的出气筒，是老师的泄愤池。老师挨了掌柜的责骂或拳脚，满腹怨气，恰好可以拿惩罚这些学生，来舒缓自己的情绪。然而，说这些孩子是寒门子弟，只是相对而言。能把孩子送到学堂读书的，至少都是吃穿无忧的殷实之家。这些人大多读过书，明白读书对孩子的未来意味着什么。他们或许有钱无势，或许有田无钱，或许小富即安，或许自给自足。比起那些腰粗口气也粗的大户，他们只是老虎群里的田鼠，大象群中的兔子。
好在那个年代，上学的多为男孩，女子是鲜有上学的。女子五六岁后，面临着两样东西要学习：一是学做针线活儿，一是学烧锅做饭。女子的成功，主要体现于缝纫和厨艺上。而男孩，家长则对其给予了特别的厚望，也对他们的人生赋予了更为庞杂的内容：要传宗接代，要掌门立业，要功成名就。送孩子去学堂，那是望子成龙，挨点儿打，受点儿委屈，根本不算什么。受这种远景的引诱，一个一个学生，或因打盹儿，或因走神，或因背诵不流畅，而受到老师板子的重敲却不敢吱声。于是，他们的手总是红滋滋的，肿得像烤焦的面包，捉不住筷子，握不住毛笔，更别提撩水洗脸了。手一伸进水里，准会发炎，那是确凿无疑的。在诊疗所坐诊的大夫，窃喜于老师的惨无人道，他们销量最好的药，竟是跌打损伤膏。这种往伤口上一敷足以让人痛不欲生的药，有一大半，都是卖给了受伤的学生。更可怕的是，旧伤未去，新伤又添。前些日子烙下的伤情还在隐隐作痛，老师的板子又砸夯一般地砸落了下来。一年四季，很多学生的双手，硬是伤痕累累。
私塾的老师，用现在的目光打量，个个都像暴徒。然而事实上，这些打人的老师，也都是被打的“过来人”，都经历过挨打的生涯，也都是在老师板子的不断抽打下，才完成学业的。他们受之于暴虐，传之于暴虐，于是最应该温文尔雅的学堂，却异化成了暴戾横行的场所。暴力是可以因袭与传承的，以暴力的方式传播诸子百家的仁爱，的确带有几分讽刺的意味，但隐现的，却是整个社会拔苗助长的急功近利之风。那时候的家长，决然不会因孩子遭受到老师的暴虐对待，而前去讨要说法的，那是因为他们也都信奉着“棍棒底下出孝子”这一古旧的信条。他们一边说“成材的树不用剪”，一边又牙齿咬得咯嘣响，大有将树拦腰砍断的冲动。平日里，家长教育孩子的方式，与老师并无二致，也是粗暴式的，非打即骂，于是乎，家长不以老师对孩子的惩罚为罪，却以老师的板子能落到自己的孩子身上为功。在这样的夹击下，孩子就像一只被缚住翅膀也缚住双腿的小鹰，挣扎无用，哭号也无用。不少孩子因伤势过重而丧命，家长在悲痛之余，却将孩子的死亡看作是孩子顽劣的自食其果。每當孩子放学归来，手上体无完肤，家长总会如此慰藉孩子：老师打你，那是对你好！你现在受点儿罪，将来就能享福；现在想着享福，将来就要受罪。 将来是什么？孩子们懵懂无知，但家长们却早已心里有谱：将来，就是考取功名，攀升至数人之下，万人之上。而要抵达高处，衣锦还乡，荣耀故里，读书就是在山崖上，给自己凿刻攀登的梯子。登上山巅，中榜中第，是家长的殷殷期盼，也是孩子的努力方向。叩开一扇通向功名的大门：门内，绫罗绸缎，锦衣玉食；门外，荒枝凋敝，寒霜满地。
私塾残忍的背面，掩映的，也正是私塾的慈祥。私塾改变了很多学子的命运，使他们踏上了一条铺满红地毯的金光大道。据史料记载，自隋科举考试诞生，至明朝的覆灭，耀州境内考取进士的，多达数百人。我推测，孙思邈、柳公权、范宽、傅玄、令狐德芬等，这些从耀州大地上冉冉升起的历史巨星，毫无例外地都受益于耀州私塾的滋养与哺育。那时候，他们也像其他孩子一样，不但披星戴月地诵读经典，而且手掌也被老师的板子一次次地打得红肿。
私塾的教育方式，和新式学堂很不一样。新式学堂最初是照搬日本的，而日本又是移植西方的，因此，新式学堂的根系在西方。新式学堂侧重于老师的讲解，而旧式私塾只一味地偏向于督促学生完成背诵。在旧式的教学中，老师将课文里每个字的读音告诉孩子，就算万事大吉，至于课文的内容，句子的构造，词语的组合，老师基本上不管不问，只是一个劲儿逼迫孩子死记硬背。孩子不知其意，不明就里，就将课文生吞活剥进肚子。这样的注入方式，类似于在吃羊肉——新式教育是将羊宰杀，剥皮剔骨，切成肉丝或肉块，炖成肉汤或炒成肉片，让人享用；旧式教育则是将一头活羊，赶进人的肚子，让肠胃的蠕动，促使羊渐渐糜烂，化为肉汁，再转化为人的营养。但人的胃是参差不齐的，有人吞了活羊，经过胃的分解，将羊很快地予以了消化，并品尝到了羊的肉香；有人却硬是食羊不化，那只活羊就那样完整地蜷缩在他的胃里，让他既没受之于羊肉的滋补，也全然不知肉香为何物。
旧式教育与新式教育，何优何劣？作为一名曾经的国文教师，我个人的看法是，各有优长，又各有弊端。前者看到的是肉，却看不到羊；后者看到的是羊，却不一定真的将羊化为了肉。两种教育模式，皆滑向了两个极端。新式教育是对旧式教育的反动，但却未能吸收旧式教育本有的优点。旧式教育以“四书五经”为主课，辅之以算术之类，其他课程均无涉。相较而言，旧式教育讲授的“四书五经”，和新式教育里的语文课最为接近，将两者进行对比，就能看出各自的症结。
四书五经最早发轫于春秋时期，其书面语言，正是那个时期人们的口语，但及至隋唐，以及之后的宋元明清，文人们一直延续着古旧古板的书写体例。奇异之处在于，这一文体，不但未能伴随日月的演进而宽衣松带，而且似乎将其越捆扎越紧绷。后世的文人们为显示自己的博学，从而置自己于公众之上，故意使用一些冷僻的辞藻，拗口的句式，以及鲜为人知的典故，乃至于让人读起明代人谈天说地的文章，远比读春秋时期诸子百家的著作，还为晦涩难懂。带有酸腐气息的书面语言，在一条荒僻的小径上，腿越走越硬，与人们的日常口语，日益背离，几近于天书。而要一个初来乍到，刚学会说日常用语的孩子，一头钻入“四书五经”中，靠硬着头皮的背诵来汲取内容，显然是勉为其难。孩子稚嫩的牙齿，不足以啃动一块巨石；孩子脆弱的小胃，尚不具备融化一只全羊的能力。这样的教育，是填鸭式的，灌输式的，完全不顾及接受者本身的承载量。但有一点值得肯定，就是孩子在似懂非懂中，先行把这些经典烙印进脑子里，可供终生反刍，便于终生取舍。牛先吃进很多草，之后再一点一滴地消化。孩子的学习，颇像牛吃草，只是比牛吃得更多，知識比起草来，更有韧劲，更难消化。
单从语文的角度，新式教育之下，孩子的学习似乎更为轻松了一些。新式教育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更能体恤和关照孩子的接受程度，因此，它的课程设计，是循序渐进式的，是沿着台阶缓行式的。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年级，就提供与其相应的精神食粮，以使孩子能啃得动，咬得烂，咽得下。与此同时，教师的讲解，代替了孩子的阅读与背诵，以至于孩子记住的，是老师讲解的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老师依据统一编纂的教参书照本宣科，学生听得无滋无味昏昏欲睡。讲解是对课文的阐释，类似于产品广告，并非产品本身。一篇课文学完，学生装了满脑子的广告语，却对文章所蕴含的精髓，不甚了了。这种教学方式，无异于本末倒置。也就是说，本来是冲着酒去的，因为味道与营养，全浓缩在酒液中，但受之于老师的煽动和误导，赴宴者竟把一页页有关酒的产品说明书，当成宝贝装回了家。新式语文教育的缺陷，在于与课文的疏离。用如此的方式教学，学生纵然考取了高分，却依旧脑内空空，腹内亦空空。
旧式教育有一点很是令接受过新式教育的我们羡慕，那就是古人无比精湛的软笔书写技能。铅笔与钢笔，出现于十八世纪。在此之前，西方人用鸡翎写字，而中国人用毛笔写字。西方人从鸡的身上拔毛，中国人则从狼的身上拔毛。从鸡身上拔下鸡翎，给翎管里注入墨水，就是一支水笔了。从狼身上拔下一撮撮的毛，经过炮制，将其固定于竹管或木管的顶端，则为毛笔。狼毛用于毛笔，不叫狼毛，而叫狼毫。但要从狼身上拔毛，远没有从鸡身上拔鸡翎那么简单，必须把狼打死。为拥有狼毫，不知多少头野狼，命丧于猎人的土枪之下。
念私塾的孩子，除了背诵，还要“写仿”。“写仿”，就是仿照别人的书法来写毛笔字。把范本铺在桌上，把白纸铺在范本上，利用纸张本有的透明，照着人家的笔画，一撇一捺地慢慢进行描摹。写得好的字，老师就给“吃丸”；写得差的字，老师不给“吃丸”。所谓的“吃丸”，就是老师用毛笔蘸着红墨汁，在学生写得较好的字上，画出一个个的圆圈，以示赞赏。圆圈套圆圈，纸面上一片红艳艳，说明这张仿写得很是令老师满意。
一日三习，久习功深。凡读书识字的古人，软笔字皆写得非同一般，原因无他，皆因从小就开始研磨，并反反复复地临摹书写。相比于现代人生活的复杂，古人的生活要单纯许多。他们眼里的风景，无非是天上的星月，地上的草木，既无各种蛊惑，亦无各种引诱，于是他们的笔端，一派宁静，一脉祥和，如旭阳染黄山川，如微风枝头轻撩。 心静笔才静，心正笔亦正。现代人置身于电子乐器无处不在的环境，那些狂躁的音乐，让人无处逃遁。耳根不净，心草杂生，横欲奔流，贪念燃烧，何以能靠近古人的书艺之境？泥古，即拟古，但所能拟的，只剩下了古人的笔画，却无法回到从前，回到古人所背倚的那个环境中去。
8
大户人家，以及殷实人家的孩子，都进了学堂，奔着科举而去，但那毕竟是少数。多数人家的孩子，降生于寒门陋室，却没有这等幸运——即使想让老师拿板子抽打手掌，却没有机会——他们的父母既没有这样的远见，也没有这样的经济能力，那么，他们的出路何在？
寒门出身的男孩子，大多未跨进过学堂之门，他们对琅琅的读书声，充满了好奇和羡慕。等待他们的，大约有八种选择：一是被送进武馆，习武练武；二是被送进戏班，拔筋练嗓；三是被送进铁匠铺或木工铺等，拜师学艺；四是跟随父母做买卖，从小就识秤练摊；五是跟随父母到城外包地耕种，父亲犁地自己牵牛缰；六是跟随某个大哥当土匪；七是出家当和尚；八是啥都不学，像荒草一样长成怎样就怎样。
一个社会，需要文，也需要武。文是社会安逸的产物，而武则是社会动荡的衍生品。在某些特殊时期，社会对武的渴求，更为迫切——文在这个时候充其量是鲜花，而武俨然就是能止饿的粮食。
一个人一旦需要医生，这个人一定是生病了；一个社会一旦需要武力，这个社会一定是出了问题。
中国社会的历史，是一个需要武多于需要文的历史。沿着历史的河道，追溯而上，就会发现，不论朝代更替，还是民间纠葛，其选用的解决之策，多为力量的较劲和伎俩的运筹。拳头的软硬，算计的叵测，就成了取胜的法宝。圣贤的忠告与箴言，可以悬于墙上，却不曾挂于心上。君子一转身，一扭头，就变成了小人。武则天为了上位，可以掐死自己的亲生女儿，毫无哀伤之悲；唐太宗为了继位，可以致兄长与兄弟于死地，毫无忏悔之意。
屠城，是多么恐怖的字眼，然而，掩映于这等字眼背后的血腥惨剧，才真正地令人不寒而栗。这样的惨剧，在中国历史的舞台，早已是一出让人复复看厌了的老版本。远的如“五胡乱华”——北方与西域各胡族势力，趁司马氏篡夺曹魏，建立西晋王朝历经八年战乱，终被匈奴人灭国之天下大乱之际，入侵中原，大肆屠虐汉民，史书记载“北地苍凉，衣冠南迁，胡狄遍地，汉家子弟几欲被数屠殆尽”，近的如明清交替时的“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以及“四川大屠杀”等。嘉定城与扬州城，百街废墟，万户寂灭，男女老少，一个活口都未被饶恕。而川蜀大地，尸横遍野，千里荒芜，及至于朝廷不得不颁布“湖广填四川”的法令，来填充蜀地民众被大批量屠戮后所留下的空白。有关“四川大屠杀”，至今都是一个争论的话题。清政府将其罪责归之于李自成的同伙张献忠——张献忠也的确是一位杀人不眨眼的血债累累的屠夫——但后世之人经过考证，却发现造成这场悲剧的最大嫌疑犯，恰是清军。
不要说战乱年代，即使是相对平和的时期，打家劫舍也是社会的一种常态。成群结队的土匪，隐没于山林，也隐现于市井。很多大户人家，尽管家财万贯，却如履薄冰。大户人家真正忧心的，还不是财产随时可能被洗劫，而是家人，尤其是儿女的身家性命。“破财免灾”这句话，很早就在民间盛行，自我安慰的意味不言自明，与此同时，其中折射出的无奈，也昭然若揭。破财不是大事，免灾才是核心。破财若能换来免灾的结果，不算最好，也不算最差。最怕的是财破了，灾却未能得以免除。免谁的灾呢？答案是：免除家人的灾难。破财本就是一场灾难，但它比起家人的生命，无疑要轻飘许多。
大户人家惶惶不可终日，小户人家也难以睡个安稳觉。于是，有实力的户族，看到官府靠不住，只有自己想办法来捍卫自己。他们招募一些练过武术的年轻男丁，组建起属于自家的半武装组织，用于看家护院。这些类似于保安的人，被称作家丁。一户人家，家丁多则十数个，少则三五个。家丁就是被父母送到武馆的那些孩子，他们经过数年的捶打历练，不敢说个个都身怀绝技，但一拳撂倒一个壮汉，并非難事。家丁的作用，主要体现于夜里。土匪再胆大妄为，白天还是有所顾忌和收敛的，而夜色，是蝙蝠的最爱，也是他们的最爱。
家丁们拎起马刀是战士，放下马刀是苦力。他们以看家护院为业，但其职责，并不限于看家护院。他们夜里巡视，与狼狗为伴，白天则帮着主家干其他活计，手脚一刻都闲不住。推磨子，劈柴火，喂牲口，接送孩子上下学堂，等等，哪里需要，就出现在哪里。如果心懒身懒，总想投机取巧，主家就会将其解雇；如果很有眼色，且老实听话，主家不但随时会多塞给他一个夹有鸡蛋饼的馒头，以示嘉奖，还会对他的人生进行大包大揽，比如给他出钱娶妻，给他出资盖房，等等。久而久之，他和主家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形若血脉之亲。他不再喊主家为大掌柜的，而是呼其为干爸或叔伯。有的主家看到家丁脑袋灵光，筹划有度，且吃苦耐劳，干脆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家丁，于是今天的家丁，很有可能成为明天的掌柜。
被开除的家丁，则很有可能成为主家的心头大患。由于武功高强，家丁已不屑于在街道里充当贩夫走卒，于是他们要么钻入深山，加入某一个土匪团伙；要么自立门户，拉起一群游手好闲之徒，组为闯荡江湖的另一个匪帮。这些人一旦横行于街巷，首要打劫的目标，就是自己曾效劳又结怨的主家。
主家被报复数回，招架不住了，便会打探该人曾习武于哪家武馆，师傅为谁。摸清了底细，主家便会拎着条子肉，带着烟和酒，去叩击其师傅的大门。一头野兽，全世界唯有一根缰绳能拴住他，那就是他的师傅。这些习武之人，不论走得多远，蹦得多高，却都很在意于江湖义气。他们在师傅面前行过三叩首之礼，且曾赌咒发誓要效忠师傅，岂能不对师傅俯首帖耳？师傅一旦耳闻某个徒弟为非作歹，辱其武门，就禁不住地怒火中烧。师傅托人把那个兴风作浪的徒弟叫来，怒斥一番，并鞭笞数下，徒弟跪于地上，指天起誓，承诺将永不再在昔日主家的门前滋事。
开设武馆的，大都是武艺高强之人。他们招收学员，挑三拣四，并非谁报名就录取谁。武馆常常开设在自己的院子里，晴天给学员们在庭院里比比画画，翻墙栽跟斗，雨天在楼下教习，踢腿打沙袋。一会儿练硬拳，和石桩硬碰硬；一会儿练软拳，抱住一棵树欲死欲活。太极、洪拳、沙林功，朱砂掌等，挨个挨个地练。学员有时头疼，有时肚子疼，但师傅却丝毫都不宽谅，反而污其“装洋蒜”，怒冲冲地一掌劈来，学员便昏倒在地，不省人事。武馆里不时有人被一页门板抬了出来。这些人被送往春岚堂医治，但十之八九，最终还是魂断习武之路。 孩子死了，家长至多捶胸顿足地哭一哭，叫喊几句“我咋这么命苦的”之类，然后就将尸骨一葬了之。家长绝对不会追究武馆责任的，因为当初把孩子送进武馆时，他们就和武馆签订了生死状，其中赫然列着这一条：若在武馆丧命，责任自负，武馆概不担责。
每一家武馆的大门上，左右各插两面蓝色的布旌，右旌上用白布条缝制一个“武”字，左旌上用白布条缝制一个“德”字。左为上，右为下，意思是习武先修德，德为上，武为下。一跨进武馆的大门，迎面的照壁上，又是一个大大的“德”字。师傅训话，先讲德，后讲武，并常常以“三从四德”的故事来劝谕学员要忠悌兼顾。
武馆里的师傅，叫拳师；习武之人，叫拳客。拳师和拳客，一字之差，却差别巨大。师者，范也。能被人称作拳师，那一定得德武皆具之人，非一般武夫能够比肩。
清末时期的耀州城里，武馆时多时少。多时，竟达四五十家，以至于民间流传起了这样的段子：北街的拳客比驴多，南街的拳客多如驴，西街的拳客骑驴走，东街的拳客驴骑人。驴骑人，讲的是一个典故：某个拳客家的驴死了，拳客扛着那头三百斤重的驴，步行四五华里的坡路，送到西塬上的屠宰场去宰杀。他扛着驴从街上经过，被人看见，引得路人啧啧惊叹。于是，就有好事者将他的故事编进了段子里，让整个东街的拳客，都觉得脸上无光。
武馆少时，仅缩至三两家，且处于偏僻的背巷里。武馆的多寡，与当时的民风有关，也与时局不无关系。义和团在京都作威作福之时，耀州城里的武馆，就像遍地开花的包子铺一样，开了一家又一家。民间传闻，宫廷将派陕西巡抚来耀州选拔拳客，选中者，将进京入宫当侍卫。表现优良者，也许还能荣升一格，做老佛爷的贴身侍官，为老佛爷端茶倒水。选拔入宫的小道消息，尽管纯属空穴来风，却也一石激起了千层浪，习武者欢呼雀跃，未习武者亦跃跃欲试。
潮起，必有潮落。应验了一句历史的魔咒，“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阴晴转化，常常就在一瞬间。随着义和团的分崩离析，耀州武馆在鼎盛一时之后，接踵而来的则是崩塌式的衰落。
朝廷对义和团的通缉与追捕，波及耀州城乡。所有的拳客都成了被怀疑的对象，个个惶惶不可终日，宛若惊弓之鸟。拳客的拳頭再厉害，也难以与官府的铁拳对垒。于是，武馆纷纷关闭，拳客纷纷转行，但肃清义和团运动的扩大化，还是让不少人蒙受了不白之冤。
耀州城里，靠武艺光耀门厅的，当属安氏家族。明末清初，安氏家族从四川省的丹陵县迁徙至耀州，以习武立身，以习武传家。据传，安家人人习武，个个身兼十八般武艺，以至于拳师安自立，竟接连中第武科举和武进士。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说的是文章犹如女人，只能赞其美，不能赞其最美。因为美，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同一个女人，这个可能视其为天仙，那个可能视其为糟糠。美与不美，没有硬性标准。但武就不一样了，两人对阵，只能当第一，不能当第二。当第二，就意味着输，意味着出局。武进士，那只能是靠拳脚打出来的，不断地取胜，再取胜，过五关斩六将，才能攀至中国武术的山巅。安自立面对的对手，皆为各地拳界的顶级选手，无一不是难啃的硬骨头。在高手如林的态势下，不知他要打败多少对手，打够多少个回合，才能摘取到武界的桂冠？
不论怎么说，安自立都是耀州城里安家人的荣耀，也是整个耀州人乃至陕西人的荣耀。靠打拳也能荣华富贵，这大概是出乎很多人预想的，于是安家的后人以先辈为标杆和榜样，以高家拳为修炼之本，前赴后继地投身于武功的修炼当中。至清末，安自立的后裔安崇正和安老六，因武功非凡，在耀州内外名噪一时。
耀州城的四个城门，都有自己的雅名：北门名曰寿门，南门名曰雍门，东门名曰丰门，西门名曰远门。北城门、南城门，与位于城中的衙门，遥相呼应，形成递进式的三点一线，放眼望去，蔚为壮观。
衙门构成了耀州城的白菜心。但白菜心之外，除过一些带有书卷气也带有官府烙印是庭院，比如文庙、学堂以及寺院等，便是市井和民居了。比起官衙的一本正经，市井无疑显得随意了一些，潦草了一些，凌乱了一些。
官衙是官吏们的舞厅，而市井，则是百姓后院的储藏间——储存着他们的生计，也储存着他们的梦想。
耀州城的商业，主要分布于四条大街。大街的枯荣，犹如潮水，有起有落，并不恒久。明清时期，最为繁华的街道是南街，其他街道则相对冷清。繁盛与冷清，是由人的多寡决定的。人众则盛，人寡则衰。南街之所以繁盛百年，在于那个时候，西塬通往城里仅有的那条土路，正好对准南城门。从西塬上进城的人，或隶属于州府管辖的富平一带来的人，毫无例外，都要从南城门进出。于是，南街的店面就密匝而喧闹了起来。卖盐的，卖醋的，卖糖的，卖纸的，卖墨的，卖火纸的，卖花圈的，卖狗皮膏药的，甚至卖春的，等等，都在此扎点设摊。每逢赶集的时日，南街人潮涌动，熙熙攘攘。
那个时期，商业尽管关乎人的生计，但商品的种类并不繁杂，只是在人生活的简单需求上有所供应。油盐酱醋茶中，盐是不可或缺之物，因此，谁能垄断某个区域里盐的销售，谁一定富得流油。然而，盐的营销权，却牢牢掌控在官府的手里。也就是说，谁想在盐中掘银，必须得到官府的许可。一番求爷爷告奶奶的奔走打点，获得一张烙有官府大印的木匾，才可以堂而皇之地开店营业。
中国民间很早就有“黑市”之说。与“黑市”对应的，就是“白市”。按字面的意思，“白市”就是白昼的集市，而“黑市”就是黑夜的集市。白昼的集市不难理解，而“黑市”则容易让人犯起嘀咕来：在那样一个没有电灯，甚至连蜡烛都没有的年代，难道黑夜里还有集市？是的，黑夜里确实有集市。黑夜里的集市就躲藏于黑夜的某个角落，每一个进行交易的人，都竖着耳朵，左顾右盼，像做贼一般，唯恐被官府的人捉拿去吃官司。黑市上的活跃分子，都是那些未取得“合法”经营身份的人；流通的商品，基本上都是些自产自销的小物件，未经官府的查验审批。官府最初对“黑市”进行严酷打压，但效果并不理想。那些黑市，今日取缔，明日复萌，像野火烧不尽的春草，总是若隐若现地浮游于城市的某个街巷。时间久了，官府也就疲惫了，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官府里的人也知道，于百姓的日常生计而言，“黑市”并非一无是处，它恰是对“白市”的补充，一旦遇到天灾，“白市”的货架上可能空空如也，但“黑市”上却是琳琅满目。原因在于，同一件商品，“黑市”的价位，明显高出“白市”两到三倍。一些“白市”店家，故意不把商品摆上自家店的货架，释放与渲染某种货物已断档的消息，引起民众的恐慌。但一到夜里，却委派店员搬出货物，到“黑市”上去售卖。商人辛苦的目的就在于逐利，哪里有利可图，他们定然会把目光投向哪里。
耀州城与其他城镇无异，“白市”与“黑市”并存，坐地贩子与游击货郎共生。坐地贩子各有各的地盘，而游击货郎则飘忽于天地间，哪里能容身，就往哪里去。作为游击货郎一个分支的“拨浪鼓货郎”，在城乡间游走了上千年，直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还能瞥见他们风尘仆仆的剪影。“拨浪鼓货郎”是城镇的多余人，但对于乡村，却不可或缺。每当“拨浪鼓货郎”出现在某个村庄，孩子们都会欢呼雀跃，并迅速地围拢过去。“拨浪鼓货郎”货担里的货物，谈不上丰富，仅为针头线脑之类，但孩子们垂涎的，却是他木匣中用麻纸包裹的豆豆糖。中国人很早就能从甘蔗等物中提炼糖果，但用的是土方法，因此，和西洋人通过机器制造出的糖果，有着显著的区别。西洋糖现在叫水果糖，但在民间，一直称其为洋糖。中国人通过压榨等，使甘蔗中的甜汁流淌出来，渐渐凝固，通过摇晃器物，让其滚动成一丸一丸的颗粒状，最后批发给商家，让其在市场上售卖。豆豆糖经过了染色，红黄蓝绿白皆备，花花绿绿的。买几颗糖，一粒一粒地填进嘴里，舌舔齿咂，甜味似乎浸润了每一条骨缝。在那样一个物质极为匮乏的年月，在那样一个荒僻的小山村，能吃到三两粒豆豆糖，甜一甜嘴，大概算得上孩子们最为幸福的享受了。
除了孩子们对“拨浪鼓货郎”的喜爱，村妇们对“拨浪鼓货郎”也是一往情深。这种情，不含有男女间的那种非分之念，而是对纯粹源于“拨浪鼓货郎”货物的钟情。“货郎”来到村里，摇一摇手中的拨浪鼓，男人是很少趋前的，但女人和孩子们，却能将他围拢得水泄不通。豆豆糖吸引着孩子，针线勾引着妇女。“拨浪鼓货郎”肩挑的担子，披红挂绿，那一缕缕彩色的丝线，在风中抖动飘拂。丝线在村妇的日常缝制中，有着重要的位置。埋首灯下缝补，一针一线，好不容易给孩子做好一双新鞋，却并不满意就此罢休，而要煞费苦心地对新鞋进行装点和美容。如此，既能让孩子走到人前脸上有光彩，又能向人炫耀自己高超的刺绣手艺。妇女们不把刺绣叫刺绣，而叫扎花。她们把孩子的小鞋当成了画布，眼珠贴住布面，不厌其烦地穿针引线，以求画布的五彩斑斓。小鞋上绣着各种动物或植物，一只可爱的小猫，一只翩跹的蝴蝶，几束盛开的莲花，几片摇曳的竹叶……栩栩如生，憨态毕现。每一根丝线，都像母亲的牵挂，浸透着母性的暖意和慈爱。
在鞋子上绣花的同时，妇女们还时不时地要制作各种各样的动物鞋。动物鞋不是给动物穿的，只是鞋子的形状，更酷似动物。猪娃鞋耷拉着一双耳朵，兔娃鞋黑豆状的眼珠子贼里贼气，猫娃鞋的胡须支支翘立，狮子鞋的毛发金光闪闪。猪耳朵、猫耳朵、狐狸尾巴、狮子毛发等，大多都是用丝线勾勒的。在绣花，村妇们的巧手得以展现，价值得以彰显。一个女人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茶饭烹饪的精良和针线活儿的娴熟缜密……除了绣花鞋，还有绣花枕头、绣花门帘、绣花棉袄等。村民们一议论起某个妇女，总说那个人“手巧得很”。所谓的“巧”，就是她在刺绣方面胜人一筹。
“拨浪鼓货郎”的游村串乡，丰饶了乡村孩子寂寥的梦。城里在乡村人的眼里，是遥远的，也是芜杂的。遥远，不是地理上的距离，而是心理上的距离。城里不少人身着绫罗绸缎，骑枣红大马，甚至坐轿子，戴银饰，吃的是油炸饼，喝的是银耳汤，高高在上，难以接近。芜杂，那是乡村人遥望城里后，所得出的另一个负面结论：偷鸡摸狗的，逢場作戏的，尔虞我诈的，卖春卖笑的，赌博抽烟的，等等，应有尽有。当然，这样的看法，不乏蕴含着吃不上葡萄就说葡萄酸的自我安慰。 比起乡村，城里的确是躁动的，杂乱的，声音鼎沸的。杂七杂八的人在街道上游荡，有达官，也有乞丐，有满腹经纶的君子，也有搔首弄姿的暗娼。商人们以街道为依托，谋取利益的最大化；小贩们以街道为水池，捞取小鱼小虾。街道是一座舞台，各色人等，都施展着自己的百般武艺；街道也是一座不是金矿的金矿，每个人都想从中攫取到金色的颗粒。
耀州城里，从南到北，散落着多家私塾与多家武馆。一文一武，一软一硬，相映成趣，供家长们选择取舍。孩子长到六七岁时，家长便挠起了头，不知把孩子往哪个路口送。一脚踏错，就有可能抱憾终生。
私塾的兴起，与鲁迅所言与“中国人的官瘾实在太深”不无关系。鲁迅说：“汉重孝廉有埋儿刻木……总而言之：那魂灵就有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
鲁迅举出的是汉朝时期的例子，但这些例证，不孤不独，每个朝代比比皆是，只是在行头与形式上，有所变化而已。汉朝时，做官要靠“举孝廉”，即由地方长官出面举荐那些“孝顺亲长、廉能正直”之人。于是乎，有人为了显示自己孝顺，将自己的亲生幼儿活埋，声称拿省下来的粮食奉养老母；还有人父母健在，就用木头刻块灵牌，每天对着牌位供奉磕头。凡此种种，其用意所指，都不过是希望自己被举荐为官。隋朝起始的科举制度，废除了“举孝廉”，转而将“学而优则仕”，奉为迈入仕途的唯一门票。伴随科举的愈发兴隆，私塾随之遍地开花，每个“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子，皆憧憬于“步步高升”，做“人上之人”。
私塾并不灌输谋生的技艺，只教“四书五经”。学“四书”，背“五经”，天天早上被父母拧着耳朵摸黑起床，伴随公鸡的鸣叫，躲在某个墙根或树下，摇头晃脑，念念有词，来一番“之乎者也”。过路的人如果未入过学堂，不明就里，还以为这个孩子被鬼活生生地缠住了，神经偏离了轨道，脑子里出现了幻觉。“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就像一面镜子，高悬在每个孩子的心中，在老师咄咄逼人的凌厉目光里，在老师高举的随时都能落下的板子下，每个学童皆战战兢兢，规规矩矩。老师反倒是不怎么讲解课文的，更像是监狱里的看守，以管教为主业。
中国的私塾，有其值得称道的一面，但也有其非常不人道的地方。老师从不会尊重学生的个性，更不会顾及孩子的尊严。体罚是家常便饭，习以为常，而且还要美之名曰是“对孩子负责任”。每个教员，必备的刑具之一，就是一个用以打人的板子。板子是从工匠铺里专门定做的，质料为木材，呈长扁形。老师上课时，不立于讲台，而是手持板子，在过道里来回巡视，喝令一个一个的同学站起来背诵课文，教室里总是弥漫着阴森恐怖的气氛。谁若在背诵时卡壳，或背得不那么滚瓜烂熟，老师就会让其伸出双手，自己则挥动板子，朝那双稚嫩的小手重重地猛抽下去。一下，两下，三下……总共打多少下，那要看学生违抗程度的轻重。每一项违抗所受到的惩罚，都有言在先，提前予以约定。
然而，并非老师对所有的学生都横眉冷对。老师不是黑包公，只是谋生者。我曾聆听过一位就读过私塾的老人，对我讲述私塾内的景况，听得我忍不住地感慨万千。社会的尘埃，早已污染了本该洁净的学堂，让同坐一条板凳的同学，宛若荒野里的草木，高低不等，粗细有别。老人说别看老师高举着板子，但老师的心里，关于学生，却横着一道清晰的鸿沟。一部分学生归于鸿沟这边，一部分学生则归于鸿沟那边。鸿沟这边的学生，家长有权有势，老师对这些学生，表面上很严厉，骨子里却很客气。他们打这些学生，板子高高地举起，轻轻地落下，绝对有尺度，有分寸，不会导致这些学生真正受伤的。或者，这些学生即使犯了大错，老师也装聋作哑，故意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比如，衙门里进出的孩子，大户人家的孩子，老师敢动他们一根毫毛吗？还有，私塾老板，俗称掌柜的，他们开办学堂的目的，大多不为赚钱，只为营造一个学习的氛围，让自己的孩子居于其中，稳扎稳打学业根底，为将来的成龙成凤而未雨绸缪。基于此，老师对掌柜的儿子，格外上心，偏吃偏喝，白天多关注，多督促，夜里还要挑灯捻须，手把手地辅导。掌柜的儿子再厌学，再撒泼，老师都不会抽其一板子的。
但鸿沟那边的孩子就不一样了，他们无一例外，皆为寒门子弟。对待他们，老师抡起板子来，眼不眨，心不慈，手不软，能打多重就打多重。他们是老师的出气筒，是老师的泄愤池。老师挨了掌柜的责骂或拳脚，满腹怨气，恰好可以拿惩罚这些学生，来舒缓自己的情绪。然而，说这些孩子是寒门子弟，只是相对而言。能把孩子送到学堂读书的，至少都是吃穿无忧的殷实之家。这些人大多读过书，明白读书对孩子的未来意味着什么。他们或许有钱无势，或许有田无钱，或许小富即安，或许自给自足。比起那些腰粗口气也粗的大户，他们只是老虎群里的田鼠，大象群中的兔子。
好在那个年代，上学的多为男孩，女子是鲜有上学的。女子五六岁后，面临着两样东西要学习：一是学做针线活儿，一是学烧锅做饭。女子的成功，主要体现于缝纫和厨艺上。而男孩，家长则对其给予了特别的厚望，也对他们的人生赋予了更为庞杂的内容：要传宗接代，要掌门立业，要功成名就。送孩子去学堂，那是望子成龙，挨点儿打，受点儿委屈，根本不算什么。受这种远景的引诱，一个一个学生，或因打盹儿，或因走神，或因背诵不流畅，而受到老师板子的重敲却不敢吱声。于是，他们的手总是红滋滋的，肿得像烤焦的面包，捉不住筷子，握不住毛笔，更别提撩水洗脸了。手一伸进水里，准会发炎，那是确凿无疑的。在诊疗所坐诊的大夫，窃喜于老师的惨无人道，他们销量最好的药，竟是跌打损伤膏。这种往伤口上一敷足以让人痛不欲生的药，有一大半，都是卖给了受伤的学生。更可怕的是，旧伤未去，新伤又添。前些日子烙下的伤情还在隐隐作痛，老师的板子又砸夯一般地砸落了下来。一年四季，很多学生的双手，硬是伤痕累累。
私塾的老师，用现在的目光打量，个个都像暴徒。然而事实上，这些打人的老师，也都是被打的“过来人”，都经历过挨打的生涯，也都是在老师板子的不断抽打下，才完成学业的。他们受之于暴虐，传之于暴虐，于是最应该温文尔雅的学堂，却异化成了暴戾横行的场所。暴力是可以因袭与传承的，以暴力的方式传播诸子百家的仁爱，的确带有几分讽刺的意味，但隐现的，却是整个社会拔苗助长的急功近利之风。那时候的家长，决然不会因孩子遭受到老师的暴虐对待，而前去讨要说法的，那是因为他们也都信奉着“棍棒底下出孝子”这一古旧的信条。他们一边说“成材的树不用剪”，一边又牙齿咬得咯嘣响，大有将树拦腰砍断的冲动。平日里，家长教育孩子的方式，与老师并无二致，也是粗暴式的，非打即骂，于是乎，家长不以老师对孩子的惩罚为罪，却以老师的板子能落到自己的孩子身上为功。在这样的夹击下，孩子就像一只被缚住翅膀也缚住双腿的小鹰，挣扎无用，哭号也无用。不少孩子因伤势过重而丧命，家长在悲痛之余，却将孩子的死亡看作是孩子顽劣的自食其果。每當孩子放学归来，手上体无完肤，家长总会如此慰藉孩子：老师打你，那是对你好！你现在受点儿罪，将来就能享福；现在想着享福，将来就要受罪。 将来是什么？孩子们懵懂无知，但家长们却早已心里有谱：将来，就是考取功名，攀升至数人之下，万人之上。而要抵达高处，衣锦还乡，荣耀故里，读书就是在山崖上，给自己凿刻攀登的梯子。登上山巅，中榜中第，是家长的殷殷期盼，也是孩子的努力方向。叩开一扇通向功名的大门：门内，绫罗绸缎，锦衣玉食；门外，荒枝凋敝，寒霜满地。
私塾残忍的背面，掩映的，也正是私塾的慈祥。私塾改变了很多学子的命运，使他们踏上了一条铺满红地毯的金光大道。据史料记载，自隋科举考试诞生，至明朝的覆灭，耀州境内考取进士的，多达数百人。我推测，孙思邈、柳公权、范宽、傅玄、令狐德芬等，这些从耀州大地上冉冉升起的历史巨星，毫无例外地都受益于耀州私塾的滋养与哺育。那时候，他们也像其他孩子一样，不但披星戴月地诵读经典，而且手掌也被老师的板子一次次地打得红肿。
私塾的教育方式，和新式学堂很不一样。新式学堂最初是照搬日本的，而日本又是移植西方的，因此，新式学堂的根系在西方。新式学堂侧重于老师的讲解，而旧式私塾只一味地偏向于督促学生完成背诵。在旧式的教学中，老师将课文里每个字的读音告诉孩子，就算万事大吉，至于课文的内容，句子的构造，词语的组合，老师基本上不管不问，只是一个劲儿逼迫孩子死记硬背。孩子不知其意，不明就里，就将课文生吞活剥进肚子。这样的注入方式，类似于在吃羊肉——新式教育是将羊宰杀，剥皮剔骨，切成肉丝或肉块，炖成肉汤或炒成肉片，让人享用；旧式教育则是将一头活羊，赶进人的肚子，让肠胃的蠕动，促使羊渐渐糜烂，化为肉汁，再转化为人的营养。但人的胃是参差不齐的，有人吞了活羊，经过胃的分解，将羊很快地予以了消化，并品尝到了羊的肉香；有人却硬是食羊不化，那只活羊就那样完整地蜷缩在他的胃里，让他既没受之于羊肉的滋补，也全然不知肉香为何物。
旧式教育与新式教育，何优何劣？作为一名曾经的国文教师，我个人的看法是，各有优长，又各有弊端。前者看到的是肉，却看不到羊；后者看到的是羊，却不一定真的将羊化为了肉。两种教育模式，皆滑向了两个极端。新式教育是对旧式教育的反动，但却未能吸收旧式教育本有的优点。旧式教育以“四书五经”为主课，辅之以算术之类，其他课程均无涉。相较而言，旧式教育讲授的“四书五经”，和新式教育里的语文课最为接近，将两者进行对比，就能看出各自的症结。
四书五经最早发轫于春秋时期，其书面语言，正是那个时期人们的口语，但及至隋唐，以及之后的宋元明清，文人们一直延续着古旧古板的书写体例。奇异之处在于，这一文体，不但未能伴随日月的演进而宽衣松带，而且似乎将其越捆扎越紧绷。后世的文人们为显示自己的博学，从而置自己于公众之上，故意使用一些冷僻的辞藻，拗口的句式，以及鲜为人知的典故，乃至于让人读起明代人谈天说地的文章，远比读春秋时期诸子百家的著作，还为晦涩难懂。带有酸腐气息的书面语言，在一条荒僻的小径上，腿越走越硬，与人们的日常口语，日益背离，几近于天书。而要一个初来乍到，刚学会说日常用语的孩子，一头钻入“四书五经”中，靠硬着头皮的背诵来汲取内容，显然是勉为其难。孩子稚嫩的牙齿，不足以啃动一块巨石；孩子脆弱的小胃，尚不具备融化一只全羊的能力。这样的教育，是填鸭式的，灌输式的，完全不顾及接受者本身的承载量。但有一点值得肯定，就是孩子在似懂非懂中，先行把这些经典烙印进脑子里，可供终生反刍，便于终生取舍。牛先吃进很多草，之后再一点一滴地消化。孩子的学习，颇像牛吃草，只是比牛吃得更多，知識比起草来，更有韧劲，更难消化。
单从语文的角度，新式教育之下，孩子的学习似乎更为轻松了一些。新式教育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更能体恤和关照孩子的接受程度，因此，它的课程设计，是循序渐进式的，是沿着台阶缓行式的。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年级，就提供与其相应的精神食粮，以使孩子能啃得动，咬得烂，咽得下。与此同时，教师的讲解，代替了孩子的阅读与背诵，以至于孩子记住的，是老师讲解的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老师依据统一编纂的教参书照本宣科，学生听得无滋无味昏昏欲睡。讲解是对课文的阐释，类似于产品广告，并非产品本身。一篇课文学完，学生装了满脑子的广告语，却对文章所蕴含的精髓，不甚了了。这种教学方式，无异于本末倒置。也就是说，本来是冲着酒去的，因为味道与营养，全浓缩在酒液中，但受之于老师的煽动和误导，赴宴者竟把一页页有关酒的产品说明书，当成宝贝装回了家。新式语文教育的缺陷，在于与课文的疏离。用如此的方式教学，学生纵然考取了高分，却依旧脑内空空，腹内亦空空。
旧式教育有一点很是令接受过新式教育的我们羡慕，那就是古人无比精湛的软笔书写技能。铅笔与钢笔，出现于十八世纪。在此之前，西方人用鸡翎写字，而中国人用毛笔写字。西方人从鸡的身上拔毛，中国人则从狼的身上拔毛。从鸡身上拔下鸡翎，给翎管里注入墨水，就是一支水笔了。从狼身上拔下一撮撮的毛，经过炮制，将其固定于竹管或木管的顶端，则为毛笔。狼毛用于毛笔，不叫狼毛，而叫狼毫。但要从狼身上拔毛，远没有从鸡身上拔鸡翎那么简单，必须把狼打死。为拥有狼毫，不知多少头野狼，命丧于猎人的土枪之下。
念私塾的孩子，除了背诵，还要“写仿”。“写仿”，就是仿照别人的书法来写毛笔字。把范本铺在桌上，把白纸铺在范本上，利用纸张本有的透明，照着人家的笔画，一撇一捺地慢慢进行描摹。写得好的字，老师就给“吃丸”；写得差的字，老师不给“吃丸”。所谓的“吃丸”，就是老师用毛笔蘸着红墨汁，在学生写得较好的字上，画出一个个的圆圈，以示赞赏。圆圈套圆圈，纸面上一片红艳艳，说明这张仿写得很是令老师满意。
一日三习，久习功深。凡读书识字的古人，软笔字皆写得非同一般，原因无他，皆因从小就开始研磨，并反反复复地临摹书写。相比于现代人生活的复杂，古人的生活要单纯许多。他们眼里的风景，无非是天上的星月，地上的草木，既无各种蛊惑，亦无各种引诱，于是他们的笔端，一派宁静，一脉祥和，如旭阳染黄山川，如微风枝头轻撩。 心静笔才静，心正笔亦正。现代人置身于电子乐器无处不在的环境，那些狂躁的音乐，让人无处逃遁。耳根不净，心草杂生，横欲奔流，贪念燃烧，何以能靠近古人的书艺之境？泥古，即拟古，但所能拟的，只剩下了古人的笔画，却无法回到从前，回到古人所背倚的那个环境中去。
8
大户人家，以及殷实人家的孩子，都进了学堂，奔着科举而去，但那毕竟是少数。多数人家的孩子，降生于寒门陋室，却没有这等幸运——即使想让老师拿板子抽打手掌，却没有机会——他们的父母既没有这样的远见，也没有这样的经济能力，那么，他们的出路何在？
寒门出身的男孩子，大多未跨进过学堂之门，他们对琅琅的读书声，充满了好奇和羡慕。等待他们的，大约有八种选择：一是被送进武馆，习武练武；二是被送进戏班，拔筋练嗓；三是被送进铁匠铺或木工铺等，拜师学艺；四是跟随父母做买卖，从小就识秤练摊；五是跟随父母到城外包地耕种，父亲犁地自己牵牛缰；六是跟随某个大哥当土匪；七是出家当和尚；八是啥都不学，像荒草一样长成怎样就怎样。
一个社会，需要文，也需要武。文是社会安逸的产物，而武则是社会动荡的衍生品。在某些特殊时期，社会对武的渴求，更为迫切——文在这个时候充其量是鲜花，而武俨然就是能止饿的粮食。
一个人一旦需要医生，这个人一定是生病了；一个社会一旦需要武力，这个社会一定是出了问题。
中国社会的历史，是一个需要武多于需要文的历史。沿着历史的河道，追溯而上，就会发现，不论朝代更替，还是民间纠葛，其选用的解决之策，多为力量的较劲和伎俩的运筹。拳头的软硬，算计的叵测，就成了取胜的法宝。圣贤的忠告与箴言，可以悬于墙上，却不曾挂于心上。君子一转身，一扭头，就变成了小人。武则天为了上位，可以掐死自己的亲生女儿，毫无哀伤之悲；唐太宗为了继位，可以致兄长与兄弟于死地，毫无忏悔之意。
屠城，是多么恐怖的字眼，然而，掩映于这等字眼背后的血腥惨剧，才真正地令人不寒而栗。这样的惨剧，在中国历史的舞台，早已是一出让人复复看厌了的老版本。远的如“五胡乱华”——北方与西域各胡族势力，趁司马氏篡夺曹魏，建立西晋王朝历经八年战乱，终被匈奴人灭国之天下大乱之际，入侵中原，大肆屠虐汉民，史书记载“北地苍凉，衣冠南迁，胡狄遍地，汉家子弟几欲被数屠殆尽”，近的如明清交替时的“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以及“四川大屠杀”等。嘉定城与扬州城，百街废墟，万户寂灭，男女老少，一个活口都未被饶恕。而川蜀大地，尸横遍野，千里荒芜，及至于朝廷不得不颁布“湖广填四川”的法令，来填充蜀地民众被大批量屠戮后所留下的空白。有关“四川大屠杀”，至今都是一个争论的话题。清政府将其罪责归之于李自成的同伙张献忠——张献忠也的确是一位杀人不眨眼的血债累累的屠夫——但后世之人经过考证，却发现造成这场悲剧的最大嫌疑犯，恰是清军。
不要说战乱年代，即使是相对平和的时期，打家劫舍也是社会的一种常态。成群结队的土匪，隐没于山林，也隐现于市井。很多大户人家，尽管家财万贯，却如履薄冰。大户人家真正忧心的，还不是财产随时可能被洗劫，而是家人，尤其是儿女的身家性命。“破财免灾”这句话，很早就在民间盛行，自我安慰的意味不言自明，与此同时，其中折射出的无奈，也昭然若揭。破财不是大事，免灾才是核心。破财若能换来免灾的结果，不算最好，也不算最差。最怕的是财破了，灾却未能得以免除。免谁的灾呢？答案是：免除家人的灾难。破财本就是一场灾难，但它比起家人的生命，无疑要轻飘许多。
大户人家惶惶不可终日，小户人家也难以睡个安稳觉。于是，有实力的户族，看到官府靠不住，只有自己想办法来捍卫自己。他们招募一些练过武术的年轻男丁，组建起属于自家的半武装组织，用于看家护院。这些类似于保安的人，被称作家丁。一户人家，家丁多则十数个，少则三五个。家丁就是被父母送到武馆的那些孩子，他们经过数年的捶打历练，不敢说个个都身怀绝技，但一拳撂倒一个壮汉，并非難事。家丁的作用，主要体现于夜里。土匪再胆大妄为，白天还是有所顾忌和收敛的，而夜色，是蝙蝠的最爱，也是他们的最爱。
家丁们拎起马刀是战士，放下马刀是苦力。他们以看家护院为业，但其职责，并不限于看家护院。他们夜里巡视，与狼狗为伴，白天则帮着主家干其他活计，手脚一刻都闲不住。推磨子，劈柴火，喂牲口，接送孩子上下学堂，等等，哪里需要，就出现在哪里。如果心懒身懒，总想投机取巧，主家就会将其解雇；如果很有眼色，且老实听话，主家不但随时会多塞给他一个夹有鸡蛋饼的馒头，以示嘉奖，还会对他的人生进行大包大揽，比如给他出钱娶妻，给他出资盖房，等等。久而久之，他和主家的关系就发生了变化，形若血脉之亲。他不再喊主家为大掌柜的，而是呼其为干爸或叔伯。有的主家看到家丁脑袋灵光，筹划有度，且吃苦耐劳，干脆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家丁，于是今天的家丁，很有可能成为明天的掌柜。
被开除的家丁，则很有可能成为主家的心头大患。由于武功高强，家丁已不屑于在街道里充当贩夫走卒，于是他们要么钻入深山，加入某一个土匪团伙；要么自立门户，拉起一群游手好闲之徒，组为闯荡江湖的另一个匪帮。这些人一旦横行于街巷，首要打劫的目标，就是自己曾效劳又结怨的主家。
主家被报复数回，招架不住了，便会打探该人曾习武于哪家武馆，师傅为谁。摸清了底细，主家便会拎着条子肉，带着烟和酒，去叩击其师傅的大门。一头野兽，全世界唯有一根缰绳能拴住他，那就是他的师傅。这些习武之人，不论走得多远，蹦得多高，却都很在意于江湖义气。他们在师傅面前行过三叩首之礼，且曾赌咒发誓要效忠师傅，岂能不对师傅俯首帖耳？师傅一旦耳闻某个徒弟为非作歹，辱其武门，就禁不住地怒火中烧。师傅托人把那个兴风作浪的徒弟叫来，怒斥一番，并鞭笞数下，徒弟跪于地上，指天起誓，承诺将永不再在昔日主家的门前滋事。
开设武馆的，大都是武艺高强之人。他们招收学员，挑三拣四，并非谁报名就录取谁。武馆常常开设在自己的院子里，晴天给学员们在庭院里比比画画，翻墙栽跟斗，雨天在楼下教习，踢腿打沙袋。一会儿练硬拳，和石桩硬碰硬；一会儿练软拳，抱住一棵树欲死欲活。太极、洪拳、沙林功，朱砂掌等，挨个挨个地练。学员有时头疼，有时肚子疼，但师傅却丝毫都不宽谅，反而污其“装洋蒜”，怒冲冲地一掌劈来，学员便昏倒在地，不省人事。武馆里不时有人被一页门板抬了出来。这些人被送往春岚堂医治，但十之八九，最终还是魂断习武之路。 孩子死了，家长至多捶胸顿足地哭一哭，叫喊几句“我咋这么命苦的”之类，然后就将尸骨一葬了之。家长绝对不会追究武馆责任的，因为当初把孩子送进武馆时，他们就和武馆签订了生死状，其中赫然列着这一条：若在武馆丧命，责任自负，武馆概不担责。
每一家武馆的大门上，左右各插两面蓝色的布旌，右旌上用白布条缝制一个“武”字，左旌上用白布条缝制一个“德”字。左为上，右为下，意思是习武先修德，德为上，武为下。一跨进武馆的大门，迎面的照壁上，又是一个大大的“德”字。师傅训话，先讲德，后讲武，并常常以“三从四德”的故事来劝谕学员要忠悌兼顾。
武馆里的师傅，叫拳师；习武之人，叫拳客。拳师和拳客，一字之差，却差别巨大。师者，范也。能被人称作拳师，那一定得德武皆具之人，非一般武夫能够比肩。
清末时期的耀州城里，武馆时多时少。多时，竟达四五十家，以至于民间流传起了这样的段子：北街的拳客比驴多，南街的拳客多如驴，西街的拳客骑驴走，东街的拳客驴骑人。驴骑人，讲的是一个典故：某个拳客家的驴死了，拳客扛着那头三百斤重的驴，步行四五华里的坡路，送到西塬上的屠宰场去宰杀。他扛着驴从街上经过，被人看见，引得路人啧啧惊叹。于是，就有好事者将他的故事编进了段子里，让整个东街的拳客，都觉得脸上无光。
武馆少时，仅缩至三两家，且处于偏僻的背巷里。武馆的多寡，与当时的民风有关，也与时局不无关系。义和团在京都作威作福之时，耀州城里的武馆，就像遍地开花的包子铺一样，开了一家又一家。民间传闻，宫廷将派陕西巡抚来耀州选拔拳客，选中者，将进京入宫当侍卫。表现优良者，也许还能荣升一格，做老佛爷的贴身侍官，为老佛爷端茶倒水。选拔入宫的小道消息，尽管纯属空穴来风，却也一石激起了千层浪，习武者欢呼雀跃，未习武者亦跃跃欲试。
潮起，必有潮落。应验了一句历史的魔咒，“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阴晴转化，常常就在一瞬间。随着义和团的分崩离析，耀州武馆在鼎盛一时之后，接踵而来的则是崩塌式的衰落。
朝廷对义和团的通缉与追捕，波及耀州城乡。所有的拳客都成了被怀疑的对象，个个惶惶不可终日，宛若惊弓之鸟。拳客的拳頭再厉害，也难以与官府的铁拳对垒。于是，武馆纷纷关闭，拳客纷纷转行，但肃清义和团运动的扩大化，还是让不少人蒙受了不白之冤。
耀州城里，靠武艺光耀门厅的，当属安氏家族。明末清初，安氏家族从四川省的丹陵县迁徙至耀州，以习武立身，以习武传家。据传，安家人人习武，个个身兼十八般武艺，以至于拳师安自立，竟接连中第武科举和武进士。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说的是文章犹如女人，只能赞其美，不能赞其最美。因为美，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同一个女人，这个可能视其为天仙，那个可能视其为糟糠。美与不美，没有硬性标准。但武就不一样了，两人对阵，只能当第一，不能当第二。当第二，就意味着输，意味着出局。武进士，那只能是靠拳脚打出来的，不断地取胜，再取胜，过五关斩六将，才能攀至中国武术的山巅。安自立面对的对手，皆为各地拳界的顶级选手，无一不是难啃的硬骨头。在高手如林的态势下，不知他要打败多少对手，打够多少个回合，才能摘取到武界的桂冠？
不论怎么说，安自立都是耀州城里安家人的荣耀，也是整个耀州人乃至陕西人的荣耀。靠打拳也能荣华富贵，这大概是出乎很多人预想的，于是安家的后人以先辈为标杆和榜样，以高家拳为修炼之本，前赴后继地投身于武功的修炼当中。至清末，安自立的后裔安崇正和安老六，因武功非凡，在耀州内外名噪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