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夫人卓琳心心相印、患难与共、相知相伴，走过了58个春夏秋冬。他们的故事感人至深……
　　
　　延安窑洞喜结连理
　　
　　邓小平与卓琳相遇相识在延安，那是1939年的秋季。卓琳说：“他和邓发都是从前方回来的，住在一个窑洞里头。我是在公安部工作，因为公安部女同志多，他们经常到公安部来玩。有时候也叫我们到他们住的地方去玩，他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对我有意了，我不知道，他就找我的女朋友，让那个女朋友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意不同意，那个女朋友和我谈了两次，我不愿意。我说我年纪还轻，我不想那么早结婚，我拒绝了。”
　　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129师政委，卓琳是一个年轻的女学生。对这位从前方来的长征干部卓琳缺乏了解。后来邓小平就传话说，他自己来找卓琳谈谈可以不可以。卓琳说可以。他就去谈了两次：第一次谈一谈他的情况；第二次谈了谈他的希望。卓琳听了，觉得这个人还可以。他是有点知识，是知识分子。第二个呢，卓琳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已经23岁了，算了吧，凑合吧。
　　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八路军的老战士们，以淳情朴实的方式，为邓小平与卓琳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结婚当天，卓琳对邓小平说：今后我说话你得听。听了以后呢，你有意见你就给我提意见。邓小平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脾气，你愿意说话你就说，我有意见我就提，没有意见就算了。后来，卓琳想：他是个知识分子，你要老是让他说，他也说不了什么。算了，慢慢互相之间去了解，了解了就好了。
　　
　　同甘共苦甘当配角
　　
　　结婚几天以后，卓琳便随丈夫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奔赴太行。
　　卓琳说：“到了前方以后，他在师部，我在后方，就是总司令部。他来开会，就见个面；他不开会，我们就见不着面。后来我就说，我们这样也不行呀，你是不是给我写个信啊。他说，我写什么啊。我说，你就写写你怎么生活，你有什么感想……他说，好，我以后叫秘书给我写一个，我印几十份，一个月给你发一份。我一听，我说，算了算了，你别这样搞了，我也不要你写信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卓琳渐渐适应了丈夫的性格，渐渐地理解了丈夫的心，她默默地支持着丈夫。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场到解放战争，邓小平率领部队每解放一个地方，卓琳随后就带着孩子们赶到那里。后来进军西南，行军非常艰苦，卓琳带着几个孩子跟着邓小平走，男孩子要尿尿，汽车走着，就那么把着；女孩子要尿尿怎么办呢，就用一个小水罐接着，尿了以后倒在汽车外头。
　　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带着全家一同来到了北京。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自己的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后来卓琳给他当秘书。当时中央文件多，他的文件看完了，卓琳就把那些文件送到中央办公厅存档。
　　邓小平妹妹邓先群说：“我大嫂这个人，很守规矩，她特别体贴我大哥。她从来不给我大哥添乱，她不去参政，她就做好她的本职工作，她该做的那份工作。家里的开支都是由我大嫂来负责，比如我大哥喜欢喝茶。茶叶还是比较贵的，他爱喝龙井；烟，都是自己买，哪有别人送的啊，所以都要精打细算。但是，我大嫂舍得买。我大嫂是每天上午都给我大哥泡浓浓的一杯茶。我大哥喝完了以后，剩下的茶根我大嫂接着喝，下午再给他泡一杯新茶。她非常地爱他，非常地体贴他。”
　　邓小平次女邓楠回忆道：“60年代困难时期的时候，供应的油和肉比较少，当时，对他们这些高级领导干部，还有一些特殊的照顾，所以给他们多一些油，还有肉。当时因为我们家人口很多，除了我们几个子女以外，还有一些亲戚之类的。吃饭的时候总有十几口人，所以他那点油和肉，肯定大家一起吃就不行，最后妈妈就说让他单独吃。为了保证他的身体好，为了工作，所以就让他单独吃饭。他就不干，就说不行。后来我妈妈没办法了。妈妈就说，这样吧，派一个人陪你吃饭，所以我经常就是那个派去陪他吃饭的人。结果，只吃了很短的时间，最后，他又不干了。他说我要跟大家一起吃，那么后来他又跟全家一块儿吃。我妈妈就又想办法说，给他单独炒一个菜，别的菜都一样。给他单独炒一个菜，结果就这一个菜，他到了饭桌上以后，就到处分。给你点，给他点，结果最后，他就一口都不吃，全分给别人。没办法，所以就大家都吃一样的。”
　　
　　风云多变恩爱不渝
　　
　　卓琳和邓小平，夫妻恩爱，携手白头，心心相印，患难与共。
　　196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把邓小平一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艰难岁月，更显出夫妻间的情深意切。
　　1969年10月，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劳动，卓琳随他而去，在江西3年的日子里，他在荆棘中踏出的那条“邓小平小道”后来被传为佳话，而夫妻间互相帮扶的故事却是很少有人知道的。
　　卓琳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把他发配到江西去时，一个月只给我们20块钱的生活费。小平说，我们要节约一点钱，给孩子们当路费。因为孩子们都被分配到四面八方。那么他就说，咱们来种地吧。我们住的那个楼，前头有一块空地，后来我们就开了这块地，我就坐在小板凳上拣石头，他锄地。我那个时候有高血压，我不能多动，我连上我们住的那个楼都有困难。我上不动了，他就拉着我。我们开了地以后，就跟老百姓要种子，种那些茄子啊，辣椒啊，这些容易种的东西。浇水呢，他去浇水。就这样节俭地生活。”
　　和他们一起去江西的还有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比起在北京被监禁的生活，江西的日子气氛轻松了许多，邓小平也很快习惯了这里的生活。
　　邓先群说：“他们住在楼上，吃饭生活在下头。有时候我大哥还照顾我大嫂呢！我大嫂这人，心胸应该说还是比较宽广的。在江西他们几个老人，也过得挺愉快的，互相也很照顾。重体力活就是我大哥干，比如和面啊，那些都是他来干。做饭的技术活是我母亲。像种菜他们3个人都种。”
　　在江西劳动时，邓小平被分配干钳工活儿，这对他来讲并不陌生，青年时代，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他就干过，但此时的邓小平毕竟已经是将近70岁的老人了。
　　卓琳说：“我们是在工厂工作，他在工厂当钳工。我能干什么呢？我就拿汽油洗那个油腻。我看他一天劳动很累，我就给他搬个椅子，他不坐。我说，你怎么不坐一坐，偷点懒嘛！他说，不行啊！要坐下去我就站不起来了。”
　　邓小平在江西，一家人天隔数方，但彼此间的关爱却通过各种方式传递着。到江西不久，因为妹妹邓先群生孩子，夏伯根老人便赶去照料女儿。家务就全落在了夫妇俩身上。卓琳烧火，邓小平炒菜，切肉炒菜邓小平都很能干。
　　家庭的温暖，是帮助邓小平从容应对政治逆境的一个重要因素。1973年，邓小平结束了在江西的劳动改造生活，回到北京。此后，他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大刀阔斧地开展全面整顿，赢得了人民的信任。没想到，仅仅过了三年，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次把邓小平推到了困境。天安门事件以后，邓小平又被软禁，卓琳后来也去陪他。那个阶段就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二老甘苦与共，互相照顾。
　　文革前后十几年的磨难，邓小平三度沉浮，世态炎凉，风云多变，但永远不变的是革命家庭的浓浓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