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喜爱的一本书是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的遗著《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1992年春天，在大一下学期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课上，我第一次听老师提到陈旭麓，直到1996年才真正读到这本“精心构思、反复推敲、凝结着先生大量心血的学术著作”。从那时起，这本书陪伴了我20年，我已记不清通读了过多少遍，书早已被我圈点勾划的不成样子了。在这本书的扉页上，是我1998年1月30日写的一句话：“一本好书，既给人以智慧的启迪，也让人受到人格的化育与心灵的感动。”
　　这是一本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学术著作，但没有学术书籍常见的教条、呆板和枯涩，而是一本有个性、有色彩、有血有肉且“才气横溢、情文并茂”的史学读物。
　　欧风美雨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说历史学家须具备“才、学、识”三长。当代哲学家冯契先生认为陈旭麓是“当之无愧的‘三长’兼具的史家”。陈旭麓先生说：“史识是治史的眼睛。”作为一部史学著作，《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最吸引人的地方并不在于其所运用的史料的稀见，而在于其富于思辨色彩和穿透力的“大史识”。
　　这是一部体现着陈旭麓先生独到的历史哲学的“中国近代史”，陈旭麓先生认为，近代中国是一个由外力冲击触发，而通过独特的社会机制变外来刺激为内在变迁的、新陈代谢极为迅速的社会。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不仅发生在政治上层建筑层面，更重要的是在社会层面，所以他的研究关注到了会党、宗族、行会、人口、移民、风俗等方面，也涉及到近代中国社会新出现的阶级、阶层和社会群体。他以“新陈代谢”为旨趣，全方位地考察了近代中国在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各方面的变化，并将这种超越于“政治斗争”之上的眼光贯通整个近代中国的110年，充分显示出敏锐而独到的“史识”和深厚的学术功力。
　　陈旭麓先生善于抓住最能反映近代中国社会变化的“语词”概括、描述和分析历史。本书第十二章题为“欧风美雨驰而东”，陈旭麓先生拈出了“欧风美雨”这个20世纪初才开始在中国人笔下出现的“新词”，用以形容和概括《辛丑条约》之后，“在一片风雨之势中，来自异域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急速渗入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时人议论、地方志乃至竹枝词都被先生用来作为论述“欧风美雨”吹打下中国社会生活变迁的资料。他进一步指出：“20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的变化，既有和风化雨之中的自觉吸收，也有风雨交作下被迫的吞咽。”
　　陈先生剖析了那个时代中国人对于“欧风美雨”的复杂心态：一是紧迫与忧虑交集，二是悲怆和恐惧，三是在欧风美雨中创造中国的近代文明。他强调：“就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方向来说，最积极而有意义的是后一种。古老的中国在近代百年能曲折而持续地前进，正是后一种心态见诸行动的结果。时代把中国社会的新旧代谢同欧风美雨溶于同一个过程。”
　　陈先生笔下的近代中国史，既有丰满、生动的历史故事和细节，又有深刻的历史分析和清晰的历史线索，读来让人充分感受到“史识”的力量。
　　不能不思辨
　　陈旭麓先生是富于哲人气质的史家，曾以“思辨录”为自己的文集命名，其文章是学术与思想的和谐统一。他说：“近代中国是我们祖国刚刚走过来的昨天，与我们的生活如此亲切，它的遭遇和前进更不能不使我们百回千转地思之了。”新旧杂陈，新陈代谢，既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貌，也是其复杂性所在。所以要理解这段历史，就不能不依靠思辨去揭示这种复杂性。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对近代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人物和话题，都作了具体而有说服力的辨析。
　　关于太平天国运动，陈旭麓先生一方面指出了太平天国运动与之前的白莲教、天地会等运动相比的“新”：“由于洪秀全借来了西方的宗教，在他手里，新朝变成了地上天国，并由此派生出以教义取天下和治天下的种种规制，却是以前没有先例的。”另一方面也指出太平天国运动的“旧”：“拜上帝教没有从天上搬来一套新的生产方式，新朝不可能在社会性质上比旧朝更高。”太平天国运动之所以能够“挟千里席卷之势，长歌涌入金陵，开始建造人间小天堂”，上演一幕喜剧，原因就在于“改朝换代作为一种现实目标所产生的巨大吸引力，同宗教唤起的朦胧而又清晰的感召交融在一起”。
　　对于太平天国运动之定都南京，陈先生认为在这个决策背后，真正起作用的是千百万小农保守安逸的小生产意识，这不仅是一个战略失误，使太平军对满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攻势变成了守势，而且预伏着太平天国的最终悲剧，促长了太平天国内部的安富尊荣意识和政权的封建化，带来了太平天国事业的历史转折。
　　又如“中体西用”这一命题，历史教科书一般把“中体西用”作为洋务运动的宗旨加以批评，认为这是一个包庇封建的保守主义纲领。陈旭麓先生则把“中体西用”命题放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发展中进行解读，他说：“那个时候的中国，天下滔滔，多的是泥古而顽梗的士人，在封建主义充斥的天地里，欲破启锢闭，引入若干资本主义文化，除了‘中体西用’还不可能提出另一种更好的宗旨。如果没有‘中体’作为前提，‘西用’无所依托，它在中国是进不了门，落不了户的。因此，‘中体西用’毕竟使中国人看到了另一个陌生的世界，看到了那个世界的部分，并移花接木地把这一部分引进到中国来，成为中西文化交冲汇融后两者可能结合的一种特定形式。”
　　陈先生也揭示了“中体西用”的内在矛盾在历史发展中的展开，他说：“西学是新学，中学是旧学，‘中体’和‘西用’不会互不侵犯，‘用’在‘体’中会发酵，势必不断促进事物的新陈代谢。”当“中体”不能再限制“西用”的时候，历史就会向前迈出新的步伐，要求改变“中体”，改良派就取代洋务派引领历史的潮流。所以，陈先生对洋务派和改良派之差异的概括是十分简明精当的：“前者只布新不除旧，后者布新同时除旧。”
　　“历史真相”反是虚无
　　陈先生说：“历史现象应当在历史叙述中得到说明。”
　　关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的先进人物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求索过程，陈先生在论述新文化运动时写了一段高度概括的文字：“八十年来，中国人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开始，进而‘中体西用’，进而自由平等博爱，进而民主和科学。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认识世界同时又认识自身，其中每一步都伴随着古今中西新旧之争。”这种新旧之争，在“五四时期”表现为各色各样的“主义”与旧文化的对立，也表现为各种“主义”之间的争鸣和起落。 　　陈先生从中国古老的大同思想、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等方面，分析了中国人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和现实基础。他说：“从戊戌变法仿效日俄、辛亥革命仿效法美到‘五四’之后仿效苏俄，表现了每个时期先进中国人的选择。三者又构成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环节，因此，这又是一种历史的选择。”尊重历史，从历史事实和历史发展中理解我们走过的道路，才能更好地理解我们的现实，这是读陈先生的书给我们的启示。
　　最近接触到一些以揭示“历史真相”吸引眼球的网络文章，随意剪裁历史细节，任性解读历史联系，不是把历史事件放在历史关联中去理解，反而以片面、独断的态度为侵略者张目、为某些所谓的历史人物做翻案文章。对于那些没有认真读过几本中国近代史著的人来说，是很容易被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话语忽悠的。
　　史诗文字
　　史学著作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来读，这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陈旭麓先生的文字是一种史诗般的语言，遣词典雅，文采焕然，文气畅达而且情感自然流露，富有韵律和乐感。
　　请看他描写太平天国运动的一段：“太平天国的斗争一直坚持到湘军的地雷轰开天京城墙；坚持到焚烧天王府的火光照红天空和江流。这是一场悲壮的斗争。其悲剧意义不仅在于他们失败的结局，更在于他们借助宗教猛烈冲击传统却不能借助宗教而挣脱传统的六道轮回。反封建的人没有办法洗净自己身上封建的东西。因此，他们悲壮的事业中又有着一种历史的悲哀。”字里行间，透露出一个历史学家对往昔“理解的同情”。
　　总之，《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以高超的“史识”呈现对近代百年中国史的贯通理解，使人从整体上把握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主脉和大势，以“笔尖带着感情”的“史才”叙写当年人物的心态和社会心理的变化，打动人心的文辞、新意迭出的论析，的确带给人常读常新的阅读快感。阅读这样的文字，领略“思想之美和文字之美”，是一种美好的精神享受。
　　陈旭麓先生的文字是一种史诗般的语言，遣词典雅，文采焕然，文气畅达而且情感自然流露，富有韵律和乐感。
　　请看他描写太平天国运动的一段：“太平天国的斗争一直坚持到湘军的地雷轰开天京城墙；
　　坚持到焚烧天王府的火光照红天空和江流。这是一场悲壮的斗争。
　　其悲剧意义不仅在于他们失败的结局，更在于他们借助宗教猛烈冲击传统却不能借助宗教而挣脱传统的六道轮回。
　　反封建的人没有办法洗净自己身上封建的东西。
　　因此，他们悲壮的事业中又有着一种历史的悲哀。”字里行间，透露出一个历史学家对往昔“理解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