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的培育与高校政治学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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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理论视角,从公民社会的培育和高校政治学教学改革的正相关性出发,探讨高校政治学教学内容的与时俱进和公民社会培育的现实契合,基于民主、平等参与、自由讨论等公民社会理念基础上的教学改革,及育人目标——公共精神和公共理性的高扬等,意在表达一种颇具现实关怀的教学和政治之间的合法性互动关系,以及体现在教学中的民主政治旨趣。关键词:公共领域;公民社会;政治学;教学改革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2-0018-03德国当代哲学家、思想家哈贝马斯以其敏锐的理论洞察力和对现实的深切关怀闻名于世,其早期的公共领域理论对现代政治合法性及其困境的批判和诊断可谓是切中要害。之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对“市民社会”、“公民社会”等理论研究风起云涌,尤其开启了国内公共领域研究的先声。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实践已向世人宣告中国的成就,但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和政治现代化所欠缺的国情要素却日益成为一个严峻的现实,强国家弱社会、潜规则盛行、人治主宰法治等困境预示着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与公民社会培育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中国政治的现代性难题带来的理论挑战和现实诉求映射在教育层面,实则为高校政治学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和挑战。毋庸置疑,高校政治学已成为不少文科专业的必修科目,这对在大学生中普及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和正确看待国内外的诸多政治现象及其本质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但反观高校政治学教学,僵化、多媒体技术化、一言堂等教学方法和模式依旧扮演着主流角色,加之高校教师迫于评职称重科研轻教学的不良倾向,使高校课堂这个造就未来高素质人才的阵地的作用逐渐减弱。高校政治学教学改革势在必行!在现代国家建构和民族复兴这个棋盘上,公民社会的培育无疑是极为关键的一步。本文正是基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理论视角,从公民社会的培育和高校政治学教学改革的正相关性出发,研究政治学教学内容的与时俱进、教学手段和方法的变革、育人目标的时代使命感等,意在表达一种颇具现实关怀的教学和政治之间的合法性互动关系,以及体现在教学中的民主政治旨趣。一、现实关照:公民社会的培育与政治学教学改革的契合政治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其理论亟须与现实结合而进行阐发和论证。大学生是一群特殊的群体,他们开始关心政治,谈论政治,对个人前途和国家未来尝试着进行理性思考,这样的思考无疑促进了政治学教学内容的实践指向和不断发展的学科品格。所以,政治学教学改革首先应当体现在内容上,如何与中国政治现实与时俱进。而公民社会的培育越来越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关键话语,在高校政治学课堂上,只有正视这个话题才能满足该学科的理论和实践诉求。1.哈贝马斯政治现代化的前提主张:公共领域理论哈贝马斯在其《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变》、《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交往行为理论》、《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等一系列著作中,把公共领域作为一个标志政治现代化的核心概念,认为“一个由私人集会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1]32同时他强调,“公共领域将经济市民变为国家公民,均衡了他们的利益,使他们的利益获得普遍有效性,于是,国家消解成为社会自我组织的媒介。”[1]16可见,哈贝马斯把公共领域理解为游离于国家之外的政治公共领域,“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获得了市民社会自我调节机制的规范地位,并且具有一种适合市民社会需要的国家权力机关”[2]。这样一种政治公共领域获得了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的公共权力,具有了制衡国家的能力,形成了不受官方干预的公共沟通场所,其特有的批判和监督国家权力的功能反而成为了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在分析公共领域概念的基础上,哈贝马斯主张公民社会(也称作市民社会,由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构成)的培育是政治现代化的关键,其早期的形成路径是国家和社会的分离,即从国家中独立出一个不受之控制的公共权力领域;之后国家不断干预社会,社会反过来又挑战国家权威并僭越国家之上,随着金钱和权力对生活世界的日益侵蚀,公共领域丧失了其独立性和批判性,出现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导致了权力的合法性危机。要消除资本主义社会晚期的危机和弊端,只有借助民主、平等参与、自由讨论的公众参与和公共话语,实现公共领域的转型和重建,使之成为一个公共意见的交往网络和对抗国家权力的公共论坛,通过培育公民社会重寻公共领域的理性批判和监督旨趣。2.中国公民社会的培育:政治学学科的理论诉求和实践指向高校政治学的课堂绕不开对中国政治现行难题的研究和阐释。如何在真正意义上构建现代国家?怎样实现政治现代化?哈贝马斯的方案是否可行?毋庸置疑,经济的腾飞需要政治的起飞做坚强后盾,在中国,公民社会的培育关涉到政治现代化的成败这个问题上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官方话语都给予了认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的综合体,经济腾飞所带来的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凸显,更彰显了政治体制改革和公民社会培育的紧迫性。笔者认为,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对中国现代国家及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价值有二方面,一是独立价值,正如邓正来所言,“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症结真正的和根本的要害,在于国家和社会之间没有形成适宜于现代化发展的良性结构,确切地说,在于社会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自治的结构性领域。”[3]所以培育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具有公共和公开特性的公民社会,不仅能有效地防止国家的缺位和越位,纠正“强国家弱社会”的偏颇,壮大公众权力的表达意向,更能以民主沟通和理性渠道规范社会秩序,使独立的公共性成为具有可信度的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二是批判和监督价值。中国语境下的公民社会亟待培育,根源在于国家权力系统一直缺乏社会力量和公共舆论的有力监督,极易形成权力真空和无序的状态,导致权钱交易和腐败现象。因此作为与国家和政府博弈的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的出现和壮大绝非权宜之计,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根治中国现实政治顽疾的必经之路。权力一旦失去了批判和监督是很危险的,权力的批判和监督只有靠民众!集民众的智慧、理性和制度的公开性、批判性而不受权力干扰的公共领域的存在和合理表达,是制衡权力、约束权力、保持社会良性运行的重要保障,是理论的诉求和现实的希望,缺此,政治现代化乃至现代国家的构建都将成为海市蜃楼。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张力始终如影随形。高校政治学教材对政治现实的反映和政治本质的揭示是客观公正的,常用教材主要有王浦劬的《政治学原理》、杨光斌的《政治学导论》、王惠岩的《政治学原理》、燕继荣的《现代政治分析原理》、孙关宏的《政治学概论》、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学教材也可拿来作为补充的教参资料,经典的有挪威拉尔森的《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英国海伍德的《政治学》、美国罗斯金的《政治科学》、美国里普森的《政治学的重大问题:政治科学导论》等。除了这些基本教材和教参之外,政治学教师有必要把西方现当代的主流和非主流的政治学术前沿思想介绍给学生,如哈贝马斯、韦伯、罗尔斯、福柯等学术大家的思想,进而开拓学生的思想视野,激发学生行走于理论和现实之间的互动和关注。对于中国现实政治而言,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思想可谓是一方泉眼,活了现实,深了理论,理应成为拓展高校政治学教学内容的教参资料和学生谈论政治的备选答案。 二、政治学课堂实践:民主、平等参与、自由讨论的教学改革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思想还可能对高校政治学的教学理念产生积极影响,进而促使该学科进行教学改革,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教学效果,这对业已多媒体技术化、一言堂、教学被边缘化(高校教师重科研轻教学的现状表达)等不良教学理念和行为的纠偏是必要和有益的。1.参与式教学改革坦率地说,中国教育体制受传统专制思想影响,师生之间更多表现为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尤其表现在中小学校中,高校情况稍有好转,但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高校课堂仍不多见,更多的还是一言堂、填鸭式、多媒体技术电灌式或者新放任式(老师让学生轮流上课,课后简单点评)等等。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和学习效果都有待提高。公共领域思想所蕴涵的民主、平等、公正、自主等理念可以为高校政治学教学改革提供参考。公共领域承担着社会公众在民主、平等参与、自由讨论等前提下进行意见交流和沟通、协商对话并达成共识的使命。哈贝马斯说过,“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当他们在非强制的情况下处理普遍利益问题时,公民们作为一个群体来行动;因此,这种行动具有这样的保障,即他们可以自由地集合和组合,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4]这是一种参与式话语民主模式,高校政治学教学可以借鉴并使之成为参与式教学模式,其逻辑和实践路径为:第一,教学理念:教师首先要树立现代教学观和学生观,使教学成为促进学生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桥梁,关注学生的生活世界和生命意义,构建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充分相信学生,引导学生培育自信、自主、平等、独立人格和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及人生观。第二,教学设计:教师可立足于学生的生活世界,从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三维目标出发,以人为本,在了解学生的学习意向、体察学生的学习情感的基础上,灵活组织教材内容,设计促进学生充分发展的有效教学策略,使学生与教学融合互动。教学设计应面向社会、面向生活、面向学生,在开放性的师生互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参与性、实践性精神,多启发少灌输、多民主沟通少专制命令、多参与主动少强迫被动。第三,教学方法和手段:参与式教学更注重学生的课堂参与,唤醒学生作为公民关注国家与社会命运和前途的参与意识,创设便于学生互动和参与的教学情境,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在传统教学方法如启发式讲授、讨论、练习等基础上植入参与教学法、情境教学法、体验教学法、探究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合作教学法、多媒体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并用。每一种教学方法都有其优点和局限,教师应根据教学内容有机组合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使学生在课前预习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参与课堂教学,教师应把课堂最大限度地还给学生,挖掘每一个学生的求知欲和潜力,引导学生在民主、平等参与、自由讨论的课堂氛围中吸取知识、提升能力和发展自我,使课堂焕发生命的活力。2、反思教学异化教学工具论的局限在于仅把教学理解成生活的工具,而不是生活本身,忘记了教学所蕴涵的生命和生活意义,这种教学工具理性的短视在高校政治学教学中并不少见。于是,教学对教师而言,变成了工作任务和饭碗;对学生而言,则变成了学分成绩和毕业档案。课堂上鲜见教师的激情和投入、学生的认真思索、师生互动的水乳交融,而多见教师应付学生、学生应付教师的不良局面。教学被异化成了工具和手段,失去了本真价值和人文底蕴,被忽略、冷漠、工具化和技术化,也日渐丧失了其合法性。何以变成这样?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不仅对现代国家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为反思教学异化提供了根源性的思想武器。公共领域是在公民自愿、自主、积极参与的前提下作为抗衡国家权力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公共意见的综合体,在教学中恰恰缺少这样一种公共领域,它既是挑战和批判传统教师权威及监督教学效果的预警系统,又是促使学生反思学习和自我的共振板,更是架起学生和教师之间话语的传话筒。在教学中,能否创建一种表达学生真实话语的公共领域,通过根植于生活世界中的民主、平等的理性交往来传达心声、约束自己、反思教师的教学行为?这种校园公共领域的设想无疑为反思教学异化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思路。三、人的发展诉求:公共精神和公共理性的高扬缺失公共领域、强国家弱社会、人治大于法治、公私不分一直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政治的诟病,而由此产生的负面效应如腐败现象、官僚作风、潜规则盛行等,降低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活力,降低了公众对政府的公信力。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除了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之外,还迫切需要人的解放和人的理性发展,其核心诉求就是公共精神和公共理性的高扬。哈贝马斯把参与公共领域看做是每一位公民应尽的权利和义务,认为具有公共精神的公民是社会进步、人类发展的前提。公共领域内含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公开透明、民主自由、批判监督、真实独立等优秀品格,体现了社会的公共关怀和权力合法性基础。公共领域主张用理性协商和话语交往的方式把公共性问题带入社会之中,以此来监督和保证权力的公开性、规范性、合理性和合法性,成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不受强权控制、代表民意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缓冲地带。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能缺少公共领域的参与和公民社会的形成。中国特色政治的优势和缺陷同在,唯有高扬公共精神和公共理性,培育具有理性公共精神的公民社会,才能为克服中国语境下的现代性政治困境提供一条可行路径。公民社会的培育有赖于具有独立、批判、参与意识并能够理性思考和内聚公共精神的公民群体的出现,这不仅是公民社会形成的关键,更是人的自身发展的合理诉求。高校政治学教师除了讲授政治学原理,更应同时肩负育人的使命并使之指向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未来,当下尤其需要培养大学生的公共精神和公共理性。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第一,参与意识。大学生中只关心自己不关心国家和他人的人不在少数,政治学教师可通过参与式和其他教学方法的灵活运用,唤起学生的参与意识和公民觉悟,使学生感受到个人与他人、社会、国家的紧密关联,认识到参与国家和社会的各项事务是自己的义务和权利。第二,公私泾渭分明、内含公平正义的公共精神。中国社会的贪污腐败现象令人痛恨,潜规则盛行也令人无奈,究其根源,除了第一位的制度因素外,利益面前公民头脑中的公私界限淡薄甚至被抹杀、公共精神缺位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所以高校政治学教师应有意识地创设教学情境或开展课堂讨论,就公私问题展开对话和思考,同时也应以身作则并透过课堂内外的人文气息去影响、感染学生,正确引导和促使内含公平正义的公共精神扎根于学生心底。第三,具有公共关怀的批判精神。批判性是公共领域的重要功能,与独立性、创造性紧密相关。公共领域话语权的合法性就在于其对权力深刻的批判性和监督性。批判精神的根基是具有深切公共关怀的公民意识,而不是无事生非的挑毛病。政治学教师对此应高度重视,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创造性和批判性,鼓励他们拥有合理的话语权,大胆参与到学校各项管理之中,敢于发言,勇于批判和监督,直面学校内外的社会生活。第四,具备理性思考和分析的基本政治素养。大学阶段对个人而言是人生观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对国家而言是人才宝库的现实后备军。懂得理性思考和分析社会现象、具备基本的政治素养对于大学生来说是将来走向社会必备的能力,过于激愤和过于沉默、极左和极右思想皆不可取。理性、负责任、社会正义应成为师生理念和话语的共识。参考文献:[1][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2][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1990年版序言.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0.[3]邓正来、景跃进.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创刊号.[4][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C]//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2005:12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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