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异国任务
黎巴嫩贝鲁特国际机场，当地时间2019年5月29日午后，陈茂良踏出运输机。阳光刺眼，雨季刚刚结束，炎热干燥的夏季就急不可耐地来了。跑道尽头是蔚蓝而神秘的地中海，机场一侧的黎巴嫩山连绵起伏，房屋鳞次栉比，依山望海而建。
陳茂良无心环顾。这是他第一次乘坐运输机，机舱密闭、无窗，座位是一条宽二三十厘米的木板，靠背则是一根金属栏杆。没休息好，十多个小时的不间断飞行让他有些胸闷。
列队到达机场一层大厅，空调的冷气逐渐驱散了疲惫。第一次踏上异国土地，25岁的陈茂良兴奋起来。安检过后，他和同属中国第18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第二梯队的百余名官兵，见到了分队长朱俊和数名荷枪实弹的警卫。一周前，朱俊先行抵达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以下简称“联黎部队”），筹备交接工作。
和陈茂良一样，朱俊身着解放军07式迷彩服，系蓝丝巾，左臂佩戴中国国旗臂章，右臂则是一枚圆形的联合国臂章。不同的是，他头上戴的并非蓝色贝雷帽，而是一顶印有联合国标志的蓝色钢盔，并套上了厚重的防弹背心。除了联合国维和人员，机场还有一些同样全副武装的当地政府军在巡逻。队伍里刚刚松弛些的气氛又变得紧张。
数分钟后，陈茂良和战友们登上了接他们去营地的大巴，座位上提前放好了钢盔和防弹背心。陈茂良已经很久没有穿过这样的装备，紧张的情绪犹如细密的触须，顺着20多公斤的护具瞬间爬满全身。
联合国维和行动旨在帮助受战乱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实现持久和平。参与行动的维和部队包括工兵、医疗、运输等支援保障型部队，以及步兵营等防御防卫安全型部队。前者只有最基本的自卫武器，而后者属于轻装机械化部队，会严格按照安理会授权和国际法要求，根据形势需要、任务区指令和交战规则，执行监督组织选举、解除武装并遣散安置武装人员、协助进行社会重建和开展人道主义援助等任务。
陈茂良所在的中国第18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共410人，由多功能工兵分队、建筑工兵分队和医疗分队编成，任务期为1年，主要担负扫雷排爆、工程建筑、蓝线栽桩、医疗救治和人道主义援助等任务。
陈茂良生于四川，侣岁入伍，被分配到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选择了驾驶员方向，后前往某军校继续学习，毕业后回到原单位，负责炊事班的日常管理。2019年初，该旅第三次受命赴黎执行维和任务，陈茂良符合选拔条件，报名应征炊事员。
维和任务通常是在海外局势动荡地区，不同于国内的演习场，这里更靠近真实的战火，许多官兵将执行异国任务视作军旅生涯的一段独特经历，无论是在专业技能、视野格局，还是实战能力上，都能得到提升。
报名的踊跃让选拔更为严苛。陈茂良所在工兵分队的选拔定在2019年2月，除了专业技能，还会进行严格的身体和军事素质等考核。考核项目中既有常规项目，比如5公里全副武装越野，也有高于日常训练标准的项目，比如绑棍单杠直拉。
考核通过后，会进行3个月的封闭集训，除了进一步强化执行工兵任务所需的专业技能，还涉及对维和目的地的历史背景、政体国情、文化宗教、维和规则及任务生活等的了解和学习。
陈茂良由此第一次关注到黎巴嫩这个中东小国。黎巴嫩东部和北部与叙利亚接壤，南与以色列为邻，西濒地中海，靠近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发源地，扼守欧、亚、非“三岔口”，自古就是各方势力的博弈场。
从腓尼基、希腊、波斯、罗马、十字军，再到奥斯曼帝国，黎巴嫩的历史长卷上留下了不同文明的烙印。崎岖的黎巴嫩山，亦使其成为周边众多受迫害教派的避难地，各教派为了生存、自卫和发展，往往选择建立封闭且结构严密的宗教公社，形成半自治的割据局面，又与周边国家的教党势力根脉相连。
一战后，奥斯曼帝国解体，庞大的疆域被拆分为40个国家，其中就包括黎巴嫩。之后，黎巴嫩由法国委任统治。1943年，为实现民族独立，黎巴嫩各教派签订了分享国家政权的《民族公约》。以1932年人口普查数据为依据，新国家按照教派主义原则分配国家权力，规定国家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由基督教马龙派人选担任，总理、议会议长、总参谋长分别由伊斯兰教逊尼派、什叶派和德鲁兹派人选担任。同样的教派分权体制也被运用到国家武装力量的分配上。
《民族公约》通过各教派共享利益的模式帮助这个多元宗教国家从分裂走向了统一。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黎巴嫩一度发展迅速，人均收入位居中东之首。但新国家依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教派割据、教派政治，以及身处各国势力争端夹缝地带等发展桎梏，这些不安定因素也为其日后国内、国际动乱的爆发埋下隐患。
1975年，一场长达15年的内战爆发，导致约12万人丧生、数万人流离失所。1978年、1982年，为消灭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色列两次入侵黎巴嫩。2006年，以黎冲突再度爆发，同年双方签订停火协议，但边境地区仍然冲突不断。曾经的“中东瑞士”“民主橱窗”沦为如今的“中东火药桶”。
1978年3月19日，联合国决定组建驻黎巴嫩临时维和部队，部署在黎巴嫩南部边界地区。2006年，该部队规模进一步扩充至13000多人。到2019年陈茂良所在的维和部队抵达黎巴嫩时，联黎部队的维和行动已超过40年。依据联合国官网公布的数据，截至2020年4月30日，已累计有319名各国官兵在黎执行维和任务时丧生。
大巴载着陈茂良一行从贝鲁特一路南下。陈茂良坐在靠窗位置，没有戴墨镜，阳光照得他睁不开眼。窗外向后飞逝的场景将他从黎巴嫩飘摇的历史拽回现实。培训期间烂熟于心的背景资料，开始以更直观的画面闯入他眼帘。
现代化的街区间不时耸立着几栋破败的土黄色建筑，或高或低，墙壁上落满了墨点般的弹孔，几处弧形窗框被炮弹打成了不规则的锯齿状，窗玻璃早已不见，里面黑洞洞的。一些植物从墙缝中钻出，长满了红色或绿色的叶子。交叉路口或主要路段均停着装甲车，有随意地提着冲锋枪的军人值守。陈茂良觉得他们很像自己小时候在港片中看到的那些“大哥”，云淡风轻地拎着致命的武器，随时就能开战…… 出发前，他已经考虑过最坏的情况，但当下，紧张反而成了进入状态的催化剂。他知道自己必须正视这里动荡复杂的环境，尽快调整，投身到任务中。
脆弱的和平
“执行维和任务是来保护别人安全的，首先个人必须有强烈的安全和战争意识。”2020年9月底，在解放军某旅临时训练营地，刚刚结束维和任务一个月的朱俊向《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说道，这种紧张感对于未见过真实战场的年轻战士来说，是一种必要的心理历练。
此次赴黎维和也是朱俊首次执行海外任务。他2003年军校毕业后一直任职于该旅。2019年1月，他刚从北京出差回来，就接到了上级指派的维和带队任务。他的第一反应是责任，既要保证分队200名赴黎维和官兵的安全，还要高标准地完成任务，“不丢国脸”。
中国赴黎维和建筑工兵分队的营区坐落在黎巴嫩南部紧邻以色列的提尔市沙玛村，距离首都贝鲁特大约90公里。营区傍山面海，站在高处，可以看到附近村庄的房屋穿插在大片绿地和树林间，西面是蓝洞般深邃的地中海。如果眼前没有频繁燃起的黑烟和导弹不时飞过的白色曲线，这里和其他风景优美的地中海小镇无异。
“我们是5月份到达的，9月1日就发生了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互相炮击事件。炮击落点就在联黎部队东部战区所在的黎以边境附近。”按照朱俊先前的认知，正常的战争通常会先公开宣战，不宣战就直接炮击，让不确定性陡增。据新华社当时的报道称：“以色列长期视黎巴嫩真主党为重大安全威胁。8月下旬以来，以军多次出动无人机对真主党目标实施袭击，以黎关系骤然紧张。8月31日，以军发表声明称，提升战备状态以应对真主党报复。9月1日，真主党向以境内发射多枚反坦克导弹，以军随后发射炮弹还击。”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时的报道认为这是自2015年1月以来，以黎双方最严重的一次交火。
很快，朱俊就接到了联黎部队司令部下发的通知，要求他们密切关注形势，并注意通行状况。虽然中国维和部队营地位于西战区，但作为联黎部队唯一一支司令部直属分队，行动范围覆盖整个任务区。联黎部队西战区靠海，东战区靠山，从西到东，山多、坡长、路陡、道窄。建筑工兵分队主要负责工程建筑类任务，需要出动的机械和车辆都比较多，如何在非常局势下安全地完成任务，成了朱俊的工作重点。
“那时候有风声说，战争可能一触即发。”陈茂良还记得当时营区的紧张气氛，“经常抬头就能看到白烟的轨迹，这边几条，那边几条，移动再拐弯，有时空中甚至会同时出现十几条白杠。9月到10月，我们都在做应急防卫演练。所有战士都要求战备着装，几乎天天都会拉防空警报，模拟遇袭演练。”
维和行动的一大困难在于，当地停火或和平协议达成的条件通常十分脆弱，使得驻地维和部队面临的环境十分复杂。另一方面，根据联合国制定的维和准则，维和必须保持中立态度，不得偏倚任何一方。但实际操作中，维和力量需要在各政府或地区武装派别间斡旋，一旦处理不当或有偏差，被认为偏袒另一方，就容易引起误解、不配合甚至是报复性行为。
朱俊与部分维和队员曾去参观过黎南部边境希亚姆山上一处被以军炮击后的遗址，这里之前是联合国军事观察哨所。来自中国军网的资料显示，黎巴嫩当地时间2006年7月25日19时30分，以色列空军一枚航空炸弹直接击中联合国军事观察哨所，希亚姆哨所完全被毁，4名军事观察员全部牺牲，其中包括中国籍军事观察员杜照宇。如今，两面由残缺钢筋撑起的断壁被设立成纪念碑，上面镶嵌着4块白色石板，分别印有遇难者遗像和所属国国旗（其他3名遇难观察员分别来自加拿大、芬兰和奥地利）。
朱俊后来和在贝鲁特生活多年的华人交流，了解到这种不确定性危险常年盘旋在黎巴嫩人头顶，“以色列的无人机经常会直接飞进黎巴嫩，人们听到无人机悬空的声音就很紧张，生怕会丢个炸弹下来。那种危险是你想象不到的，可能哪天突然就来了。”
除了两国可能发生交火，黎巴嫩国内形势也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每年春节前，中国驻黎巴嫩大使馆都会举办新年庆祝活动，既会邀请当地一些军政要员，也会邀请各使馆、联黎部队和当地华人华侨等，共庆春节，并展示中国文化。
2020年春节庆祝活动定在当地时间1月21日晚。通常，联黎部队官兵会带来一个节目，表演结束后会参加晚宴，之后返回营地。可当晚8点多，大家刚表演完，就被通知立即撤回营地。有消息称，晚9点左右首都贝鲁特将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
原来，当天早些时候，黎巴嫩总统米歇尔·奥恩发布政令，宣布以哈桑·迪亚卜为总理的内阁组建完成。近年来，黎巴嫩经济持续低迷，公共债务高企，失业率居高不下。2019年10月起，黎多地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抗议者要求政府辞职、组建新的技术专家型政府。当年10月29日，时任总理哈里里宣布辞职。可时隔3个月，哈桑·迪亚卜领衔的新内阁再度引发反对者的大规模抗议。
2020年1月21日晚，游行示威的民众在公路上设置了路障，并开始点燃废旧轮胎以示不满。维和官兵返程车队不得不改走小道，可小道依旧被拦截。经过辗转沟通，在民众看到代表联合国的“UN”标志并确认是中国的维和部队后，车队最终被放行。
朱俊坐在分队的头车里，向沿海高速行进。橡胶燃烧发出的刺鼻味道钻过车窗缝隙，在车内弥漫。马路边的霓虹灯光投射到冲天的浓烟上，勾勒出幻彩的轮廓……这些场景构成了2020農历新年到来前，他脑海中最后的画面。
焦灼红土
2015年年底，在黎巴嫩西南方向2900千米外，中国第二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到达朱巴，开始执行任务。任务期从2015年12月持续到2016年12月。
南苏丹共和国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2011年7月9日，南苏丹宣布独立建国。然而，独立并没有让这个国家走出战乱和落后。南苏丹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三大石油生产国，除了国际援助，其主要财政收入来自石油产业。争夺石油曾是苏丹第二次内战和南苏丹独立的主要原因之一。独立之后，石油带来的“诅咒”仍在继续。 南苏丹共有60多个部族，经过南北内战，民间武器泛滥。新生国家的冲突主要发生在人口最多的丁卡族和努尔族之间。他们是苏丹第二次南北内战期间反抗政府的主要力量。为了在脆弱的部落和地区联盟基础上打造新的国家，来自丁卡族的萨尔瓦·基尔和来自努尔族的里克·马沙尔共同组成政府，分任总统和副总统。但由于缺乏和平化解分歧的机制，军事斗争很快成为解决财富和权力分配冲突的最终选项。
2013年，基尔突然将马沙尔撤职，两人的权力之争演变为两大部族之间的大规模冲突。2015年8月，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敦促和制裁威胁下，基尔和马沙尔签署了《解决南苏丹冲突协议》。2016年4月，按照协议，马沙尔由埃塞俄比亚回国，再度出任副总统，然而战争再度爆发的阴影愈发浓重。中国第二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被派驻于此。
地中海以南的非洲大陆，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重点区域，中国维和地点也多分布在此。但在2014年往南苏丹派驻首支成建制维和步兵营前，中国维和部队主要为保障支援分队，倾向于支持诸如工程、运输、医疗和扫雷等任务。据资料显示，中国第二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由第20集团军某旅筹组完成，总数为700人，由步兵、装甲、炮兵、通信等多专业、多兵种混编，担负保护平民、保护联合国机构和人员、人道主义救援，以及防卫、警戒、巡逻等12项任务。
联合国营区位于南苏丹首都朱巴西南约5千米处，各个国家的維和步兵营都设在营区内。营区西北角、西南角分别设有1号和3号难民营，总人数在37000人左右。营地里居住的大多是躲避战乱和屠杀的难民。虽然联合国工作人员会定期进行武器搜查，但依然会有人私藏枪支和毒品。同时由于各部族混居，冲突时有发生，甚至会出现恶性的打砸抢烧事件。
纪录片《蓝色防线》记录了维和官兵在朱巴执行任务期间遭遇的一次难民营内冲突。最初是两个不同种族的孩子做游戏，玩着玩着就打了起来，结果演变成千人规模的械斗。当地各种族的人长相相似，维和官兵往往很难准确辨别。但情况紧急，他们只能依据大概的冲突方向，顶着石块、棍棒的威胁，组成人墙，强行隔离冲突人群。
2004年上映的《卢旺达饭店》以影视化的形式记录了至今让世人战栗的卢旺达种族灭绝事件。如今，那些令人不寒而栗的影视场景成了官兵们眼前的事实。
在营地哨位站岗时，维和士兵曾经看到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交火。一名士兵在《蓝色防线》里描述了两个令他印象深刻的场景：“政府军坐在装甲车上追几个反政府军，只有五六米的距离，人就在里边开枪打，被追打的就一直在那跑，就跟打游戏一样，几条生命瞬间就没有了”;另有一次，“反政府军的两个人，躲在外边一间茅草屋里，政府军的一辆皮卡车上面架了一把四管12.7毫米重机枪，对着破茅草屋，打了有四五分钟之久，把整个茅草屋打得稀巴烂。这就是战争，打枪也不用瞄准，感觉哪个地方有敌人，直接就举起枪，一阵狂扫”。
联合国第二任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曾在1956年首支联合国维和部队创建时，提出了著名的“哈马合尔德维和三原则”：第一，维和行动不得妨碍有关当事国之权利、要求和立场，需保持中立，不得偏袒冲突中的任何一方;第二，维和行动必须征得有关各方的一致同意才能实施：第三，维和部队只携带轻武器，只有自卫时方可使用武力。“维和三原则”是维和部队能够顺利执行任务的重要保证，却也不时将他们置于潜在的危险中。
致命交火
2016年7月11日21时24分，南苏丹朱巴地区联合国营区柬埔寨二级医院，一张位于墙角的病床上，四级军士长杨树朋因为遇袭后失血过多，几番抢救无效，刚刚被宣布死亡。这是两天来中国步兵营失去的第二位维和战士（7月10日，下士李磊头部胸部重伤，抢救无效牺牲），另有两人重伤、三人轻伤。
时针拨回3天前的7月8日，南苏丹的和平假象在独立日到来前终被枪炮击穿。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开始在南苏丹总统府、朱巴山和联合国营区附近激烈交火。随后，大量难民冲进营区。作为联合国营区和1号难民营的第一道防线，中国维和步兵营随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战士们既要保护主营区内部安全，维持1号难民营稳定，又要协助建立难民临时庇护所，并防止武装人员进入。
身处交叉火力的攻击范围内，营地安全形势危急。虽然联合国方面已多次和交火双方沟通，明确要求战火不要波及联合国营地，然而仅在7月9日一天内，就有20多发榴弹、火箭弹、迫击炮弹落入营地。
到了7月10日，冲突进一步升级。政府军展示出“决战”姿态，陆续调动坦克、装甲车、武装直升机等重型武器投入战斗。据带队值守营地2号哨位的步兵1连排长杜希林对中国军网记者回忆，当日上午8点左右，政府军一个排的步兵在两辆坦克和两辆装甲车的配合下，向反政府武装阵地发起进攻，推进到距2号哨位400米左右位置时，反政府武装发起火箭筒袭击，击毁了政府军一辆坦克、两辆装甲车。被激怒的政府军加大火力增援，迅速调集一辆坦克、两辆装甲车和一辆装有重机枪的皮卡，发起猛烈进攻。
在强大的火力压制下，反政府武装节节败退，一栋距联合国营地200米左右的房屋被重机枪彻底摧毁，几名躲藏其中的反政府武装人员被击毙，剩余的部分人员为躲避火力，开始向1号难民营北侧边界靠近。1号难民营里有大量努尔族难民，和反政府武装同属一个部族。此时，部分反政府武装人员处于战斗劣势，于是企图进入难民营寻求庇护和支援，同时也可以将联合国营地作为挡箭牌，以获得喘息之机，保存实力。
难民营北侧边界是一段高度在1.5到1.8米间的土坎，仅凭土坎，拦截能力有限。此前中国维和步兵营曾向联合国反映过这一防御薄弱点，希望能加高加固，但由于联合国内部各种机制问题，直到冲突爆发时仍未解决。如果步兵营封控不住，就极易将战火引进营地。步兵营原本就在难民营北部边界设有哨位，哨位间相隔一两百米，指挥部还预先调来步战车填补空缺，同时，在土坎缺口处布置警戒小组，两人为一组，共同封堵武装力量进入难民营。 依据联合国维和准则，维和士兵不能干涉交战双方，但必须为躲避战火的平民提供庇护。这一看似简单的原则在实际操作中却存在不少难题。比如，在当时的混乱形势下，躲避战火的难民和企图潜入的交战人员混杂在一起，不易区分他们。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防控一线迅速制定了一项原则，只准许没有携带武器、没有穿军装、具有平民特征的人员进入难民营避难。可即便如此，也很难完全剔除那些提前脱掉军装、丢弃武器的反政府武装人员。
到18时许，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爆发了第4次激烈交火。18时32分，步兵营指挥室的对讲机突然传来一阵慌张而急促的声音，“有人受伤了！有人受伤了！ 4号哨位105号步战车被击中……内部爆炸……”4号哨位在1号难民营北门，根据之前的部署，由步兵1连3班、保障连作战班和一台步战车守卫，战车后部的载员舱内有6名战士。
收到遇袭消息，一直处于待命状态的救护车迅速出动，在赶往遇袭地点的路途中，4号哨位附近又有一发炮弹落地，爆炸产生的冲击波直接将附近一名战士刮倒至步战车车底。
伤员被送去抢救后，负责前方报道的维和战士拍下了现场情景：炮弹炸开了步战车的后门，并在车顶轰开一个洞（据7月11日央视《东方时空》报道援引现场战士的描述，炮弹是从步战车两窗之间打入，在车体内部爆炸，爆炸后炮弹的尾翼还留在车窗上）：步战车旁边是几摊红褐色血迹和一堆包扎用三角巾的绿色包装袋：旁边的土坎上，两名头戴蓝盔的战士持枪匍匐，继续坚守着防线。
根据交战规则，105号步战车遇袭后，维和营营长命令难民营西门的103号步战车警示射击，并迅速调派增援部队补齐防线，4名战士携单兵火箭占领有利地势形成威慑。为尽量避免类似情况再次造成集中伤亡，维和步兵营教导员鲁成军立即调整人员部署，要求补位的步战车中，除了机枪手和驾驶员，其他人员全部下车，并要求步战车车尾对准旁边一处可用于掩护的集装箱，剩余人员依托步战车和集装箱进行隐蔽。
当晚，维和步兵营召开了紧急作战会，指挥部得到的情报是，次日政府军会选择性地攻击联合国的一个营地。当时指挥部指派给中国部队的任务是，在营地前线部署8组反恐火箭手。“第一个人打完以后，如果没打上，第二人紧接着再打，打完以后两个人再同时转移到下个位置，”在《蓝色防线》中，步兵1连连长王震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这个任务部署下来，我当时说，让谁去？很犹豫，你派哪个排去，让哪个班长去？”整个连队都在为次日的“生死一战”做准备，战备上的，心理上的。许多官兵选择在那晚给家人写信或者录一段视频。
10日下午，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南苏丹局势。安理会在会后发表声明，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这场不断升级的戰斗，并敦促所有相关方立即停止战斗。安理会的声明还提醒各方，联合国保护平民场地的民事性质，并强调袭击平民和联合国驻地及人员可构成战争罪。
次日，虽然联合国营地没有遭遇强攻，但朱巴的激战仍在继续。直到11日晚，在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和严厉制裁威胁下，南苏丹总统基尔、副总统马沙尔才分别在电台宣布停火命令，停火最晚从11日20时开始执行。截至2016年7月11日，据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的统计，已有超过7000人进入朱巴难民营避难。
13日，按照联合国的相关流程，两位牺牲的维和战士遗体被存放在一个带有冷藏功能的集装箱里，等待运返回国。营外动荡，战友们在营地里尽力收集到几朵白花，把它们放在绿叶中间，扎成两束，用以祭奠和告别战友。
到2016年12月任务期满时，中国维和营官兵先后完成了9次长途巡逻、52次武装护卫和8次应急处突（注：应对紧急事件和处理突发事件）任务，并担负了联合国营区内外巡逻、平民保护区安全警戒等职能。只是，两个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这片动荡不安的非洲红土上。
据2020年9月发布的《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年》白皮书（下称“维和白皮书”）公布的数据，30年来，中国军队先后参加25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官兵4万佘人次，16名官兵为和平事业献出了生命。
无法模拟的考验
2018年，刘超接受《时代邮刊》采访，谈及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意义：“既能为中国复兴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也树立了中国和平的形象”，“另一方面，中国维和也为中国军队走出去提供了空间”，“中国蓝盔在联合国的旗帜下走出去，既展示了自身的能力、素质、水平，提升了自信心，又能在很多方面向外军学习”。刘超曾在2011至2014年出任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和部队最高军事指挥官，是1990年中国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以来，第三位担任维和部队司令的中国军人。
刘超还在采访中谈及20世纪90年代初，他作为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军事观察员时经历的一件小事。当时各国维和官兵通常穿着本国军装，刘超发现了一处细节，美国观察员上装口袋安的是扣子，而自己上装口袋安着拉链。对方告诉他，在现代战争条件下，仅仅是拉拉链的声音就可能暴露目标。“他们的一次次改进都是用血换回来的。我们也应该从维和士兵的伤亡中学习，血不能白流，一定要深入下去，从中总结教训，取得进步。”刘超称。
战火和冲突并非维和生活的全部。按照刘超的说法，维和本身也是一种外交。随着国际环境与中国外交政策的发展，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大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支持和参与力度，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作为曾经的维和“新人”，中国的维和力量也开始逐渐从“简单型参与”走向“建设型参与”，这也要求维和官兵在具备过硬的军事指挥和作战能力的同时，拥有政治敏感性和全局观。
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执行主体复杂，利益出发点各不相同。在朱俊看来，联合国维和背后同样存在国家间的博弈，大部分国家还是愿意积极争取更多的维和任务，特别是一些重要的维和岗位。“通常一个国家争取到某个任务区，本国的维和部队就会不断轮换，除非因为特殊原因被遣返。出于一些历史和地缘因素，很多地区是周边一些传统强国的势力范围，其他国家如果想要争取，就会有一定的挑战。也曾出现过有出兵国决定撤出某任务区，但因为多方参与争取，原有部队久久无法完成轮换的情况。” 作为分队队长，朱俊深知政治敏感性的重要，无论是跟外军还是当地民众打交道，如果政治敏感性不强，就容易引发国际性矛盾。而全局观则体现在执行任务时要多方考虑，比如某个任务分配给中国分队是否合适，是否会涉及他国任务区，引起不必要的误解，或者接下某任务会不会影响中国的国家形象等。
虽然当前的维和体系更多还是参照西方制度和秩序在运行，但朱俊觉得，随着参与的广度和深度的提升，中国部队不仅在学习外军，也在着力展示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
朱俊执行任务期间，赴黎维和建筑工兵分队一级医院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巡诊附近两个村庄的医疗点。营区隔壁西区司令部里还设有一座意大利一级医院，承担着更多村庄的医疗帮扶工作。但由于意大利医院人手紧张，他们便向中国的医疗分队求助，并商议以轮班形式共同承担任务。
“按照医院规定，医生们的诊断时间是上午到12点，下午到5点。西方文化注重规则，一般外军的医生会严格遵循时限，规则不允许，哪怕再可怜也不行。但我们的医生可能会更注重人情，医者仁心，即便我们自己辛苦一些，也会尽量看完。”朱俊觉得，任何微小的努力和展示，都是有价值的，“只有先引进来，才能逐步地融入和改变。”
2020年是联合国成立75周年，也是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周年。30年来，中国军队派出维和官兵的数量和类型全面发展，从最初派遣军事观察员，到派遣参谋军官、合同制军官等军事专业人员，并派出了工兵分队、医疗分队、运输分队、直升机分队、警卫分队、步兵营等成建制部队。中国维和官兵的足迹遍布束埔寨、刚果（金）、利比里亚、苏丹、黎巴嫩、塞浦路斯、南苏丹、马里、中非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推进和平解决争端、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促进驻在国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截至2020年8月，共有2521名中国官兵正在8个维和特派团和联合国总部执行任务。
纪念与延续
虽然维和任务常与危险相伴，但危险远非维和记忆的全部。
26岁的巫露露是第18批赴黎巴嫩维和建筑工兵分队一名卫生员，也是过去30年来中国军队派出的一千多名女性维和人员之一。巫露露在黎的主要工作是为维和部队提供医疗保障和为当地民众提供人道主义医疗援助。营地周围的村民多信仰伊斯兰教，女性维和士兵在日常任务执行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由于附近居民大多使用阿拉伯语，营地长期聘有两名本地雇员，其中一位是四十来岁的鲍勃。在巫露露眼中，鲍勃可爱风趣，“他会跟我们一起吃中国餐，跟我们分享各种事情，从他的个人生活、本地的风土人情，聊到当前黎巴嫩的局势，因为他在营地工作多年，也会热心地提示我们一些注意事项”。
巫露露所在的医疗分队每周会去驻地附近的曼苏里村巡诊一次。外出巡诊让巫露露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黎巴嫩平民。“为了找一份更稳定的工作养家，当地很多年轻人会选择外出工作，家里只剩老人和留守的儿童。他们大多住的是那种毛坯房，经常能看到老人们坐在院子里，慈爱地看着正在嬉戏的孩子们。这一点跟国内很像，让我们觉得很亲切。”
和巫露露不同的是，陈茂良因为工作性质不同，在长达一年零三个月的任务期间，他几乎没有出过营地。他所在的炊事班共8人，需要保证整个分队的一日三餐。联合国通常是按照每人每天大概需要的标准热量来供应食品类物资。在黎期间，四季无变，炊事班收到的蔬菜大多是大白菜、生菜和包菜，肉类则多为冷冻成坨的牛肉。
虽然菜的外形看上去跟国内的差不多，口感差异却很大，战士们只好自己反复摸索厨艺。“国内的包菜可能清炒几分钟就可以出锅，但营地里的包菜必须得煮一遍才炒得熟;国内的生菜吃起来清甜，可当地的炒出来特別苦，必须专门加糖。”陈茂良介绍。
后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分队的任务期向后延期了近3个月，先前从国内带来的调料早已吃完，口味更加受限。即便如此，陈茂良还是设法做出了“自己比较喜欢”的两道菜——麻婆豆腐和担担面，精髓在于自制的“辣椒油”。他和战友预先把成包成包的干辣椒磨碎，浇上热油，再和切成小块的日本豆腐一齐下锅，或者加到面条里煮。出国前，陈茂良在部队炊事班主要负责事务管理，这次维和反而让他在专业技能上得以精进。
在黎任务结束前两天，巫露露特意去了趟山顶的高塔哨，她想去那里拍摄地中海的日出。平日任务繁忙，她很少会刻意关注这些，如今要离开了，反而强烈地希望能珍藏一份记忆。可天公不作美，巫露露最终没有拍到她印象中完美的日出。遗憾常有，她这样想，现在年轻，未来还有机会。“如果还有维和机会，我会选择马里（西非内陆国家）这样的地方，离战场更近。”
黎巴嫩贝鲁特国际机场，当地时间2019年5月29日午后，陈茂良踏出运输机。阳光刺眼，雨季刚刚结束，炎热干燥的夏季就急不可耐地来了。跑道尽头是蔚蓝而神秘的地中海，机场一侧的黎巴嫩山连绵起伏，房屋鳞次栉比，依山望海而建。
陳茂良无心环顾。这是他第一次乘坐运输机，机舱密闭、无窗，座位是一条宽二三十厘米的木板，靠背则是一根金属栏杆。没休息好，十多个小时的不间断飞行让他有些胸闷。
列队到达机场一层大厅，空调的冷气逐渐驱散了疲惫。第一次踏上异国土地，25岁的陈茂良兴奋起来。安检过后，他和同属中国第18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第二梯队的百余名官兵，见到了分队长朱俊和数名荷枪实弹的警卫。一周前，朱俊先行抵达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以下简称“联黎部队”），筹备交接工作。
和陈茂良一样，朱俊身着解放军07式迷彩服，系蓝丝巾，左臂佩戴中国国旗臂章，右臂则是一枚圆形的联合国臂章。不同的是，他头上戴的并非蓝色贝雷帽，而是一顶印有联合国标志的蓝色钢盔，并套上了厚重的防弹背心。除了联合国维和人员，机场还有一些同样全副武装的当地政府军在巡逻。队伍里刚刚松弛些的气氛又变得紧张。
数分钟后，陈茂良和战友们登上了接他们去营地的大巴，座位上提前放好了钢盔和防弹背心。陈茂良已经很久没有穿过这样的装备，紧张的情绪犹如细密的触须，顺着20多公斤的护具瞬间爬满全身。
联合国维和行动旨在帮助受战乱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实现持久和平。参与行动的维和部队包括工兵、医疗、运输等支援保障型部队，以及步兵营等防御防卫安全型部队。前者只有最基本的自卫武器，而后者属于轻装机械化部队，会严格按照安理会授权和国际法要求，根据形势需要、任务区指令和交战规则，执行监督组织选举、解除武装并遣散安置武装人员、协助进行社会重建和开展人道主义援助等任务。
陈茂良所在的中国第18批赴黎巴嫩维和部队共410人，由多功能工兵分队、建筑工兵分队和医疗分队编成，任务期为1年，主要担负扫雷排爆、工程建筑、蓝线栽桩、医疗救治和人道主义援助等任务。
陈茂良生于四川，侣岁入伍，被分配到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选择了驾驶员方向，后前往某军校继续学习，毕业后回到原单位，负责炊事班的日常管理。2019年初，该旅第三次受命赴黎执行维和任务，陈茂良符合选拔条件，报名应征炊事员。
维和任务通常是在海外局势动荡地区，不同于国内的演习场，这里更靠近真实的战火，许多官兵将执行异国任务视作军旅生涯的一段独特经历，无论是在专业技能、视野格局，还是实战能力上，都能得到提升。
报名的踊跃让选拔更为严苛。陈茂良所在工兵分队的选拔定在2019年2月，除了专业技能，还会进行严格的身体和军事素质等考核。考核项目中既有常规项目，比如5公里全副武装越野，也有高于日常训练标准的项目，比如绑棍单杠直拉。
考核通过后，会进行3个月的封闭集训，除了进一步强化执行工兵任务所需的专业技能，还涉及对维和目的地的历史背景、政体国情、文化宗教、维和规则及任务生活等的了解和学习。
陈茂良由此第一次关注到黎巴嫩这个中东小国。黎巴嫩东部和北部与叙利亚接壤，南与以色列为邻，西濒地中海，靠近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发源地，扼守欧、亚、非“三岔口”，自古就是各方势力的博弈场。
从腓尼基、希腊、波斯、罗马、十字军，再到奥斯曼帝国，黎巴嫩的历史长卷上留下了不同文明的烙印。崎岖的黎巴嫩山，亦使其成为周边众多受迫害教派的避难地，各教派为了生存、自卫和发展，往往选择建立封闭且结构严密的宗教公社，形成半自治的割据局面，又与周边国家的教党势力根脉相连。
一战后，奥斯曼帝国解体，庞大的疆域被拆分为40个国家，其中就包括黎巴嫩。之后，黎巴嫩由法国委任统治。1943年，为实现民族独立，黎巴嫩各教派签订了分享国家政权的《民族公约》。以1932年人口普查数据为依据，新国家按照教派主义原则分配国家权力，规定国家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由基督教马龙派人选担任，总理、议会议长、总参谋长分别由伊斯兰教逊尼派、什叶派和德鲁兹派人选担任。同样的教派分权体制也被运用到国家武装力量的分配上。
《民族公约》通过各教派共享利益的模式帮助这个多元宗教国家从分裂走向了统一。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黎巴嫩一度发展迅速，人均收入位居中东之首。但新国家依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教派割据、教派政治，以及身处各国势力争端夹缝地带等发展桎梏，这些不安定因素也为其日后国内、国际动乱的爆发埋下隐患。
1975年，一场长达15年的内战爆发，导致约12万人丧生、数万人流离失所。1978年、1982年，为消灭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色列两次入侵黎巴嫩。2006年，以黎冲突再度爆发，同年双方签订停火协议，但边境地区仍然冲突不断。曾经的“中东瑞士”“民主橱窗”沦为如今的“中东火药桶”。
1978年3月19日，联合国决定组建驻黎巴嫩临时维和部队，部署在黎巴嫩南部边界地区。2006年，该部队规模进一步扩充至13000多人。到2019年陈茂良所在的维和部队抵达黎巴嫩时，联黎部队的维和行动已超过40年。依据联合国官网公布的数据，截至2020年4月30日，已累计有319名各国官兵在黎执行维和任务时丧生。
大巴载着陈茂良一行从贝鲁特一路南下。陈茂良坐在靠窗位置，没有戴墨镜，阳光照得他睁不开眼。窗外向后飞逝的场景将他从黎巴嫩飘摇的历史拽回现实。培训期间烂熟于心的背景资料，开始以更直观的画面闯入他眼帘。
现代化的街区间不时耸立着几栋破败的土黄色建筑，或高或低，墙壁上落满了墨点般的弹孔，几处弧形窗框被炮弹打成了不规则的锯齿状，窗玻璃早已不见，里面黑洞洞的。一些植物从墙缝中钻出，长满了红色或绿色的叶子。交叉路口或主要路段均停着装甲车，有随意地提着冲锋枪的军人值守。陈茂良觉得他们很像自己小时候在港片中看到的那些“大哥”，云淡风轻地拎着致命的武器，随时就能开战…… 出发前，他已经考虑过最坏的情况，但当下，紧张反而成了进入状态的催化剂。他知道自己必须正视这里动荡复杂的环境，尽快调整，投身到任务中。
脆弱的和平
“执行维和任务是来保护别人安全的，首先个人必须有强烈的安全和战争意识。”2020年9月底，在解放军某旅临时训练营地，刚刚结束维和任务一个月的朱俊向《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说道，这种紧张感对于未见过真实战场的年轻战士来说，是一种必要的心理历练。
此次赴黎维和也是朱俊首次执行海外任务。他2003年军校毕业后一直任职于该旅。2019年1月，他刚从北京出差回来，就接到了上级指派的维和带队任务。他的第一反应是责任，既要保证分队200名赴黎维和官兵的安全，还要高标准地完成任务，“不丢国脸”。
中国赴黎维和建筑工兵分队的营区坐落在黎巴嫩南部紧邻以色列的提尔市沙玛村，距离首都贝鲁特大约90公里。营区傍山面海，站在高处，可以看到附近村庄的房屋穿插在大片绿地和树林间，西面是蓝洞般深邃的地中海。如果眼前没有频繁燃起的黑烟和导弹不时飞过的白色曲线，这里和其他风景优美的地中海小镇无异。
“我们是5月份到达的，9月1日就发生了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互相炮击事件。炮击落点就在联黎部队东部战区所在的黎以边境附近。”按照朱俊先前的认知，正常的战争通常会先公开宣战，不宣战就直接炮击，让不确定性陡增。据新华社当时的报道称：“以色列长期视黎巴嫩真主党为重大安全威胁。8月下旬以来，以军多次出动无人机对真主党目标实施袭击，以黎关系骤然紧张。8月31日，以军发表声明称，提升战备状态以应对真主党报复。9月1日，真主党向以境内发射多枚反坦克导弹，以军随后发射炮弹还击。”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时的报道认为这是自2015年1月以来，以黎双方最严重的一次交火。
很快，朱俊就接到了联黎部队司令部下发的通知，要求他们密切关注形势，并注意通行状况。虽然中国维和部队营地位于西战区，但作为联黎部队唯一一支司令部直属分队，行动范围覆盖整个任务区。联黎部队西战区靠海，东战区靠山，从西到东，山多、坡长、路陡、道窄。建筑工兵分队主要负责工程建筑类任务，需要出动的机械和车辆都比较多，如何在非常局势下安全地完成任务，成了朱俊的工作重点。
“那时候有风声说，战争可能一触即发。”陈茂良还记得当时营区的紧张气氛，“经常抬头就能看到白烟的轨迹，这边几条，那边几条，移动再拐弯，有时空中甚至会同时出现十几条白杠。9月到10月，我们都在做应急防卫演练。所有战士都要求战备着装，几乎天天都会拉防空警报，模拟遇袭演练。”
维和行动的一大困难在于，当地停火或和平协议达成的条件通常十分脆弱，使得驻地维和部队面临的环境十分复杂。另一方面，根据联合国制定的维和准则，维和必须保持中立态度，不得偏倚任何一方。但实际操作中，维和力量需要在各政府或地区武装派别间斡旋，一旦处理不当或有偏差，被认为偏袒另一方，就容易引起误解、不配合甚至是报复性行为。
朱俊与部分维和队员曾去参观过黎南部边境希亚姆山上一处被以军炮击后的遗址，这里之前是联合国军事观察哨所。来自中国军网的资料显示，黎巴嫩当地时间2006年7月25日19时30分，以色列空军一枚航空炸弹直接击中联合国军事观察哨所，希亚姆哨所完全被毁，4名军事观察员全部牺牲，其中包括中国籍军事观察员杜照宇。如今，两面由残缺钢筋撑起的断壁被设立成纪念碑，上面镶嵌着4块白色石板，分别印有遇难者遗像和所属国国旗（其他3名遇难观察员分别来自加拿大、芬兰和奥地利）。
朱俊后来和在贝鲁特生活多年的华人交流，了解到这种不确定性危险常年盘旋在黎巴嫩人头顶，“以色列的无人机经常会直接飞进黎巴嫩，人们听到无人机悬空的声音就很紧张，生怕会丢个炸弹下来。那种危险是你想象不到的，可能哪天突然就来了。”
除了两国可能发生交火，黎巴嫩国内形势也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每年春节前，中国驻黎巴嫩大使馆都会举办新年庆祝活动，既会邀请当地一些军政要员，也会邀请各使馆、联黎部队和当地华人华侨等，共庆春节，并展示中国文化。
2020年春节庆祝活动定在当地时间1月21日晚。通常，联黎部队官兵会带来一个节目，表演结束后会参加晚宴，之后返回营地。可当晚8点多，大家刚表演完，就被通知立即撤回营地。有消息称，晚9点左右首都贝鲁特将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
原来，当天早些时候，黎巴嫩总统米歇尔·奥恩发布政令，宣布以哈桑·迪亚卜为总理的内阁组建完成。近年来，黎巴嫩经济持续低迷，公共债务高企，失业率居高不下。2019年10月起，黎多地爆发大规模游行示威，抗议者要求政府辞职、组建新的技术专家型政府。当年10月29日，时任总理哈里里宣布辞职。可时隔3个月，哈桑·迪亚卜领衔的新内阁再度引发反对者的大规模抗议。
2020年1月21日晚，游行示威的民众在公路上设置了路障，并开始点燃废旧轮胎以示不满。维和官兵返程车队不得不改走小道，可小道依旧被拦截。经过辗转沟通，在民众看到代表联合国的“UN”标志并确认是中国的维和部队后，车队最终被放行。
朱俊坐在分队的头车里，向沿海高速行进。橡胶燃烧发出的刺鼻味道钻过车窗缝隙，在车内弥漫。马路边的霓虹灯光投射到冲天的浓烟上，勾勒出幻彩的轮廓……这些场景构成了2020農历新年到来前，他脑海中最后的画面。
焦灼红土
2015年年底，在黎巴嫩西南方向2900千米外，中国第二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到达朱巴，开始执行任务。任务期从2015年12月持续到2016年12月。
南苏丹共和国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2011年7月9日，南苏丹宣布独立建国。然而，独立并没有让这个国家走出战乱和落后。南苏丹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三大石油生产国，除了国际援助，其主要财政收入来自石油产业。争夺石油曾是苏丹第二次内战和南苏丹独立的主要原因之一。独立之后，石油带来的“诅咒”仍在继续。 南苏丹共有60多个部族，经过南北内战，民间武器泛滥。新生国家的冲突主要发生在人口最多的丁卡族和努尔族之间。他们是苏丹第二次南北内战期间反抗政府的主要力量。为了在脆弱的部落和地区联盟基础上打造新的国家，来自丁卡族的萨尔瓦·基尔和来自努尔族的里克·马沙尔共同组成政府，分任总统和副总统。但由于缺乏和平化解分歧的机制，军事斗争很快成为解决财富和权力分配冲突的最终选项。
2013年，基尔突然将马沙尔撤职，两人的权力之争演变为两大部族之间的大规模冲突。2015年8月，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敦促和制裁威胁下，基尔和马沙尔签署了《解决南苏丹冲突协议》。2016年4月，按照协议，马沙尔由埃塞俄比亚回国，再度出任副总统，然而战争再度爆发的阴影愈发浓重。中国第二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被派驻于此。
地中海以南的非洲大陆，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重点区域，中国维和地点也多分布在此。但在2014年往南苏丹派驻首支成建制维和步兵营前，中国维和部队主要为保障支援分队，倾向于支持诸如工程、运输、医疗和扫雷等任务。据资料显示，中国第二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由第20集团军某旅筹组完成，总数为700人，由步兵、装甲、炮兵、通信等多专业、多兵种混编，担负保护平民、保护联合国机构和人员、人道主义救援，以及防卫、警戒、巡逻等12项任务。
联合国营区位于南苏丹首都朱巴西南约5千米处，各个国家的維和步兵营都设在营区内。营区西北角、西南角分别设有1号和3号难民营，总人数在37000人左右。营地里居住的大多是躲避战乱和屠杀的难民。虽然联合国工作人员会定期进行武器搜查，但依然会有人私藏枪支和毒品。同时由于各部族混居，冲突时有发生，甚至会出现恶性的打砸抢烧事件。
纪录片《蓝色防线》记录了维和官兵在朱巴执行任务期间遭遇的一次难民营内冲突。最初是两个不同种族的孩子做游戏，玩着玩着就打了起来，结果演变成千人规模的械斗。当地各种族的人长相相似，维和官兵往往很难准确辨别。但情况紧急，他们只能依据大概的冲突方向，顶着石块、棍棒的威胁，组成人墙，强行隔离冲突人群。
2004年上映的《卢旺达饭店》以影视化的形式记录了至今让世人战栗的卢旺达种族灭绝事件。如今，那些令人不寒而栗的影视场景成了官兵们眼前的事实。
在营地哨位站岗时，维和士兵曾经看到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交火。一名士兵在《蓝色防线》里描述了两个令他印象深刻的场景：“政府军坐在装甲车上追几个反政府军，只有五六米的距离，人就在里边开枪打，被追打的就一直在那跑，就跟打游戏一样，几条生命瞬间就没有了”;另有一次，“反政府军的两个人，躲在外边一间茅草屋里，政府军的一辆皮卡车上面架了一把四管12.7毫米重机枪，对着破茅草屋，打了有四五分钟之久，把整个茅草屋打得稀巴烂。这就是战争，打枪也不用瞄准，感觉哪个地方有敌人，直接就举起枪，一阵狂扫”。
联合国第二任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曾在1956年首支联合国维和部队创建时，提出了著名的“哈马合尔德维和三原则”：第一，维和行动不得妨碍有关当事国之权利、要求和立场，需保持中立，不得偏袒冲突中的任何一方;第二，维和行动必须征得有关各方的一致同意才能实施：第三，维和部队只携带轻武器，只有自卫时方可使用武力。“维和三原则”是维和部队能够顺利执行任务的重要保证，却也不时将他们置于潜在的危险中。
致命交火
2016年7月11日21时24分，南苏丹朱巴地区联合国营区柬埔寨二级医院，一张位于墙角的病床上，四级军士长杨树朋因为遇袭后失血过多，几番抢救无效，刚刚被宣布死亡。这是两天来中国步兵营失去的第二位维和战士（7月10日，下士李磊头部胸部重伤，抢救无效牺牲），另有两人重伤、三人轻伤。
时针拨回3天前的7月8日，南苏丹的和平假象在独立日到来前终被枪炮击穿。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开始在南苏丹总统府、朱巴山和联合国营区附近激烈交火。随后，大量难民冲进营区。作为联合国营区和1号难民营的第一道防线，中国维和步兵营随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战士们既要保护主营区内部安全，维持1号难民营稳定，又要协助建立难民临时庇护所，并防止武装人员进入。
身处交叉火力的攻击范围内，营地安全形势危急。虽然联合国方面已多次和交火双方沟通，明确要求战火不要波及联合国营地，然而仅在7月9日一天内，就有20多发榴弹、火箭弹、迫击炮弹落入营地。
到了7月10日，冲突进一步升级。政府军展示出“决战”姿态，陆续调动坦克、装甲车、武装直升机等重型武器投入战斗。据带队值守营地2号哨位的步兵1连排长杜希林对中国军网记者回忆，当日上午8点左右，政府军一个排的步兵在两辆坦克和两辆装甲车的配合下，向反政府武装阵地发起进攻，推进到距2号哨位400米左右位置时，反政府武装发起火箭筒袭击，击毁了政府军一辆坦克、两辆装甲车。被激怒的政府军加大火力增援，迅速调集一辆坦克、两辆装甲车和一辆装有重机枪的皮卡，发起猛烈进攻。
在强大的火力压制下，反政府武装节节败退，一栋距联合国营地200米左右的房屋被重机枪彻底摧毁，几名躲藏其中的反政府武装人员被击毙，剩余的部分人员为躲避火力，开始向1号难民营北侧边界靠近。1号难民营里有大量努尔族难民，和反政府武装同属一个部族。此时，部分反政府武装人员处于战斗劣势，于是企图进入难民营寻求庇护和支援，同时也可以将联合国营地作为挡箭牌，以获得喘息之机，保存实力。
难民营北侧边界是一段高度在1.5到1.8米间的土坎，仅凭土坎，拦截能力有限。此前中国维和步兵营曾向联合国反映过这一防御薄弱点，希望能加高加固，但由于联合国内部各种机制问题，直到冲突爆发时仍未解决。如果步兵营封控不住，就极易将战火引进营地。步兵营原本就在难民营北部边界设有哨位，哨位间相隔一两百米，指挥部还预先调来步战车填补空缺，同时，在土坎缺口处布置警戒小组，两人为一组，共同封堵武装力量进入难民营。 依据联合国维和准则，维和士兵不能干涉交战双方，但必须为躲避战火的平民提供庇护。这一看似简单的原则在实际操作中却存在不少难题。比如，在当时的混乱形势下，躲避战火的难民和企图潜入的交战人员混杂在一起，不易区分他们。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防控一线迅速制定了一项原则，只准许没有携带武器、没有穿军装、具有平民特征的人员进入难民营避难。可即便如此，也很难完全剔除那些提前脱掉军装、丢弃武器的反政府武装人员。
到18时许，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爆发了第4次激烈交火。18时32分，步兵营指挥室的对讲机突然传来一阵慌张而急促的声音，“有人受伤了！有人受伤了！ 4号哨位105号步战车被击中……内部爆炸……”4号哨位在1号难民营北门，根据之前的部署，由步兵1连3班、保障连作战班和一台步战车守卫，战车后部的载员舱内有6名战士。
收到遇袭消息，一直处于待命状态的救护车迅速出动，在赶往遇袭地点的路途中，4号哨位附近又有一发炮弹落地，爆炸产生的冲击波直接将附近一名战士刮倒至步战车车底。
伤员被送去抢救后，负责前方报道的维和战士拍下了现场情景：炮弹炸开了步战车的后门，并在车顶轰开一个洞（据7月11日央视《东方时空》报道援引现场战士的描述，炮弹是从步战车两窗之间打入，在车体内部爆炸，爆炸后炮弹的尾翼还留在车窗上）：步战车旁边是几摊红褐色血迹和一堆包扎用三角巾的绿色包装袋：旁边的土坎上，两名头戴蓝盔的战士持枪匍匐，继续坚守着防线。
根据交战规则，105号步战车遇袭后，维和营营长命令难民营西门的103号步战车警示射击，并迅速调派增援部队补齐防线，4名战士携单兵火箭占领有利地势形成威慑。为尽量避免类似情况再次造成集中伤亡，维和步兵营教导员鲁成军立即调整人员部署，要求补位的步战车中，除了机枪手和驾驶员，其他人员全部下车，并要求步战车车尾对准旁边一处可用于掩护的集装箱，剩余人员依托步战车和集装箱进行隐蔽。
当晚，维和步兵营召开了紧急作战会，指挥部得到的情报是，次日政府军会选择性地攻击联合国的一个营地。当时指挥部指派给中国部队的任务是，在营地前线部署8组反恐火箭手。“第一个人打完以后，如果没打上，第二人紧接着再打，打完以后两个人再同时转移到下个位置，”在《蓝色防线》中，步兵1连连长王震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这个任务部署下来，我当时说，让谁去？很犹豫，你派哪个排去，让哪个班长去？”整个连队都在为次日的“生死一战”做准备，战备上的，心理上的。许多官兵选择在那晚给家人写信或者录一段视频。
10日下午，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南苏丹局势。安理会在会后发表声明，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这场不断升级的戰斗，并敦促所有相关方立即停止战斗。安理会的声明还提醒各方，联合国保护平民场地的民事性质，并强调袭击平民和联合国驻地及人员可构成战争罪。
次日，虽然联合国营地没有遭遇强攻，但朱巴的激战仍在继续。直到11日晚，在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和严厉制裁威胁下，南苏丹总统基尔、副总统马沙尔才分别在电台宣布停火命令，停火最晚从11日20时开始执行。截至2016年7月11日，据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的统计，已有超过7000人进入朱巴难民营避难。
13日，按照联合国的相关流程，两位牺牲的维和战士遗体被存放在一个带有冷藏功能的集装箱里，等待运返回国。营外动荡，战友们在营地里尽力收集到几朵白花，把它们放在绿叶中间，扎成两束，用以祭奠和告别战友。
到2016年12月任务期满时，中国维和营官兵先后完成了9次长途巡逻、52次武装护卫和8次应急处突（注：应对紧急事件和处理突发事件）任务，并担负了联合国营区内外巡逻、平民保护区安全警戒等职能。只是，两个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这片动荡不安的非洲红土上。
据2020年9月发布的《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年》白皮书（下称“维和白皮书”）公布的数据，30年来，中国军队先后参加25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官兵4万佘人次，16名官兵为和平事业献出了生命。
无法模拟的考验
2018年，刘超接受《时代邮刊》采访，谈及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意义：“既能为中国复兴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也树立了中国和平的形象”，“另一方面，中国维和也为中国军队走出去提供了空间”，“中国蓝盔在联合国的旗帜下走出去，既展示了自身的能力、素质、水平，提升了自信心，又能在很多方面向外军学习”。刘超曾在2011至2014年出任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和部队最高军事指挥官，是1990年中国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以来，第三位担任维和部队司令的中国军人。
刘超还在采访中谈及20世纪90年代初，他作为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军事观察员时经历的一件小事。当时各国维和官兵通常穿着本国军装，刘超发现了一处细节，美国观察员上装口袋安的是扣子，而自己上装口袋安着拉链。对方告诉他，在现代战争条件下，仅仅是拉拉链的声音就可能暴露目标。“他们的一次次改进都是用血换回来的。我们也应该从维和士兵的伤亡中学习，血不能白流，一定要深入下去，从中总结教训，取得进步。”刘超称。
战火和冲突并非维和生活的全部。按照刘超的说法，维和本身也是一种外交。随着国际环境与中国外交政策的发展，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大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支持和参与力度，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作为曾经的维和“新人”，中国的维和力量也开始逐渐从“简单型参与”走向“建设型参与”，这也要求维和官兵在具备过硬的军事指挥和作战能力的同时，拥有政治敏感性和全局观。
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执行主体复杂，利益出发点各不相同。在朱俊看来，联合国维和背后同样存在国家间的博弈，大部分国家还是愿意积极争取更多的维和任务，特别是一些重要的维和岗位。“通常一个国家争取到某个任务区，本国的维和部队就会不断轮换，除非因为特殊原因被遣返。出于一些历史和地缘因素，很多地区是周边一些传统强国的势力范围，其他国家如果想要争取，就会有一定的挑战。也曾出现过有出兵国决定撤出某任务区，但因为多方参与争取，原有部队久久无法完成轮换的情况。” 作为分队队长，朱俊深知政治敏感性的重要，无论是跟外军还是当地民众打交道，如果政治敏感性不强，就容易引发国际性矛盾。而全局观则体现在执行任务时要多方考虑，比如某个任务分配给中国分队是否合适，是否会涉及他国任务区，引起不必要的误解，或者接下某任务会不会影响中国的国家形象等。
虽然当前的维和体系更多还是参照西方制度和秩序在运行，但朱俊觉得，随着参与的广度和深度的提升，中国部队不仅在学习外军，也在着力展示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
朱俊执行任务期间，赴黎维和建筑工兵分队一级医院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巡诊附近两个村庄的医疗点。营区隔壁西区司令部里还设有一座意大利一级医院，承担着更多村庄的医疗帮扶工作。但由于意大利医院人手紧张，他们便向中国的医疗分队求助，并商议以轮班形式共同承担任务。
“按照医院规定，医生们的诊断时间是上午到12点，下午到5点。西方文化注重规则，一般外军的医生会严格遵循时限，规则不允许，哪怕再可怜也不行。但我们的医生可能会更注重人情，医者仁心，即便我们自己辛苦一些，也会尽量看完。”朱俊觉得，任何微小的努力和展示，都是有价值的，“只有先引进来，才能逐步地融入和改变。”
2020年是联合国成立75周年，也是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周年。30年来，中国军队派出维和官兵的数量和类型全面发展，从最初派遣军事观察员，到派遣参谋军官、合同制军官等军事专业人员，并派出了工兵分队、医疗分队、运输分队、直升机分队、警卫分队、步兵营等成建制部队。中国维和官兵的足迹遍布束埔寨、刚果（金）、利比里亚、苏丹、黎巴嫩、塞浦路斯、南苏丹、马里、中非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推进和平解决争端、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促进驻在国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截至2020年8月，共有2521名中国官兵正在8个维和特派团和联合国总部执行任务。
纪念与延续
虽然维和任务常与危险相伴，但危险远非维和记忆的全部。
26岁的巫露露是第18批赴黎巴嫩维和建筑工兵分队一名卫生员，也是过去30年来中国军队派出的一千多名女性维和人员之一。巫露露在黎的主要工作是为维和部队提供医疗保障和为当地民众提供人道主义医疗援助。营地周围的村民多信仰伊斯兰教，女性维和士兵在日常任务执行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由于附近居民大多使用阿拉伯语，营地长期聘有两名本地雇员，其中一位是四十来岁的鲍勃。在巫露露眼中，鲍勃可爱风趣，“他会跟我们一起吃中国餐，跟我们分享各种事情，从他的个人生活、本地的风土人情，聊到当前黎巴嫩的局势，因为他在营地工作多年，也会热心地提示我们一些注意事项”。
巫露露所在的医疗分队每周会去驻地附近的曼苏里村巡诊一次。外出巡诊让巫露露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黎巴嫩平民。“为了找一份更稳定的工作养家，当地很多年轻人会选择外出工作，家里只剩老人和留守的儿童。他们大多住的是那种毛坯房，经常能看到老人们坐在院子里，慈爱地看着正在嬉戏的孩子们。这一点跟国内很像，让我们觉得很亲切。”
和巫露露不同的是，陈茂良因为工作性质不同，在长达一年零三个月的任务期间，他几乎没有出过营地。他所在的炊事班共8人，需要保证整个分队的一日三餐。联合国通常是按照每人每天大概需要的标准热量来供应食品类物资。在黎期间，四季无变，炊事班收到的蔬菜大多是大白菜、生菜和包菜，肉类则多为冷冻成坨的牛肉。
虽然菜的外形看上去跟国内的差不多，口感差异却很大，战士们只好自己反复摸索厨艺。“国内的包菜可能清炒几分钟就可以出锅，但营地里的包菜必须得煮一遍才炒得熟;国内的生菜吃起来清甜，可当地的炒出来特別苦，必须专门加糖。”陈茂良介绍。
后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分队的任务期向后延期了近3个月，先前从国内带来的调料早已吃完，口味更加受限。即便如此，陈茂良还是设法做出了“自己比较喜欢”的两道菜——麻婆豆腐和担担面，精髓在于自制的“辣椒油”。他和战友预先把成包成包的干辣椒磨碎，浇上热油，再和切成小块的日本豆腐一齐下锅，或者加到面条里煮。出国前，陈茂良在部队炊事班主要负责事务管理，这次维和反而让他在专业技能上得以精进。
在黎任务结束前两天，巫露露特意去了趟山顶的高塔哨，她想去那里拍摄地中海的日出。平日任务繁忙，她很少会刻意关注这些，如今要离开了，反而强烈地希望能珍藏一份记忆。可天公不作美，巫露露最终没有拍到她印象中完美的日出。遗憾常有，她这样想，现在年轻，未来还有机会。“如果还有维和机会，我会选择马里（西非内陆国家）这样的地方，离战场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