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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in从富士康一个中层管理岗位离职已两年。当他在一个MBA同学聚会上声嘶力竭地为富士康辩解、它真不是一个无良企业时，很多人都觉得他疯了。类似的尴尬经历已不是第一次。在Justin眼中，富士康的管理固然有苛刻的一面，但公司内部高效的运作、严谨的态度依然令他印象深刻，而从中习得的经验也为他的职业生涯打开了一片广阔天地。“你必须承认，在中国，他是做得最好的代工厂。”
是的，中国遍地皆是“血汗工厂”，富士康被揪出来的几宗罪还真是小巫见大巫。无可否认，无论在工资水平、福利保障，还是生产环境上，富士康都处于行业领先。
那么，为何“中枪”的却是富士康？
“擒贼先擒王”
有人曾说，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取决于这个国家里公司的实力。这句话也还可以翻译成另一个版本：公司能够拯救国家。
在某种程度上，大企业往往被认为是一个最大的既得利益者，这意味着它必须在适当的时候对社会作出回馈。人们甚至期待，一个负责任的公司应在必要时扮演领军者的角色，在商业伦理堕落的危机中力挽狂澜。
2012年，有着环保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戈德曼环境保护奖被授予了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近年来马军最突出的事迹，莫过于连续曝光了包括苹果、耐克、沃尔玛、361度等国内外知名科技企业、纺织品牌和零售商在供应链上存在的严重环境违规行为。
正如富士康绝对不是条件最差的代工企业一样，这些服装大品牌也不会是环境污染的头号罪犯。但马军很清楚，盯住大企业比揭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最黑心”作坊重要得多。
大企业是规则的制定者。其他的中小企业，很多只是供应链条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大企业向良性方向发展，最终就会带动中小企业的变化。过去，马军一直针对跨国企业开炮，而现在来找他们说明环境问题的中国企业越来越多，一个根本的原因便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处在供应链的下游，受到了来自上游的冲击。
通过大企业的示范，牵动四两拨千斤，最终形成杠杆撬动效应。这是马军的策略，也是那些“叮咬”富士康的人们力图达成的结果。
加薪引发“连锁效应”
事实上，改变也确实发生了。
比较显著的变化来自沿海地区产业工人们工资水平的普遍上涨。
今年初，用工大户富士康对外宣布，全面调升大陆各厂区基层员工的基本薪资，加薪幅度为16%至25%。这是富士康自2010年以来的第三次大幅加薪。受富士康带动效应的影响，神舟电脑、长城电脑等大型IT制造企业也开始酝酿给员工提薪，以求留住熟练工人。这股趋势甚至席卷到服装业、玩具制造业等用工大户。企业不论规模大小，薪酬标准均有10%~20%的提升，有些工厂甚至通过提供免费食宿来增加对工人的吸引力。尽管企业的日子并不好过，但工人工资上涨已经成了大势所趋。
如果了解珠三角的用工荒矛盾，就不难理解富士康引领的这股“加薪风潮”的意义所在。
如今工厂的工人大多为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中近八成的人没有务农经历。与父辈们更多基于“生存理性”外出打工不同，他们更愿意把自身的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的契机。“回不了的乡村，进不了的城市”是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最大困境。世界工厂的模式、农民工生产体制一天不改变，他们就没有“选择”而言：要么去富士康打工，要么去连富士康还不如的地方打工。但与此同时，这些年轻人并没有放弃期望，一旦作为行业标杆的“巨无霸”富士康在薪酬上带头作出改变，在面对其他工厂时，他们至少便有了“用脚投票”的可能。
于是，在俨然有席卷全国之势的“用工荒”下，为了留住更多的人，企业之间的竞争最终只能演变为薪酬福利的竞争。那些利润微薄、无法承受高昂人力成本的企业，不得不选择减少订单，甚至关门来应对。
富士康高调加薪，不出意料地引发了台商内部对其“水涨船高、扰乱行情”的抱怨。
现任中山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吴连助上世纪90年代初来大陆投资。“那时候简直可以用车水马龙来形容。每天开车进来，门口围满了人等待招工，可不得了。”那是台商最辉煌的时期，他依靠着一批60后、70后的农民工积攒起了人生的财富，回想起来吴连助依然难掩留恋。
只是，这样的光景一去不返。富士康的加薪形成了对外向型企业的一种逼迫，它释放出强烈信号，促使台商们尽早另谋出路。一些眼光超前的台商开始效仿富士康转攻内销市场，把工厂迁往中西部地区，有的人干脆去往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地区，意图东山再起。
重塑供应链新标准
那些紧盯富士康的人们心里清楚：打蛇打七寸，醉翁之意不在酒。沿着产业链追溯，富士康问题最终还会揪出隐藏在幕后的国际品牌商——苹果公司。
必须承认，这是一个苹果的时代。满大街的“果粉”，全世界“爱疯”。从策略上说，用各种各样的调查报告把苹果“里外剥光”一定能引起舆论的轩然大波。这大概是美国的NGO组织能够集结起25万人举行抗议的原因。对狂热的中国消费者而言，这也是一场颠覆式的教育。
当然，事情更有意义的地方还在于，一个全球市值第一的品牌公司与一个世界最大的电子设备制造商联手，极有可能重塑科技行业供应链的新标准。
在国内，有人担心牛虻们的叮咬不放如果导致富士康被苹果舍弃，“中国工人怎么办”。这样的担忧显然是不必要的。富士康虽然以生产iPhone手机和iPad平板电脑闻名，但同时它也是惠普、戴尔、亚马逊、索尼和众多电子设备制造商的主要代工制造商，其大规模和高效率始终深得品牌商信赖。任何舍弃它而转求廉价代工厂的行为都有可能失去对品质的追求。带着乔布斯“完美主义”情结的苹果当然不会干这样的蠢事。
所以，当富士康惹出大麻烦，苹果只有一个选择——改善供应链与富士康共渡难关。在独立的劳工组织公平劳工协会（FLA）报告公布之后，苹果忙不迭跑出来与富士康联手公关，宣称改善供应链，就是一个令人欣喜的迹象。
如果富士康的承诺兑现，就意味着一项只针对苹果的行动最终也会让与富士康合作的所有品牌商供应链状况都得到提升。要知道富士康的这些客户每一个都是闻名国际的大公司，这意味着整个科技行业的供应链标准可能由此被改写。
实际上，十年前历史就出现过相似的一幕。当耐克血汗工厂被媒体曝光后，该公司最终被迫改善了用工环境，导致竞争对手也不得不纷纷效仿。一家印度尼西亚的工厂一夜之间收到了所有合作品牌发来的用工准则，包括那些从来没有被曝光过的企业。
显然，这些都是只有大公司才能带来的惊喜。
是的，中国遍地皆是“血汗工厂”，富士康被揪出来的几宗罪还真是小巫见大巫。无可否认，无论在工资水平、福利保障，还是生产环境上，富士康都处于行业领先。
那么，为何“中枪”的却是富士康？
“擒贼先擒王”
有人曾说，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取决于这个国家里公司的实力。这句话也还可以翻译成另一个版本：公司能够拯救国家。
在某种程度上，大企业往往被认为是一个最大的既得利益者，这意味着它必须在适当的时候对社会作出回馈。人们甚至期待，一个负责任的公司应在必要时扮演领军者的角色，在商业伦理堕落的危机中力挽狂澜。
2012年，有着环保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戈德曼环境保护奖被授予了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近年来马军最突出的事迹，莫过于连续曝光了包括苹果、耐克、沃尔玛、361度等国内外知名科技企业、纺织品牌和零售商在供应链上存在的严重环境违规行为。
正如富士康绝对不是条件最差的代工企业一样，这些服装大品牌也不会是环境污染的头号罪犯。但马军很清楚，盯住大企业比揭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最黑心”作坊重要得多。
大企业是规则的制定者。其他的中小企业，很多只是供应链条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大企业向良性方向发展，最终就会带动中小企业的变化。过去，马军一直针对跨国企业开炮，而现在来找他们说明环境问题的中国企业越来越多，一个根本的原因便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处在供应链的下游，受到了来自上游的冲击。
通过大企业的示范，牵动四两拨千斤，最终形成杠杆撬动效应。这是马军的策略，也是那些“叮咬”富士康的人们力图达成的结果。
加薪引发“连锁效应”
事实上，改变也确实发生了。
比较显著的变化来自沿海地区产业工人们工资水平的普遍上涨。
今年初，用工大户富士康对外宣布，全面调升大陆各厂区基层员工的基本薪资，加薪幅度为16%至25%。这是富士康自2010年以来的第三次大幅加薪。受富士康带动效应的影响，神舟电脑、长城电脑等大型IT制造企业也开始酝酿给员工提薪，以求留住熟练工人。这股趋势甚至席卷到服装业、玩具制造业等用工大户。企业不论规模大小，薪酬标准均有10%~20%的提升，有些工厂甚至通过提供免费食宿来增加对工人的吸引力。尽管企业的日子并不好过，但工人工资上涨已经成了大势所趋。
如果了解珠三角的用工荒矛盾，就不难理解富士康引领的这股“加薪风潮”的意义所在。
如今工厂的工人大多为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中近八成的人没有务农经历。与父辈们更多基于“生存理性”外出打工不同，他们更愿意把自身的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的契机。“回不了的乡村，进不了的城市”是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最大困境。世界工厂的模式、农民工生产体制一天不改变，他们就没有“选择”而言：要么去富士康打工，要么去连富士康还不如的地方打工。但与此同时，这些年轻人并没有放弃期望，一旦作为行业标杆的“巨无霸”富士康在薪酬上带头作出改变，在面对其他工厂时，他们至少便有了“用脚投票”的可能。
于是，在俨然有席卷全国之势的“用工荒”下，为了留住更多的人，企业之间的竞争最终只能演变为薪酬福利的竞争。那些利润微薄、无法承受高昂人力成本的企业，不得不选择减少订单，甚至关门来应对。
富士康高调加薪，不出意料地引发了台商内部对其“水涨船高、扰乱行情”的抱怨。
现任中山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吴连助上世纪90年代初来大陆投资。“那时候简直可以用车水马龙来形容。每天开车进来，门口围满了人等待招工，可不得了。”那是台商最辉煌的时期，他依靠着一批60后、70后的农民工积攒起了人生的财富，回想起来吴连助依然难掩留恋。
只是，这样的光景一去不返。富士康的加薪形成了对外向型企业的一种逼迫，它释放出强烈信号，促使台商们尽早另谋出路。一些眼光超前的台商开始效仿富士康转攻内销市场，把工厂迁往中西部地区，有的人干脆去往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地区，意图东山再起。
重塑供应链新标准
那些紧盯富士康的人们心里清楚：打蛇打七寸，醉翁之意不在酒。沿着产业链追溯，富士康问题最终还会揪出隐藏在幕后的国际品牌商——苹果公司。
必须承认，这是一个苹果的时代。满大街的“果粉”，全世界“爱疯”。从策略上说，用各种各样的调查报告把苹果“里外剥光”一定能引起舆论的轩然大波。这大概是美国的NGO组织能够集结起25万人举行抗议的原因。对狂热的中国消费者而言，这也是一场颠覆式的教育。
当然，事情更有意义的地方还在于，一个全球市值第一的品牌公司与一个世界最大的电子设备制造商联手，极有可能重塑科技行业供应链的新标准。
在国内，有人担心牛虻们的叮咬不放如果导致富士康被苹果舍弃，“中国工人怎么办”。这样的担忧显然是不必要的。富士康虽然以生产iPhone手机和iPad平板电脑闻名，但同时它也是惠普、戴尔、亚马逊、索尼和众多电子设备制造商的主要代工制造商，其大规模和高效率始终深得品牌商信赖。任何舍弃它而转求廉价代工厂的行为都有可能失去对品质的追求。带着乔布斯“完美主义”情结的苹果当然不会干这样的蠢事。
所以，当富士康惹出大麻烦，苹果只有一个选择——改善供应链与富士康共渡难关。在独立的劳工组织公平劳工协会（FLA）报告公布之后，苹果忙不迭跑出来与富士康联手公关，宣称改善供应链，就是一个令人欣喜的迹象。
如果富士康的承诺兑现，就意味着一项只针对苹果的行动最终也会让与富士康合作的所有品牌商供应链状况都得到提升。要知道富士康的这些客户每一个都是闻名国际的大公司，这意味着整个科技行业的供应链标准可能由此被改写。
实际上，十年前历史就出现过相似的一幕。当耐克血汗工厂被媒体曝光后，该公司最终被迫改善了用工环境，导致竞争对手也不得不纷纷效仿。一家印度尼西亚的工厂一夜之间收到了所有合作品牌发来的用工准则，包括那些从来没有被曝光过的企业。
显然，这些都是只有大公司才能带来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