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7月初,广州市政协向广州电视台提交建议,要求大幅提高普语在广州电视台的播出比例,降低粤语播音比重,引发了民间社会的巨大凡响。这触发了近年来一直盘踞在广州人对本土文化消失的深厚焦虑。六、七月的广州,从大众媒体到网络世界,“保育粤语”的声浪,如七月骄阳,持续高涨。
在多元共存的诉求下,为保育古老、长期独立发展的粤语,捍卫粤语连接的独特文化和生活方式,年轻的广州人投入了理性、持续的热情,并得到了来自以香港为首的海外粤语地区的广泛支持,乃至触发了其他城市对本地文化与方言处境的话题。
与广州年轻一代蓬勃的捍卫粤语行动不同,早在2005年,上海就发出“保护上海话”的浪潮。但同样是方言,在不同城市价值观以及讨论空间之下,却有各自的故事。
2005年以来,针对社会上种种关于 “上海话要消失”、“孩子说不来上海话”的担忧,上海掀起了一股 “保卫上海话”的浪潮:上海话播新闻、上海方言地图。与广州不同,绘制上海话的保护,更多是学界、官方层面的吁请。
在《新老娘舅》的录影棚,“柏阿姨” 柏万青居中而坐,左右一对鲜红的长沙发,像两只张开的血口,一对势不两立的老夫妻对面而坐,一个操苏北口音上海话,一个说本地话,为了丈夫新招惹的女人拌嘴蛮缠,要“老娘舅”给个公道。
“老娘舅”,在上海话中有“和事佬”的意思,在这个四壁刷上了“和”与“仁”的模拟客厅里,柏阿姨穿一件花短褂,一头烫卷的短发染成深褐色,身形发福,但两瓣薄唇能说会道。这位典型“居委阿姨”形象的中老年妇女就是上海滩闻名的“老娘舅”,愣是把录影棚变成了断家务事的公堂。
这档晚间六点半黄金档播出的节目,开播两年半,一直位居上海地区收视率“前三甲”,也是除影视剧和戏曲外,运用上海话最多的电视节目。
在周立波和“大哥”关栋天爆出不合之后,“海派清口”元气大伤,兰馨剧院外的黄牛也牛不起来了。从静安寺街道出身的“人民调解员”柏万青(柏阿姨),让上海话重归市井,支撑着大众媒介上的上海方言形象。
但是,今年7月,原计划在卫视频道播出的柏万青新辟栏目《一呼柏应》仅试播一集,就因“观众反响不佳”,而被打回了本地频道。国语勉强“开张”的柏阿姨也得以重操上海话。
语言排外是市井的反抗?
《新老娘舅》的制片人尹庆一,十年来一直操持着上海电视台的谈话类节目,从和晶主持的《有话大家说》到“老克勒”(上海话:洋派的老男人)林栋甫担纲的《三人麻辣烫》,摇摆于普通话和方言之间,在他看来方言节目所受的局限更大。
“现在的柏阿姨,我们不说她是主持人,而是嘉宾。”因为按照《中国国家通用语言法》的规定,使用方言主播的节目都须经过省/市级广电局审批。尽管2008年,曾有上海市政协委员提出上海话播新闻的设想,最后也不了了之。
柏阿姨一腔入肉的本地话,调解嘉宾因子女赡养老人、兄弟财产分割、夫妻婚姻问题产生的矛盾。从夫妻间的私房话,到弄堂口的家长里短,都被捅上了电视。
“上节目的市民嘉宾使用方言,并非从节目的真实感考虑,而是为了让调解双方交流更顺畅。毕竟老百姓离开了上海话,连有些意思都表达不清了。”尹庆一说。
在节目的录制现场,记者目击了女嘉宾垂胸顿足,大骂出轨的丈夫。压低遮阳帽、蛤蟆镜遮脸的男人瘫陷在沙发里,承受着柏阿姨“你闯穷祸了,从今起活该在家做灰孙子”的当头棒喝。
长期以来《新老娘舅》维持在百分之七到八的收视率,据尹庆一分析,主要贡献来自那些月收入在一千元以下,生活水平处于社会底层的市民。
自诩“以底层社会的思维和趣味”书写上海的《新民晚报》专栏作家李大伟,更是曾下过“说上海话就是没文化”的论断,被汹汹的口水淹没。
他在《新英雄闯上海滩 不限户籍个个精英》一文中称,“到浦东,尤其是陆家嘴,都说普通话。”以此来标榜普通话的日渐强势,与外来精英涌入的联系,也扭结了部分老上海人心底从浦西向浦东优势倾斜的心理定势。
相比出入陆家嘴写字楼的“新上海人”,一进电梯就被托举到这个那个“中心”之巅;而在弄堂口捧个饭碗,披一袭睡衣,东家长西家短“嘎三胡”(唠嗑之意)的“老上海”,仰望登高还须付出150元门票的金茂,只能咬牙而过。向来把外乡人称作“阿乡”(乡下人)的上海话,几乎成了他们唯一能充作与生俱来优越感的护符,却难以抵消掉坚守在上海的立身之地所要承受的高昂生活成本。
一位爷爷辈从宁波移居上海的刘女士,在家中向来被称为“小娘”(宁波话谓小姑娘),迄今家有亲戚社会关系未调回上海,无法享受医保福利,每次看病都须自己垫付,再回老家报销,每个月领着当地少到可怜的退休工资,却生活在上海这个消费畸形的城市里。在她眼中“形势正朝着根本性的方向在逆转,当地人在自己的家乡快变成弱势群体了”。
“上我们节目的几乎都是上海的弱势群体,对他们来说,面子在利益面前微不足道。”尹庆一坦陈,“他们经不住大道理的开导,反倒是柏阿姨用本地俚语点拨,充满了上海的生存智慧。”
对此,李大伟也不得不承认:上海人号称“门槛精”(精于算计),“越是底层需要的门槛越多,因为门槛是种生存技巧,门槛精可以让自己生活的稍微好一点。”
终要被超越的上海话?
李大伟的父母都是山东人,上世纪60年代移居上海,自小长在刘少奇所创办的“托拉斯”大院,平日和父母辈说北方话,而同辈之间操一口上海话。一走出大院的门,则听不出他的口音来自哪里。
“一本高学历凭证,一本商品房产权证”,是他眼中上海人的身份证明,“小时候在学校,平时和上海师生相安无事,一旦谁闯了祸,就把脏水泼到外地人身上。”
这一逻辑的阴影似乎至今笼罩着他,因“说上海话就是没文化”引起的轩然大波,在他看来是“被上海人当了一次出气筒”。
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的凤凰卫视评论员曹景行也曾声援李大伟:在北方语言居主导的现代汉语写作中,南方作家处于劣势。什么样的语言才能准确表达上海?李大伟的探索需要大家“有开玩笑的胸襟”。
据长期从事上海方言研究的上海语文协会副会长、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钱乃荣考证:上一次移民潮,上海黄浦区真正的本地人只有6%,其他各区的本地人比例也都在20%以下,而最终,大量的移民语言都被上海话统一。“现在这次移民潮和上次有所不同,当时上海人大多只会说上海话,而且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可这次来的人中很多都是精英,且普通话已成为全国共识。”“外地人”因此甚至被部分激愤的上海网民看成是“鸠占鹊巢,要把本地文化赶尽杀绝的白眼狼”。
像李大伟这样的“新上海人”,本身就是上海移民二代,现今更在上海培育起了第三代。在他策划的《上海的前生今世》系列讲座中,直截了当地说“上海话不是本地话”,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上海师范大学语言学博士刘民纲教授的认同。
“上海话从古越语变成汉语的方言,语法和词汇跟普通话比较接近,而且越来越接近。有些上海话特有的词汇正在逐渐消失,被北方方言的词汇所替代。上海语音也越来越接近普通话,很多音正在逐渐消失,很多字的读音越来越接近普通话。”刘民纲说。
为什么不愿意学一点上海话
在香港生活多年的闾丘露薇,已经习惯了在英语、粤语、普通话乃至上海话之间的切换。“在凤凰卫视,出去采访说普通话多些,同事之间,主要说英语、粤语,有时遇到老乡,则会闲说两句上海话。”
当闾丘露薇从香港回到上海的时候,她下意识地用上海话开腔,有时得到的却是茫然的回应,双方不得不切回“国语频道”。
“在那一刹那,我会怀疑是不是在外面呆久了,我的上海话已不那么标准。”但实际上,她发现如今上海的年轻人说上海话已经越来越少,甚至有些小孩子都不怎么会说上海话了。
说什么语言,视谈话对象而定,这几乎已成为流动性广泛的现代社会中的一条生活准则。“在公共场合一般说普通话,在有外地人在场的公共场合一定说普通话”,也是大多上海人遵行的原则。
自上世纪50年代国家倡导“说普通话,做文明人”以来,孩子们在学校里说普通话,父母家人在家中也配合着说普通话,甚至舌头已不活络的老人也用“搭僵”(上海话,意为僵硬、糟糕)的普通话哄儿孙辈。“到头来,他们已经不习惯说上海话了。”钱乃荣说。
五星体育的上海话节目主持人、80后小乐也承认:“现在能连续说五分钟上海话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像他这样从小开始对上海滑稽戏痴迷的年轻人在学校里已属异类。
“但是,‘团团门’事件点燃了上海人语言自豪感的灰烬。”小乐这么认为。
去年年底,上海电台直播的动感101《音乐早餐》节目收到一条听众短信:“求你们不要说上海话了,我讨厌你们上海人。”主持人晓君当即回应:“请团成一个团,以圆润的方式,离开这座让你讨厌的城市,或者你讨厌的人的周围。”
主持人晓君的这番言论,被网友标签为“骂人不带脏字凸显素质低劣”,也让上海话所搜刮的屈辱感,再次沦为众所攻击的对象。“方言的使用是顺其自然的事,如果掺杂过多文化心态,反而会影响正常的人际沟通。”闾丘露薇说。
尽管自2005年始,针对社会上种种关于 “上海话要消失”、“孩子说不来上海话”的担忧,上海掀起了一股 “保卫上海话”的浪潮:上海市教委发起了“上海方言保护性调查研究课题”,上海市语委也策划了“上海方言地图”的绘制。在这方面先行的专家如钱乃荣,则积十年之功编出一本《上海话大辞典》,2008年更鼓捣出一套上海话拼音输入系统。但是在钱乃荣看来,这些措施为时已晚,更紧迫的是上海话长久以来的使用失范,“是上海人使上海话走向衰落。”
对于这一波粤语保护浪潮,钱乃荣对比上海话,认为“虽然广东的方言更为芜杂,但是他们有香港的标尺,广州话就可以向着那一套约定俗成的规范靠拢。”现在钱乃荣每周在本地报纸上专辟沪语写作版,推广上海话。
这种从官方、学者自上而下的“方言挽救”法,在李大伟看来,并不契合上海商业社会的契约精神。“上海话是带有工具理性的,工作语言和社交语言的分离是上海话发展的大势所趋,就像香港人那样,上班不得已说英语,生活中见缝插针地说粤语。”
立志坚持上海话主持风格的小乐,一边庆幸自己“上海话的语言思维保持得很好”,一边不禁质疑,身在上海的外来者为了在外企打拼乃至出国,愿意付出巨大的努力考托福、雅思,为什么不愿意学一点上海话,以融入上海的本地文化呢?
对此,另一个声音也在网络上喧嚣尘上,“在上海这个不会说上海话完全混得下去,不会说英语却万万不行的城市,不说上海话又能怎么样?”
在多元共存的诉求下,为保育古老、长期独立发展的粤语,捍卫粤语连接的独特文化和生活方式,年轻的广州人投入了理性、持续的热情,并得到了来自以香港为首的海外粤语地区的广泛支持,乃至触发了其他城市对本地文化与方言处境的话题。
与广州年轻一代蓬勃的捍卫粤语行动不同,早在2005年,上海就发出“保护上海话”的浪潮。但同样是方言,在不同城市价值观以及讨论空间之下,却有各自的故事。
2005年以来,针对社会上种种关于 “上海话要消失”、“孩子说不来上海话”的担忧,上海掀起了一股 “保卫上海话”的浪潮:上海话播新闻、上海方言地图。与广州不同,绘制上海话的保护,更多是学界、官方层面的吁请。
在《新老娘舅》的录影棚,“柏阿姨” 柏万青居中而坐,左右一对鲜红的长沙发,像两只张开的血口,一对势不两立的老夫妻对面而坐,一个操苏北口音上海话,一个说本地话,为了丈夫新招惹的女人拌嘴蛮缠,要“老娘舅”给个公道。
“老娘舅”,在上海话中有“和事佬”的意思,在这个四壁刷上了“和”与“仁”的模拟客厅里,柏阿姨穿一件花短褂,一头烫卷的短发染成深褐色,身形发福,但两瓣薄唇能说会道。这位典型“居委阿姨”形象的中老年妇女就是上海滩闻名的“老娘舅”,愣是把录影棚变成了断家务事的公堂。
这档晚间六点半黄金档播出的节目,开播两年半,一直位居上海地区收视率“前三甲”,也是除影视剧和戏曲外,运用上海话最多的电视节目。
在周立波和“大哥”关栋天爆出不合之后,“海派清口”元气大伤,兰馨剧院外的黄牛也牛不起来了。从静安寺街道出身的“人民调解员”柏万青(柏阿姨),让上海话重归市井,支撑着大众媒介上的上海方言形象。
但是,今年7月,原计划在卫视频道播出的柏万青新辟栏目《一呼柏应》仅试播一集,就因“观众反响不佳”,而被打回了本地频道。国语勉强“开张”的柏阿姨也得以重操上海话。
语言排外是市井的反抗?
《新老娘舅》的制片人尹庆一,十年来一直操持着上海电视台的谈话类节目,从和晶主持的《有话大家说》到“老克勒”(上海话:洋派的老男人)林栋甫担纲的《三人麻辣烫》,摇摆于普通话和方言之间,在他看来方言节目所受的局限更大。
“现在的柏阿姨,我们不说她是主持人,而是嘉宾。”因为按照《中国国家通用语言法》的规定,使用方言主播的节目都须经过省/市级广电局审批。尽管2008年,曾有上海市政协委员提出上海话播新闻的设想,最后也不了了之。
柏阿姨一腔入肉的本地话,调解嘉宾因子女赡养老人、兄弟财产分割、夫妻婚姻问题产生的矛盾。从夫妻间的私房话,到弄堂口的家长里短,都被捅上了电视。
“上节目的市民嘉宾使用方言,并非从节目的真实感考虑,而是为了让调解双方交流更顺畅。毕竟老百姓离开了上海话,连有些意思都表达不清了。”尹庆一说。
在节目的录制现场,记者目击了女嘉宾垂胸顿足,大骂出轨的丈夫。压低遮阳帽、蛤蟆镜遮脸的男人瘫陷在沙发里,承受着柏阿姨“你闯穷祸了,从今起活该在家做灰孙子”的当头棒喝。
长期以来《新老娘舅》维持在百分之七到八的收视率,据尹庆一分析,主要贡献来自那些月收入在一千元以下,生活水平处于社会底层的市民。
自诩“以底层社会的思维和趣味”书写上海的《新民晚报》专栏作家李大伟,更是曾下过“说上海话就是没文化”的论断,被汹汹的口水淹没。
他在《新英雄闯上海滩 不限户籍个个精英》一文中称,“到浦东,尤其是陆家嘴,都说普通话。”以此来标榜普通话的日渐强势,与外来精英涌入的联系,也扭结了部分老上海人心底从浦西向浦东优势倾斜的心理定势。
相比出入陆家嘴写字楼的“新上海人”,一进电梯就被托举到这个那个“中心”之巅;而在弄堂口捧个饭碗,披一袭睡衣,东家长西家短“嘎三胡”(唠嗑之意)的“老上海”,仰望登高还须付出150元门票的金茂,只能咬牙而过。向来把外乡人称作“阿乡”(乡下人)的上海话,几乎成了他们唯一能充作与生俱来优越感的护符,却难以抵消掉坚守在上海的立身之地所要承受的高昂生活成本。
一位爷爷辈从宁波移居上海的刘女士,在家中向来被称为“小娘”(宁波话谓小姑娘),迄今家有亲戚社会关系未调回上海,无法享受医保福利,每次看病都须自己垫付,再回老家报销,每个月领着当地少到可怜的退休工资,却生活在上海这个消费畸形的城市里。在她眼中“形势正朝着根本性的方向在逆转,当地人在自己的家乡快变成弱势群体了”。
“上我们节目的几乎都是上海的弱势群体,对他们来说,面子在利益面前微不足道。”尹庆一坦陈,“他们经不住大道理的开导,反倒是柏阿姨用本地俚语点拨,充满了上海的生存智慧。”
对此,李大伟也不得不承认:上海人号称“门槛精”(精于算计),“越是底层需要的门槛越多,因为门槛是种生存技巧,门槛精可以让自己生活的稍微好一点。”
终要被超越的上海话?
李大伟的父母都是山东人,上世纪60年代移居上海,自小长在刘少奇所创办的“托拉斯”大院,平日和父母辈说北方话,而同辈之间操一口上海话。一走出大院的门,则听不出他的口音来自哪里。
“一本高学历凭证,一本商品房产权证”,是他眼中上海人的身份证明,“小时候在学校,平时和上海师生相安无事,一旦谁闯了祸,就把脏水泼到外地人身上。”
这一逻辑的阴影似乎至今笼罩着他,因“说上海话就是没文化”引起的轩然大波,在他看来是“被上海人当了一次出气筒”。
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的凤凰卫视评论员曹景行也曾声援李大伟:在北方语言居主导的现代汉语写作中,南方作家处于劣势。什么样的语言才能准确表达上海?李大伟的探索需要大家“有开玩笑的胸襟”。
据长期从事上海方言研究的上海语文协会副会长、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钱乃荣考证:上一次移民潮,上海黄浦区真正的本地人只有6%,其他各区的本地人比例也都在20%以下,而最终,大量的移民语言都被上海话统一。“现在这次移民潮和上次有所不同,当时上海人大多只会说上海话,而且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可这次来的人中很多都是精英,且普通话已成为全国共识。”“外地人”因此甚至被部分激愤的上海网民看成是“鸠占鹊巢,要把本地文化赶尽杀绝的白眼狼”。
像李大伟这样的“新上海人”,本身就是上海移民二代,现今更在上海培育起了第三代。在他策划的《上海的前生今世》系列讲座中,直截了当地说“上海话不是本地话”,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上海师范大学语言学博士刘民纲教授的认同。
“上海话从古越语变成汉语的方言,语法和词汇跟普通话比较接近,而且越来越接近。有些上海话特有的词汇正在逐渐消失,被北方方言的词汇所替代。上海语音也越来越接近普通话,很多音正在逐渐消失,很多字的读音越来越接近普通话。”刘民纲说。
为什么不愿意学一点上海话
在香港生活多年的闾丘露薇,已经习惯了在英语、粤语、普通话乃至上海话之间的切换。“在凤凰卫视,出去采访说普通话多些,同事之间,主要说英语、粤语,有时遇到老乡,则会闲说两句上海话。”
当闾丘露薇从香港回到上海的时候,她下意识地用上海话开腔,有时得到的却是茫然的回应,双方不得不切回“国语频道”。
“在那一刹那,我会怀疑是不是在外面呆久了,我的上海话已不那么标准。”但实际上,她发现如今上海的年轻人说上海话已经越来越少,甚至有些小孩子都不怎么会说上海话了。
说什么语言,视谈话对象而定,这几乎已成为流动性广泛的现代社会中的一条生活准则。“在公共场合一般说普通话,在有外地人在场的公共场合一定说普通话”,也是大多上海人遵行的原则。
自上世纪50年代国家倡导“说普通话,做文明人”以来,孩子们在学校里说普通话,父母家人在家中也配合着说普通话,甚至舌头已不活络的老人也用“搭僵”(上海话,意为僵硬、糟糕)的普通话哄儿孙辈。“到头来,他们已经不习惯说上海话了。”钱乃荣说。
五星体育的上海话节目主持人、80后小乐也承认:“现在能连续说五分钟上海话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像他这样从小开始对上海滑稽戏痴迷的年轻人在学校里已属异类。
“但是,‘团团门’事件点燃了上海人语言自豪感的灰烬。”小乐这么认为。
去年年底,上海电台直播的动感101《音乐早餐》节目收到一条听众短信:“求你们不要说上海话了,我讨厌你们上海人。”主持人晓君当即回应:“请团成一个团,以圆润的方式,离开这座让你讨厌的城市,或者你讨厌的人的周围。”
主持人晓君的这番言论,被网友标签为“骂人不带脏字凸显素质低劣”,也让上海话所搜刮的屈辱感,再次沦为众所攻击的对象。“方言的使用是顺其自然的事,如果掺杂过多文化心态,反而会影响正常的人际沟通。”闾丘露薇说。
尽管自2005年始,针对社会上种种关于 “上海话要消失”、“孩子说不来上海话”的担忧,上海掀起了一股 “保卫上海话”的浪潮:上海市教委发起了“上海方言保护性调查研究课题”,上海市语委也策划了“上海方言地图”的绘制。在这方面先行的专家如钱乃荣,则积十年之功编出一本《上海话大辞典》,2008年更鼓捣出一套上海话拼音输入系统。但是在钱乃荣看来,这些措施为时已晚,更紧迫的是上海话长久以来的使用失范,“是上海人使上海话走向衰落。”
对于这一波粤语保护浪潮,钱乃荣对比上海话,认为“虽然广东的方言更为芜杂,但是他们有香港的标尺,广州话就可以向着那一套约定俗成的规范靠拢。”现在钱乃荣每周在本地报纸上专辟沪语写作版,推广上海话。
这种从官方、学者自上而下的“方言挽救”法,在李大伟看来,并不契合上海商业社会的契约精神。“上海话是带有工具理性的,工作语言和社交语言的分离是上海话发展的大势所趋,就像香港人那样,上班不得已说英语,生活中见缝插针地说粤语。”
立志坚持上海话主持风格的小乐,一边庆幸自己“上海话的语言思维保持得很好”,一边不禁质疑,身在上海的外来者为了在外企打拼乃至出国,愿意付出巨大的努力考托福、雅思,为什么不愿意学一点上海话,以融入上海的本地文化呢?
对此,另一个声音也在网络上喧嚣尘上,“在上海这个不会说上海话完全混得下去,不会说英语却万万不行的城市,不说上海话又能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