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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中对话”体验馆,一个70分钟的旅程,参与者将进入一个完全黑暗的世界,逛公园,买东西,甚至坐渡轮……尝试体验失明者的生活和感受。这个模拟的黑暗世界,给健视者和视障者都提供了一个机会,一个重新认识世界的机会。
玄关,八个人一个小组。交出手机、电子表、眼镜等等有可能会发光或者容易丢失的物品。每人一支盲杖,接下来的70分钟,它就是你的依靠了。撩起遮光布幕的一角,里面传出一个清亮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阿Mat,是大家今天的导赏员。大家进来之后,跟着我的声音向前走。”—随着这把声音,我们没入了黑暗。
这不是黑夜,黑夜的天空还有微蓝的月光,以及那一点明亮的北极星;这也不是你家关了灯的睡房,门缝透进来的光线足以让你看清楚自己的脚趾头。这里是香港一个商场中的“黑暗中对话”体验馆,一个70分钟的旅程。参与者将进入一个完全黑暗的世界,逛公园,买东西,甚至坐渡轮……尝试体验失明者的生活和感受。
“黑暗中对话”是源自德国的一个社会企业。1988年,德国人Andreas Heincke在德国汉堡开设了第一个“黑暗中对话”体验馆。Andreas Heincke在和一名失明的同事共事的时候,发现那名同事其实除了看不见,其工作能力跟普通人无异。在对失明同事深感佩服的同时,Andreas Heincke转到法兰克福盲人协会工作。在与视障人士有了更深入接触之后,他逐渐明白人们对视障人士的歧视,其实来自于缺乏沟通和了解—想象中的痛苦和无助,产生出想当然的同情或是歧视。但到底失去视力是一种怎样的状况,拥有光明的人永远也不会懂。就好像我告诉你黄莲有多苦,没有亲自尝过,你永远也不会明白。于是,“黑暗中对话”就诞生了。
香港体验馆的旅程迂回曲折,据说是香港迪士尼的设计师的手笔。项目的设置,则是根据德国总部的设计要求稍作微调,比如说,模拟天星小轮就是香港的特色。
健视者学习感受黑暗中的“光线”
摸索,是第一次堕入黑暗世界最自然的反应,然后就是努力地睁着眼睛,但眼睛睁再大,眼前仍是一片茫然的黑暗,没有一丝光亮。
“大家摸着右边墙,然后转弯,听我的声音,往我这边来。”尽管阿Mat的声音继续引领着,我们还是习惯依赖那堵墙。转弯之后,那堵唯一可以摸索的墙消失了。于是,我竭力侧仰着头,尽量把耳朵靠近那个唯一可以依靠的声音,笨拙地按照之前的提示,左右扫着盲杖—贴着地面,宽度以肩宽为准。随便乱摸可不好,因为第一次身处完全漆黑的深渊,大家踌躇不前,一不小心就碰着其他团友了,所以,还是用你的盲杖和听觉吧。
叫卖声、车声、人流声,各种各样的声音混杂在一起—我们到了“街市”。阿Mat引领大家来到水果摊前。大家争先恐后地去尝试嗅嗅正在贩卖的是什么水果—我被挤在后头,完全搞不清楚水果摊的方向。”
“是不是有朋友没有找到?”
我吱了一声,阿Mat不消一下就过来了,引领着我到水果摊前面,准确地将我的手放到果篮子里面—整个旅程中,阿Mat都很细心地照顾每个人。而且,灵活地在我们之间穿梭,仿佛有什么特异功能,可以看到场地里的一切。事实上,这里每一个导赏员都有这种“特异功能”—视障。
“黑暗中对话”的导赏人员都是视障人士。因为看不到,他们将他们的听觉、嗅觉、触觉的功能都充分发挥出来,用耳朵、鼻子、身体去“看”。而我们这些平日依赖惯眼睛的健视者,一下看不见了,就好像失去了全部依靠。
“大家继续往前,听阿Mat的声音。”我继续摇摆着盲杖前进,不消几分钟就开始改变原来的习惯—曾经依赖眼睛的我,开始依靠盲杖和声音,并没有害怕跌倒或者撞到什么东西的恐惧—盲杖已经为我扫清了障碍,阿Mat的声音为我指引了方向。当人所依赖的某种能力失去之后,是可以找到其他替代的,比方说,走路可以“不带眼”。盲杖加耳朵,就是人们失去视力之后,步行时的辅助工具。其实无论用眼睛看还是用耳朵听,还是使用轮椅,只要我们能前进,目的就达到了,只是健视者与视障者前进的方式不一样。
“阿Mat,你在家里怎么知道哪件衣服是你的呢?”有游客好奇地问。“你们说呢?”半晌,大家想不出来。还是得阿Mat解谜:“我们家里,会在我裤子不起眼的地方钉一个钮扣,那我叠衣服的时候,就知道有钮扣的裤子是我的,我就会自己把它们放到我的衣柜里面去。”习惯了光明的我们,在面对如此简单的问题,居然谁都想不到解决方案。
突然,脚下有了不一样的触感—我们到“公园”了。柔软,不同程度的柔软。是草地?是枯叶?还是泥土?还是别的什么?空气中混杂着湿润的微腥。当我们看得见的时候,这些触感,这些嗅觉,从来都没有那么强烈。其实我们也会闭着眼睛听音乐,或者闭着眼睛躺在草地上晒太阳。只是我们不会轻易用其他方式来感受这个世界,我们依赖视力,反而会忽略了其他的触感和细节。比如说,辨别声音的能力,或是聆听的能力。
阿Mat跟每一个团友打招呼,一方面让大家放松,同时也在暗暗地点算人数,以防有人在黑暗中迷路。他和我们一样看不见,却很快熟记了我们的声音。
在导赏员阿Mat的引领下,我们过桥,坐船,在闹市中穿梭,最后被带到一个类似电影厅的地方。原意是让大家放松一下神经,没想到有调皮的游客,居然发出几声凄厉怪异的哭声,引起一阵骚动。团中的女生非常紧张,大家七嘴八舌地说话,互相安慰。阿Mat好不容易安抚好大家,让大家安静下来欣赏音乐。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除了音乐声,再无其他,但我却久久不能安稳,紧紧地握着我的盲杖。
一位失明的朋友跟我说过,他特别害怕在没有人声的地方,尤其害怕寂静,那样他就不知道身边有些什么,正在或将会发生什么事,甚至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因此,他喜欢说话,不停地跟人说话。他要听,他要知道你在想什么,将会发生什么;他要说,他要让你知道他此刻正想什么。之前虽然能想象,却无法体会。如今我总算明白了。
视障者黑暗中的天使
在这个黑暗世界里的导游,全都是视障人士,只有他们能不依靠任何电子设备在黑暗中行动自如。其中一位导赏员Julian甚至告诉我,他能凭着我们的声音、语言多寡判断我们是紧张、害怕、兴奋还是在思考,乃至大致推断大家的性格,从而给予大家相应的照顾。所谓“察颜观色”,但拥有视力的人,又有多少人能做到用心聆听呢?
Grace本来是健视者,在一家公司当文员。人到中年才患上眼疾,视力逐步失去,每况愈下。Grace说,若不是她已经在那家公司工作了十几年,非常熟悉业务,和公司的同事以及老板都有了深厚感情,很难说公司不会解雇她。平时她在公司,使用一些辅助工具,可以使用电脑、打字、接电话等等,但是,后天失去视力,还是让她有很深的自卑。“我还没有完全适应失去视力这个事实,生活上、心理上都没有调整过来,但正在努力尝试。”Grace很坦白,“我感觉在公司好像越来越……不方便。虽然来这里做导赏员只是我的兼职,但我很喜欢在这里工作。在这里,我好像重新和大家平等了,自尊都回来了。”
“我有个朋友,是法律硕士毕业,但找了很久,才找到一份很普通的文职工作,”李婉茜是香港浸会大学的学生,虽然她得到了和健视者一样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但她对将来还是很担心,“视障人士,找工作真的很难,大家不信任我,这就是现实。”李婉茜先天弱视,戴着厚厚的眼镜,能勉强看到一点光和影子。今年才二十出头,大家叫她茜茜。虽然从小就看不清这个世界,但却乐观积极。李婉茜和其他的年轻人一样,上学,交朋友,玩Facebook,逛街。不过,比起其他女孩子爱逛的服装店,她更喜欢和她的男朋友一起去逛玩具店。
“我男朋友是全失明的,”茜茜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就像其他女孩子形容“我男朋友是单眼皮的”一样,“我们喜欢逛玩具反斗城。因为不是每个商店都可以随便让你摸的。玩具城就不同,我们可以随便玩个够,我们喜欢摸各种玩具,一起去发现新奇的东西。”家人会反对他们的结合吗?“我妈说这样更好,这样他就看不到我衣着随便了,呵呵。”
谈着谈着,不觉间已经和茜茜走到楼梯处,很自然地,我扶紧她,叮嘱她小心。茜茜一如既往地笑:“我知道啦。其实走熟了的路我们都记得的。这条来上班的路我走过好几次了,而且我还有盲杖。不过,和朋友上街的时候,我们还是会互相照顾,视力强一点的就带一下视力弱的。”其实所有的一切还是习惯,如果没有视力,那只不过是换一种生活习惯去生活而已。
遇到茜茜的时候,她是以客人身份跟随进入展览馆的—这也是她最后的一次训练,之后,她就可以成为一名导赏员了。茜茜很兴奋,也很期待,但是,这也只不过是一份兼职,茜茜所期待的,是和她健视的同学们有一样平等的就业机会。
这个模拟的黑暗世界,给我(健视者)和茜茜(视障者)都提供了一个机会,一个重新认识世界的机会。
玄关,八个人一个小组。交出手机、电子表、眼镜等等有可能会发光或者容易丢失的物品。每人一支盲杖,接下来的70分钟,它就是你的依靠了。撩起遮光布幕的一角,里面传出一个清亮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阿Mat,是大家今天的导赏员。大家进来之后,跟着我的声音向前走。”—随着这把声音,我们没入了黑暗。
这不是黑夜,黑夜的天空还有微蓝的月光,以及那一点明亮的北极星;这也不是你家关了灯的睡房,门缝透进来的光线足以让你看清楚自己的脚趾头。这里是香港一个商场中的“黑暗中对话”体验馆,一个70分钟的旅程。参与者将进入一个完全黑暗的世界,逛公园,买东西,甚至坐渡轮……尝试体验失明者的生活和感受。
“黑暗中对话”是源自德国的一个社会企业。1988年,德国人Andreas Heincke在德国汉堡开设了第一个“黑暗中对话”体验馆。Andreas Heincke在和一名失明的同事共事的时候,发现那名同事其实除了看不见,其工作能力跟普通人无异。在对失明同事深感佩服的同时,Andreas Heincke转到法兰克福盲人协会工作。在与视障人士有了更深入接触之后,他逐渐明白人们对视障人士的歧视,其实来自于缺乏沟通和了解—想象中的痛苦和无助,产生出想当然的同情或是歧视。但到底失去视力是一种怎样的状况,拥有光明的人永远也不会懂。就好像我告诉你黄莲有多苦,没有亲自尝过,你永远也不会明白。于是,“黑暗中对话”就诞生了。
香港体验馆的旅程迂回曲折,据说是香港迪士尼的设计师的手笔。项目的设置,则是根据德国总部的设计要求稍作微调,比如说,模拟天星小轮就是香港的特色。
健视者学习感受黑暗中的“光线”
摸索,是第一次堕入黑暗世界最自然的反应,然后就是努力地睁着眼睛,但眼睛睁再大,眼前仍是一片茫然的黑暗,没有一丝光亮。
“大家摸着右边墙,然后转弯,听我的声音,往我这边来。”尽管阿Mat的声音继续引领着,我们还是习惯依赖那堵墙。转弯之后,那堵唯一可以摸索的墙消失了。于是,我竭力侧仰着头,尽量把耳朵靠近那个唯一可以依靠的声音,笨拙地按照之前的提示,左右扫着盲杖—贴着地面,宽度以肩宽为准。随便乱摸可不好,因为第一次身处完全漆黑的深渊,大家踌躇不前,一不小心就碰着其他团友了,所以,还是用你的盲杖和听觉吧。
叫卖声、车声、人流声,各种各样的声音混杂在一起—我们到了“街市”。阿Mat引领大家来到水果摊前。大家争先恐后地去尝试嗅嗅正在贩卖的是什么水果—我被挤在后头,完全搞不清楚水果摊的方向。”
“是不是有朋友没有找到?”
我吱了一声,阿Mat不消一下就过来了,引领着我到水果摊前面,准确地将我的手放到果篮子里面—整个旅程中,阿Mat都很细心地照顾每个人。而且,灵活地在我们之间穿梭,仿佛有什么特异功能,可以看到场地里的一切。事实上,这里每一个导赏员都有这种“特异功能”—视障。
“黑暗中对话”的导赏人员都是视障人士。因为看不到,他们将他们的听觉、嗅觉、触觉的功能都充分发挥出来,用耳朵、鼻子、身体去“看”。而我们这些平日依赖惯眼睛的健视者,一下看不见了,就好像失去了全部依靠。
“大家继续往前,听阿Mat的声音。”我继续摇摆着盲杖前进,不消几分钟就开始改变原来的习惯—曾经依赖眼睛的我,开始依靠盲杖和声音,并没有害怕跌倒或者撞到什么东西的恐惧—盲杖已经为我扫清了障碍,阿Mat的声音为我指引了方向。当人所依赖的某种能力失去之后,是可以找到其他替代的,比方说,走路可以“不带眼”。盲杖加耳朵,就是人们失去视力之后,步行时的辅助工具。其实无论用眼睛看还是用耳朵听,还是使用轮椅,只要我们能前进,目的就达到了,只是健视者与视障者前进的方式不一样。
“阿Mat,你在家里怎么知道哪件衣服是你的呢?”有游客好奇地问。“你们说呢?”半晌,大家想不出来。还是得阿Mat解谜:“我们家里,会在我裤子不起眼的地方钉一个钮扣,那我叠衣服的时候,就知道有钮扣的裤子是我的,我就会自己把它们放到我的衣柜里面去。”习惯了光明的我们,在面对如此简单的问题,居然谁都想不到解决方案。
突然,脚下有了不一样的触感—我们到“公园”了。柔软,不同程度的柔软。是草地?是枯叶?还是泥土?还是别的什么?空气中混杂着湿润的微腥。当我们看得见的时候,这些触感,这些嗅觉,从来都没有那么强烈。其实我们也会闭着眼睛听音乐,或者闭着眼睛躺在草地上晒太阳。只是我们不会轻易用其他方式来感受这个世界,我们依赖视力,反而会忽略了其他的触感和细节。比如说,辨别声音的能力,或是聆听的能力。
阿Mat跟每一个团友打招呼,一方面让大家放松,同时也在暗暗地点算人数,以防有人在黑暗中迷路。他和我们一样看不见,却很快熟记了我们的声音。
在导赏员阿Mat的引领下,我们过桥,坐船,在闹市中穿梭,最后被带到一个类似电影厅的地方。原意是让大家放松一下神经,没想到有调皮的游客,居然发出几声凄厉怪异的哭声,引起一阵骚动。团中的女生非常紧张,大家七嘴八舌地说话,互相安慰。阿Mat好不容易安抚好大家,让大家安静下来欣赏音乐。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除了音乐声,再无其他,但我却久久不能安稳,紧紧地握着我的盲杖。
一位失明的朋友跟我说过,他特别害怕在没有人声的地方,尤其害怕寂静,那样他就不知道身边有些什么,正在或将会发生什么事,甚至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因此,他喜欢说话,不停地跟人说话。他要听,他要知道你在想什么,将会发生什么;他要说,他要让你知道他此刻正想什么。之前虽然能想象,却无法体会。如今我总算明白了。
视障者黑暗中的天使
在这个黑暗世界里的导游,全都是视障人士,只有他们能不依靠任何电子设备在黑暗中行动自如。其中一位导赏员Julian甚至告诉我,他能凭着我们的声音、语言多寡判断我们是紧张、害怕、兴奋还是在思考,乃至大致推断大家的性格,从而给予大家相应的照顾。所谓“察颜观色”,但拥有视力的人,又有多少人能做到用心聆听呢?
Grace本来是健视者,在一家公司当文员。人到中年才患上眼疾,视力逐步失去,每况愈下。Grace说,若不是她已经在那家公司工作了十几年,非常熟悉业务,和公司的同事以及老板都有了深厚感情,很难说公司不会解雇她。平时她在公司,使用一些辅助工具,可以使用电脑、打字、接电话等等,但是,后天失去视力,还是让她有很深的自卑。“我还没有完全适应失去视力这个事实,生活上、心理上都没有调整过来,但正在努力尝试。”Grace很坦白,“我感觉在公司好像越来越……不方便。虽然来这里做导赏员只是我的兼职,但我很喜欢在这里工作。在这里,我好像重新和大家平等了,自尊都回来了。”
“我有个朋友,是法律硕士毕业,但找了很久,才找到一份很普通的文职工作,”李婉茜是香港浸会大学的学生,虽然她得到了和健视者一样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但她对将来还是很担心,“视障人士,找工作真的很难,大家不信任我,这就是现实。”李婉茜先天弱视,戴着厚厚的眼镜,能勉强看到一点光和影子。今年才二十出头,大家叫她茜茜。虽然从小就看不清这个世界,但却乐观积极。李婉茜和其他的年轻人一样,上学,交朋友,玩Facebook,逛街。不过,比起其他女孩子爱逛的服装店,她更喜欢和她的男朋友一起去逛玩具店。
“我男朋友是全失明的,”茜茜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就像其他女孩子形容“我男朋友是单眼皮的”一样,“我们喜欢逛玩具反斗城。因为不是每个商店都可以随便让你摸的。玩具城就不同,我们可以随便玩个够,我们喜欢摸各种玩具,一起去发现新奇的东西。”家人会反对他们的结合吗?“我妈说这样更好,这样他就看不到我衣着随便了,呵呵。”
谈着谈着,不觉间已经和茜茜走到楼梯处,很自然地,我扶紧她,叮嘱她小心。茜茜一如既往地笑:“我知道啦。其实走熟了的路我们都记得的。这条来上班的路我走过好几次了,而且我还有盲杖。不过,和朋友上街的时候,我们还是会互相照顾,视力强一点的就带一下视力弱的。”其实所有的一切还是习惯,如果没有视力,那只不过是换一种生活习惯去生活而已。
遇到茜茜的时候,她是以客人身份跟随进入展览馆的—这也是她最后的一次训练,之后,她就可以成为一名导赏员了。茜茜很兴奋,也很期待,但是,这也只不过是一份兼职,茜茜所期待的,是和她健视的同学们有一样平等的就业机会。
这个模拟的黑暗世界,给我(健视者)和茜茜(视障者)都提供了一个机会,一个重新认识世界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