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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诗人李瑛发表了第一首诗《播谷鸟的故事》，由此开始了自己漫长的创作生涯。如今，这位已经步入鲐背之年的诗人已经出版了60多种诗集，可依然笔耕不辍。在接受采访时，这位老诗人说：“我的时间都用来读书和思考，思考了一辈子诗，时刻警惕思维的惰性。”
诗歌带来的苦难和安慰
回顾写作生涯的起点，李瑛的思绪回到了中学时代。那时，正值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人们生活在屈辱和悲愤之中。在唐山读中学的李瑛，心中有很多的疑惑和迷惘，于是就从图书馆借书来读，想从中找到对未来的答案。由此，他深入地阅读了一些文学作品，尝试写诗。可没想到，校方认为他思想太激进，把他开除了。他跑到天津，在那里准备考大学。幸运的是，李瑛第二年就顺利地考入北京大学。那时候的北大名师云集。李瑛说，那些德高望重的先生的教导，以及系统的文学阅读，让他的生命和诗歌写作一起得到了成长。
1949年初，他大学毕业，跟随部队南下做军事报道，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其间，他写出了诗集《野战诗集》。没多久，抗美援朝开始，他被派去朝鲜战场采访。在冰天雪地和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李瑛写出了诗集《战场上的节日》。回到祖国，他过上了渴望已久的稳定生活，却很快遭遇了政治上的阵阵风雨。因为诗歌的缘故，他三次被审查、下放。李瑛说：“在那个特殊年代，诗歌带给我的苦难远远超过带给我的欢乐。”但他并未因此而消沉，在被下放的日子里，积极去了解战士们的生活和思想。《静静的哨所》、《红花满山》等几部诗集都与这些经历相关。
漫长的军旅生活，让李瑛能在细腻清新的诗风中融入金戈之声。他善于以鲜丽的形象寄托雄阔的情思﹐以柔婉的抒情凸显刚健的思想力量。因此，李瑛被 认为是当代军旅诗歌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对此，李瑛说：“因为我写过大量军旅题材的诗歌，而且长期在部队工作，所以称我为‘军旅诗人’，那是很自然的。这 是个光荣的称谓。但进入新时期，我的写作视野拓宽了，很多的作品都与部队生活没有太大关系。若从我全部诗作的总量看，部队内容的诗只是占了大概三分之 一。”的确，除了军旅诗歌，他在新时期之后还写了大量的西部题材、国际题材作品，后期则转入对生命的沉思。
从大地滋生的写作灵感
李瑛很少在诗歌中表达个人的小痛苦、小感伤，而是试图融入广阔的社会内容。他于1977年发表的《一月的哀思》，表达了人民在周总理逝世后的悲痛心情。李瑛说：“在这首诗中，我把诗的抒情性质和政论的逻辑力量紧密地结合起来。把形象的描绘和激情的抒发，纳入深远广阔的政治背景之中，试图用诗歌的 艺术力量来呈现时代风貌。”
为了获得对时代和社会的深切认知，李瑛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祖国的大地。李瑛说，他早年曾经系统地读过唐代的边塞诗，对边疆地区充满向往。1950年代，他第一次去新疆，看到了那片浩瀚无际的土地，内心有一种震惊之感。他那时除了感到边疆的辽阔苍凉之外，就是深觉人民生活的艰辛、大自然的雄奇严酷，并感受到了一种悲壮的原生之美。他想对那里的自然、历史、哲学、宗教和生命作更深入的思考，并尽可能写点什么。但“文革”浩劫，一过就是10年，他没有这样的机会，直到新时期，这一切才变得有可能。在此后的十多年里，他陆续深入到西部地区的多个省份，作了大量采访笔记，先后写出了《戈壁海》《雅鲁藏布江上的霞光》、《祁连山寻梦》、《青海的地平线》、《贺兰山谷的回声》等大型组诗。其中，《我骄傲，我是一棵树》、《逆风飞行的鸟》等作品为广大读者所喜欢。
“我总觉得文艺界讨论的一些问题，好像是不该存在的问题。比如‘文艺要不要反映生活？’当然要反映生活，文学不反映生活，那还写什么呢？当前的诗歌，有些就是脱离了生活，脱离了群众。”李瑛说，“我始终执著于直接参与社会生活。置身于现实火热的生活和广袤的世界中，我总是心怀谦恭和敬畏，因为我知道我的作品都是来自于它们，是它们的馈赠。把对社会生活的观察、理解、生命的直觉，融进心灵之中，经过艺术的酿制，诗便会从血管里流出来，有温度、有气息、有个性、有痛感。”
因为走得多了，有了丰富的积累和感悟，写的诗也就多了。李瑛谈到，对于一个严肃、认真的诗人来说，写得多或者写得少，和其作品的质量没有必然联系。写得少，不一定就写得好；写得多，也不见得都是坏的。如果写得多，质量又好，那是最好的了。就他个人来说，因为看到了太多值得抒写的人和事，所以内心经常会产生强烈的创作冲动，但在艺术处理上会严格要求自己。
从诗歌中寻找精神力量
“诗歌可以作用于人的思想感情和精神世界，它的力量甚至是无限的。”李瑛举例说，“二战”中的莫斯科保卫战，法西斯军队包围了莫斯科，城里缺乏粮食、药品、弹药，但莫斯科人在那里坚守，拉死尸的汽车呼啸着穿过大街。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莫斯科人说，即便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还有诗歌，还有普希金。
李瑛谈到，诗人应该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通过诗歌写作来陶冶人的情操，引人向上。因此，诗人必须从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生活中，去感受和表现那些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对真的肯定、对善的弘扬、对美的追求。特别是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诗人要自觉坚持高贵的诗歌理想、诗歌精神，恪守诗歌的神圣品格，使自己的诗歌写作有益于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
“诗人必须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人，是一个沉湎于心灵探索、甘心在孤独中安身立命的人。”李瑛说，当下的诗人不要浮躁，应该沉下心来写作，写出更多优秀的作品。他同时认为，诗歌创作本来就应该多样化。在老中青诗人之间，在诗人彼此之间，存在一些不同的认识和观点是非常正常的，应该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去加强沟通，使不同认识、见解，不同风格的诗作都得到尊重。
谈到自己现在的生活和写作，李瑛说：“年纪大了，就是读读书，然后写点东西。在写作中，尽量跳出‘自我’，通过想象去打破自己直接经验的局限，着眼于追求超功利的境界，追求深刻的哲思、自由的人格和积极的生活态度，达到情与景相汇、意与境相融的审美效果。”创作了70多年诗歌，他依然在不止地探索，这让人想起诗人在诗作《我的诗》中的句子：“对诗，我苦苦地追求/已整整一生/从心灵深处、生活深处、词语深处。”可以说，写诗是他生命的呼吸，他是诗歌忠诚的信徒。
诗歌带来的苦难和安慰
回顾写作生涯的起点，李瑛的思绪回到了中学时代。那时，正值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人们生活在屈辱和悲愤之中。在唐山读中学的李瑛，心中有很多的疑惑和迷惘，于是就从图书馆借书来读，想从中找到对未来的答案。由此，他深入地阅读了一些文学作品，尝试写诗。可没想到，校方认为他思想太激进，把他开除了。他跑到天津，在那里准备考大学。幸运的是，李瑛第二年就顺利地考入北京大学。那时候的北大名师云集。李瑛说，那些德高望重的先生的教导，以及系统的文学阅读，让他的生命和诗歌写作一起得到了成长。
1949年初，他大学毕业，跟随部队南下做军事报道，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其间，他写出了诗集《野战诗集》。没多久，抗美援朝开始，他被派去朝鲜战场采访。在冰天雪地和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李瑛写出了诗集《战场上的节日》。回到祖国，他过上了渴望已久的稳定生活，却很快遭遇了政治上的阵阵风雨。因为诗歌的缘故，他三次被审查、下放。李瑛说：“在那个特殊年代，诗歌带给我的苦难远远超过带给我的欢乐。”但他并未因此而消沉，在被下放的日子里，积极去了解战士们的生活和思想。《静静的哨所》、《红花满山》等几部诗集都与这些经历相关。
漫长的军旅生活，让李瑛能在细腻清新的诗风中融入金戈之声。他善于以鲜丽的形象寄托雄阔的情思﹐以柔婉的抒情凸显刚健的思想力量。因此，李瑛被 认为是当代军旅诗歌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对此，李瑛说：“因为我写过大量军旅题材的诗歌，而且长期在部队工作，所以称我为‘军旅诗人’，那是很自然的。这 是个光荣的称谓。但进入新时期，我的写作视野拓宽了，很多的作品都与部队生活没有太大关系。若从我全部诗作的总量看，部队内容的诗只是占了大概三分之 一。”的确，除了军旅诗歌，他在新时期之后还写了大量的西部题材、国际题材作品，后期则转入对生命的沉思。
从大地滋生的写作灵感
李瑛很少在诗歌中表达个人的小痛苦、小感伤，而是试图融入广阔的社会内容。他于1977年发表的《一月的哀思》，表达了人民在周总理逝世后的悲痛心情。李瑛说：“在这首诗中，我把诗的抒情性质和政论的逻辑力量紧密地结合起来。把形象的描绘和激情的抒发，纳入深远广阔的政治背景之中，试图用诗歌的 艺术力量来呈现时代风貌。”
为了获得对时代和社会的深切认知，李瑛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祖国的大地。李瑛说，他早年曾经系统地读过唐代的边塞诗，对边疆地区充满向往。1950年代，他第一次去新疆，看到了那片浩瀚无际的土地，内心有一种震惊之感。他那时除了感到边疆的辽阔苍凉之外，就是深觉人民生活的艰辛、大自然的雄奇严酷，并感受到了一种悲壮的原生之美。他想对那里的自然、历史、哲学、宗教和生命作更深入的思考，并尽可能写点什么。但“文革”浩劫，一过就是10年，他没有这样的机会，直到新时期，这一切才变得有可能。在此后的十多年里，他陆续深入到西部地区的多个省份，作了大量采访笔记，先后写出了《戈壁海》《雅鲁藏布江上的霞光》、《祁连山寻梦》、《青海的地平线》、《贺兰山谷的回声》等大型组诗。其中，《我骄傲，我是一棵树》、《逆风飞行的鸟》等作品为广大读者所喜欢。
“我总觉得文艺界讨论的一些问题，好像是不该存在的问题。比如‘文艺要不要反映生活？’当然要反映生活，文学不反映生活，那还写什么呢？当前的诗歌，有些就是脱离了生活，脱离了群众。”李瑛说，“我始终执著于直接参与社会生活。置身于现实火热的生活和广袤的世界中，我总是心怀谦恭和敬畏，因为我知道我的作品都是来自于它们，是它们的馈赠。把对社会生活的观察、理解、生命的直觉，融进心灵之中，经过艺术的酿制，诗便会从血管里流出来，有温度、有气息、有个性、有痛感。”
因为走得多了，有了丰富的积累和感悟，写的诗也就多了。李瑛谈到，对于一个严肃、认真的诗人来说，写得多或者写得少，和其作品的质量没有必然联系。写得少，不一定就写得好；写得多，也不见得都是坏的。如果写得多，质量又好，那是最好的了。就他个人来说，因为看到了太多值得抒写的人和事，所以内心经常会产生强烈的创作冲动，但在艺术处理上会严格要求自己。
从诗歌中寻找精神力量
“诗歌可以作用于人的思想感情和精神世界，它的力量甚至是无限的。”李瑛举例说，“二战”中的莫斯科保卫战，法西斯军队包围了莫斯科，城里缺乏粮食、药品、弹药，但莫斯科人在那里坚守，拉死尸的汽车呼啸着穿过大街。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莫斯科人说，即便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还有诗歌，还有普希金。
李瑛谈到，诗人应该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通过诗歌写作来陶冶人的情操，引人向上。因此，诗人必须从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生活中，去感受和表现那些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对真的肯定、对善的弘扬、对美的追求。特别是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诗人要自觉坚持高贵的诗歌理想、诗歌精神，恪守诗歌的神圣品格，使自己的诗歌写作有益于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
“诗人必须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人，是一个沉湎于心灵探索、甘心在孤独中安身立命的人。”李瑛说，当下的诗人不要浮躁，应该沉下心来写作，写出更多优秀的作品。他同时认为，诗歌创作本来就应该多样化。在老中青诗人之间，在诗人彼此之间，存在一些不同的认识和观点是非常正常的，应该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去加强沟通，使不同认识、见解，不同风格的诗作都得到尊重。
谈到自己现在的生活和写作，李瑛说：“年纪大了，就是读读书，然后写点东西。在写作中，尽量跳出‘自我’，通过想象去打破自己直接经验的局限，着眼于追求超功利的境界，追求深刻的哲思、自由的人格和积极的生活态度，达到情与景相汇、意与境相融的审美效果。”创作了70多年诗歌，他依然在不止地探索，这让人想起诗人在诗作《我的诗》中的句子：“对诗，我苦苦地追求/已整整一生/从心灵深处、生活深处、词语深处。”可以说，写诗是他生命的呼吸，他是诗歌忠诚的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