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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我正值老高三，6月刚交了2元高考报名费，“文革”就开始了，大学停止了招生。196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插队到河北坝上偏僻的察北牧场，锄地，拔胡麻，割燕麦，起猪圈，打草放牧，和泥盖房，学会了农牧活。后来在农机修理厂当电工，修康拜因（combine，联合收割机）、拖拉机。
1971年随着知青返城潮，我进城到张家口工厂，维修机床；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入清华大学。奋读8年，获得学士、硕士学位；1985年我硕士毕业特招到空军第一研究所，在研究室搞科研，先后担任副主任、主任、副总工程师，副所长，所长；1995年作为全军首批公派访问学者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学习深造；60岁时，获清华大学博士学位。
我是一个酷爱学习的人。我的 “之”字形学习之路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
时光荏苒，世易时移，今年是国家恢复高考40周年，40年弹指一挥间，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对每个适龄青年是千载难逢的上大学机遇。中学培养的求知欲激发了我高考的念头，深受同学敬重的中学老师袁丽贤鼓励我说：“粉碎‘四人帮’了，给你一次高考机会要珍惜，不可错过，要报就报清华！”
得到高考准确通知已经是1977年9月中旬了，年底12月就考试，还有不到3个月的复习时间，我和几个同学四处找书，又回到学校借应届毕业生政治讲义抄，白天上班，晚上复习。那时常常停电，我就做了个乙炔灯，爱人上夜班，我一边怀抱孩子，一边挑灯夜战。
记得那是1977年12月15日，天下鹅毛大雪，我到母校考试，早晨的天空又阴又暗，教室灯全坏了，报纸糊在破碎的玻璃窗上，又增加了教室的昏暗，每个小桌上点一根蜡烛，决定命运的高考就这样开始了。12月15日至17日连考三天五门课程。凭借中学老师的帮助打下的学习基础，我考得还不错。我心想，像我这样，年龄已是报考的上限，又拖家带口的，出身非“红五类”的人，能有学上就不错了。
1978年年初，剛过春节，一天上午，我在厂里收到一封普通的挂号信，信封贴着“挂号石家庄一支423”，发信单位“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我真不敢相信，我竟被国内一流的清华大学录取了。对上大学没有奢望的我喜出望外，一时间竟然懵了！厂广播站很快广播了这一喜讯，全厂工人早就看不惯各单位干部互相“推荐”自己的子女上工农兵大学的做法，一种抒发公平正义的快乐和喜悦持续了好几天。
在全厂欢送我的大会上，革委会主任赠给我一个水杯、一个饭盒和一个用旧车座皮做的挎包。他说，你毕业就可能不会回到咱厂了，但你为咱厂工人争了光！
1977年年底是“文革”后的全国工人第一次调级，名额有限，我即使去上学也被调了一级工资，这也许就是工人阶级的胸怀吧！这令人心暖的一级让我记了一辈子！
临上学前，我年迈的母亲特别叮嘱我，让我去感谢一下街道办事处的史大娘，说她在对我高考报名内查外调时没说“坏话”。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人言可畏，人人自危，毁了不少有出息的人。幸好，我遇到了好人。
我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考入清华的学生。1978年3月入学。我们班共有37名学生，7名女生，最大30岁，最小16岁。我作为班里的老大哥，那年整30岁。国家没有忘记我们知青，我幸运的是带薪带工龄念书，每月工资43元，一半留家，自用20元，度过了清华7年半的学习生活。
开学后许多课程的新书还没有印出来，我们只好到图书馆借课本和参考书，靠油印讲义和抄板书记笔记。我到处托人，才在外文出版社花6元买了一本《新英汉词典》，一直用到现在。我的作业本是班里最大的，那是每年放假回家时我爱人用大白纸自己裁订的。学校伙食比在家好多了，每日早餐一个馒头，午餐0.15元，晚餐5分，0.2元就可买个肉菜改善一顿午餐。我们每个宿舍上下铺住七八个学生，相处快乐，经常互相帮助打饭。我的衣服不多，单件无法换，常常是每日傍晚洗第二天干了又穿。同学们珍惜时光都在拼，宿舍实行灯火管制，但主楼有一大教室却灯光彻夜不息。我们几乎一学期不看一场电影，同宿舍一位同学就因为看了一场大家没看的电影，自认为缺乏自制力，曾悔恨了好几天。
每年期末考试完，我即骑车两个多小时去丰台赶乘火车回家，当时北京三环刚开始修建，二环外大都是小麦和菜地，一片绿色，天蓝地阔，一路上边骑车边背单词，轻松潇洒。
在清华大学读书不仅学到了丰富的书本知识，而且增长了与社会交流的能力。读研究生阶段，我担任学校本科学生的政治辅导员，这个工作具有双重身份，师生互动，教学相长，扩大了学习和交流的视野、培养了工作能力。1982年人们享受着改革的春风，那年学校竞选学生会主席，一时间成为学生生活的热点：选什么样的人？怎么个选法？在食堂，在宿舍，在课间，到处都有同学们在谈论关于民主的话题。怎样把同学们以激情提出的问题用理性去解决？为此，我们这些政治辅导员心理也没底，常常激辩到深夜。
我在清华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前系党委副书记贺美英老师与我谈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她非常平和地与我讲述她自己的知识分子家庭在“文革”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以及她本人对党的认识，坦诚实在。她讲到个人命运与国家、与党的命运，讲到个人与组织、个人成名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深刻而富有哲理，使我更加认识到做一名党员的使命和责任。
在清华大学“双肩挑”对我的成长和以后的工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我练就了无论学习和工作都要拿得起放得下的习惯，也让我格外珍惜时间、讲究效率、讲究方法。
回首1977年恢复高考40年以来这段学习历程，心情是很不平静的。我没有去回忆学习的艰辛，更多的是体会到改革开放为我们这代人，乃至所有人创造的难得机遇和幸福。因而对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充满感激之情、感恩之心，1977年是他老人家高瞻远瞩决定恢复高考，从而改变了个人和国家的命运。
1971年随着知青返城潮，我进城到张家口工厂，维修机床；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入清华大学。奋读8年，获得学士、硕士学位；1985年我硕士毕业特招到空军第一研究所，在研究室搞科研，先后担任副主任、主任、副总工程师，副所长，所长；1995年作为全军首批公派访问学者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学习深造；60岁时，获清华大学博士学位。
我是一个酷爱学习的人。我的 “之”字形学习之路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
时光荏苒，世易时移，今年是国家恢复高考40周年，40年弹指一挥间，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对每个适龄青年是千载难逢的上大学机遇。中学培养的求知欲激发了我高考的念头，深受同学敬重的中学老师袁丽贤鼓励我说：“粉碎‘四人帮’了，给你一次高考机会要珍惜，不可错过，要报就报清华！”
得到高考准确通知已经是1977年9月中旬了，年底12月就考试，还有不到3个月的复习时间，我和几个同学四处找书，又回到学校借应届毕业生政治讲义抄，白天上班，晚上复习。那时常常停电，我就做了个乙炔灯，爱人上夜班，我一边怀抱孩子，一边挑灯夜战。
记得那是1977年12月15日，天下鹅毛大雪，我到母校考试，早晨的天空又阴又暗，教室灯全坏了，报纸糊在破碎的玻璃窗上，又增加了教室的昏暗，每个小桌上点一根蜡烛，决定命运的高考就这样开始了。12月15日至17日连考三天五门课程。凭借中学老师的帮助打下的学习基础，我考得还不错。我心想，像我这样，年龄已是报考的上限，又拖家带口的，出身非“红五类”的人，能有学上就不错了。
1978年年初，剛过春节，一天上午，我在厂里收到一封普通的挂号信，信封贴着“挂号石家庄一支423”，发信单位“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我真不敢相信，我竟被国内一流的清华大学录取了。对上大学没有奢望的我喜出望外，一时间竟然懵了！厂广播站很快广播了这一喜讯，全厂工人早就看不惯各单位干部互相“推荐”自己的子女上工农兵大学的做法，一种抒发公平正义的快乐和喜悦持续了好几天。
在全厂欢送我的大会上，革委会主任赠给我一个水杯、一个饭盒和一个用旧车座皮做的挎包。他说，你毕业就可能不会回到咱厂了，但你为咱厂工人争了光！
1977年年底是“文革”后的全国工人第一次调级，名额有限，我即使去上学也被调了一级工资，这也许就是工人阶级的胸怀吧！这令人心暖的一级让我记了一辈子！
临上学前，我年迈的母亲特别叮嘱我，让我去感谢一下街道办事处的史大娘，说她在对我高考报名内查外调时没说“坏话”。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人言可畏，人人自危，毁了不少有出息的人。幸好，我遇到了好人。
我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考入清华的学生。1978年3月入学。我们班共有37名学生，7名女生，最大30岁，最小16岁。我作为班里的老大哥，那年整30岁。国家没有忘记我们知青，我幸运的是带薪带工龄念书，每月工资43元，一半留家，自用20元，度过了清华7年半的学习生活。
开学后许多课程的新书还没有印出来，我们只好到图书馆借课本和参考书，靠油印讲义和抄板书记笔记。我到处托人，才在外文出版社花6元买了一本《新英汉词典》，一直用到现在。我的作业本是班里最大的，那是每年放假回家时我爱人用大白纸自己裁订的。学校伙食比在家好多了，每日早餐一个馒头，午餐0.15元，晚餐5分，0.2元就可买个肉菜改善一顿午餐。我们每个宿舍上下铺住七八个学生，相处快乐，经常互相帮助打饭。我的衣服不多，单件无法换，常常是每日傍晚洗第二天干了又穿。同学们珍惜时光都在拼，宿舍实行灯火管制，但主楼有一大教室却灯光彻夜不息。我们几乎一学期不看一场电影，同宿舍一位同学就因为看了一场大家没看的电影，自认为缺乏自制力，曾悔恨了好几天。
每年期末考试完，我即骑车两个多小时去丰台赶乘火车回家，当时北京三环刚开始修建，二环外大都是小麦和菜地，一片绿色，天蓝地阔，一路上边骑车边背单词，轻松潇洒。
在清华大学读书不仅学到了丰富的书本知识，而且增长了与社会交流的能力。读研究生阶段，我担任学校本科学生的政治辅导员，这个工作具有双重身份，师生互动，教学相长，扩大了学习和交流的视野、培养了工作能力。1982年人们享受着改革的春风，那年学校竞选学生会主席，一时间成为学生生活的热点：选什么样的人？怎么个选法？在食堂，在宿舍，在课间，到处都有同学们在谈论关于民主的话题。怎样把同学们以激情提出的问题用理性去解决？为此，我们这些政治辅导员心理也没底，常常激辩到深夜。
我在清华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前系党委副书记贺美英老师与我谈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她非常平和地与我讲述她自己的知识分子家庭在“文革”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以及她本人对党的认识，坦诚实在。她讲到个人命运与国家、与党的命运，讲到个人与组织、个人成名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深刻而富有哲理，使我更加认识到做一名党员的使命和责任。
在清华大学“双肩挑”对我的成长和以后的工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我练就了无论学习和工作都要拿得起放得下的习惯，也让我格外珍惜时间、讲究效率、讲究方法。
回首1977年恢复高考40年以来这段学习历程，心情是很不平静的。我没有去回忆学习的艰辛，更多的是体会到改革开放为我们这代人，乃至所有人创造的难得机遇和幸福。因而对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充满感激之情、感恩之心，1977年是他老人家高瞻远瞩决定恢复高考，从而改变了个人和国家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