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10岁的时候，我迷上了说脏话，经常和小朋友比赛，看谁能飙出一连串不重样的脏话。有一次我在学校说脏话，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厉声训斥：“谁教你说的脏话？是你爸爸教的吗？”我无言以对，羞愧，同时感到愤怒。此后几十年，我时常会想起老师的这句训斥，她的语气和神态我早已忘记，也许她是嘴角带着轻蔑这样说的——“是你爸爸教你说脏话的吗？”我琢磨这句话的修辞，探究这句话为什么给我留下这样深的印记，原来她用了ironic手法，脏话本来是一种不体面的行为，老师把它说成是我爸爸传给我的一种家学，从而羞辱我和我的家庭。这大概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讽刺（反讽），领略到其巨大的杀伤力。
　　大概是11岁的时候，有一次课间休息，有个同学和我打闹，估计是把我欺负得够呛，正当我要奋起还击的时候，上课铃响了，他跑回教室坐下，我从操场上捡起一块砖头，咒骂着走进教室，发誓要把这块砖头砸到他的脑袋上。他就在座位上看着我，全班同学也都静静地看着我，我站到他面前，不敢下手，把那块砖头放到他课桌上，大哭着跑出了教室。后来我才知道，社会学家将哭泣和咒骂当成是同一类“泛滥而出”（floodingout）的行为，平常我们能控制住自己，人与人之间不至于发生摩擦，但有時候我们会失态。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位老奶奶，问一个哭泣的小孩：你为什么在哭？小孩子抽泣着回答：因为我还不会骂人。
　　孩子在学习站立的过程中，偶尔会摔倒，头部撞在地垫上，咧着嘴哭起来。成年人有时也会摔倒，或者脑袋撞到玻璃上，或者被抽屉夹住手指，他们不会哭，他们会说脏话，有科学证明，这样他们的疼痛感会减轻一些。这是脏话的功用之一，叫涤清作用。小孩子在语言学习的过程中会有那么一个阶段热衷于屎屁尿，家长会有强烈的反应，到了青春期，他们会把脏话当成表达情绪的助词，当成一种叛逆行为，但也逐渐明白了脏话的禁忌，明白社会的规则。
　　这种规则与禁忌的教育，实际上在小孩还不会说话时就开始了。我给儿子买了一个儿歌播放器，里面有首歌我老早就听过，它是这么唱的——青青的叶儿红红的花，小蝴蝶贪玩耍，不爱劳动不学习，我们大家不学他。要学喜鹊造新房，要学蜜蜂采蜜糖，劳动的快乐说不尽，劳动的创造最光荣。这首儿歌树立好典型——喜鹊和蜜蜂，歌颂主流价值观——幸福的生活是从劳动而来，劳动最光荣。这首儿歌也树立了坏典型——蝴蝶，贪玩，臭美，最要命的是这一句——我们大家不学他，团结和拉拢大多数，站在大多数人一边，把不站在这一边的人当作异类，党同伐异，世间许多丑恶，都是这样来的。这倒不只是我们这里的教育特色，文明社会就有压抑的一面。
　　我知道一本书叫《如何控制脏话》，让那些爱说脏话的家长在孩子面前变得文雅一点儿。我不需要这本书，我需要一本《如何控制嘲讽》。听说家长对小孩子的嘲讽会对他形成巨大的打击。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有一个非常不好的运行机制，那就是不断地把自己的缺点个性化，于是我变成了一个喜欢反讽的人，不想对什么事情负责，也逃避对任何信念的严肃承诺。这是一种让自己舒服的生活方式。
　　等我当爹了，我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责任感，也有了一个对孩子的严肃承诺。小孩子的日常生活中是看不到什么反讽的，他们喜欢什么东西就直接表现出来，他们并不在意他人的审视，也不会把自己的真实想法遮蔽在模糊的语言中。孩子一天天长大，我也一天天意识到，我要面对一个严肃的小人儿，他还不会矫饰，不会说谎，不会咒骂，也不懂得何为嘲讽，何为敷衍。想一想吧，我们成年人的言行中包含着多少矫饰、谎言、咒骂和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