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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六书”自战国《周礼》首被提出至今已有近两千五百年的历史，途经历朝历代漫长发展，其研究者浩如烟海，其中不乏集大成者。本文以时间顺序对“六书”的发展过程做大致梳理，因涉及者众，故只依本人拙见选取部分大家及其学说，并不能涵盖所有相关学者及其理论。
【关键词】“六书” 《说文解字》 文字
【中图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21）06-0116-03
一、“六书说”的起源
关于“六书”的起源，古已有之，最早可以追溯到《周礼》。 其中有如下描述：
“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艺，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周礼·地官·保氏》
这段话的大意即：太子的老师需要担任的职责有觐见王，使他不能做坏事;教王的儿子们学习，培养未来的接班人。老师需要教王子们六种东西，教礼;教音乐;教武艺;教驾车;教汉字，知道每个汉字的来源;教数学，包括九个细目。但“六书”具体为何物，在书中并未给出解释。
学者班固（东汉）进一步阐述道：“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 ——班固《汉书·艺文志》
后来，郑众（东汉）又有了不同的主张。
“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
——郑众《周礼·地官·保氏》注
班固和郑众都给“六书”下了定义，但都未就“六书”的定义及具体的语法规则做出解释。经学大家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秘府文献时发现《周礼》，并加以著录。后刘歆的学生贾徽跟其学习《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和《周礼》。贾徽的儿子贾逵继承并发展了他的学说。许慎是贾逵的学生，著有《说文解字》。他曾提到跟从著名的古文经学家贾逵学习古文的经历，并表明他的《说文解字》曾经得到老师贾逵的审阅和指导。在《说文解字》中，许慎提到和引用了以古文经学著作为主的诸多文献，以此承载了“六书”理论，并首次对“六书”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创新。至许慎的《说文解字》，“六书”终于有了明确的定义、解释及语法规则。
二、许慎其人
关于许慎的生平事迹文献记载得并不多，《后汉书·儒林传》中有关许慎的介绍，也只有寥寥80多字。“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笃，少博学经籍，马融常推敬之，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为郡功曹，举孝廉，再迁除洨长。卒于家。初，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又作说文解字十四篇，皆传于世。”
译文：许慎字叔重，是汝南召陵人。生性质朴厚重，年轻的时候就广泛学习经籍，经学大师马融时常推崇敬重他，当时的人都说：“五经无双许叔重。（在五经的研究上没有人能超过许慎。）”（其中的“五经”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许慎做过）郡县的功曹，被推举为孝廉，再次提升为洨长。去世于自己家中。许慎认为当时不同的人对“五经”的解说不尽相同，而且评价也褒贬不一，于是他就自己写了《五经异义》和《说文解字》十四篇，这些后来都被世人所传颂。
三、《说文解字》对于“六书”的定义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系统地解释了“六书”的用法。他把汉代常用的9353个字进行分析，把其分成540类，每一类里面选一个字作为代表，也就是540个部首。这540个部首中仍然有一些是有复杂结构的，但是基本上是独体为文，合体为字。470个文，也就是基础的汉字，它们需要基本的规则生成汉字。
根据有限的规则有限的字根，生成无限的汉字出来。这个规则，即“六书”。许慎把造字的方法系统整理，“书”即构字方法。
《说文解字》中的“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许慎对其做出了如下解释：
（1）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詘，日月是也。”
（2）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查而见意，上下是也。”
（3）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
（4）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5）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6）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许慎《说文解字·叙》
其中，形声字有7697个，占了《说文解字》9353个字的80%以上。
四、“六书”发展的四个主要阶段
（一）创立阶段
无论是《周礼》《汉书·艺文志》，还是《周礼·地官·保氏》，“六书”都没有被明确地解释，也没有具体的使用方法。直到许慎的《说文解字》出现，才为“六书”规定了界说，并用诸多古典经学著作加以举例说明，使得“六书”真正成为了一门学说，标志着从此有了一套比较完备的汉字学理论，使得后人能够理清汉字的本意以及词义的演绎情况。即便是对三千年前的汉字，我们仍能够对其追根溯源，了解其本意及其发展史。正如周祖模所说，许慎是中国文字学的开山祖师，我们要研究以前的古典著作，或研究汉语史，不知道许慎的《说文解字》跟研究文学和史学的人不知道司马迁的《史记》同样是一种缺点。由《周礼》至许慎的《说文解字》，“六书”完成了创立阶段。
（二）承前启后的发展阶段
从南唐到明代，数位学者对《说文解字》进行了创新性的解读，并对“六书”理论加以补充及改进，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也为清代“六书”研究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徐铉、徐锴
徐铉和徐锴（南唐-北宋初年），二人为兄弟，史称“大小徐”。他们以私家著说和官刊本的形式，校对和注释了《说文解字》。徐铉著有《说文解字》校订本，史称“大徐本”;徐锴著有《说文解字系传》史称“小徐本”。二人对《说文解字》都进行了篆文的修正，对一些形体容易混淆的字进行了区别，对一些形声字的构建进行了改换。但由于徐铉生活的时代为北宋时期，当时有些形声字声符的语音已经发生了改变，他把很多形聲字误认为了会意字。徐锴则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如对“爺”字的注释，他说“此音下各反而云从舟声，此古音，当有异也。” 2.王安石、王圣美
王安石（北宋）著有《字说》。《字说》注重剖析汉字组织和字义的关系。王安石指出在《说文解字》中有些形声字的声符其实是表义的，他把很多形声字改为会意字来解释。他更注重文字在当下的形态和意义，从现有字体入手，分解字的各个部分，然后整合整个字的含义。但是这种方法主观性较强，导致产生了一些错误的解释。
王圣美（北宋）著有《字解》，推演文字的义类从而提出了“右文说”。《梦溪笔谈》对王圣美的叙述为：“王圣美治文学，演其义为右文。古之文字，皆从左文。凡字，其类在左，其意在右。”“右文说”指出了右文也可以表义，揭示了汉字音符和义符之间的联系。“右文说”为后代诸多学者研究“六书”奠定了基础，清朝学者们提出的“以声为义”“声近义通”“因声求义”等训诂方法都受到了“右文说”的启发。
3.郑樵
郑樵（南宋），著有《象类书》《金石略》《石鼓文考》《六书正篇》《字始连环》《梵书篇》《六书略》《分音之类》等等。其中诸多著作都已经亡佚，现存最重要的也最能体现其文字学研究成果的就是《六书略》。它脱离了《说文解字》部次的束缚、“以形系联”，以“六书”统字。在具体形义上仍以《说文解字》《尔雅》《方言》《广雅》《集韵》《广韵》《玉篇》《类篇》等众多古书籍为依托进行研究。其中直接引述《说文解字》的释例就接近一半。后清代很多研究《说文解字》的学者实际上采取了很多郑樵对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的说法。
4.戴侗
戴侗（南宋）著有《六书故》。《六书故》一共分为三十三卷，以事类为纲，类下细分细目，细目以内以六书编次汉字。《六书故》深入地探讨了汉字的形体结构规律，同时又富含古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信息。且《六书论》并未局限于《说文解字》，戴侗纠正了很多许慎的观点，整本书的文化信息含量和文字意义都超过了《说文解字》。
5.赵撝谦
赵撝谦（明代）著有《六书本义》，收录1300字，分360个部首，分《数位》《天文》《地理》《草木》《虫兽》等十二卷。赵撝谦以图表形式将汉字部件拆分与“六书”演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并提出了“以母统子，以子该母，子复能母，妇复孕孙”的“文字子母”理论和“文字拆分叠加”理论，对后世文字学的研究影响很大。但赵撝谦混淆了假借与引申的概念，在有些具体字例的释义方面，他将引申写作了假借，使人容易产生混淆。
从南唐到明代，研究者们继承、保存并整理了先代文学和“六书”的研究成果，并用他们创新性的思维，给后人对“六书”的研究留下了探索的途径，给后人以启迪。
（三）清代鼎盛时期
清代学者对“六书”理论的研究达到了高潮，源于学者们对《说文解字》的研究进入了繁荣时期。朱筠刊行了旧本《说文解字》，其书“广布江左右，其学由是大行”。王鸣盛在《说文解字正序》中也表述了“但能通《说文》，余书皆未读，不可谓非通儒也”。
1.戴震及“四体二用说”
戴震通过对汉字形体结构的分析，认为汉字的形体结构只有“指事”“象形”“谐声”“会意”四种，也就是“四体”。而“转注”与“假借”属于用字法，他称其为“二用”。戴震提出的“以字通词”“以词通道”的系统方法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学生段玉裁、王念孙以及后世的学者们。
2.段玉裁
段玉裁，师从戴震，著有《说文解字注》。段玉裁在书中贯串《说文解字》全书加以注释，充分阐述了考订文字、声音、训诂三个方面的价值，又创新了许多研究词义的方法。段玉裁对《说文解字》的本义正确地予以肯定，又从字形、字义、书证、校勘、体例、俗语等不同角度去探求本义。他对《说文解字》中字义是用了本义、引申义还是假借义做了认真的辨别。段玉裁还认为“音均明而六书明，六书明而古经传无不可通”。所以，他在详细地标注了每个字的释义、辨形之后，又一一注明它在古韵十七部中属于哪个部，“使学者循是以知转注假借，而于古经传无疑义”。
3.江沅
江沅，师从段玉裁，早年著《说文释例》，后著《说文解字音均表》。江沅发现了形声字的声符与《诗经》押韵的系统一致，提出了“同谐声者必同部”的论断。《说文解字音均表》以声母（声符字）为首，把从母得声之字一次列表，共列十七个表，每表为一卷，其中第十五表分上、下两个部分。本书引用了大量的右文材料，对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进行了补充和订正。江沅还运用吴语及吴地的风物来订正段玉裁的注解或补充说明许慎的说解。
桂馥著有《说文解字义证》，用历代用字的实例来阐述字用，按时代排列。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中按古韵改编《说文解字》，解释字义，阐明字音，即所谓“定声”。王筠在《说文句读》中博引众家，语言较桂、朱二人更浅显易懂，更适合初学者入门。江声的《六书说》创立了“词义引申说”;郑知同著有《说文浅说》，廖平著有《六书旧义》，清代“六书”研究达到了鼎盛。
（四）近代“六书”研究的新时期
近代“六书”的理论研究受到了西方语言学理论的一定的影响，学者们研究的方法也百花齊放，各有所长;研究大家众多，取得了诸多丰硕的成果。
这其中，章太炎、黄侃、沈兼士、马叙伦、吕思勉等坚持“六书”是“造字之本”;王力、姚孝遂、蒋善国等则继续沿用了戴震“四体二用”说;詹鄞鑫、李恩江、殷寄明等则对“六书”的现代文字学意义进行研究;陈振寰、于长河、吴华等把其当作教学条例、识字方法研究的。他们的见解都自成其说，对现代文字学理论起到了完善作用。
随着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六书”在分析古文字时的局限性，尤其是对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他们觉得有必要另立新的规则，突破这种局限性，这样又逐渐产生了“三书说”“四书说”“五书说”“新六书说”“七书说”“八书说”等等。
1.“三书说”
唐兰（1901—1979），提出“三书说”第一人，著有《古文字学导论》《中国文字学》等。他在《古文字学导论》中表明：“把中国文字为三种，名为三书。第一是象形文字，第二是象意文字。这两种是属于上古时期的图绘文字。第三是形声文字，是属于近古时期的声符文字。这三种文字的分类，可以包括尽一切中国文字，不归于形，必归于意，不归于意，必归于声。” 张世禄（1902—1991），著有《中国音韵学史》《中国音韵史》《语言学概论》《古代汉语》等等。张世禄先生提出“写实法”“象征法”“标音法”的“三书说”。“写实法”即用表示实物、写实的方法造字，如“日”“月”“水”等;“象征法”即用某些符号象征的表示比较抽象的意义，如“上”“下”“中”等;“标音法”有纯表义的，有表音表义兼顾的，如“政”“整”“证”等;有在写实的基础上加音的，如“江”“河”等。
陈梦家、林云、裘锡圭、刘又辛、赵诚等分别在自己的著作《殷虚卜辞综述》《古文字研究简论》《文字学概要》《从汉字演变的历时看文字的改革》《甲骨文字学纲要》中阐述了自己的“三书说”理论。
2.“新六书说”
杨树达先生在《文字形义学》中阐述了他主张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会意兼形声”“准会意”等六书。詹鄞鑫先生在《汉字说略》中对于“六书”的定义是“象形”“指示”“象事”“会意”“形声”“变体”。
3.“四书说”“五书说”“七书说”“八书说”
张玉金先生在《汉字造字法新探》中提出了“表义法”“表音法”“音义法”“记号法”的“四书说”。张其昀先生在《汉字学基础》中提出了“象形”“标记”“会意”“形声”“变体”的“五书说”。
王元鹿在《汗古文字与纳东巴文字比较研究》中也提出了“五书说”。王凤阳在《汉字学》中提出了“七书说”。任学良在《说文解字论》中提出了“八书说”。
本文只梳理了部分《周礼》至近代的学者及其对“六书”的理论及论证，乃管中窥豹，并未能展现“六书”至今之全面。尚有许多有价值的研究者及其成果需要补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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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六书” 《说文解字》 文字
【中图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21）06-0116-03
一、“六书说”的起源
关于“六书”的起源，古已有之，最早可以追溯到《周礼》。 其中有如下描述：
“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艺，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周礼·地官·保氏》
这段话的大意即：太子的老师需要担任的职责有觐见王，使他不能做坏事;教王的儿子们学习，培养未来的接班人。老师需要教王子们六种东西，教礼;教音乐;教武艺;教驾车;教汉字，知道每个汉字的来源;教数学，包括九个细目。但“六书”具体为何物，在书中并未给出解释。
学者班固（东汉）进一步阐述道：“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 ——班固《汉书·艺文志》
后来，郑众（东汉）又有了不同的主张。
“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
——郑众《周礼·地官·保氏》注
班固和郑众都给“六书”下了定义，但都未就“六书”的定义及具体的语法规则做出解释。经学大家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秘府文献时发现《周礼》，并加以著录。后刘歆的学生贾徽跟其学习《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和《周礼》。贾徽的儿子贾逵继承并发展了他的学说。许慎是贾逵的学生，著有《说文解字》。他曾提到跟从著名的古文经学家贾逵学习古文的经历，并表明他的《说文解字》曾经得到老师贾逵的审阅和指导。在《说文解字》中，许慎提到和引用了以古文经学著作为主的诸多文献，以此承载了“六书”理论，并首次对“六书”理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创新。至许慎的《说文解字》，“六书”终于有了明确的定义、解释及语法规则。
二、许慎其人
关于许慎的生平事迹文献记载得并不多，《后汉书·儒林传》中有关许慎的介绍，也只有寥寥80多字。“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笃，少博学经籍，马融常推敬之，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为郡功曹，举孝廉，再迁除洨长。卒于家。初，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又作说文解字十四篇，皆传于世。”
译文：许慎字叔重，是汝南召陵人。生性质朴厚重，年轻的时候就广泛学习经籍，经学大师马融时常推崇敬重他，当时的人都说：“五经无双许叔重。（在五经的研究上没有人能超过许慎。）”（其中的“五经”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许慎做过）郡县的功曹，被推举为孝廉，再次提升为洨长。去世于自己家中。许慎认为当时不同的人对“五经”的解说不尽相同，而且评价也褒贬不一，于是他就自己写了《五经异义》和《说文解字》十四篇，这些后来都被世人所传颂。
三、《说文解字》对于“六书”的定义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系统地解释了“六书”的用法。他把汉代常用的9353个字进行分析，把其分成540类，每一类里面选一个字作为代表，也就是540个部首。这540个部首中仍然有一些是有复杂结构的，但是基本上是独体为文，合体为字。470个文，也就是基础的汉字，它们需要基本的规则生成汉字。
根据有限的规则有限的字根，生成无限的汉字出来。这个规则，即“六书”。许慎把造字的方法系统整理，“书”即构字方法。
《说文解字》中的“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许慎对其做出了如下解释：
（1）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詘，日月是也。”
（2）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查而见意，上下是也。”
（3）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
（4）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5）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6）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许慎《说文解字·叙》
其中，形声字有7697个，占了《说文解字》9353个字的80%以上。
四、“六书”发展的四个主要阶段
（一）创立阶段
无论是《周礼》《汉书·艺文志》，还是《周礼·地官·保氏》，“六书”都没有被明确地解释，也没有具体的使用方法。直到许慎的《说文解字》出现，才为“六书”规定了界说，并用诸多古典经学著作加以举例说明，使得“六书”真正成为了一门学说，标志着从此有了一套比较完备的汉字学理论，使得后人能够理清汉字的本意以及词义的演绎情况。即便是对三千年前的汉字，我们仍能够对其追根溯源，了解其本意及其发展史。正如周祖模所说，许慎是中国文字学的开山祖师，我们要研究以前的古典著作，或研究汉语史，不知道许慎的《说文解字》跟研究文学和史学的人不知道司马迁的《史记》同样是一种缺点。由《周礼》至许慎的《说文解字》，“六书”完成了创立阶段。
（二）承前启后的发展阶段
从南唐到明代，数位学者对《说文解字》进行了创新性的解读，并对“六书”理论加以补充及改进，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也为清代“六书”研究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徐铉、徐锴
徐铉和徐锴（南唐-北宋初年），二人为兄弟，史称“大小徐”。他们以私家著说和官刊本的形式，校对和注释了《说文解字》。徐铉著有《说文解字》校订本，史称“大徐本”;徐锴著有《说文解字系传》史称“小徐本”。二人对《说文解字》都进行了篆文的修正，对一些形体容易混淆的字进行了区别，对一些形声字的构建进行了改换。但由于徐铉生活的时代为北宋时期，当时有些形声字声符的语音已经发生了改变，他把很多形聲字误认为了会意字。徐锴则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如对“爺”字的注释，他说“此音下各反而云从舟声，此古音，当有异也。” 2.王安石、王圣美
王安石（北宋）著有《字说》。《字说》注重剖析汉字组织和字义的关系。王安石指出在《说文解字》中有些形声字的声符其实是表义的，他把很多形声字改为会意字来解释。他更注重文字在当下的形态和意义，从现有字体入手，分解字的各个部分，然后整合整个字的含义。但是这种方法主观性较强，导致产生了一些错误的解释。
王圣美（北宋）著有《字解》，推演文字的义类从而提出了“右文说”。《梦溪笔谈》对王圣美的叙述为：“王圣美治文学，演其义为右文。古之文字，皆从左文。凡字，其类在左，其意在右。”“右文说”指出了右文也可以表义，揭示了汉字音符和义符之间的联系。“右文说”为后代诸多学者研究“六书”奠定了基础，清朝学者们提出的“以声为义”“声近义通”“因声求义”等训诂方法都受到了“右文说”的启发。
3.郑樵
郑樵（南宋），著有《象类书》《金石略》《石鼓文考》《六书正篇》《字始连环》《梵书篇》《六书略》《分音之类》等等。其中诸多著作都已经亡佚，现存最重要的也最能体现其文字学研究成果的就是《六书略》。它脱离了《说文解字》部次的束缚、“以形系联”，以“六书”统字。在具体形义上仍以《说文解字》《尔雅》《方言》《广雅》《集韵》《广韵》《玉篇》《类篇》等众多古书籍为依托进行研究。其中直接引述《说文解字》的释例就接近一半。后清代很多研究《说文解字》的学者实际上采取了很多郑樵对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的说法。
4.戴侗
戴侗（南宋）著有《六书故》。《六书故》一共分为三十三卷，以事类为纲，类下细分细目，细目以内以六书编次汉字。《六书故》深入地探讨了汉字的形体结构规律，同时又富含古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信息。且《六书论》并未局限于《说文解字》，戴侗纠正了很多许慎的观点，整本书的文化信息含量和文字意义都超过了《说文解字》。
5.赵撝谦
赵撝谦（明代）著有《六书本义》，收录1300字，分360个部首，分《数位》《天文》《地理》《草木》《虫兽》等十二卷。赵撝谦以图表形式将汉字部件拆分与“六书”演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并提出了“以母统子，以子该母，子复能母，妇复孕孙”的“文字子母”理论和“文字拆分叠加”理论，对后世文字学的研究影响很大。但赵撝谦混淆了假借与引申的概念，在有些具体字例的释义方面，他将引申写作了假借，使人容易产生混淆。
从南唐到明代，研究者们继承、保存并整理了先代文学和“六书”的研究成果，并用他们创新性的思维，给后人对“六书”的研究留下了探索的途径，给后人以启迪。
（三）清代鼎盛时期
清代学者对“六书”理论的研究达到了高潮，源于学者们对《说文解字》的研究进入了繁荣时期。朱筠刊行了旧本《说文解字》，其书“广布江左右，其学由是大行”。王鸣盛在《说文解字正序》中也表述了“但能通《说文》，余书皆未读，不可谓非通儒也”。
1.戴震及“四体二用说”
戴震通过对汉字形体结构的分析，认为汉字的形体结构只有“指事”“象形”“谐声”“会意”四种，也就是“四体”。而“转注”与“假借”属于用字法，他称其为“二用”。戴震提出的“以字通词”“以词通道”的系统方法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学生段玉裁、王念孙以及后世的学者们。
2.段玉裁
段玉裁，师从戴震，著有《说文解字注》。段玉裁在书中贯串《说文解字》全书加以注释，充分阐述了考订文字、声音、训诂三个方面的价值，又创新了许多研究词义的方法。段玉裁对《说文解字》的本义正确地予以肯定，又从字形、字义、书证、校勘、体例、俗语等不同角度去探求本义。他对《说文解字》中字义是用了本义、引申义还是假借义做了认真的辨别。段玉裁还认为“音均明而六书明，六书明而古经传无不可通”。所以，他在详细地标注了每个字的释义、辨形之后，又一一注明它在古韵十七部中属于哪个部，“使学者循是以知转注假借，而于古经传无疑义”。
3.江沅
江沅，师从段玉裁，早年著《说文释例》，后著《说文解字音均表》。江沅发现了形声字的声符与《诗经》押韵的系统一致，提出了“同谐声者必同部”的论断。《说文解字音均表》以声母（声符字）为首，把从母得声之字一次列表，共列十七个表，每表为一卷，其中第十五表分上、下两个部分。本书引用了大量的右文材料，对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进行了补充和订正。江沅还运用吴语及吴地的风物来订正段玉裁的注解或补充说明许慎的说解。
桂馥著有《说文解字义证》，用历代用字的实例来阐述字用，按时代排列。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中按古韵改编《说文解字》，解释字义，阐明字音，即所谓“定声”。王筠在《说文句读》中博引众家，语言较桂、朱二人更浅显易懂，更适合初学者入门。江声的《六书说》创立了“词义引申说”;郑知同著有《说文浅说》，廖平著有《六书旧义》，清代“六书”研究达到了鼎盛。
（四）近代“六书”研究的新时期
近代“六书”的理论研究受到了西方语言学理论的一定的影响，学者们研究的方法也百花齊放，各有所长;研究大家众多，取得了诸多丰硕的成果。
这其中，章太炎、黄侃、沈兼士、马叙伦、吕思勉等坚持“六书”是“造字之本”;王力、姚孝遂、蒋善国等则继续沿用了戴震“四体二用”说;詹鄞鑫、李恩江、殷寄明等则对“六书”的现代文字学意义进行研究;陈振寰、于长河、吴华等把其当作教学条例、识字方法研究的。他们的见解都自成其说，对现代文字学理论起到了完善作用。
随着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六书”在分析古文字时的局限性，尤其是对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他们觉得有必要另立新的规则，突破这种局限性，这样又逐渐产生了“三书说”“四书说”“五书说”“新六书说”“七书说”“八书说”等等。
1.“三书说”
唐兰（1901—1979），提出“三书说”第一人，著有《古文字学导论》《中国文字学》等。他在《古文字学导论》中表明：“把中国文字为三种，名为三书。第一是象形文字，第二是象意文字。这两种是属于上古时期的图绘文字。第三是形声文字，是属于近古时期的声符文字。这三种文字的分类，可以包括尽一切中国文字，不归于形，必归于意，不归于意，必归于声。” 张世禄（1902—1991），著有《中国音韵学史》《中国音韵史》《语言学概论》《古代汉语》等等。张世禄先生提出“写实法”“象征法”“标音法”的“三书说”。“写实法”即用表示实物、写实的方法造字，如“日”“月”“水”等;“象征法”即用某些符号象征的表示比较抽象的意义，如“上”“下”“中”等;“标音法”有纯表义的，有表音表义兼顾的，如“政”“整”“证”等;有在写实的基础上加音的，如“江”“河”等。
陈梦家、林云、裘锡圭、刘又辛、赵诚等分别在自己的著作《殷虚卜辞综述》《古文字研究简论》《文字学概要》《从汉字演变的历时看文字的改革》《甲骨文字学纲要》中阐述了自己的“三书说”理论。
2.“新六书说”
杨树达先生在《文字形义学》中阐述了他主张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会意兼形声”“准会意”等六书。詹鄞鑫先生在《汉字说略》中对于“六书”的定义是“象形”“指示”“象事”“会意”“形声”“变体”。
3.“四书说”“五书说”“七书说”“八书说”
张玉金先生在《汉字造字法新探》中提出了“表义法”“表音法”“音义法”“记号法”的“四书说”。张其昀先生在《汉字学基础》中提出了“象形”“标记”“会意”“形声”“变体”的“五书说”。
王元鹿在《汗古文字与纳东巴文字比较研究》中也提出了“五书说”。王凤阳在《汉字学》中提出了“七书说”。任学良在《说文解字论》中提出了“八书说”。
本文只梳理了部分《周礼》至近代的学者及其对“六书”的理论及论证，乃管中窥豹，并未能展现“六书”至今之全面。尚有许多有价值的研究者及其成果需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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