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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现名为“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前主任、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不但对当下中国现实极为熟悉，历史、时事信手拈来，而且思维非常敏捷。
他的代表作“文革前史三部曲”，早已成为“文革学”或者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研究的扛鼎之作，而他的《百花齐放运动与中国知识分子》《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下卷，与费正清合编）、《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与沈迈克合著）等作品，同样可圈可点。
麦克法夸尔对中国问题尤其是对文革历史的研究能够取得如此的成就，其原因固然是多维的，但最为根本的原因想必是他生活于其间的冷战情势，尤其是他因此与中国结下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缘分。具体地讲，1953年，麦克法夸尔完成其在牛津大学的学习之后，旋即奔赴因冷战而崛起的美国区域研究重镇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在中心创始人、“头号中国通”费正清的悉心指导之下开始对中国问题的研究。
1955年，麦克法夸尔获得哈佛大学远东区域研究硕士学位，志在通过做记者另辟蹊径从政：“当时中国刚在几年前发生了革命，报纸似乎会对中国感兴趣，所以我决定研究中国，当时很少人研究中国”。于是接受《每日电讯报》副总编唐纳德·麦克拉克伦的邀请，回到英国就职于《每日电讯报》和《周日电讯报》，跟从经验丰富的苏联问题专家戴维·弗洛伊德工作，专门从事中国报道；自此以降，中国便成了麦克法夸尔一生的主题，虽然此后他先后做过刊物编辑、电视评论员、国会议员等工作。
历史学家，2019年2月10日逝世，享年88岁
麦克法夸尔一生阅历固然丰富，但他始终保持着对中国的关注与几乎“共时”的研究，一如他在谈论断断续续耗时20余年的“文革前史三部曲”的肇始时所指出的那样，“我第一次撰写有关1956年至1957年间中国事件的文章，是在那些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并因此声名远播，确立自己在学界的地位。虽然受其“所处的环境、立场所限，某些问题的论述还存在不妥之处，有效观点和说法缺乏说服力”，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文革前史三部曲”有效地完成了“考察1956年—1965年期间发生的重要事件对中国领导人的思想、行为、相互作用的影响”这一旨归，因而赢得了诸多评论家的高度认同与溢美之词。
进入文革史研究时，这一历史事件还未尘埃落定，所以麦克法夸尔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其中之一就是可资借鉴的史料不足，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常常借助《人民日报》《红旗》等媒体的报道和广播等作为资料来源。如今关于“文革”的历史资料已经非常丰富了，他也曾表示如果现在才进行研究，那么自己的“文革前史三部曲”可能有不少改进之处，不过他经过评估，仍然坚信自己著作的主线论述并无问题。
此间值得注意的是，在麦克法夸尔一生所开展的若干“中國研究项目”中，有一个项目影响和意义可与其以“文革前史三部曲”为代表的等身著述等量齐观，但并不经常被人提及，它就是麦克法夸尔同样为之呕心沥血达20余年的“中国文化大革命”课程。据丁学良先生回忆，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哈佛大学校方就正式向麦克法夸尔提议为该校本科生的“核心课程——外国文化”新开设一门聚焦“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课程：虽然中国文革当时已经进入西方大学课堂，但仅仅是作为当代中国政治或者中国现代史的一小部分而被讲授。
所以，倘若麦克法夸尔能够遂愿开设这一课程，他将促成哈佛大学以中国文革为主题的完整课目，走在全世界主要研究型大学的前列。正因如此，对校方的建议麦克法夸尔既喜又忧──如何才能把扑朔迷离、错综复杂的中国文革，清楚地介绍给土生土长的美国年轻人？毕竟，无论是对待历史的态度还是历史本身，文革期间的中国人和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年轻人都截然不同，比如就毛泽东对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革命大批判而言，海瑞被罢官发生在16世纪中叶，比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还早两个多世纪。
尽管如此，“中国文化大革命”课程还是开启了，约八分之一的哈佛大学本科生（830人左右）提出了申请，结果校方不得不将人数控制在700人，为之配备的助教多达22名。另外，因为哈佛大学的常规教室无法满足如此大规模的课程，校方被迫征用了平时保管甚严，通常只在学位授予仪式等重大庆典时才动用的桑德斯（Sanders）剧院；自此，哈佛大学校园里最受学生欢迎的经典课程之一诞生了，麦克法夸尔也因此获得了列文森杰出教学奖。
此间必须指出的是，首先，这门课程开设之初并没有现成的课本，麦克法夸尔只好组织助教们挑选中文资料翻译成英文，复印装订成册作为教材。其次，为了让学生有教材，为了让普通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文革，麦克法夸尔联袂瑞典汉学家沈迈克，基于对这门课的多年教学经验撰写了堪称文革通史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但出乎人们预料的是，该书的出版却直接导致了麦克法夸尔对这门课程的厌烦，“感觉自己像在背书，而学生们手头又有那本书，我也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加之选课学生逐年下降——2011年仅仅200人，在2011年这门课程停授了。
同时，我们必须知道，除著书立说和教学之外，中国问题专家麦克法夸尔成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表征，是《中国季刊》这一刊物的创立。1959年，总部设在巴黎的“文化自由联盟”（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决定在伦敦再创办一本关于当代中国的杂志，而正崭露头角的中国问题专家麦克法夸尔自然就成了不二的主编人选。
1960年3月，《中国季刊》正式出版。麦克法夸尔在创刊号中说：“中国的发展需要严格、客观的分析。我们试图通过发表专家们的文章，对当代中国发展的方方面面提供评论意见。我们希望激发争论。” 为此，麦克法夸尔不但邀请了澳大利亚的菲茨杰拉德、美国的魏特夫等彼时西方的大多数中国研究前辈，每人为创刊号写一篇1000字左右的评论，总结和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头十年状况，而且还通过构建学术团队、扩大社会服务、组织学术论争等措施，策略地、巧妙地化解了刊物创立之初所面临的一系列难题，为促进西方的当代中国研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中国季刊》的作者不仅来自学界，也来自新闻界、商界、政界，甚至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情报机构，但“严格、客观的分析”始终是主编麦克法夸尔的审稿标准，这不仅让杂志在“文化自由联盟”解散之后依然存活下来，而且推动了它发展为一本严肃的学术杂志，奠定了它如今发展为海外中国研究影响最大的学术杂志的基础。
2012年，麦克法夸尔从哈佛大学荣休；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举行了一场国际学术研讨会，以示纪念。
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和现任主任何伟林，波士頓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学教授傅世卓，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凯克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裴敏欣，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黄靖，北京大学教授傅军等近3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中国研究学者，及麦克法夸尔教授的同事、朋友、学生齐聚一堂，对中国问题进行了严肃而热烈的探讨，以严谨的学术研讨的形式纪念麦克法夸尔教授的学术和教学成就。
在与会者眼中，麦克法夸尔不仅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谦逊的学者，更是一位颇为神奇的老师，学生总是为他简明扼要的教学和干练的语言所折服。一如麦克法夸尔的学生黄靖回忆当年他教授“政治科学”时所言：“他说政治科学就是三个‘p’：people（人民）、policy（政策）和process（程序）。他又问我，你知道这三个‘p’哪一个在前面吗？这取决于我们所讨论的是哪一种政治体制。如果是民主体制，那么‘程序’在前面，他的讲解简单却一语中的。”
另外，无论是他最早的学生还是最后一批学生，全都有这样的共同记忆：当他们拿回关于自己论文的迅速反馈时，总是会为上面的评语和校正吃惊，几乎每一页每一行都有着麦克法夸尔修改的痕迹，甚至包括对语法、标点符号，乃至于脚注中汉语拼音的订正，“他简直是把我的论文全部重写了一遍”，而最后的评语却总是忘不了“继续努力”的鼓励。
美国当地时间2019年2月10日，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因病去世，享年88岁，不曾带走他对中国未来的祝福与希望：“没有文革，就没有改革。邓小平领导中国进行改革，让中国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过上了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幸福生活。我希望中国发生第三次大的变化，将改革深入到背后的每一个角落，让整个社会变得更好。”
所以，是时候了，追忆中国问题专家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一位隔岸观火的智者，冷静而客观、严谨而犀利地分析着中国。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他的代表作“文革前史三部曲”，早已成为“文革学”或者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研究的扛鼎之作，而他的《百花齐放运动与中国知识分子》《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下卷，与费正清合编）、《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与沈迈克合著）等作品，同样可圈可点。
中国成为一生的主题
麦克法夸尔对中国问题尤其是对文革历史的研究能够取得如此的成就，其原因固然是多维的，但最为根本的原因想必是他生活于其间的冷战情势，尤其是他因此与中国结下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缘分。具体地讲，1953年，麦克法夸尔完成其在牛津大学的学习之后，旋即奔赴因冷战而崛起的美国区域研究重镇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在中心创始人、“头号中国通”费正清的悉心指导之下开始对中国问题的研究。
1955年，麦克法夸尔获得哈佛大学远东区域研究硕士学位，志在通过做记者另辟蹊径从政：“当时中国刚在几年前发生了革命，报纸似乎会对中国感兴趣，所以我决定研究中国，当时很少人研究中国”。于是接受《每日电讯报》副总编唐纳德·麦克拉克伦的邀请，回到英国就职于《每日电讯报》和《周日电讯报》，跟从经验丰富的苏联问题专家戴维·弗洛伊德工作，专门从事中国报道；自此以降，中国便成了麦克法夸尔一生的主题，虽然此后他先后做过刊物编辑、电视评论员、国会议员等工作。
麦克法夸尔一生阅历固然丰富，但他始终保持着对中国的关注与几乎“共时”的研究，一如他在谈论断断续续耗时20余年的“文革前史三部曲”的肇始时所指出的那样，“我第一次撰写有关1956年至1957年间中国事件的文章，是在那些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并因此声名远播，确立自己在学界的地位。虽然受其“所处的环境、立场所限，某些问题的论述还存在不妥之处，有效观点和说法缺乏说服力”，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文革前史三部曲”有效地完成了“考察1956年—1965年期间发生的重要事件对中国领导人的思想、行为、相互作用的影响”这一旨归，因而赢得了诸多评论家的高度认同与溢美之词。
进入文革史研究时，这一历史事件还未尘埃落定，所以麦克法夸尔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其中之一就是可资借鉴的史料不足，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常常借助《人民日报》《红旗》等媒体的报道和广播等作为资料来源。如今关于“文革”的历史资料已经非常丰富了，他也曾表示如果现在才进行研究，那么自己的“文革前史三部曲”可能有不少改进之处，不过他经过评估，仍然坚信自己著作的主线论述并无问题。
此间值得注意的是，在麦克法夸尔一生所开展的若干“中國研究项目”中，有一个项目影响和意义可与其以“文革前史三部曲”为代表的等身著述等量齐观，但并不经常被人提及，它就是麦克法夸尔同样为之呕心沥血达20余年的“中国文化大革命”课程。据丁学良先生回忆，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哈佛大学校方就正式向麦克法夸尔提议为该校本科生的“核心课程——外国文化”新开设一门聚焦“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课程：虽然中国文革当时已经进入西方大学课堂，但仅仅是作为当代中国政治或者中国现代史的一小部分而被讲授。
所以，倘若麦克法夸尔能够遂愿开设这一课程，他将促成哈佛大学以中国文革为主题的完整课目，走在全世界主要研究型大学的前列。正因如此，对校方的建议麦克法夸尔既喜又忧──如何才能把扑朔迷离、错综复杂的中国文革，清楚地介绍给土生土长的美国年轻人？毕竟，无论是对待历史的态度还是历史本身，文革期间的中国人和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年轻人都截然不同，比如就毛泽东对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革命大批判而言，海瑞被罢官发生在16世纪中叶，比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还早两个多世纪。
尽管如此，“中国文化大革命”课程还是开启了，约八分之一的哈佛大学本科生（830人左右）提出了申请，结果校方不得不将人数控制在700人，为之配备的助教多达22名。另外，因为哈佛大学的常规教室无法满足如此大规模的课程，校方被迫征用了平时保管甚严，通常只在学位授予仪式等重大庆典时才动用的桑德斯（Sanders）剧院；自此，哈佛大学校园里最受学生欢迎的经典课程之一诞生了，麦克法夸尔也因此获得了列文森杰出教学奖。
此间必须指出的是，首先，这门课程开设之初并没有现成的课本，麦克法夸尔只好组织助教们挑选中文资料翻译成英文，复印装订成册作为教材。其次，为了让学生有教材，为了让普通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文革，麦克法夸尔联袂瑞典汉学家沈迈克，基于对这门课的多年教学经验撰写了堪称文革通史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但出乎人们预料的是，该书的出版却直接导致了麦克法夸尔对这门课程的厌烦，“感觉自己像在背书，而学生们手头又有那本书，我也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加之选课学生逐年下降——2011年仅仅200人，在2011年这门课程停授了。
谦逊的学者和神奇的老师
同时，我们必须知道，除著书立说和教学之外，中国问题专家麦克法夸尔成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表征，是《中国季刊》这一刊物的创立。1959年，总部设在巴黎的“文化自由联盟”（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决定在伦敦再创办一本关于当代中国的杂志，而正崭露头角的中国问题专家麦克法夸尔自然就成了不二的主编人选。
1960年3月，《中国季刊》正式出版。麦克法夸尔在创刊号中说：“中国的发展需要严格、客观的分析。我们试图通过发表专家们的文章，对当代中国发展的方方面面提供评论意见。我们希望激发争论。” 为此，麦克法夸尔不但邀请了澳大利亚的菲茨杰拉德、美国的魏特夫等彼时西方的大多数中国研究前辈，每人为创刊号写一篇1000字左右的评论，总结和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头十年状况，而且还通过构建学术团队、扩大社会服务、组织学术论争等措施，策略地、巧妙地化解了刊物创立之初所面临的一系列难题，为促进西方的当代中国研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中国季刊》的作者不仅来自学界，也来自新闻界、商界、政界，甚至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情报机构，但“严格、客观的分析”始终是主编麦克法夸尔的审稿标准，这不仅让杂志在“文化自由联盟”解散之后依然存活下来，而且推动了它发展为一本严肃的学术杂志，奠定了它如今发展为海外中国研究影响最大的学术杂志的基础。
2012年，麦克法夸尔从哈佛大学荣休；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举行了一场国际学术研讨会，以示纪念。
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和现任主任何伟林，波士頓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学教授傅世卓，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凯克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裴敏欣，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黄靖，北京大学教授傅军等近3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中国研究学者，及麦克法夸尔教授的同事、朋友、学生齐聚一堂，对中国问题进行了严肃而热烈的探讨，以严谨的学术研讨的形式纪念麦克法夸尔教授的学术和教学成就。
在与会者眼中，麦克法夸尔不仅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谦逊的学者，更是一位颇为神奇的老师，学生总是为他简明扼要的教学和干练的语言所折服。一如麦克法夸尔的学生黄靖回忆当年他教授“政治科学”时所言：“他说政治科学就是三个‘p’：people（人民）、policy（政策）和process（程序）。他又问我，你知道这三个‘p’哪一个在前面吗？这取决于我们所讨论的是哪一种政治体制。如果是民主体制，那么‘程序’在前面，他的讲解简单却一语中的。”
另外，无论是他最早的学生还是最后一批学生，全都有这样的共同记忆：当他们拿回关于自己论文的迅速反馈时，总是会为上面的评语和校正吃惊，几乎每一页每一行都有着麦克法夸尔修改的痕迹，甚至包括对语法、标点符号，乃至于脚注中汉语拼音的订正，“他简直是把我的论文全部重写了一遍”，而最后的评语却总是忘不了“继续努力”的鼓励。
美国当地时间2019年2月10日，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因病去世，享年88岁，不曾带走他对中国未来的祝福与希望：“没有文革，就没有改革。邓小平领导中国进行改革，让中国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过上了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幸福生活。我希望中国发生第三次大的变化，将改革深入到背后的每一个角落，让整个社会变得更好。”
所以，是时候了，追忆中国问题专家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一位隔岸观火的智者，冷静而客观、严谨而犀利地分析着中国。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