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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多年后，傅家姐妹依然清晰地记得儿时与竺可桢校长一家在碓窝井九号共同度过的7年艰苦而难忘的战乱岁月。
傅珊记得小时候遵义老城的杨柳街比较窄，是个住宅区，好几个小巷子，碓窝井就是其中一条。父亲傅梦秋是遵义教育界名流，曾参与筹办遵义县立女子中学、县立中学。傅家老宅就在碓窝井九号。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浙大师生在校长竺可桢的率领下，历时两年半，横穿6个省，辗转千里，在远离战火，相对安静的黔北山区，找到了最后的落脚点。浙大师生到遵义后，租用当地民房。校长竺可桢就住在傅梦秋家，与傅家结下深厚情谊，并聘请傅梦秋为浙大事务主任。
1935年红军長征经过遵义时，时任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也曾住在傅梦秋家。5年后，当浙大师生历经千辛万苦，长途跋涉来到遵义时，傅梦秋又以满腔热情，欢迎这支“文军长征”的队伍。
“父亲把整个二楼的房间包括书房都腾出来让竺校长一家住，我们一家人则搬到楼下住。那时我们家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如同鸟语花香的世外桃源。院子里栽种了许多绿色植物，连外墙都爬满了藤蔓。”姐姐傅珥回忆道。
被迫西迁
1936年4月，著名气象、地理学家竺可桢受命于危难之时，出任浙江大学校长。
竺可桢认为，一所大学，它拥有多少图书和仪器是重要的，校舍是否宽敞完好也是必须的，但大学的灵魂在于是否拥有一流的教授。于是，他想方设法聘请一流的学者来浙大任教。西迁之前，浙江大学已经拥有王淦昌、束星北、苏步青、陈建功这样的科学家。
“八·一三”淞沪抗战之后，杭州的形势岌岌可危，竺可桢不得不带领浙江大学的师生告别美丽的西湖，撤离杭州。
据当时不完全统计，战前108所高校中，有91所陆续遭到日军轰炸，其中25所高校被迫暂停办学。面对战争，各大高校只有三种选择：一、关闭学校；二、接受日寇和汉奸的“维持”保管；三、向内地迁移。
浙大迁到浙西的小城建德以后，由于当地消息闭塞，没有报纸。学校就办起了《浙大日报》，派两个学生，每天收听广播，把最新的战况消息，用蜡版刻出来，连夜印好。每天中午，建德人争相购买传阅《浙大日报》，成为当时一个热闹场面。
不久，战火迅速蔓延，建德上空也响起了防空警报。竺可桢不得不为浙大寻找下一处避难所。12月24日，杭州沦陷。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浙大师生分批撤离建德，迁往700多公里外的江西泰和。这段计划周详的西迁之路，也因战乱变得异常艰辛。1938年元旦，浙大师生在颠沛流离的旅途中度过了新年。经过了一个月的长途跋涉，最终抵达江西泰和。
随校西迁的国立浙江大学外文系德文教员米歇尔，后来在《前进中的浙江大学》一文中这样写道：“从迁校开始，便抱定念头，绝不迁到汉口、重庆或长沙等大城市……而是要到那些从未接触大学生活的地方，使大学教育与中国的内地开发得到结合。”
在安静僻远的泰和上田村，浙大师生获得暂时的安定。
每次搬迁，竺可桢都是事先周密筹划，亲自打前站，堪测线路，考察驻扎地的房屋是否充足。1938年战火蔓延到江西北部，竺可桢又奔走在迁校广西的考察途中。当他收到加急电报赶回泰和时，二子竺衡与夫人张侠魂相继患病去世。强忍着巨大的悲痛，竺可桢又率领浙大1000多名学子继续西迁，流亡到广西宜山。
在宜山，浙大度过了整个西迁途中最艰苦，人心最不稳定的时期。不仅经历了疾病、瘟疫的威胁，还遭受日本飞机不停地轰炸。
这一年，竺可桢将“求是”作为浙江大学的校训，并请国学大师马一浮围绕校训，创作校歌，以激励困境中的师生。一所大学，在炮火纷飞的西迁途中，渐渐明晰了可以传承百年的大学精神。
竺可桢说：“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有了这种科学的精神，然后才能够有科学的存在。”
1939年元旦，浙大师生的迎新晚会在大草棚里的汽油灯下举行。因为没有足够的凳子，大家都围站着。一位教授开场就说：“这个节日，我们没有什么礼物送给大家，只有几顶大草帽送给你们。他边说边指着头顶上的茅草屋顶，引得大家都欢笑起来。”
“在流亡之中，得见乡郊之美，得知乡民困难和问题所在，感受了战争的残酷，自身也曾置身于艰危之中，增长了同舟共济的精神。”米歇尔写道。
1939年11月25日，广西南宁沦陷。竺可桢召开临时校务会议，决定再次迁校贵州遵义。1939年底，浙大师生一路迂回避敌，终于抵达贵州，在遵义和湄潭找到暂栖之处。随行的两千箱“辎重”，除图书（含文澜阁四库全书）外，大部分都是理工科仪器设备。
“学子有幸，从一个人间天堂，搬到另一个人间天堂。当初没有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如今回想一下，能有福气在这种地方住住，真是前世修来。”当年随校西迁的浙大学子郑家俊回忆道。
箪食瓢饮
自1939年至1946年的7年间，竺可桢无数次地来往于贵州的遵义、湄潭和永兴之间。
竺可桢长期养成记日记习惯，数十年勤记不辍，即使是兵慌马乱、辗转千里的西迁途中。到达贵州后，日记里对战事的记录明显减少。
当时的遵义城中，大街小巷，每至吃饭时间，便可见身着长衫，胳膊里夹着书本的浙大学子，文质彬彬地迈进那些挂着“寄搭伙食”牌子的人家。直到今天，这些流亡师生的身影，仍会闪现在遵义老年人的回忆中……
迁址遵义后，由于房源紧张，浙大不得不分散办学。得知竺可桢校长在四处选址，湄潭县县长严溥泉主动写信邀请竺校长到湄潭，并且成立了浙大迁移协助会，提供房舍250多间，让出文庙、民教馆、救济院等办公房屋。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浙大终于在贵州安顿下来。学校本部办公机构、文学院、工学院和师范学院文科系留在遵义；理学院、农学院和师范学院理科系，落户湄潭；一年级新生搬到湄潭县城外15公里的永兴镇。至此，整个浙江大学从颠沛流离的状态中步入平稳。
然而，随着战事的发展，物价不断上涨，重庆的米价高出战前20倍。毗邻的遵义也逐渐受到影响，师生们的生活困难接踵而来。 物价飞涨时，食堂也无钱买米买菜，学生的饭量只能减半，甚至只能用盐巴水、辣椒粉、泡菜等将就下饭。吃饭时大家都遵守“蜻蜓点水”、“逢六进一”等守则。所谓“蜻蜓点水”就是夹菜蘸盐水时，只能点到即止；而“逢六进一”就是每吃六口饭，才进一口菜。
当年的浙大学生几十个人住在一间简陋的大寝室里，睡的双人上下铺，没有玻璃窗，用桑皮纸涂上桐油糊住窗口，遮挡风雨。寒冷的冬天，学生们只好裹着被子挑灯夜读。因为灯油有限，为了多上一会自习，学生们就将几张桌子拼在一起，共点一盏桐油灯，待到午夜三更，大家都有一双被熏黑的鼻孔。
那时，不少学生都到永兴的茶馆里，泡一壶最便宜的茶，找一个角落温习功课。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回忆在湄潭的生活时写道：“我在浙大的学习条件十分艰苦，物理实验是在破庙里做的……白天到茶馆里看书、作习题，泡上一杯茶，目的是买一个座位，看一天书，茶馆再闹也不管。”
1940年8月12日，政治经济学教授费巩接受竺可桢邀请，兼任训导长一职。上任不久，他亲自动手烧开水为学生杀臭虫；并设计了一种亮度大而烟气小的植物油灯，拿自己的工资购买材料，找灯匠制作了800多盏油灯分发到各宿舍。“这个玻璃灯罩一罩下来，光线就亮了，那是很功德无量的，大家都纪念他，后来叫它‘费巩灯’了。”
多年后，当年的浙大学生无限深情地回忆起“费巩灯”。在那抗战流徙的年代，它照亮了多少学生心中的幽暗，温暖了多少需要抚慰的心灵。
书香湄江
湄潭位于遵义之东75公里，环境优美，物产丰饶，有“黔北小江南”之称。城内随处可见堰坝、水车和依山而筑的吊脚楼，一条碧波清澈的湄江从城西蜿蜒而过。在抗战时期，那是一处难得的清幽之所。
几十年后，回忆西迁之路，当年的浙大学子无不怀念这座美丽的小城。湄江边那些终年浅唱低吟、悠悠转动的水车给他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水车都很有年纪，转动时发出一种咿咿呀呀的声音……现在回想起来恍如仙乐……”著名鸟类学家周本湘曾深情地写道：留得他年寻旧梦，随百鸟，到湄江……
在炮火纷飞的年代，浙大师生在这个偏僻的小山城找到了安身之所，赢得了7年宝贵的时间。
“湄潭四季瓜果丰盛。乡下人不像城里人那样会做生意，瓜果有的论斤卖，有的论碗卖。如果你有本事能堆得比别人更大更多的李子在碗里，乡下人不但不以为意，而且哈哈大笑高高兴兴地卖给你。”
一方质朴的山水，渐渐丰满了一所名校的精神。而一所千里之外的大学的入迁，也在这座封闭的小城激起文明进步的浪花。
湄潭县当时人口只有1000多，浙大迁入后，县城一下子热闹起来。这里很快变成一座大学城，城里与城外，到处分布着浙大的学习与生活场所。那时候，只要写上“中国湄潭”4个字，国外的科研刊物便会准确无误地寄到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的浙江大学图书室。
体育系在湄江边开辟游泳场，系主任舒鸿教授游泳课，这在民风未开的湄潭，堪称一景。物理系在湄江边的双修寺内建起了简易的物理楼，布置了电学、光学、近代物理、实验技术4个实验室和一个修理工场。农学院在贺家祠堂周围租用200亩地建浙大农场，场中高台上新建了病虫系大厦。唐家祠堂成了生物系的科研基地。竺可桢将每年的6月6日设定为“工程师节”，这天，所有的实验室和工场向当地人免费开放。
当地很多老人还记得那些“节日”：浙大将一架报废的飞机拆迁过来，做风洞教学实验。当地人围着庞然大物指指点点，既小心翼翼又惊喜连连。竺可桢明确告诉各个系：不要吝啬，要让更多的百姓了解科学，这样才能更好地支持浙大办学。
树林里、湄江边，经常能看到生物学家谈家桢教授带领学生捉昆虫的身影。物理系教授王淦昌则经常在山坡上一边放羊，一边看书，湄潭的乡亲们都亲切地称他为“羊倌教授”。
苏步青一家八口，生活艰难，在朝贺寺前的半亩地里，开荒种菜。湄潭人很快就知道了浙江大学里有一位叫苏步青的“菜农教授”。到湄潭的第二年，竺可桢为苏步青争取到教育部部聘教授的资格，月薪增加到700元，才使苏步青一家的境况有所改善。
1943年，英国的文学大师陶斯到浙大参观时，抽查学生的借书卡，发现浙大所有学生的借书卡都密密麻麻地登记着借阅的书。在图书馆门口，他看到不少同学用绳索一捆捆地把书背出门去。他惊奇地对文理学院的院长梅光迪说：“我在成都和重庆各大学参观时发现，许多学生的借书卡，几乎是空的。而你们的学生如此好学，真是奇迹。”
这一年，李政道在贵阳参加全国大学统一招生考试后，被浙大化工系录取。这年，浙大共招收新生600多名。每逢周末，李政道总是约上同学，从永兴去湄潭听束星北和王淦昌教授的“物理讨论会”，实际上就是教授和全体学生就物理学前沿课题共同讨论或争论。两位教授，无论谁登台主讲，另一个一定会在下面“拆台”，不断提问、抬扛，常常使讨论变成了近乎吵架的争论，一些学术问题也在这样非常的争论中日见深邃。
在听了几次束星北与王淦昌争论激烈的物理讨论课之后，李政道决定从化工系转到物理系，这个违背父亲意愿的决定彻底改变了他以后的人生轨迹。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李政道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31岁时和杨振宁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首度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
在浙江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的纪念大会上，李政道感慨地说道：“我在浙大读书虽然只有一年，但追寻西迁的浙大却用了三个年头，青春岁月中的四个年头我是与浙大紧密相连的，以此为起点，物理成了我的生活方式，一年‘求是’校训的熏陶，发端了几十年来我细推物理之乐。母校百年，我在一年，百中之一，已得益匪浅。”
东方剑桥
尽管校政繁忙，竺可桢并没有放弃过自己的研究，他的日记多是密密麻麻的读书心得。从1936年4月到1944年底，他在中外报刊发表各种论文多达39篇，其中代表性的科学史论文《二十八宿起源考》頗受中外好评。
在他的感召下，浙大一批年轻有为的教授，潜心在黔北的破庙和茅屋中从事教学和科研。谈家桢曾满怀深情地回忆说：“我一生中最有作为的，就是在湄潭工作的时期。我的学术上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在湄潭县‘唐家祠堂’那所土房子里完成的。” 在朝贺寺里，苏步青家的油灯每天一直亮到深夜。油灯旁，妻子给孩子们补袜子做布鞋，苏步青则撰写自己的数学著作—《影射曲线概论》。当时，苏步青与陈建功创立的“陈苏学派”逐渐成为世界三大数学流派之一。在中国的一些中学里，开始流行“学数学，去浙大”的说法。
1941年，王淦昌的论文《关于中微子探测的一个建议》，在美国《物理评论》上发表，很快引起了全美物理学界的重视。美国青年物理学家艾伦按照王淦昌先生的思路，成功地探测到了中微子的踪迹，这是当时轰动世界的一件事。艾伦在论文中明确地写道：我的这个发现，所依赖的就是王淦昌先生的思路。
从1942年到1947年的5年之间，王淦昌共发表了9篇论文，培养了一批志愿向核物理科学进军的学生。这些学生后来成为我国研制两弹一星和核试验的重要科研骨干。
1944年春天，在唐家祠堂的实验室里谈家桢偶然发现：“在瓢虫的鞘翅上，由黄色和黑色所组成的不同斑点类型中，在它们的第二代身上，它们父体和母体所显示的黑色部分均能显示出来，而黄色部分则被掩盖住。这种现象以前实验中从未发现过，我为之兴奋。”这一发现后来被称为嵌镶显性现象。两年后，美国《遗传学》杂志发表他的论文《亚洲瓢虫色斑嵌镶显性遗传理论》，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使谈家桢成为国际知名的生物学家。
1944年10月，应竺可桢之邀，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来湄潭参加中国科学社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会上，浙大的教授们宣读了多篇论文，李约瑟被这些与世界同步的科研成果震惊了。
陪同李约瑟参观生物系的是当时的系主任贝时璋。李约瑟跨进唐家祠第一步，就刻意放慢了行走的速度，因为脚步稍重一点，这个实验室的地板就会颤动。湄潭没有自来水，生物系教授在唐家祠堂外面做了一个支架，上面放了一个大木桶，然后雇一个民工每天挑二十多担水，通过竹管引水到实验室。如此简陋的教学条件，让李约瑟夫妇倍感惊讶。
在离开浙大的最后一次讲演中，李约瑟称浙大为“东方的剑桥”。
坚持理想
1945年，中国的全面抗战进入第八个年头。8月10日晚上10点，遵义城里突然响起震耳的炮声。很快，人们发现，这是中国军队庆祝胜利的礼炮声，日军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从重庆传到遵义，遵义城里响起了鞭炮声。
鞭炮声渐稀，竺可桢租住的碓窝井九号门外便传来吵杂的人声。“浙大学生跑到我们院子里闹啊，把竺校长抬起来抛啊。”那天狂欢的场面，深深印刻在9岁傅珊的记忆里。学生们敲开门告诉校长胜利了，有学生冲上去，激动地把校长抬起来。这位在炮火中开启校长生涯，在乱世中，坚守办学理想的大学校长被学生们一路抬着到遵义城狂欢游行，直到天亮。
浙大在遵义、湄潭的7年，从战前的3个学院、16个系发展为7个学院28个系；教师队伍由70人，扩展到201人，学生由512人扩展到2171人。流亡中的浙江大学，保持了自己的办学体系，崛起为当时全国最完整的两所综合性大学之一，其中不少专业在全国乃至国际上都享有盛名。
竺可桢曾不厌其烦地告诫浙大学子，在是非与利害关头，“不可忽视是非而专重利害。”“科学如此，政治亦然，若不以是非之心，而以好恶之心来治国家，也是不行的。”
1945年9月23日，他在《我国大学教育之前途》一文中针砭时弊：“若侧重应用的科学，而置纯粹科学、人文科学于不顾，这是谋食而不谋道的办法。”
抗战胜利9个月后，浙江大学在遵义举行第19届毕业典礼，这是最后一批在西迁途中毕业的学生。1946年9月，浙大师生重返杭州。
“上千的人，驮着一个大学，在烽火连天的夹缝中，奔走万里的路程，历经六七省的地域……经过10年漫长的时间，又凭着四千人的力量，依然馱回来，不能不算是五千年来的奇迹。”回首浙大西迁的往事，当年浙大校长办公室主任诸葛麒如是说。这段西迁历史，也被后人称之为“一支文军的长征”。
傅珊记得小时候遵义老城的杨柳街比较窄，是个住宅区，好几个小巷子，碓窝井就是其中一条。父亲傅梦秋是遵义教育界名流，曾参与筹办遵义县立女子中学、县立中学。傅家老宅就在碓窝井九号。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浙大师生在校长竺可桢的率领下，历时两年半，横穿6个省，辗转千里，在远离战火，相对安静的黔北山区，找到了最后的落脚点。浙大师生到遵义后，租用当地民房。校长竺可桢就住在傅梦秋家，与傅家结下深厚情谊，并聘请傅梦秋为浙大事务主任。
1935年红军長征经过遵义时，时任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也曾住在傅梦秋家。5年后，当浙大师生历经千辛万苦，长途跋涉来到遵义时，傅梦秋又以满腔热情，欢迎这支“文军长征”的队伍。
“父亲把整个二楼的房间包括书房都腾出来让竺校长一家住，我们一家人则搬到楼下住。那时我们家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如同鸟语花香的世外桃源。院子里栽种了许多绿色植物，连外墙都爬满了藤蔓。”姐姐傅珥回忆道。
被迫西迁
1936年4月，著名气象、地理学家竺可桢受命于危难之时，出任浙江大学校长。
竺可桢认为，一所大学，它拥有多少图书和仪器是重要的，校舍是否宽敞完好也是必须的，但大学的灵魂在于是否拥有一流的教授。于是，他想方设法聘请一流的学者来浙大任教。西迁之前，浙江大学已经拥有王淦昌、束星北、苏步青、陈建功这样的科学家。
“八·一三”淞沪抗战之后，杭州的形势岌岌可危，竺可桢不得不带领浙江大学的师生告别美丽的西湖，撤离杭州。
据当时不完全统计，战前108所高校中，有91所陆续遭到日军轰炸，其中25所高校被迫暂停办学。面对战争，各大高校只有三种选择：一、关闭学校；二、接受日寇和汉奸的“维持”保管；三、向内地迁移。
浙大迁到浙西的小城建德以后，由于当地消息闭塞，没有报纸。学校就办起了《浙大日报》，派两个学生，每天收听广播，把最新的战况消息，用蜡版刻出来，连夜印好。每天中午，建德人争相购买传阅《浙大日报》，成为当时一个热闹场面。
不久，战火迅速蔓延，建德上空也响起了防空警报。竺可桢不得不为浙大寻找下一处避难所。12月24日，杭州沦陷。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浙大师生分批撤离建德，迁往700多公里外的江西泰和。这段计划周详的西迁之路，也因战乱变得异常艰辛。1938年元旦，浙大师生在颠沛流离的旅途中度过了新年。经过了一个月的长途跋涉，最终抵达江西泰和。
随校西迁的国立浙江大学外文系德文教员米歇尔，后来在《前进中的浙江大学》一文中这样写道：“从迁校开始，便抱定念头，绝不迁到汉口、重庆或长沙等大城市……而是要到那些从未接触大学生活的地方，使大学教育与中国的内地开发得到结合。”
在安静僻远的泰和上田村，浙大师生获得暂时的安定。
每次搬迁，竺可桢都是事先周密筹划，亲自打前站，堪测线路，考察驻扎地的房屋是否充足。1938年战火蔓延到江西北部，竺可桢又奔走在迁校广西的考察途中。当他收到加急电报赶回泰和时，二子竺衡与夫人张侠魂相继患病去世。强忍着巨大的悲痛，竺可桢又率领浙大1000多名学子继续西迁，流亡到广西宜山。
在宜山，浙大度过了整个西迁途中最艰苦，人心最不稳定的时期。不仅经历了疾病、瘟疫的威胁，还遭受日本飞机不停地轰炸。
这一年，竺可桢将“求是”作为浙江大学的校训，并请国学大师马一浮围绕校训，创作校歌，以激励困境中的师生。一所大学，在炮火纷飞的西迁途中，渐渐明晰了可以传承百年的大学精神。
竺可桢说：“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有了这种科学的精神，然后才能够有科学的存在。”
1939年元旦，浙大师生的迎新晚会在大草棚里的汽油灯下举行。因为没有足够的凳子，大家都围站着。一位教授开场就说：“这个节日，我们没有什么礼物送给大家，只有几顶大草帽送给你们。他边说边指着头顶上的茅草屋顶，引得大家都欢笑起来。”
“在流亡之中，得见乡郊之美，得知乡民困难和问题所在，感受了战争的残酷，自身也曾置身于艰危之中，增长了同舟共济的精神。”米歇尔写道。
1939年11月25日，广西南宁沦陷。竺可桢召开临时校务会议，决定再次迁校贵州遵义。1939年底，浙大师生一路迂回避敌，终于抵达贵州，在遵义和湄潭找到暂栖之处。随行的两千箱“辎重”，除图书（含文澜阁四库全书）外，大部分都是理工科仪器设备。
“学子有幸，从一个人间天堂，搬到另一个人间天堂。当初没有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如今回想一下，能有福气在这种地方住住，真是前世修来。”当年随校西迁的浙大学子郑家俊回忆道。
箪食瓢饮
自1939年至1946年的7年间，竺可桢无数次地来往于贵州的遵义、湄潭和永兴之间。
竺可桢长期养成记日记习惯，数十年勤记不辍，即使是兵慌马乱、辗转千里的西迁途中。到达贵州后，日记里对战事的记录明显减少。
当时的遵义城中，大街小巷，每至吃饭时间，便可见身着长衫，胳膊里夹着书本的浙大学子，文质彬彬地迈进那些挂着“寄搭伙食”牌子的人家。直到今天，这些流亡师生的身影，仍会闪现在遵义老年人的回忆中……
迁址遵义后，由于房源紧张，浙大不得不分散办学。得知竺可桢校长在四处选址，湄潭县县长严溥泉主动写信邀请竺校长到湄潭，并且成立了浙大迁移协助会，提供房舍250多间，让出文庙、民教馆、救济院等办公房屋。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浙大终于在贵州安顿下来。学校本部办公机构、文学院、工学院和师范学院文科系留在遵义；理学院、农学院和师范学院理科系，落户湄潭；一年级新生搬到湄潭县城外15公里的永兴镇。至此，整个浙江大学从颠沛流离的状态中步入平稳。
然而，随着战事的发展，物价不断上涨，重庆的米价高出战前20倍。毗邻的遵义也逐渐受到影响，师生们的生活困难接踵而来。 物价飞涨时，食堂也无钱买米买菜，学生的饭量只能减半，甚至只能用盐巴水、辣椒粉、泡菜等将就下饭。吃饭时大家都遵守“蜻蜓点水”、“逢六进一”等守则。所谓“蜻蜓点水”就是夹菜蘸盐水时，只能点到即止；而“逢六进一”就是每吃六口饭，才进一口菜。
当年的浙大学生几十个人住在一间简陋的大寝室里，睡的双人上下铺，没有玻璃窗，用桑皮纸涂上桐油糊住窗口，遮挡风雨。寒冷的冬天，学生们只好裹着被子挑灯夜读。因为灯油有限，为了多上一会自习，学生们就将几张桌子拼在一起，共点一盏桐油灯，待到午夜三更，大家都有一双被熏黑的鼻孔。
那时，不少学生都到永兴的茶馆里，泡一壶最便宜的茶，找一个角落温习功课。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回忆在湄潭的生活时写道：“我在浙大的学习条件十分艰苦，物理实验是在破庙里做的……白天到茶馆里看书、作习题，泡上一杯茶，目的是买一个座位，看一天书，茶馆再闹也不管。”
1940年8月12日，政治经济学教授费巩接受竺可桢邀请，兼任训导长一职。上任不久，他亲自动手烧开水为学生杀臭虫；并设计了一种亮度大而烟气小的植物油灯，拿自己的工资购买材料，找灯匠制作了800多盏油灯分发到各宿舍。“这个玻璃灯罩一罩下来，光线就亮了，那是很功德无量的，大家都纪念他，后来叫它‘费巩灯’了。”
多年后，当年的浙大学生无限深情地回忆起“费巩灯”。在那抗战流徙的年代，它照亮了多少学生心中的幽暗，温暖了多少需要抚慰的心灵。
书香湄江
湄潭位于遵义之东75公里，环境优美，物产丰饶，有“黔北小江南”之称。城内随处可见堰坝、水车和依山而筑的吊脚楼，一条碧波清澈的湄江从城西蜿蜒而过。在抗战时期，那是一处难得的清幽之所。
几十年后，回忆西迁之路，当年的浙大学子无不怀念这座美丽的小城。湄江边那些终年浅唱低吟、悠悠转动的水车给他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水车都很有年纪，转动时发出一种咿咿呀呀的声音……现在回想起来恍如仙乐……”著名鸟类学家周本湘曾深情地写道：留得他年寻旧梦，随百鸟，到湄江……
在炮火纷飞的年代，浙大师生在这个偏僻的小山城找到了安身之所，赢得了7年宝贵的时间。
“湄潭四季瓜果丰盛。乡下人不像城里人那样会做生意，瓜果有的论斤卖，有的论碗卖。如果你有本事能堆得比别人更大更多的李子在碗里，乡下人不但不以为意，而且哈哈大笑高高兴兴地卖给你。”
一方质朴的山水，渐渐丰满了一所名校的精神。而一所千里之外的大学的入迁，也在这座封闭的小城激起文明进步的浪花。
湄潭县当时人口只有1000多，浙大迁入后，县城一下子热闹起来。这里很快变成一座大学城，城里与城外，到处分布着浙大的学习与生活场所。那时候，只要写上“中国湄潭”4个字，国外的科研刊物便会准确无误地寄到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的浙江大学图书室。
体育系在湄江边开辟游泳场，系主任舒鸿教授游泳课，这在民风未开的湄潭，堪称一景。物理系在湄江边的双修寺内建起了简易的物理楼，布置了电学、光学、近代物理、实验技术4个实验室和一个修理工场。农学院在贺家祠堂周围租用200亩地建浙大农场，场中高台上新建了病虫系大厦。唐家祠堂成了生物系的科研基地。竺可桢将每年的6月6日设定为“工程师节”，这天，所有的实验室和工场向当地人免费开放。
当地很多老人还记得那些“节日”：浙大将一架报废的飞机拆迁过来，做风洞教学实验。当地人围着庞然大物指指点点，既小心翼翼又惊喜连连。竺可桢明确告诉各个系：不要吝啬，要让更多的百姓了解科学，这样才能更好地支持浙大办学。
树林里、湄江边，经常能看到生物学家谈家桢教授带领学生捉昆虫的身影。物理系教授王淦昌则经常在山坡上一边放羊，一边看书，湄潭的乡亲们都亲切地称他为“羊倌教授”。
苏步青一家八口，生活艰难，在朝贺寺前的半亩地里，开荒种菜。湄潭人很快就知道了浙江大学里有一位叫苏步青的“菜农教授”。到湄潭的第二年，竺可桢为苏步青争取到教育部部聘教授的资格，月薪增加到700元，才使苏步青一家的境况有所改善。
1943年，英国的文学大师陶斯到浙大参观时，抽查学生的借书卡，发现浙大所有学生的借书卡都密密麻麻地登记着借阅的书。在图书馆门口，他看到不少同学用绳索一捆捆地把书背出门去。他惊奇地对文理学院的院长梅光迪说：“我在成都和重庆各大学参观时发现，许多学生的借书卡，几乎是空的。而你们的学生如此好学，真是奇迹。”
这一年，李政道在贵阳参加全国大学统一招生考试后，被浙大化工系录取。这年，浙大共招收新生600多名。每逢周末，李政道总是约上同学，从永兴去湄潭听束星北和王淦昌教授的“物理讨论会”，实际上就是教授和全体学生就物理学前沿课题共同讨论或争论。两位教授，无论谁登台主讲，另一个一定会在下面“拆台”，不断提问、抬扛，常常使讨论变成了近乎吵架的争论，一些学术问题也在这样非常的争论中日见深邃。
在听了几次束星北与王淦昌争论激烈的物理讨论课之后，李政道决定从化工系转到物理系，这个违背父亲意愿的决定彻底改变了他以后的人生轨迹。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李政道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31岁时和杨振宁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首度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
在浙江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的纪念大会上，李政道感慨地说道：“我在浙大读书虽然只有一年，但追寻西迁的浙大却用了三个年头，青春岁月中的四个年头我是与浙大紧密相连的，以此为起点，物理成了我的生活方式，一年‘求是’校训的熏陶，发端了几十年来我细推物理之乐。母校百年，我在一年，百中之一，已得益匪浅。”
东方剑桥
尽管校政繁忙，竺可桢并没有放弃过自己的研究，他的日记多是密密麻麻的读书心得。从1936年4月到1944年底，他在中外报刊发表各种论文多达39篇，其中代表性的科学史论文《二十八宿起源考》頗受中外好评。
在他的感召下，浙大一批年轻有为的教授，潜心在黔北的破庙和茅屋中从事教学和科研。谈家桢曾满怀深情地回忆说：“我一生中最有作为的，就是在湄潭工作的时期。我的学术上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在湄潭县‘唐家祠堂’那所土房子里完成的。” 在朝贺寺里，苏步青家的油灯每天一直亮到深夜。油灯旁，妻子给孩子们补袜子做布鞋，苏步青则撰写自己的数学著作—《影射曲线概论》。当时，苏步青与陈建功创立的“陈苏学派”逐渐成为世界三大数学流派之一。在中国的一些中学里，开始流行“学数学，去浙大”的说法。
1941年，王淦昌的论文《关于中微子探测的一个建议》，在美国《物理评论》上发表，很快引起了全美物理学界的重视。美国青年物理学家艾伦按照王淦昌先生的思路，成功地探测到了中微子的踪迹，这是当时轰动世界的一件事。艾伦在论文中明确地写道：我的这个发现，所依赖的就是王淦昌先生的思路。
从1942年到1947年的5年之间，王淦昌共发表了9篇论文，培养了一批志愿向核物理科学进军的学生。这些学生后来成为我国研制两弹一星和核试验的重要科研骨干。
1944年春天，在唐家祠堂的实验室里谈家桢偶然发现：“在瓢虫的鞘翅上，由黄色和黑色所组成的不同斑点类型中，在它们的第二代身上，它们父体和母体所显示的黑色部分均能显示出来，而黄色部分则被掩盖住。这种现象以前实验中从未发现过，我为之兴奋。”这一发现后来被称为嵌镶显性现象。两年后，美国《遗传学》杂志发表他的论文《亚洲瓢虫色斑嵌镶显性遗传理论》，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使谈家桢成为国际知名的生物学家。
1944年10月，应竺可桢之邀，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来湄潭参加中国科学社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会上，浙大的教授们宣读了多篇论文，李约瑟被这些与世界同步的科研成果震惊了。
陪同李约瑟参观生物系的是当时的系主任贝时璋。李约瑟跨进唐家祠第一步，就刻意放慢了行走的速度，因为脚步稍重一点，这个实验室的地板就会颤动。湄潭没有自来水，生物系教授在唐家祠堂外面做了一个支架，上面放了一个大木桶，然后雇一个民工每天挑二十多担水，通过竹管引水到实验室。如此简陋的教学条件，让李约瑟夫妇倍感惊讶。
在离开浙大的最后一次讲演中，李约瑟称浙大为“东方的剑桥”。
坚持理想
1945年，中国的全面抗战进入第八个年头。8月10日晚上10点，遵义城里突然响起震耳的炮声。很快，人们发现，这是中国军队庆祝胜利的礼炮声，日军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从重庆传到遵义，遵义城里响起了鞭炮声。
鞭炮声渐稀，竺可桢租住的碓窝井九号门外便传来吵杂的人声。“浙大学生跑到我们院子里闹啊，把竺校长抬起来抛啊。”那天狂欢的场面，深深印刻在9岁傅珊的记忆里。学生们敲开门告诉校长胜利了，有学生冲上去，激动地把校长抬起来。这位在炮火中开启校长生涯，在乱世中，坚守办学理想的大学校长被学生们一路抬着到遵义城狂欢游行，直到天亮。
浙大在遵义、湄潭的7年，从战前的3个学院、16个系发展为7个学院28个系；教师队伍由70人，扩展到201人，学生由512人扩展到2171人。流亡中的浙江大学，保持了自己的办学体系，崛起为当时全国最完整的两所综合性大学之一，其中不少专业在全国乃至国际上都享有盛名。
竺可桢曾不厌其烦地告诫浙大学子，在是非与利害关头，“不可忽视是非而专重利害。”“科学如此，政治亦然，若不以是非之心，而以好恶之心来治国家，也是不行的。”
1945年9月23日，他在《我国大学教育之前途》一文中针砭时弊：“若侧重应用的科学，而置纯粹科学、人文科学于不顾，这是谋食而不谋道的办法。”
抗战胜利9个月后，浙江大学在遵义举行第19届毕业典礼，这是最后一批在西迁途中毕业的学生。1946年9月，浙大师生重返杭州。
“上千的人，驮着一个大学，在烽火连天的夹缝中，奔走万里的路程，历经六七省的地域……经过10年漫长的时间，又凭着四千人的力量，依然馱回来，不能不算是五千年来的奇迹。”回首浙大西迁的往事，当年浙大校长办公室主任诸葛麒如是说。这段西迁历史，也被后人称之为“一支文军的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