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学的日子，也是好日子。
　　中学，我就读于北京理工大学附中，简称京工附中，它是海淀区的重点中学。
　　城市里的中学生穿过农田去上学的恐怕为数不多，我却有这份享受。学校的后门连着四季清香的大片菜田，走路只需20分钟左右。算是条近道。遇上刮风下雨，骑自行车不便，乘公共汽车又不顺路，我便常常择此捷径步行上学。
　　冬日的北京。太阳起得迟。7点多钟，我走在这条乡间小路上的时候，天还半黑着。走着走着见半天星辰淡去，一轮红日跃出青蒙蒙的西山，身负沉重书包的我，便在寒冷的晨风中有了高歌的欲望。冬天的田野硬邦邦的，没有生气，只有成群的乌鸦在寻早餐。不知怎的，我对乌鸦从来没有过反感。它们自食其力，远远比学舌的笼中八哥讨人喜欢。
　　而夏季时分，嫩黄的黄瓜花，淡紫的茄子花。田埂上的马兰花，装点着我上学的小路。沟渠里的流水声，田野里的风雨声，是我的“随身听”。记得一连几年放学时分常遇到一位赶驴车的老伯，问他为什么不换骡子，他回答说：“骡子娇贵得很，脾气大，讲究饲料。驴子耐力好，肯吃苦、卖力气。小姑娘，你知道吗?驴子是不会像马一样跪下休息的，它连睡觉都站着。”那小驴子摆动着长耳，发出两声脆亮的鼻音，似是感激老伯的知遇之恩。也是从那时起，我对驴子便有了特别的好感。
　　中学时代，我一直担任班上的学生干部，学习成绩又总是班上第一、二名，所以多少有些受老师的宠。上课时我一旦感觉自己都懂了，就开始忍不住说话。常常是捅捅同桌：“哎，我昨天听了一个故事，特精彩，我说给你听，好不好?”同桌往往因此分了心。于是我就竖起书本，挡住嘴，唧唧喳喳地小声说起书来。老师站在讲台上，如何看不见?但还想给我留点儿面子，没有立即发作。到我的同桌忍不住做出一些短小的评论或在喉咙里发出一点儿笑声的时候，老师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就点了同桌的名，训斥一番，我不幸的朋友也不辩解，只低头听着。我呢，知道是自己连累了朋友，也内心愧疚，不敢抬头。中学6年，我的同桌换过四、五个，个个因我爱说话而倒过霉。但没有一个人因为代我受过而抱怨，这让我非常感动。
　　不过，我在中学课堂上犯的错误也并非全由人代过。所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高二的时候，我特别羡慕能用口哨吹歌的同学，课间时常诚恳地向他们讨教。但无论多么努力，灵犀永远不通，只能“嘘嘘”地吹出些气来，惹得同伴们笑话说是给孩子把尿的声音。我心里那个急呀!这时上课铃声响了。是一节生物课。我人在教室，心思却还在口哨上。“我怎么就吹不响呢?”把舌尖向上翘翘之后——突然，一声嘹亮的哨音响彻教室。我心里一惊：谁吹得这么响?然后立即明白了：是自己，是自己——我终于成功了!瞧，全班同学不都惊异地看着我吗?谁还会笑话我吹不响口哨呢?然而，成功的喜悦立刻被老师威严的声音打断：“是谁公然在课堂上吹口哨?还有没有一点儿纪律性了?请站起来。”我满面羞愧地站在全班面前，那份尴尬就别提了。我知道自己不仅失了一个学生的体面，也失了一个女孩子的分寸。讲台上的老师推了推近视镜，一时不敢相信这个捣乱分子竟会是一个公认的“好学生”。我因为感到了老师的失望而更加羞愧不堪。这样面面相觑了几秒钟后，老师终于仁慈地让我坐下，嘱咐一句：“上课时不要再吹了。”
　　再吹?从那以后，别说我不想吹口哨了，就是想吹，也吹不响了。
　　中学6年当中，我在学业上是相当用心的。我的初中入学成绩并不理想，曾被同窗取笑。于是12岁的孩子就有了卧薪尝胆的打算。在我的记忆中，每个周末都是在习题集里度过的。初中毕业时，我在年级里排到了前几名，免试升入高中。进入高中，我又成了学习尖子。正式高考时，我的总分在全北京市排入了前20名，其中语文成绩几乎是满分。学生做到这个份儿上，也算雪了“靖康之耻”。
　　更让我引以为荣的是，我在中学时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即使在高考的关键时刻也不迟于晚上11点熄灯。我坚信，如果专心致志，讲究效率，就不必悬梁刺股。听古人捕萤为照的故事。我不以为然——白天有抓萤火虫的时间，不如把书读完。
　　小路、教室、同学、老师……这点点滴滴聚在一起，成了六年如一日的日子：苦学的日子，也是难得的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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