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仲是他们结婚之后不久，她和同志们对老伴的共有称呼，其间既有同志般的情谊，又有夫妻间的敬重。在他们相扶相偕走过的岁月里，这个现在看起来老土的称呼在他们之间却显出别样的踏实和温暖。
　　
　　一见钟情，终成革命伴侣
　　
　　1940年初春，刚刚过完14岁生日的刘锦琳第一次邂逅了仲曦东，那时，她刚进胶东区的“鲁迅剧团”当了一名文工团员。虽然仅是初次相识，两人却拉呱了半天，仲曦东显然给刘锦琳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正是这个第一次，为后来两人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再次见到仲曦东，已经是1941年秋天了。那次是在山东文登县，仲曦东作关于“皖南事变”的报告，刘锦琳是听众。1942年7月，仲曦东调任胶东军区第一军分区政委。剧团搞了几场欢送晚会，演出名为《农村曲》的歌剧，刘锦琳扮演剧中的女主角。革命队伍真是锻炼人，仅仅两年的时间，刘锦琳就能担纲演出了，这肯定吸引了仲曦东的目光。
　　这次演出结束的时候，仲曦东托人送给刘锦琳一封信。信封上工工整整地写着：“送给朋友的一份礼物。”刘锦琳想不出会是什么礼物，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份学习计划。打头的是一番道理：一个革命青年不仅要有革命热情，还要有革命的理论。要学习革命理论使自己从一个不完全自觉的革命者，成为一个完全自觉的革命战士。后面还按学习计划开列了一份书单，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还有一些苏联小说，如《铁流》等等。刘锦琳朦朦胧胧地体会到了蕴涵在信中的心思，有了一种被人喜欢着的感觉。
　　又经过4年的遥相守望，几经周折，1946年两人终成眷属。此后，夫妻两人在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一系列战役一路往南，仍旧是聚少离多。然而这份革命战争中锻造的深厚感情从未褪色，不论条件艰苦还是环境险恶，仲曦东和刘锦琳都选择了共同面对。
　　
　　夫唱妇随，出任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官
　　
　　1961年，由老上级陈老总推荐，外交部调仲曦东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刘锦琳也顺理成章地转换角色，成了大使夫人。
　　当时国内经济形势并不好，国际上与西方国家几乎隔绝，与苏联的关系持续恶化，也就是说国内外各方面的形势相当困难。捷克斯洛伐克是同我国最早建交的国家之一，但碍于与苏联的特殊关系，至少在正式场合有意识地同我国拉开一些距离。在这样的时刻上任大使，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
　　


　　赴任之前，周总理专门抽出时间和他们交谈，除提出一些必须注意的问题外，还提出要学习驻在国的语言，要广交朋友，要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于学习语言，周总理先是严肃地说，一个驻在国的大使不懂人家的语言，时时处处靠翻译，那工作起来不仅不方便，而且效果、效率上都会大打折扣。随后他又轻松地说，我们这些土八路也要穿上洋装，学学叽里呱啦的洋话喽，这叫到什么山会唱什么歌啊！即便如此，赴任后他们还是发现，受大的国际环境限制，使馆同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门几乎没有双边的活动。大多是各国驻捷克斯洛伐克使团惯常的集体活动，如每年例行的布拉格之春音乐会，外交官狩猎活动等。使馆主动提出要搞的活动也受到限制，“走出去，请进来”的方针很难彻底执行。即使想以“旅游”的方式去某地搞些小型活动，也要由官方批准。即使经过批准，要与当地人士交谈，也是浅尝辄止，最多是寒暄几句。时间一长，大使夫妇也清楚了其中的部分原因。一些熟悉的官员说：“你们应该理解我们，捷克国家小，资源少，不能和中国一样。我们是在夹缝里求生存呀。”“莫斯科一打喷嚏，布拉格就感冒”虽然是他们私下常说的一句玩笑话，但很清楚地说明他们这样对待中国也是不得己而为之。即使这样，大使夫妇还是尽力争取多参加一些活动，并借到工厂、农村参观的机会，向基层人民宣传我国的外交政策，说明中苏分歧的由来，争取人家的理解。这也是我国外交着眼于人民群众政策的延续。
　　中捷友好合作社就是这一政策的最好体现。这个合作社的社长在1958年曾到中国访问，他是一个非常朴实的农民，对中国的友好感情始终如一，并没有因为局势的变化而褪色。使馆过年过节，都会把他请来一起庆祝。大使夫妇也经常去他的农庄。每次他都热情招待，带着他们四处参观，吃饭时几乎是倾其所有，像葡萄酒、李子酒、各式香肠等等常常摆满一桌子。后来，刘锦琳常常回忆，人民之间的友谊是最真挚的，也是最值得珍惜的。
　　当时捷克人排了一出中国的《西厢记》。翻译陪同刘锦琳去看戏，不想对方把刘锦琳的的身份听错了，把她当成大使了。人家的女市长赶紧陪着她参观、看戏，还让她讲话。到了最后他们才搞清楚她是大使夫人，他们一样很热情。他们很不容易，在当时的形势下，只是看了捷文版的《西厢记》剧本，就演出了，这本身就是成功。
　　一年后，仲曦东大使回国述职。完成在北京预先安排的汇报和学习，离回到工作岗位去的时间就所剩无几了。夫妇俩抓紧时间回了趟在南京的家。什么时候都是工作第一，千里迢迢从国外回来，可回到国内，家里的情况究竟如何几乎是一无所知。那时候，他们与国内都是工作上的联系。工作永远是第一位的，也根本不考虑什么顺便问问家里的情况。即使家里人带来的一点消息，也都是好消息，生怕他们分心。而在人们眼里外交官是非常风光的职业，留下的影像也都是迎来送往、觥筹交错、西装革履、笑容满面，而背后的辛酸艰苦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出国前，他们的小儿子待征还胖乎乎的，可才一年没见，就瘦得没了模样，面对长时间未见的父母，说话竟然有气无力的。其他几个儿女也是病的病，伤的伤，刘锦琳这位走过硝烟的女战士，当场落下泪来，她蹲下身搂着孩子们，喃喃地说：“妈不走了，妈再不走了。”
　　


　　当时正在困难时期，即将回捷克时，刘锦琳就和老仲商量，一定要请全家人吃上一顿饱饭。那个时候到军人俱乐部吃顿饺子，已经算得上很奢侈了。结果孩子们狼吞虎咽，上来一盘，风卷残云一般眨眼就光了。当时，还没有这方面的机器，人家手工做起来根本供应不上。大使夫妇坐看孩子们的狼狈相，真是哭笑不得。没办法，只好改吃面条了。刘锦琳更是满腹酸楚硬往肚子里咽。临走的那天，他们唯一没有生病的儿子继征，从学校骑车赶来相送。半路，撞上一辆三轮车，把头给撞破了。这一下又勾起了刘锦琳的伤心事，她眼泪汪汪地跟老仲说：“曦东，孩子们太可怜了，你一个人回捷克吧，我要留下照顾这些孩子。”
　　老仲还算冷静，忙说：“你现在不是家庭妇女，是大使夫人。”
　　“孩子们生病的生病，受伤的受伤，我怎能放心地走呢？说什么我也不去了。”
　　老仲劝道：“这不是你我个人能决定的，是组织安排，不去哪行呀！再说了，你也知道，外交工作中，夫人很重要。不带夫人，许多工作没法开展哪。尤其是捷克这种状况，更少不了你啊！”
　　老仲说的确实是事实，他们到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官方的活动很少，夫人外交成为很重要的部分。刘锦琳和捷克总理夫人，以及各位部长夫人多有来往，她们避开意识形态问题，仅仅聊些家常，交谈些风土人情，以此增加友谊，加强联系。如果少了这一块，各方面的管道恐怕是难以顺畅。这时候，继征的话让刘锦琳转变了想法：“妈妈，你放心吧，我没关系。我们大家都会好好的。”刘锦琳狠狠心，头也不敢回地走了。她生怕一回头再没有放下儿女门的勇气。
　　
　　一腔热血，修建坦赞铁路
　　
　　1969年6月，在捷克使馆工作了七年之后，仲曦东转任驻坦桑尼亚大使。
　　当时，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已进入关键阶段。其中，这里面还存在有美国援建公路与中国援建铁路之间的竞争，且公路与铁路有一处交叉点，谁先修过交叉点，不仅是工程方面占便宜，而且在竞争中也将取得优势。可由于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地形复杂，施工面临许多困难。虽然周总理一再指示要加强机械施工，但无奈我国施工设备落后，仍然采取“人海”战术。施工高峰时，现场工人多达近3万人……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与陈毅商议，决定派出一位得力的大使去领导铁路施工。陈毅提议派仲曦东去，周总理同意。陈毅马上说：“总理，可他正在挨批啊！”
　　“告诉造反派头头，国事当前，赶快放人！”周恩来斩钉截铁。就这样，仲曦东很快去了非洲，刘锦琳过了一段时间才前往与他会合。刘锦琳出发前，邓颖超还特别交待说，非洲的“小咬”又多又厉害，要多带些清凉油。
　　仲曦东一到非洲，就雷厉风行地在铁路工地上一天到晚督战，不知疲倦地四处解决问题。热了，就跳进河里洗个澡；饿了，就在工地食堂抓根油条，边走边吃。有一次，老仲陪同铁道部副部长郭曾视察一处工地。吃了根油条后，感觉胸口发闷，司机还以为是油条太干噎住了，忙帮着捶背。可不起作用，仲曦东毫不在意：“没事，抓紧吧，咱们再到下面一个点去看看。”
　　


　　他哪里知道，病魔正偷偷地向他袭来。他仍坚持着奔波了600多公里，天黑才返回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此时，仲曦东的病情越发沉重。可使馆没有心电图机，好在第二天一早，医疗队用直升飞机送来了心电图机。做完心电图，医生发现是广泛前壁心肌梗死——心脏已到了危险的边缘……可他仍要去办公，医生坚决阻止了：“大使，你现在的心脏很脆弱，必须躺下治疗，千万别动！”陈毅得知消息后，立即派北京阜外医院的心脏病专家陈再嘉前往抢救。无奈我国的飞机当时无法直航非洲，必须在巴基斯坦转航。周总理考虑很周到，他怕误事，指示使馆往国内发电报汇报病情，由陈再嘉在北京根据病情打电报指挥抢救……
　　仲曦东病情稳定后，得知中国铁路修在了美国公路的前面，很是欣慰。仲曦东确实应该欣慰，坦赞铁路的建成不仅为中国重返联合国拉了票，而且对一批非洲国家与中国建交起到了重要的在作用。
　　1972年，老仲回国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结束了大使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