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本文从“议程设置”的角度，分析了2008年初的雪灾成为媒体议题的影响因素，认为事件的性质、时间、空间、事件中人物的显著性等因素的变化均会影响到事件变成新闻议题的可能性。同时，还就媒体呈现议题的价值取向进行了考量。
【关键词】议程设置 雪灾 大众媒体
引言
“议程设置”是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在美国风行起来的一种有关大众传播效果的假设或理论。“议程设置”的主要含义是:大众媒介之注意某些问题、忽略另一些问题的做法本身可以影响公众舆论;人们将倾向于了解大众媒介注意的那些问题,并采用大众媒介为各种问题所确定的先后顺序来安排自己对于这些问题的关注程度。①“议程设置”又称为“议题设置”。
议程设置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基本假设即新闻报道的方式影响公众对当时重要议题的感觉的检验。第二阶段是探求偶发条件即心理因素的影響。麦库姆斯和韦弗尔从受众角度提出“认识环境的需求”即人们感到需要有人来引导他们认识周围的物质和精神环境，对议程设置进行一种心理解释。第三阶段是扩展议程。此阶段不仅把议程扩展到公众议题之外，将研究扩展到公共政策议程领域，并研究了新闻媒介对公共政策议程的影响与公众议题的影响之间的差异。还将议程的研究层次从国家层次向个人层次、社区层次和地方层次进行了扩展。第四阶段将新闻议程由自变量转变为因变量，即研究重点从“谁设置了公众议程”转变为“媒介的议程由谁设置”。对于该问题的回答我们可以从2008年初媒体关于雪灾的报道中找到答案。
大众媒体议题的形成因素分析
2008年初全国广大地区普降大雪，这是自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范围最广、强度最大的一场降雪。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此次雪灾的灾情与救助工作。各级媒体也将此作为头号议题，展开了强大的报道攻势。大众媒体对抗击雪灾这一议题的高度关注昭示了媒体议题的产生并非是媒体自身代谢的产物，它是媒体性质、时空环境以及事件性质等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事件自身的性质与媒体性质的契合。在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中，“议题”被抽象地定义为一系列客体，而这些客体也各有自己影响媒体议题的显著属性。事件的属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效果的累积左右媒体的议题。Salma Ghanem从事件属性的角度对议程设置理论进行了发展，认为“使一个客体突出而赢得公众注意力的特定属性，会进一步将框架效果和议程设置效果结合起来。赢得注意力的也就是框架，即组织和构建客体图像的特定主导方法，它使客体在公众中赢得关注。”②媒体议题报道对象的显著性转移到公众议题以后，又会产生“回流效应”对媒体议题进行强化。因此，事件自身的属性就成为突破媒体把关，形成媒体议题的关键所在。“在传统媒体强大的把关能力下所形成的议题，其类型、内容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严肃的、重大的、与民生息息相关的议题往往有机会成为议题。”③此次雪灾受灾范围之广，受灾人口之众增加了事件的显著性，使它成为一起倍受全社会关注的“灼手可热”的议题。
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塔克曼将“新闻网”扩散在时间及空间中，将抓取新闻事件的能力极大化，不论新闻事件可能会在哪里，什么时候发生。根据事件发生的时间使它们具有一种典型的特征，增加了那些符合传统新闻定义的事件能作为新闻事件进行报道的机会。④此次雪灾正值春节来临之际，春节作为中华民族一年中最大的节日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统一的时空观，具有不可替代性。在春节庆典中，团圆是核心概念的仪式化，是个体归宿感的实现。而“在传统的宗法社会里,这个归宿感就是家族,所以团圆是以家族为核心的仪式行为。”⑥此次雪灾正好被嵌入在传统年俗的特定时空段当中，这就构成了春节与灾害、团圆与离散的内在矛盾，其外在表现就是全社会对雪灾的抗争。而这恰恰成就了此事件不凡的影响力。
除了受灾严重的因素以外，受灾地点的特殊性也是媒体重点考虑的方面。以广州为代表的长三角地区和以浙江为代表的珠三角地区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此次恰好为重灾区，那里经济上的显著性凸显了地区的显著性。相反，甘肃等西北地区同为受灾地区却没有受到媒体同样的礼遇。
特定的人群。此次媒体关注的受灾群体主要是返乡过年的外出务工人员、学生、偏远地区的村民以及城市困难群众等。这些特定人群历来就是国家与社会关注和保障的重点，对媒体来说，其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显著性。而雪灾与年关构成的特定情境又将其贫困、弱势的特点加以突出，形成了显著性的叠加态势，成为了媒体报道的最强点。此外，广大官兵与救援人员也是媒体报道强化的重点。从1998年抗击洪灾到2008年抗击雪灾，他们始终是执行国家抗灾救灾措施并奋战在抗灾救灾第一线的主要力量。该群体在抗灾救灾中的突出地位赋予了该群体以显著性，而且这种显著性随着每次抗灾救灾日渐积累。
政府的关注。新闻事业既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也是人民的耳目喉舌。⑥这一基本性质决定了我国新闻事业的宗旨就是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党和政府关注的问题就是媒体关注的话题，二者具有一致性。雪灾发生以后，中央以及各级政府给予了高度重视。媒体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军民情深、领导探望、紧急救助等反映党和政府关怀的话题也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
网络社会的议题强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普及，“我们处在了空间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个人可以通过新媒体，从各种不同的信源采集新闻，并把它们拼装成最符合他们自己的新闻图像。”⑦普通公众通过网络参与并形成社会议题的能力得到了加强。况且，传统的大众媒体为适应现实的媒介环境，在互联网上也纷纷开办了网站，并为网友开辟了专门的论坛。雪灾发生以后，广大网民纷纷在第一时间发布了相关信息，在这个“观点的自由市场”里网民的观点迅速集结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力量。网友出于个人视角将拍摄的雪灾场景及救助场面发到网上倡导互助行为，他们还争相撰写文章、发表评论鼓励灾区群众。这也对大众媒体的议题产生了影响并表现出高度的一致。
媒体报道
映射媒体议题的呈现取向
媒体对议题的呈现带有明显的文化、价值观的痕迹，而这些都体现在媒体关于议题的相关报道中。此次雪灾的相关报道中，媒体着力突出的“民生、和谐”的价值观显而易见，而这也正是大众媒体就该议题呈现出的价值取向。
民生色彩浓重。此次媒体关于雪灾报道本着关注民生的理念，报道的内容切入口较小，多集中于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报道的技巧上广泛采用了以小见大的报道手法，从而凸显出鲜明的社会主题。在拍摄抢修电路、疏通结冰路段、灾区群众生活的画面中，手上的血泡、急促的呼吸、免费发放方便面、桌上容器内盛满的食品等细节均被聚焦。这样的报道手法与报道角度强化了整个报道的民生色彩。
地域偏向明显。此次雪灾波及区域较广，包括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十几个省。但媒体的报道却集中在广东、湖南、贵州、湖北、浙江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地区，而甘肃等西北地区的相关情况鲜见于媒体报道。报道中这种明显的地域倾向除了受地区间受灾程度不同的因素影响外，长期以来在媒体在报道中形成的地区偏向也是不争的事实。正如费雪曼所解释的，新闻点不仅只是地区性和主题性的，它也是一个社会的环境，是一组常跑某个特定地区的记者与消息源的社会关系网络。新闻点的建立，是为了帮助记者更便利地揭示“新闻事件”，但它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对事件的建构。在一个新闻点中，某个地点发生的事之所以会有变成新闻的更大可能性，正是因为它被观察到了。⑧
【关键词】议程设置 雪灾 大众媒体
引言
“议程设置”是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在美国风行起来的一种有关大众传播效果的假设或理论。“议程设置”的主要含义是:大众媒介之注意某些问题、忽略另一些问题的做法本身可以影响公众舆论;人们将倾向于了解大众媒介注意的那些问题,并采用大众媒介为各种问题所确定的先后顺序来安排自己对于这些问题的关注程度。①“议程设置”又称为“议题设置”。
议程设置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基本假设即新闻报道的方式影响公众对当时重要议题的感觉的检验。第二阶段是探求偶发条件即心理因素的影響。麦库姆斯和韦弗尔从受众角度提出“认识环境的需求”即人们感到需要有人来引导他们认识周围的物质和精神环境，对议程设置进行一种心理解释。第三阶段是扩展议程。此阶段不仅把议程扩展到公众议题之外，将研究扩展到公共政策议程领域，并研究了新闻媒介对公共政策议程的影响与公众议题的影响之间的差异。还将议程的研究层次从国家层次向个人层次、社区层次和地方层次进行了扩展。第四阶段将新闻议程由自变量转变为因变量，即研究重点从“谁设置了公众议程”转变为“媒介的议程由谁设置”。对于该问题的回答我们可以从2008年初媒体关于雪灾的报道中找到答案。
大众媒体议题的形成因素分析
2008年初全国广大地区普降大雪，这是自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范围最广、强度最大的一场降雪。各级政府高度重视此次雪灾的灾情与救助工作。各级媒体也将此作为头号议题，展开了强大的报道攻势。大众媒体对抗击雪灾这一议题的高度关注昭示了媒体议题的产生并非是媒体自身代谢的产物，它是媒体性质、时空环境以及事件性质等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事件自身的性质与媒体性质的契合。在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中，“议题”被抽象地定义为一系列客体，而这些客体也各有自己影响媒体议题的显著属性。事件的属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效果的累积左右媒体的议题。Salma Ghanem从事件属性的角度对议程设置理论进行了发展，认为“使一个客体突出而赢得公众注意力的特定属性，会进一步将框架效果和议程设置效果结合起来。赢得注意力的也就是框架，即组织和构建客体图像的特定主导方法，它使客体在公众中赢得关注。”②媒体议题报道对象的显著性转移到公众议题以后，又会产生“回流效应”对媒体议题进行强化。因此，事件自身的属性就成为突破媒体把关，形成媒体议题的关键所在。“在传统媒体强大的把关能力下所形成的议题，其类型、内容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严肃的、重大的、与民生息息相关的议题往往有机会成为议题。”③此次雪灾受灾范围之广，受灾人口之众增加了事件的显著性，使它成为一起倍受全社会关注的“灼手可热”的议题。
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塔克曼将“新闻网”扩散在时间及空间中，将抓取新闻事件的能力极大化，不论新闻事件可能会在哪里，什么时候发生。根据事件发生的时间使它们具有一种典型的特征，增加了那些符合传统新闻定义的事件能作为新闻事件进行报道的机会。④此次雪灾正值春节来临之际，春节作为中华民族一年中最大的节日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统一的时空观，具有不可替代性。在春节庆典中，团圆是核心概念的仪式化，是个体归宿感的实现。而“在传统的宗法社会里,这个归宿感就是家族,所以团圆是以家族为核心的仪式行为。”⑥此次雪灾正好被嵌入在传统年俗的特定时空段当中，这就构成了春节与灾害、团圆与离散的内在矛盾，其外在表现就是全社会对雪灾的抗争。而这恰恰成就了此事件不凡的影响力。
除了受灾严重的因素以外，受灾地点的特殊性也是媒体重点考虑的方面。以广州为代表的长三角地区和以浙江为代表的珠三角地区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此次恰好为重灾区，那里经济上的显著性凸显了地区的显著性。相反，甘肃等西北地区同为受灾地区却没有受到媒体同样的礼遇。
特定的人群。此次媒体关注的受灾群体主要是返乡过年的外出务工人员、学生、偏远地区的村民以及城市困难群众等。这些特定人群历来就是国家与社会关注和保障的重点，对媒体来说，其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显著性。而雪灾与年关构成的特定情境又将其贫困、弱势的特点加以突出，形成了显著性的叠加态势，成为了媒体报道的最强点。此外，广大官兵与救援人员也是媒体报道强化的重点。从1998年抗击洪灾到2008年抗击雪灾，他们始终是执行国家抗灾救灾措施并奋战在抗灾救灾第一线的主要力量。该群体在抗灾救灾中的突出地位赋予了该群体以显著性，而且这种显著性随着每次抗灾救灾日渐积累。
政府的关注。新闻事业既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也是人民的耳目喉舌。⑥这一基本性质决定了我国新闻事业的宗旨就是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党和政府关注的问题就是媒体关注的话题，二者具有一致性。雪灾发生以后，中央以及各级政府给予了高度重视。媒体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军民情深、领导探望、紧急救助等反映党和政府关怀的话题也成为媒体报道的焦点。
网络社会的议题强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普及，“我们处在了空间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个人可以通过新媒体，从各种不同的信源采集新闻，并把它们拼装成最符合他们自己的新闻图像。”⑦普通公众通过网络参与并形成社会议题的能力得到了加强。况且，传统的大众媒体为适应现实的媒介环境，在互联网上也纷纷开办了网站，并为网友开辟了专门的论坛。雪灾发生以后，广大网民纷纷在第一时间发布了相关信息，在这个“观点的自由市场”里网民的观点迅速集结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力量。网友出于个人视角将拍摄的雪灾场景及救助场面发到网上倡导互助行为，他们还争相撰写文章、发表评论鼓励灾区群众。这也对大众媒体的议题产生了影响并表现出高度的一致。
媒体报道
映射媒体议题的呈现取向
媒体对议题的呈现带有明显的文化、价值观的痕迹，而这些都体现在媒体关于议题的相关报道中。此次雪灾的相关报道中，媒体着力突出的“民生、和谐”的价值观显而易见，而这也正是大众媒体就该议题呈现出的价值取向。
民生色彩浓重。此次媒体关于雪灾报道本着关注民生的理念，报道的内容切入口较小，多集中于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报道的技巧上广泛采用了以小见大的报道手法，从而凸显出鲜明的社会主题。在拍摄抢修电路、疏通结冰路段、灾区群众生活的画面中，手上的血泡、急促的呼吸、免费发放方便面、桌上容器内盛满的食品等细节均被聚焦。这样的报道手法与报道角度强化了整个报道的民生色彩。
地域偏向明显。此次雪灾波及区域较广，包括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十几个省。但媒体的报道却集中在广东、湖南、贵州、湖北、浙江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地区，而甘肃等西北地区的相关情况鲜见于媒体报道。报道中这种明显的地域倾向除了受地区间受灾程度不同的因素影响外，长期以来在媒体在报道中形成的地区偏向也是不争的事实。正如费雪曼所解释的，新闻点不仅只是地区性和主题性的，它也是一个社会的环境，是一组常跑某个特定地区的记者与消息源的社会关系网络。新闻点的建立，是为了帮助记者更便利地揭示“新闻事件”，但它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对事件的建构。在一个新闻点中，某个地点发生的事之所以会有变成新闻的更大可能性，正是因为它被观察到了。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