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答李云雷采访中的提问时，洪子诚先生谈过一个有意味的现象：“我在不同的学校演讲，总有同学提出这样的问题。除了为什么没有写路遥之外，还有为什么不写王朔，为什么没有写王小波。为什么？我也有点纳闷。”我是在多年之后才读到这段话，倘或当时有幸聆听洪子诚先生的演讲，我可能也会在提问环节问类似的问题。
　　2009年博士毕业后到华东师大中文系教书，仿佛被莫可名状的力量所牵引，工作后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写的路遥，之后从韩寒开始写到王朔、王小波，基本上在洪子诚先生提到的这条延长线上。这条线索上的作家，一方面在当代文学史之中缺席或居于边缘，一方面在改革以来这三十多年成为青年读者热烈的阅读对象，一冷一热，一直持续到今天。对于这个脉络的作家，不能仅仅以痞子文学、大众文学之类来打发，比如王小波《万寿寺》叙述形式之精妙，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作家中，恐怕罕有匹敌。
　　文学史总是分裂的，总有一些不容易放进去的作家，比如曾经的张爱玲与沈从文，回到文学史之后改写了文学史。这种“重返”自然不仅仅是美学意义上的，如王德威先生近年来着力于文学史之中的“抒情传统”，背后有微言大义存焉。容我东施效颦，谈谈从王朔、王小波到韩寒，是否存在一条“反讽传统”。
　　这几年來读书，凡是深受触动的，都或隐或显地围绕这个点展开。印象深刻的有特里林《诚与真》、卢卡奇《小说理论》、克尔凯郭尔《论反讽概念》、海德格尔《尼采》、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尤其是读克尔凯郭尔，如受电击，像《论反讽概念》这样的著作，是在孤独的“个人”第一次出现在思想史的时刻，提前了一个半世纪写给“80后”的。
　　在我个人看来，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一样，都是感时而生。学术研究有时如油田勘探，如果想有所成就，最关键的是站在历史能量翻涌的那个位置上。当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越来越远离现实人生，慢慢变成陷落在核心期刊、课题项目、职称考核、表格填写的数字游戏。在这套烦琐的科层化规训下，我们渐渐遗忘了这个学科自诞生的那一刻的使命：中国现当代文学始终与现代化的中国血肉相连。
　　没有什么预先的计划，我这几年来的研究始终围绕当代文学的边缘作家与反讽传统展开，写了一些零散的文章。这批文章先后发表在《南方文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今天》《天涯》等期刊。“反讽”是克尔凯郭尔所谓的历史转折的第一步，也往往是新的文学出现的第一步。“反讽”无法重建什么，“反讽”是虚无，是历史尽头的剩余，是崩溃了的自由。这种自由在焚毁一切的同时也焚毁自身，叙述变成狂欢般地编织—拆解的自我游戏。怎么借助“反讽”对于陈词滥调的清洗，同时穿越“反讽”走向真正的共同体？这个问题我暂时没有找到答案。我只是注意到在我们这个喜剧时代，王朔、王小波、韩寒笔下的主人公始终在路上漂泊，他们回不去了，似乎也无处可逃。
　　作为一个80后的文学批评者，我理解并且尊重老师辈的批评观。他们在自己的青春岁月，刚刚从一个梦魇般的共同体中挣脱出来。对于现实主义的怀疑，对于语言变革的热切，以及对于纯文学的追逐，都在回应着笼罩童年时的“文革”的浓重黑影。父辈的批评同样从“我”开始，但这个“我”带有普罗米修斯般的悲情与壮丽：“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文学批评之所以在80年代迎来了黄金年代，在于有着巨人般的关切。
　　往昔的文学批评无疑是光荣的传统，不过，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故事。对于我这一代人而言，建基于“文学性”的普遍主义神话，已然暴露出内在的封闭。然而，这并不必然招致左翼批评。在复杂的历史环境中，要警惕左翼批评蜕变成丧失左翼真正精神内涵的辩护术。而且，文学批评固然应该向宏大的历史空间敞开，但不能被国家叙述所吞噬，不能成为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的附庸。文学批评的第一要义是“形式批评”，这将既区隔开业余读者的读后感式批评，又区隔开其他学科过于自负的跨界批评。同时，文学批评在“形式批评”的基础上反思“形式”的历史性，通过语言、情节与叙述形式的分析，进入到社会历史分析。
　　我所理解的这种批评的使命，一言以蔽之，即是通过文学，重建个人与共同体的关联。为共同体而奋斗的文学批评，让我们彼此理解、互相关联，真实地生活在历史中的文学批评。在这个意义上，自己的研究工作，可以说是“新批评”+“福柯”，以我热爱的“细读”为基础，重新理解当代中国“主体”的治理技术，这套“主体”与“权力”的复杂纠缠，必然在这样或那样的叙述中显影。文学批评的意义感或正基于此，通过“形式分析”抵达“历史分析”，重新建立“文学”与“历史”的关联。身处于改革这又一个“大时代”，诚如别林斯基所说的，“没有一个诗人能够由于自身和依赖自身而伟大，他既不依赖自己的痛苦，也不依赖自己的幸福；任何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植根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中。”
　　责任编辑 赵 萌